第四十五节 厄尔·白劳德
1943年发生了两起大事，一是莫斯科宣布解散第三国际，一是苏、英、美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了三巨头会议。
白劳德天真地认为第三国际的解散意味着各国共产党的自由决策，他不作请示，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有一本名叫《德黑兰：我们的战时和战后道路》，其中一段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开始找到了在同一世界上实行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因此，在1944年选举中，共产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提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支持罗斯福为候选人。我们坦率地宣布，我们准备在战后进行合作以便帮助资本主义能在促进人民福利之前提下顺利进行。”
早在1944年1月7日，白劳德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建议解散共产党，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福斯特并不反对解散共产党，但他反对白劳德《德黑兰》一书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白劳德同志，正如党的其他一些杰出领袖一样，有时要犯错误，我认为他现在正在犯错误。在我看来，错误的根源在于，他认为金融资本中的决定性部门，即操纵国计民生的那些资本，现在，特别是从德黑兰以来，正起着进步的作用，因此必须包括在支持德黑兰的全国团结中去。不仅如此，甚至还要依赖他们的领导。我认为这是错误。”
在这次会上，福斯特处于孤立的地位。尤金·丹尼斯做了小结。他说：“我认为福斯特同志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山头主义的俘虏。福斯特同志不相信党，也不相信白劳德同志。对我们大家来讲，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福斯特同志对党的领导，特别对白劳德同志一直有意见，看来福斯特同志不承认白劳德同志是我党的杰出领袖。在民主阵线时期，福斯特曾攻击党中央和白劳德同志采取了追随罗斯福和约翰·路易斯的尾巴主义政策，现在他又攻击白劳德和政治局。如果福斯特同志坚持他这种观点，其结果只能为反动派提供弹药。”
但福斯特不服输，他写了万言书，要求交给第三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白劳德同意照办。季米特洛夫回信福斯特，要求他撤回他的反对。福斯特乃停止了他的反对。
1944年11月17日，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中央会议上，福斯特表态说：“我愿意表示我完全赞同白劳德同志的发言和丹尼斯同志的报告。在战争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应继续目前这种与雇主进行合作的政策，以求使生产水平保持在最高水平之上，并坚持遵守战时不罢工的诺言。”
在1944年5月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正式通过解散美国共产党、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提案，协会的章程说：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是美国人的一个非党派组织，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它发扬华盛顿、杰斐逊、潘恩、杰克逊和林肯的传统。它支持《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其他各种美国民主成果。
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它期望在未来，美国人民将通过民主选择，让自己的国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产业私有化的矛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当时也投赞成票。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团结，他还主动要求由他来提名白劳德任协会主席。福斯特和丹尼斯等数人任副主席。
1945年4月，法共中委杜克洛在法共党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美共解散”，对白劳德提出了尖锐批判。白劳德命令美国《工人日报》全文刊载杜克洛的文章。该文的主要论点是：白劳德认为，在德黑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开始找到了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方法。未来的美国国内大问题也必须以改良方式解决，因为无限制的内争会威胁到德黑兰所达成的国际团结前景。白劳德认为美国的企业家、工业家和金融家将不允许美国在战后出现经济危机。相反的，他认为战后美国经济可以保持在战时水平。白劳德混淆了垄断资本国有化同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国有化仅仅是一种民主改革。没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设想的。
杜克洛的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就在1945年5月20日，协会书记威廉逊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纪念白劳德54岁寿辰。他在文章中把白劳德称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敬爱领袖，您是人民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我们高度信任您的坚强领导”。但两天以后，即5月22日，他在协会会议上抢先发言，斥责白劳德为“修正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叛徒”。主要的发言人当然是福斯特。他说：“批评早就该进行了，所以迟迟未举行，是因为官僚主义作祟。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大家的纵容，白劳德得以在党内建立了个人统治。不论在政治局也好，在中央委员会内也好，情况都是如此。由于同志们一贯对白劳德同志进行吹捧，拍马，歌功颂德，所以使这种官僚主义倍加严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谄媚不仅损害了白劳德，也损害了整个党的肌体。”
