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节 威廉·福斯特
偷乘火车是九死一生的事。福斯特为工会工作，经常处于这种九死一生的危险中。有一次，福斯特从纽约偷乘火车到俄勒冈的达勒斯去。他偷搭了一辆货车，货车内装的是钢轨。当地气温是摄氏零下20度，北风刮进敞车，整个人几乎快冻僵了。更糟糕的是，当货车在开美拉的高山上暂停时，车上的制动手爬进车厢向他索取小费说：“要么拿出一块钱来，要么就下去。”当福斯特付不出钱时，制动手就用他所带的一根铁棍把福斯特赶下车。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很多小时内不会有第二辆车，而留在旷地必将冻毙。所以福斯特又偷偷在另一节车厢上了车，并在路边拣了一条铁棍以作防备。果然，那人又提了灯笼来了，他一看到福斯特，二话不说，就举起棍子狠狠向福斯特打来，没想到福斯特手中也有铁棍。当福斯特举起铁棍一挡时，那人的棍子就飞了出去，手痛得像杀猪般地叫了起来，狼狈而退。刚巧火车不久又停了，福斯特马上跳下车，躲了起来，因为他知道那人一定要来报复。果然，一会儿就来了4个人，两个人从车头走向车尾，两个人从车尾走向车头，进行搜索。但当火车再度开动时，福斯特又乘机爬上车子，躲在车厢下面的拉杆上，冒险到达了目的地。
有时，由于没有钱，福斯特不得不进行乞讨以求一饱。有一次，他空着肚子在格兰杰搭上一辆敞车，忍受了26小时的旅程，在波卡德下了车。他在街上一家药房门口看到寒暑表上的温度为零下21度。他身上不名一文，只好在一家整夜营业的小酒店内干坐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他已有60小时没有睡觉和吃饭了。他走出小酒店，决心拉下面子，去乞讨一点东西充饥。他跨进一家面包店，向店主说明自己的不幸，并求他施舍一点吃的。但这位店主不为所动。于是福斯特就进一步用强硬的口吻再一次说明他是来要吃的，大概店主从他的语气中意识到再次拒绝将招来麻烦，终于从面包架上取下两个隔日面包打发了福斯特。据福斯特自己说，如果那店主果真拒绝到底，当时他肯定会做法国文豪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了。
20世纪初期，芝加哥屠宰业工人曾试图组织工会，但被资方镇压了下去，因此，屠宰业老板们曾说：谁也别想在屠宰业中组织工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认为机会到了，便联合几位工会积极分子，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决心要把屠宰工人组织起来。
当时芝加哥是美国的屠宰中心，最大的5家屠宰场都设在芝加哥，它们是斯威夫特、摩里斯、阿摩尔、威尔逊、柯达海。福斯特集合了几个积极分子，组成了领导班子，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组织起来。
领导班子还决定：为了争取胜利，必须无视龚泼斯的战时不罢工的保证，应当利用罢工来强迫资方屈服。因为在肉类需要极为迫切的情况下，资方是经受不起罢工的。然后，他们有意识地向新闻界透露，如果资方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就有举行全国屠宰工人总罢工的可能。不出所料，第二天的芝加哥报纸都以通栏标题惊慌地报道《罢工在迅速酝酿中》。整个屠宰业都为行将到来的罢工而沸腾起来。这个消息对长期受压制的工人群众是极大的鼓舞。他们终于看见了自己所需的行动，看见一个回击剥削者的机会了，他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大批大批加入芝加哥工会。
当然，屠宰商老板不会无所作为。开始，他们除了把大量奸细派进工人队伍之外还没有其他特别行动，因为他们依照老皇历办事，认为这次运动也无非同过去劳联头头所搞的运动一样，迟早会自动收场。但当他们发现这次运动以惊人顺利的速度发展时，立即惊慌起来，并采用大批开除工人的手段。
福斯特的战略就是朝全国屠宰工人总罢工的方向前进，他认为只有用声势浩大的罢工才能使工人达到要求，建立起自己的工会；屠宰商和美国政府在战时正当迫切需要供应之际，一定忍受不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宰业大罢工。资方的挑衅正适合福斯特的战略，他立即抓住机会，在工人间进行罢工表决，结果几乎100%的票都赞成立即举行罢工。根据一般办事规章，福斯特把投票结果告诉了劳联总部。这是工会的内部事务，本来不应当外泄的。但龚泼斯立即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威尔逊政府，政府令联邦仲裁委员会进行干预。福斯特等就开会研究屠宰工人是否可以不理会政府的仲裁而依然进行罢工。大家认为工会还没有成熟，号召力和控制力还不够，不宜贸然在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下罢工，所以决定同意仲裁而在仲裁中进行斗争。结果，仲裁委员会就举行了三个星期的听证，工人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在席上诉说他们的悲惨待遇。尽管生活费用年年上涨，但工人工资13年来没有提高过；工人的孩子们没有足够的东西吃，很多得了营养不良症；寡居的母亲们为了要在屠宰场中赚几块钱不得不把自己的婴孩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小房间内；得病的父亲因为无力医治而只得坐以待毙。很多作证的工人是外国移民，他们说，他们来到工场工作以后从来没有进过戏院、影院或公园，因为一天劳动下来筋疲力尽，唯一的需要就是上床休息；即使偶尔有空暇，也因为身上无钱而不能从事任何娱乐，他们所看到的前途只是身体拖垮而被赶出工厂走向死亡。
