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节 克拉拉·巴顿
克拉拉·巴顿是美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1821年12月25日，她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北牛津镇。她父亲是一名州议员，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曾参加过韦思将军所率领的军队。她从小就从爸爸口中听到过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所以很早就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她天资敏慧，读书用功，所以在15岁时就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小学校教课。1850年，她到新泽西州的鲍登敦教课。当时该校规定来上学的儿童需要缴学费，因此学生人数不多。克拉拉主动提出，如果该校克拉拉·巴顿，1865年取消收费规定，她自愿不拿工资。她取得了胜利。事后她一直以此自豪，因为是她第一个在新泽西创立了免费小学，她的那所学校的学生人数终于由不满10人增到了600人。
后来学校决定聘一名男性教员来管理，她乃愤而辞职。
1853年，她在首都华盛顿的专利局供职，是当时最早的女性公务员。内战开始后，她辞职到军队服务。
她自动地征集士兵需要的物资并没法送往前线。1862年，联邦军需部长特许她可以上前线走动。她还获得了约翰·普波将军和詹姆斯·沃德沃兹将军的嘉奖。她曾亲赴原野大战和弗德里克斯堡大战的战场做救护工作。
1865年，她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查明失踪士兵的下落。林肯写了一个条子，表示同意她的想法。她乃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记录局，追踪到了2万个姓名。
在南北战争时期，无论是联邦政府军还是南方邦联军，其中的医疗救护组织均面临着人员奇缺、物资匮乏的困难局面。为此，双方都迅速开展了志愿人员的征召组织工作。在北方，志愿救护组织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娅·迪克斯的妇女及“美国卫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征召医护人员，并开展了募捐与药品征集工作。他们建立了野战医院，但由于多在后方离前线太远，因而并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战地救护。
以现在的观点看，一百多年前的医疗救护实在是太原始了。今天，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被分配到了每一个战斗分队，伤员在战场上即可得到包扎及输血抢救；另外，每名士兵都曾接受过战场急救的指导并随身带着自救包和抗生素片剂；这样，即使是与连队指挥所失去了联系的巡逻兵，一旦负伤也能得到初步而有效的救护。可是在当时，每个团、有时甚至是一个师才能配备有一名医生，而且他们中许多人所具备的医学知识或许还不如今天的普通士兵；当然，药品的供应同样是少得可怜，以至时常没有敷料与止痛剂。结果成千上万的伤员因得不到救治而死在战场上。
正是克拉拉·巴顿弥补了这一不足。她是作为个人来进行工作的，在其身后并没有任何组织。她召集起志愿人员带上医药用品，率领着她的车队跑遍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战斗的间隙为伤员们包扎治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间，时常有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炸响，克拉拉虽然没有负伤，却多次遭遇了死神的威胁。有一次，当她刚刚抱起一名受了重伤的士兵，一颗子弹便射穿了她的衣袖，并且打死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
战争结束时，克拉拉·巴顿已经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应邀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演说中，克拉拉谈到了战争的残酷及那些负伤官兵的悲惨境遇，并对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克拉拉指出，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捍卫了民主平等的美国精神、为美国人赢得了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解放黑奴是高尚的人道主义行为、是博爱精神的体现……她的讲话真挚感人，激发了无数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她的演讲中很少谈到她自己。
后来，克拉拉的身体总是时好时坏，她不仅忍受着包括支气管炎与胃病在内的多种疾患的折磨，而且有“精神崩溃”的某些症状。正是由于健康原因使得克拉拉于1870年春登上了开往欧洲的班轮。
在欧洲旅行期间，克拉拉的健康开始得到了恢复，并且于同年6月在日内瓦会见了路易·阿皮亚医生。阿皮亚医生是著名的“日内瓦五人委员会”的成员，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于1863年，但在当时克拉拉却对它一无所知。阿皮亚医生此前从未见过克拉拉，然而对她在美国内战期间为人道主义事业所作出的非凡贡献早已知晓，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次会见中，阿皮亚医生向克拉拉全面介绍了红十字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人道主义宗旨与中立原则，当然也谈到了《日内瓦公约》。阿皮亚医生期望克拉拉能够继续为人道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并且为美国早日加入《日内瓦公约》而尽心竭力。对此，克拉拉欣然应允。
此时，普法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欧洲大陆。克拉拉来到了设在瑞士巴塞尔的救援中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她给瑞士、法国及普鲁士的官员们去了信。信中表明她将恪守红十字运动的中立原则，奔赴前线救护任何一方的伤员。
8月初，克拉拉同时收到了来自卡尔斯鲁厄和米卢斯两个城市的邀请，这两个城市当时均在法军的控制之下，他们希望克拉拉前去帮助组织伤员的护理工作。由于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道路已被雷区封锁，于是克拉拉决定前往法国的北方城市米卢斯。克拉拉的设想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他们派遣了一位名叫安冬妮娅·玛戈的瑞士姑娘当她的随员及翻译。安冬妮娅聪慧而漂亮，与克拉拉一样，她也是一位献身红十字运动的志愿者。1870年8月8日，她们离开了巴塞尔，踏上了充满危险的艰难旅程。