请读者注意，福斯特的发言在1945年，所以应当说，共产主义世界第一个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福斯特。
大会代表在发言后进行表决，决定解除白劳德的协会主席职务，接着又表决，决定解散协会，重新建立美国共产党，选福斯特为主席，丹尼斯为总书记，威廉逊为劳工书记。
1946年，由于白劳德拒不认错，终于被开除出党。
白劳德被开除后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1951年，白劳德写信给一位朋友，表示要写一本《自传》，这信中说道：
我正在写一本政治自传，如果你能为我寻找一家出版商，将不胜感谢。
正像许多人一样，我是一名“党性人”，这意思是说，我相信组织，相信个人服从集体的民主原则。但我又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党性人”，即在重大问题上完全放弃个人决定权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听从党的决定。我不接受自封自存的绝对权威。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45年突然被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我曾在那里服务达25年之久，只要一旦存在一个要求其部下盲目服从而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权威，那就会命定我将不会对其尽忠到底。
1945年时我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当初我认为我之所以被开除是美共党内思想混乱所致，直到几年后看到了苏联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才有所了解。该照会把美共开除白劳德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南共也理应照此办理。
上述蛮横做法起源于党内对美国的看法的改变。这种新看法认为，战后美国将接替并继任希特勒德国的角色。如果要美国共产党以此为其方针，那么，我的确不再能充任合适的领导，因为我长期以来的立场就是坚忍不拔地争取实施基于符合美国条件和美国历史的政策。这些政策曾使美国共产党取得了各种胜利。
我认为美国是包括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一个组合体，共产党可以联合各种力量使美国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战时，共产国际领袖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希特勒垮台后，人们又重新拾起了教条主义。他们指责我为叛徒，但我的思想根本没有变，相反的，正因为我拒绝一夜之间改变立场而被斥为“叛徒”。说美国会走上希特勒道路是对美国的错误判断。我从来不当傀儡，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在1945年就去充当傀儡。对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绝不能鹦鹉学舌。
今天的世界是两极世界，代表两种敌对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两股力量，一方面都具有使双方同归于尽的威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单方面可以消灭对方的能力。因此，世界的军事形势就是长期对峙。其趋向就是双方愈来愈向军事化发展，双方都说自己有理，谁要怀疑，谁就犯罪。因此，共产主义世界就斥白劳德和铁托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我的战时著作已成禁书，读我书的人随时可遭迫害。但在美国，如多数被开除的党员那样，由于我拒绝充当苏联的绝对敌人，美国政府也对我进行迫害，胜过了我在任美共总书记15年期间所受的迫害。于是，我发现我已处于双方交战战壕之间的无人地带。正因此，我却有了自由。
30年前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之际，苏联是一个受敌对的各大国包围的年轻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尚是未定之数。今天的形势已大不一样，它和美国已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巨头。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一切国际生活将取决于此。谁也吃不掉谁，谁想尝试就会造成混乱和灾难。今天的典型就是朝鲜，最现实的估价就是：双方必须承认，三八线停下来是最好的出路。这说明侵略者（不管哪一方）只能留在侵略出发点，也就是说侵略不能取得胜利。整个世界形势也如此。
很明显，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切老办法都失效了。必须为新的时代闯出新的道路。苏联由弱变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灵的，证明列宁斯大林是对的，但这绝不能意味着苏联领导是十全十美的，可以随心所欲的，老虎P股摸不得的。也绝不意味它是新社会的唯一样板，别人非学它不可。
可惜的是，白劳德没有能完成他的《自传》，便于1973年6月去世了。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暴露文学浪潮，其来势之猛犹如一阵龙卷风，可惜，它的寿命也如龙卷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战鼓声中宣告平息。
1901年登上总统宝座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开始时曾对这个自发的运动表示赞赏，但随后觉得事情不妙而又反过来斥之为扒粪。
扒粪一词取自约翰·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书中有一段话描写虔诚的朝圣者：
林肯·斯蒂芬
他手持粪耙，
眼睛朝下，
为了把粪扒。
上天将赠他王冠象牙，
对这高尚的奖赏，
他并没有抬头望，
他不曾分心思量。
他只是举着粪耙，
一心要把沿路的粪来扒。
扒粪一词，若用现代中国报刊语言来说，就是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之谓，而林肯·斯蒂芬通常被视为这场“扒粪运动”之父。
斯蒂芬的祖先为德国移民，初定居于伊利诺伊州。19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斯蒂芬的爸爸前往旧金山碰运气，结果在旧金山附近的萨克拉门托（加州的首府）立住了脚跟，成了当地的一名商界及政界显要，娶了妻子，生了三女一男，那男孩生于1866年4月，离林肯总统被刺之日不远，他父亲怀念林肯，所以把儿子命名为林肯·斯蒂芬。
斯蒂芬从小过着少爷生活，他家那幢大住宅，后来卖给了州政府，成为加州州长官邸，那官邸的最后一任主人就是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之后加州兴建了那座有名的现代化州府大厦，而老官邸就成了文物古迹，是萨克拉门托旅游点之一。