有一位工会代表在作证时宣读了一个工人家庭的最低水平的开支表。摩里斯公司老板摩里斯也上庭作证，他就上述的开支表大做文章，恬不知耻地说：“一个工人的孩子每年要穿两双鞋，这是太过分了，一双就够了。礼拜天看电影未免太浪费，应该上教堂做礼拜，这样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受到正当的教育。”
仲裁法官阿尔斯丘勒在大量确凿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做了一个较有利于工人的裁决。他明白，如果不满足工人的若干要求，罢工将是不可避免的。工人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付10小时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在淡季保证每星期每5天工作，在8小时轮班制中吃饭的时间不扣工资。另外，五大屠宰公司必须给12.5万名工人付600万美元的追加工资，也就是每人平均40美元。
在仲裁裁决公布后，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全国各屠宰业中心地的那些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成千上万地加入了工会，屠宰业工会的会员一跃而达20万人，其中既包括土生的，也包括外来的；既有白人，又有黑人。
当时芝加哥有一家屠宰转运公司，它是每天运到芝加哥来的几万牲畜的储存栈，其任务是从火车上把牲畜卸下来，喂牲畜，把牲畜分类，并把它们分别送至各家屠宰厂。福斯特作为屠宰业工人组织运动的全国书记，前去见该公司老板里昂纳德，要他在阿尔斯丘勒的仲裁上签个字，里昂纳德说：“在美国劳联整整失败了13年之后，你们这些小伙子竟组织了全国屠宰业，这是了不起的，但你们到我公司来干什么呢？我们不是屠宰业，我们只是牲畜的旅馆。”福斯特告诉他说：“你公司的工人要求按阿尔斯丘勒裁决办事，如果你不答应，势必要发生罢工。”这位以反劳工闻名的老板立即咆哮说：“你们吓唬不了我，你们不能发动我的工人罢工。在这里，我们有儿子、父亲和祖父一起工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认识每一个工人，他们也把我当成朋友，你们是外来人，他们不会跟着你们这些笨蛋罢工。”晚上，福斯特向工人们汇报了交涉结果，工人们马上一致通过决议，立即开始罢工。
罢工马上产生效果。转运公司慌忙向整个西部发电报以阻止牲畜运来芝加哥，并要求已在路上的牲畜也打回头。但养畜场停车的车轨上很快就堵满了运来牲畜的火车车辆。与此同时，五大公司的屠宰场上却没有人送牲畜去，而不得不陷于停工状态。
第三天，福斯特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就是那个反工会的里昂纳德，他在电话中说：“福斯特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胜利了。”这个以凶恶见称的老板终于在阿尔斯丘勒裁决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签字完毕后，他带着苦笑对福斯特说：“好家伙，福斯特先生，你算是给我上了一堂课。”
从此，福斯特声名大振，成了资本家所痛恨和害怕的主要人物。
1912年，福斯特作为工团主义派代表，出席了莫斯科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莫斯科住了3个半月，专心研究了各种派别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广泛地阅读了共产党的政治文献，终于觉悟到工团主义的错误，并决心做一名共产党人，他写道：“在我到达莫斯科以前，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革命的结果是有怀疑的。由于自己埋头于屠宰业和钢铁业的大罢工中，没有机会去研究革命的理论，从而没有能够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才可能产生并维持下去。但在直接接触俄国革命后，这种错误意见几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我就一目了然，在苏联发生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我整个成年生活所奋力以求的革命，情况困难又有什么要紧呢？我的阶级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必须参加它的队伍尽力帮助这一斗争。我必须与戎装的俄国工人同志肩并肩地走向胜利，生死与共。尽管革命前途有无数艰险，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工人阶级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共产党主席白劳德推行了阶级合作政策。战争结束后，他仍继续他的阶级调和论，改组了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协会。1945年，福斯特出来反对，恢复了共产党，并任主席，白劳德被开除出党。但党员人数从此日趋减少。当赫鲁晓夫发表他的秘密报告后，美国共产党乃宣告崩溃。福斯特本人也于1962年病逝于莫斯科。