白劳德天真地认为第三国际的解散意味着各国共产党的自由决策，他不作请示，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有一本名叫《德黑兰：我们的战时和战后道路》，其中一段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开始找到了在同一世界上实行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因此，在1944年选举中，共产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提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支持罗斯福为候选人。我们坦率地宣布，我们准备在战后进行合作以便帮助资本主义能在促进人民福利之前提下顺利进行。”
早在1944年1月7日，白劳德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建议解散共产党，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福斯特并不反对解散共产党，但他反对白劳德《德黑兰》一书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白劳德同志，正如党的其他一些杰出领袖一样，有时要犯错误，我认为他现在正在犯错误。在我看来，错误的根源在于，他认为金融资本中的决定性部门，即操纵国计民生的那些资本，现在，特别是从德黑兰以来，正起着进步的作用，因此必须包括在支持德黑兰的全国团结中去。不仅如此，甚至还要依赖他们的领导。我认为这是错误。”
在这次会上，福斯特处于孤立的地位。尤金·丹尼斯做了小结。他说：“我认为福斯特同志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山头主义的俘虏。福斯特同志不相信党，也不相信白劳德同志。对我们大家来讲，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福斯特同志对党的领导，特别对白劳德同志一直有意见，看来福斯特同志不承认白劳德同志是我党的杰出领袖。在民主阵线时期，福斯特曾攻击党中央和白劳德同志采取了追随罗斯福和约翰·路易斯的尾巴主义政策，现在他又攻击白劳德和政治局。如果福斯特同志坚持他这种观点，其结果只能为反动派提供弹药。”
但福斯特不服输，他写了万言书，要求交给第三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白劳德同意照办。季米特洛夫回信福斯特，要求他撤回他的反对。福斯特乃停止了他的反对。
1944年11月17日，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中央会议上，福斯特表态说：“我愿意表示我完全赞同白劳德同志的发言和丹尼斯同志的报告。在战争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应继续目前这种与雇主进行合作的政策，以求使生产水平保持在最高水平之上，并坚持遵守战时不罢工的诺言。”
在1944年5月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正式通过解散美国共产党、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提案，协会的章程说：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是美国人的一个非党派组织，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它发扬华盛顿、杰斐逊、潘恩、杰克逊和林肯的传统。它支持《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其他各种美国民主成果。
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它期望在未来，美国人民将通过民主选择，让自己的国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产业私有化的矛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当时也投赞成票。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团结，他还主动要求由他来提名白劳德任协会主席。福斯特和丹尼斯等数人任副主席。
1945年4月，法共中委杜克洛在法共党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美共解散”，对白劳德提出了尖锐批判。白劳德命令美国《工人日报》全文刊载杜克洛的文章。该文的主要论点是：白劳德认为，在德黑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开始找到了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方法。未来的美国国内大问题也必须以改良方式解决，因为无限制的内争会威胁到德黑兰所达成的国际团结前景。白劳德认为美国的企业家、工业家和金融家将不允许美国在战后出现经济危机。相反的，他认为战后美国经济可以保持在战时水平。白劳德混淆了垄断资本国有化同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国有化仅仅是一种民主改革。没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设想的。
杜克洛的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就在1945年5月20日，协会书记威廉逊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纪念白劳德54岁寿辰。他在文章中把白劳德称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敬爱领袖，您是人民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我们高度信任您的坚强领导”。但两天以后，即5月22日，他在协会会议上抢先发言，斥责白劳德为“修正主义分子”、“工人阶级的叛徒”。主要的发言人当然是福斯特。他说：“批评早就该进行了，所以迟迟未举行，是因为官僚主义作祟。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大家的纵容，白劳德得以在党内建立了个人统治。不论在政治局也好，在中央委员会内也好，情况都是如此。由于同志们一贯对白劳德同志进行吹捧，拍马，歌功颂德，所以使这种官僚主义倍加严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谄媚不仅损害了白劳德，也损害了整个党的肌体。”
请读者注意，福斯特的发言在1945年，所以应当说，共产主义世界第一个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福斯特。
大会代表在发言后进行表决，决定解除白劳德的协会主席职务，接着又表决，决定解散协会，重新建立美国共产党，选福斯特为主席，丹尼斯为总书记，威廉逊为劳工书记。