白劳德被开除后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写道：自1945年福斯特取得美国共产党的领导职位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政策，但这种探索是盲目搜索，因为他没有理论做指导，他本人并不是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福斯特追随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说法。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中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外，已一无是处，是一片漆黑。
他认为：“我们现在已进入一种过分生产的危机，它是在1943年开始的经济全面下降的总形势下发生的。”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视为消极因素，也就是说，生产力增长太快变成了反动。他甚至把工人队伍的扩大也视为“异乎寻常”而成了反动。
福斯特视资本主义为一团漆黑，所以他不能区别今天社会中的进步东西与反动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特在指责扩军备战的同时，也把“物价管制”、“社会保险”、“政府建筑住宅”、“公共工程”等措施，一概斥之为“特别阴险和危险的措施”。
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制造混乱。不错，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它要死命反对社会主义。但在反动的资本主义内部有各种各样矛盾，它们中有些是在不自觉地推动社会走向一种全新的社会。其中的进步因素不仅仅是革命的主观动力，即无产阶级。它也包括其他的客观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工人阶级不认识到这一点，革命的主观力量就会失败。这种客观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福斯特不懂这一点，所以共产党愈来愈脱离工人群众。
白劳德认为他与福斯特之争是一种路线上的或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个人恩怨。他仍然承认福斯特是一名杰出的工人领袖，只是认为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太差。
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工会巨人是萨默尔·龚泼斯的话。那么，20世纪的美国工会巨人就是沃尔特·鲁瑟。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历程竟十分相似。早年的龚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在接受现实的教训后远离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创立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工会主义，并得到了成功。鲁瑟早年也是一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特地去苏联工作了两年，为苏联的汽车工业生产效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特·鲁瑟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凶残，他美国成了主要反布尔什维克分子。
1907年9月1日，鲁瑟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他父亲是矿工，而且是当地有名的社会党人和工会领导。他是工会大师德布斯的忠实信徒。当时曾发生一起趣闻。惠灵市的议会要求钢铁大王卡耐基捐建一座图书馆，卡耐基欣然允诺，但提了一个条件：他拿出多少钱，惠灵市本身必须拿出同样的钱。其时，离霍姆斯丹德屠杀事件不远，工人们对卡耐基的仇恨未消，鲁瑟的爸爸就发起了一个反对运动，不愿意让卡耐基在惠灵市树碑立传。结果，市议会在投票时虽然获得多数的支持票，但按规定该案的通过支持票要达五分之三，而这个标准未能达到，所以工会获得了最后胜利。
由于家庭的关系，沃尔特·鲁瑟五兄弟在幼年都是不持卡的社会党人。鲁瑟在15岁时就辍学谋生，在当地的钢铁工厂当小工，后升为铸工。四年后，听闻底特律的福特公司正在招工，他就前往底特律应征，由于年纪太小，门卫不让他进去。他好说歹说，才得通融。当工头迦达姆看到前来应征的竟是一名孩子时不免有不屑之意，故意为难他说：“我先试用你两天后再决定你的工资，你愿意吗？”鲁瑟欣然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天一试验后，迦达姆马上改变了态度，拍板招用他，并给了每小时1.05美元的工资，这样，他就在福特公司工做了五年半，最后成了工厂中有名的高工资工人。
他非常好学，是一名半工半读者。他先在福德逊中学补完了他的高中学业，然后在22岁之年，进了底特律市立学院（即现在的惠恩州立大学），并在学院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居住。不久，他又叫在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了的弟弟维克多来同住，叫他负责家务事宜，并由自己出钱，也让他进了底特律学院。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中，鲁瑟兄弟愈来愈被“政治化”了。鲁瑟在学院中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左派活动。底特律是重点灾区之一。光是福特工厂就解雇了一半工人。尽管鲁瑟兄弟并没有失去他们的高工资，但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的种种惨相。他们用照相机摄下了各种“胡佛村”（用洋铁片或其他破烂搭成的小屋），采访了各种流动工人和失业工人。写文章为之呼吁。