1946年，由于白劳德拒不认错，终于被开除出党。
白劳德被开除后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1951年，白劳德写信给一位朋友，表示要写一本《自传》，这信中说道：
我正在写一本政治自传，如果你能为我寻找一家出版商，将不胜感谢。
正像许多人一样，我是一名“党性人”，这意思是说，我相信组织，相信个人服从集体的民主原则。但我又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党性人”，即在重大问题上完全放弃个人决定权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听从党的决定。我不接受自封自存的绝对权威。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45年突然被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我曾在那里服务达25年之久，只要一旦存在一个要求其部下盲目服从而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权威，那就会命定我将不会对其尽忠到底。
1945年时我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当初我认为我之所以被开除是美共党内思想混乱所致，直到几年后看到了苏联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才有所了解。该照会把美共开除白劳德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南共也理应照此办理。
上述蛮横做法起源于党内对美国的看法的改变。这种新看法认为，战后美国将接替并继任希特勒德国的角色。如果要美国共产党以此为其方针，那么，我的确不再能充任合适的领导，因为我长期以来的立场就是坚忍不拔地争取实施基于符合美国条件和美国历史的政策。这些政策曾使美国共产党取得了各种胜利。
我认为美国是包括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一个组合体，共产党可以联合各种力量使美国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战时，共产国际领袖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希特勒垮台后，人们又重新拾起了教条主义。他们指责我为叛徒，但我的思想根本没有变，相反的，正因为我拒绝一夜之间改变立场而被斥为“叛徒”。说美国会走上希特勒道路是对美国的错误判断。我从来不当傀儡，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在1945年就去充当傀儡。对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绝不能鹦鹉学舌。
今天的世界是两极世界，代表两种敌对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两股力量，一方面都具有使双方同归于尽的威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单方面可以消灭对方的能力。因此，世界的军事形势就是长期对峙。其趋向就是双方愈来愈向军事化发展，双方都说自己有理，谁要怀疑，谁就犯罪。因此，共产主义世界就斥白劳德和铁托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我的战时著作已成禁书，读我书的人随时可遭迫害。但在美国，如多数被开除的党员那样，由于我拒绝充当苏联的绝对敌人，美国政府也对我进行迫害，胜过了我在任美共总书记15年期间所受的迫害。于是，我发现我已处于双方交战战壕之间的无人地带。正因此，我却有了自由。
30年前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之际，苏联是一个受敌对的各大国包围的年轻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尚是未定之数。今天的形势已大不一样，它和美国已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巨头。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一切国际生活将取决于此。谁也吃不掉谁，谁想尝试就会造成混乱和灾难。今天的典型就是朝鲜，最现实的估价就是：双方必须承认，三八线停下来是最好的出路。这说明侵略者（不管哪一方）只能留在侵略出发点，也就是说侵略不能取得胜利。整个世界形势也如此。
很明显，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切老办法都失效了。必须为新的时代闯出新的道路。苏联由弱变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灵的，证明列宁斯大林是对的，但这绝不能意味着苏联领导是十全十美的，可以随心所欲的，老虎P股摸不得的。也绝不意味它是新社会的唯一样板，别人非学它不可。
可惜的是，白劳德没有能完成他的《自传》，便于1973年6月去世了。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暴露文学浪潮，其来势之猛犹如一阵龙卷风，可惜，它的寿命也如龙卷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战鼓声中宣告平息。
1901年登上总统宝座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开始时曾对这个自发的运动表示赞赏，但随后觉得事情不妙而又反过来斥之为扒粪。
扒粪一词取自约翰·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书中有一段话描写虔诚的朝圣者：
林肯·斯蒂芬
他手持粪耙，
眼睛朝下，
为了把粪扒。
上天将赠他王冠象牙，
对这高尚的奖赏，
他并没有抬头望，
他不曾分心思量。
他只是举着粪耙，
一心要把沿路的粪来扒。
扒粪一词，若用现代中国报刊语言来说，就是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之谓，而林肯·斯蒂芬通常被视为这场“扒粪运动”之父。
斯蒂芬的祖先为德国移民，初定居于伊利诺伊州。19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斯蒂芬的爸爸前往旧金山碰运气，结果在旧金山附近的萨克拉门托（加州的首府）立住了脚跟，成了当地的一名商界及政界显要，娶了妻子，生了三女一男，那男孩生于1866年4月，离林肯总统被刺之日不远，他父亲怀念林肯，所以把儿子命名为林肯·斯蒂芬。
斯蒂芬从小过着少爷生活，他家那幢大住宅，后来卖给了州政府，成为加州州长官邸，那官邸的最后一任主人就是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之后加州兴建了那座有名的现代化州府大厦，而老官邸就成了文物古迹，是萨克拉门托旅游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