1932年，鲁瑟为了替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竞选，在全国旅行了3000英里。翌年，兄弟俩就离开了福特公司，受苏联招聘委员会之邀，前往苏联。
有时，由于没有钱，福斯特不得不进行乞讨以求一饱。有一次，他空着肚子在格兰杰搭上一辆敞车，忍受了26小时的旅程，在波卡德下了车。他在街上一家药房门口看到寒暑表上的温度为零下21度。他身上不名一文，只好在一家整夜营业的小酒店内干坐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他已有60小时没有睡觉和吃饭了。他走出小酒店，决心拉下面子，去乞讨一点东西充饥。他跨进一家面包店，向店主说明自己的不幸，并求他施舍一点吃的。但这位店主不为所动。于是福斯特就进一步用强硬的口吻再一次说明他是来要吃的，大概店主从他的语气中意识到再次拒绝将招来麻烦，终于从面包架上取下两个隔日面包打发了福斯特。据福斯特自己说，如果那店主果真拒绝到底，当时他肯定会做法国文豪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了。
20世纪初期，芝加哥屠宰业工人曾试图组织工会，但被资方镇压了下去，因此，屠宰业老板们曾说：谁也别想在屠宰业中组织工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认为机会到了，便联合几位工会积极分子，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决心要把屠宰工人组织起来。
当时芝加哥是美国的屠宰中心，最大的5家屠宰场都设在芝加哥，它们是斯威夫特、摩里斯、阿摩尔、威尔逊、柯达海。福斯特集合了几个积极分子，组成了领导班子，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组织起来。
领导班子还决定：为了争取胜利，必须无视龚泼斯的战时不罢工的保证，应当利用罢工来强迫资方屈服。因为在肉类需要极为迫切的情况下，资方是经受不起罢工的。然后，他们有意识地向新闻界透露，如果资方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就有举行全国屠宰工人总罢工的可能。不出所料，第二天的芝加哥报纸都以通栏标题惊慌地报道《罢工在迅速酝酿中》。整个屠宰业都为行将到来的罢工而沸腾起来。这个消息对长期受压制的工人群众是极大的鼓舞。他们终于看见了自己所需的行动，看见一个回击剥削者的机会了，他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大批大批加入芝加哥工会。
当然，屠宰商老板不会无所作为。开始，他们除了把大量奸细派进工人队伍之外还没有其他特别行动，因为他们依照老皇历办事，认为这次运动也无非同过去劳联头头所搞的运动一样，迟早会自动收场。但当他们发现这次运动以惊人顺利的速度发展时，立即惊慌起来，并采用大批开除工人的手段。
福斯特的战略就是朝全国屠宰工人总罢工的方向前进，他认为只有用声势浩大的罢工才能使工人达到要求，建立起自己的工会；屠宰商和美国政府在战时正当迫切需要供应之际，一定忍受不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宰业大罢工。资方的挑衅正适合福斯特的战略，他立即抓住机会，在工人间进行罢工表决，结果几乎100%的票都赞成立即举行罢工。根据一般办事规章，福斯特把投票结果告诉了劳联总部。这是工会的内部事务，本来不应当外泄的。但龚泼斯立即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威尔逊政府，政府令联邦仲裁委员会进行干预。福斯特等就开会研究屠宰工人是否可以不理会政府的仲裁而依然进行罢工。大家认为工会还没有成熟，号召力和控制力还不够，不宜贸然在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下罢工，所以决定同意仲裁而在仲裁中进行斗争。结果，仲裁委员会就举行了三个星期的听证，工人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在席上诉说他们的悲惨待遇。尽管生活费用年年上涨，但工人工资13年来没有提高过；工人的孩子们没有足够的东西吃，很多得了营养不良症；寡居的母亲们为了要在屠宰场中赚几块钱不得不把自己的婴孩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小房间内；得病的父亲因为无力医治而只得坐以待毙。很多作证的工人是外国移民，他们说，他们来到工场工作以后从来没有进过戏院、影院或公园，因为一天劳动下来筋疲力尽，唯一的需要就是上床休息；即使偶尔有空暇，也因为身上无钱而不能从事任何娱乐，他们所看到的前途只是身体拖垮而被赶出工厂走向死亡。
有一位工会代表在作证时宣读了一个工人家庭的最低水平的开支表。摩里斯公司老板摩里斯也上庭作证，他就上述的开支表大做文章，恬不知耻地说：“一个工人的孩子每年要穿两双鞋，这是太过分了，一双就够了。礼拜天看电影未免太浪费，应该上教堂做礼拜，这样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受到正当的教育。”
仲裁法官阿尔斯丘勒在大量确凿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做了一个较有利于工人的裁决。他明白，如果不满足工人的若干要求，罢工将是不可避免的。工人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付10小时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在淡季保证每星期每5天工作，在8小时轮班制中吃饭的时间不扣工资。另外，五大屠宰公司必须给12.5万名工人付600万美元的追加工资，也就是每人平均40美元。
在仲裁裁决公布后，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全国各屠宰业中心地的那些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成千上万地加入了工会，屠宰业工会的会员一跃而达20万人，其中既包括土生的，也包括外来的；既有白人，又有黑人。
当时芝加哥有一家屠宰转运公司，它是每天运到芝加哥来的几万牲畜的储存栈，其任务是从火车上把牲畜卸下来，喂牲畜，把牲畜分类，并把它们分别送至各家屠宰厂。福斯特作为屠宰业工人组织运动的全国书记，前去见该公司老板里昂纳德，要他在阿尔斯丘勒的仲裁上签个字，里昂纳德说：“在美国劳联整整失败了13年之后，你们这些小伙子竟组织了全国屠宰业，这是了不起的，但你们到我公司来干什么呢？我们不是屠宰业，我们只是牲畜的旅馆。”福斯特告诉他说：“你公司的工人要求按阿尔斯丘勒裁决办事，如果你不答应，势必要发生罢工。”这位以反劳工闻名的老板立即咆哮说：“你们吓唬不了我，你们不能发动我的工人罢工。在这里，我们有儿子、父亲和祖父一起工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认识每一个工人，他们也把我当成朋友，你们是外来人，他们不会跟着你们这些笨蛋罢工。”晚上，福斯特向工人们汇报了交涉结果，工人们马上一致通过决议，立即开始罢工。
罢工马上产生效果。转运公司慌忙向整个西部发电报以阻止牲畜运来芝加哥，并要求已在路上的牲畜也打回头。但养畜场停车的车轨上很快就堵满了运来牲畜的火车车辆。与此同时，五大公司的屠宰场上却没有人送牲畜去，而不得不陷于停工状态。
第三天，福斯特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就是那个反工会的里昂纳德，他在电话中说：“福斯特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胜利了。”这个以凶恶见称的老板终于在阿尔斯丘勒裁决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签字完毕后，他带着苦笑对福斯特说：“好家伙，福斯特先生，你算是给我上了一堂课。”
从此，福斯特声名大振，成了资本家所痛恨和害怕的主要人物。
1912年，福斯特作为工团主义派代表，出席了莫斯科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莫斯科住了3个半月，专心研究了各种派别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广泛地阅读了共产党的政治文献，终于觉悟到工团主义的错误，并决心做一名共产党人，他写道：“在我到达莫斯科以前，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革命的结果是有怀疑的。由于自己埋头于屠宰业和钢铁业的大罢工中，没有机会去研究革命的理论，从而没有能够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才可能产生并维持下去。但在直接接触俄国革命后，这种错误意见几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我就一目了然，在苏联发生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我整个成年生活所奋力以求的革命，情况困难又有什么要紧呢？我的阶级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必须参加它的队伍尽力帮助这一斗争。我必须与戎装的俄国工人同志肩并肩地走向胜利，生死与共。尽管革命前途有无数艰险，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工人阶级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共产党主席白劳德推行了阶级合作政策。战争结束后，他仍继续他的阶级调和论，改组了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协会。1945年，福斯特出来反对，恢复了共产党，并任主席，白劳德被开除出党。但党员人数从此日趋减少。当赫鲁晓夫发表他的秘密报告后，美国共产党乃宣告崩溃。福斯特本人也于1962年病逝于莫斯科。
白劳德被开除后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写道：自1945年福斯特取得美国共产党的领导职位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政策，但这种探索是盲目搜索，因为他没有理论做指导，他本人并不是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福斯特追随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说法。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中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外，已一无是处，是一片漆黑。
他认为：“我们现在已进入一种过分生产的危机，它是在1943年开始的经济全面下降的总形势下发生的。”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视为消极因素，也就是说，生产力增长太快变成了反动。他甚至把工人队伍的扩大也视为“异乎寻常”而成了反动。
福斯特视资本主义为一团漆黑，所以他不能区别今天社会中的进步东西与反动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特在指责扩军备战的同时，也把“物价管制”、“社会保险”、“政府建筑住宅”、“公共工程”等措施，一概斥之为“特别阴险和危险的措施”。
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制造混乱。不错，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它要死命反对社会主义。但在反动的资本主义内部有各种各样矛盾，它们中有些是在不自觉地推动社会走向一种全新的社会。其中的进步因素不仅仅是革命的主观动力，即无产阶级。它也包括其他的客观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工人阶级不认识到这一点，革命的主观力量就会失败。这种客观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福斯特不懂这一点，所以共产党愈来愈脱离工人群众。
白劳德认为他与福斯特之争是一种路线上的或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个人恩怨。他仍然承认福斯特是一名杰出的工人领袖，只是认为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太差。
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工会巨人是萨默尔·龚泼斯的话。那么，20世纪的美国工会巨人就是沃尔特·鲁瑟。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历程竟十分相似。早年的龚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在接受现实的教训后远离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创立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工会主义，并得到了成功。鲁瑟早年也是一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特地去苏联工作了两年，为苏联的汽车工业生产效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特·鲁瑟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凶残，他美国成了主要反布尔什维克分子。
1907年9月1日，鲁瑟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他父亲是矿工，而且是当地有名的社会党人和工会领导。他是工会大师德布斯的忠实信徒。当时曾发生一起趣闻。惠灵市的议会要求钢铁大王卡耐基捐建一座图书馆，卡耐基欣然允诺，但提了一个条件：他拿出多少钱，惠灵市本身必须拿出同样的钱。其时，离霍姆斯丹德屠杀事件不远，工人们对卡耐基的仇恨未消，鲁瑟的爸爸就发起了一个反对运动，不愿意让卡耐基在惠灵市树碑立传。结果，市议会在投票时虽然获得多数的支持票，但按规定该案的通过支持票要达五分之三，而这个标准未能达到，所以工会获得了最后胜利。
由于家庭的关系，沃尔特·鲁瑟五兄弟在幼年都是不持卡的社会党人。鲁瑟在15岁时就辍学谋生，在当地的钢铁工厂当小工，后升为铸工。四年后，听闻底特律的福特公司正在招工，他就前往底特律应征，由于年纪太小，门卫不让他进去。他好说歹说，才得通融。当工头迦达姆看到前来应征的竟是一名孩子时不免有不屑之意，故意为难他说：“我先试用你两天后再决定你的工资，你愿意吗？”鲁瑟欣然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天一试验后，迦达姆马上改变了态度，拍板招用他，并给了每小时1.05美元的工资，这样，他就在福特公司工做了五年半，最后成了工厂中有名的高工资工人。
他非常好学，是一名半工半读者。他先在福德逊中学补完了他的高中学业，然后在22岁之年，进了底特律市立学院（即现在的惠恩州立大学），并在学院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居住。不久，他又叫在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了的弟弟维克多来同住，叫他负责家务事宜，并由自己出钱，也让他进了底特律学院。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中，鲁瑟兄弟愈来愈被“政治化”了。鲁瑟在学院中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左派活动。底特律是重点灾区之一。光是福特工厂就解雇了一半工人。尽管鲁瑟兄弟并没有失去他们的高工资，但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的种种惨相。他们用照相机摄下了各种“胡佛村”（用洋铁片或其他破烂搭成的小屋），采访了各种流动工人和失业工人。写文章为之呼吁。
1932年，鲁瑟为了替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竞选，在全国旅行了3000英里。翌年，兄弟俩就离开了福特公司，受苏联招聘委员会之邀，前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