在法军控制下的斯特拉斯堡，哨兵在检查了她们一行人的证件后仍不放行，克拉拉想出了办法。“你带着红十字标志吗？”她问安冬妮娅，可惜她们都未携带红十字标志，此时，克拉拉果断地撕下了自己衣领上的红色丝带并将它剪断，迅速而精巧地缝制了一个红十字袖章戴到了自己的左臂上，她随即起身走到了那个固执的哨兵面前。“啊，红十字！”这个哨兵说着向她庄重地鞠了一躬，并示意她们通过哨卡。
她们一行很快到达了边境。克拉拉和安冬妮娅赶往了战火笼罩下的布吕马特。此时的布吕马特已经落入普军之手。虽然来自附近战场的普军伤兵源源不断，但普鲁士的官员告诉她们这里的救护工作组织得很好，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克拉拉决心继续徒步赶往战场，她的设想得到了安冬妮娅的支持。显然，正是她的勇敢刚毅与博爱善良感染并激励了这位瑞士姑娘。
早在美国内战期间，克拉拉就曾多次只身奔赴战场。她与亨利·杜南一样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到达战场后，她很快将人员和物资安排得井然有序，并能够及时地派往任何一个最需要的地方。人们钦佩她的才干，正是她使战地救护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因而她的工作也得了美国军方的鼎力合作。然而此时却是在普鲁士，这里的人们并不了解她的业绩与才干，他们坚持认为女性决不会在战场上有所作为，让女人参加战地救护只能增加混乱与恐慌。
在步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她们到达了距前线只有几公里的范登海姆。在此她们再次被拒绝前往前线，看来除了返回布吕马特之外已别无选择。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天空上阴云密布，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显然，她们只能在此住宿一夜，但由于这里已驻扎了4000名普军，因而这里的所有房子都住满了人。无奈，她们只得连夜赶回布吕马特。可没走出多远，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便一起向她们袭来，克拉拉和安东妮娅陷入了困境。
她们正处在这座小镇的贫民区。这里的房子低矮而破旧，路旁的水沟里到处是垃圾。为了避雨她们躲到了一幢小房子的屋檐下。无意中克拉拉向上瞥了一眼，她发现一个德国女人正站在窗前注视着她们。“我们可以在你家过夜吗？”克拉拉向这个女人恳求道，这个女人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终于打开窗户递给了她们一个凳子，克拉拉和安东妮娅便从窗口跳到了房子里。但不幸的是，这一切却被附近的邻居看见了。雨停之后，在这幢房子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从他们那贪婪而邪恶的目光中，克拉拉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不久，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空气仿佛瞬时凝固了，女主人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然后便打开了门：在一名下士的带领下，一班普军士兵冲了进来，下士对女主人说他们是来调查这两个陌生人的，因为有人报告她们是间谍。
克拉拉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士兵们的到来至少是给她们带来了暂时的安全。她向这位下士出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及红十字会的证件。可就在此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普军中士突然闯了进来，他声称此事应由他来处理并抽出军刀把克拉拉逼到了墙边，而后便用德语大喊大叫。在普军中，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因而无论是士兵还是那位下士都没敢走过来阻止他。但克拉拉却丝毫没有胆怯，她勇敢地站在那里，厌恶而蔑视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家伙。过了一会儿，这个家伙仿佛清醒了一些，他害臊地收起军刀，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房门。又过了几分钟，在检查了她们的证件之后，士兵们便离开了。第二天，她和安东妮娅安全地返回了布吕马特。
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克拉拉遇见了巴登公爵夫人路易斯——她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儿。公爵夫人非常钦佩克拉拉在美国内战期间的英雄业绩，而且还是红十字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她们一见如故，进而成为了终生挚友。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克拉拉才得以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并且得到了德国军方的合作。
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炮火的杀伤力日趋增强，不仅导致了交战双方死伤人数的扩大，同时也使许多无辜的平民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战地救护工作也随之更加艰巨。在普法战争中，克拉拉的足迹遍及了斯特拉斯堡、梅斯等许多法国城市，其中也包括陷落后的巴黎。每到一处，她不仅要救护那些负伤的军人与平民，而且还要组织援助那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大量难民。她实在是太辛苦了。正是她的无私奉献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减轻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她的英雄事迹传遍了整个欧洲。
战争结束后，克拉拉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873年才回到美国。
1877年，土耳其和俄国发生了战争。当时她已经56岁，但这场战争又触发了她的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起来组织一个美国红十字会，去战地为伤兵们服务？于是她写信给日内瓦的负责人埃比亚博士，要求授权她在美国发起组织一个美国红十字会。埃比亚同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摩尼埃商定后回答说：他们认为她的确是美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但此事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先得参加《日内瓦公约》。
1878年，克拉拉亲自到华盛顿去游说海斯总统，总统很客气地接见了她，但此事得由国务卿处理，她就去见国务卿，他不亲自出面，而由副国务卿接见，告诉她政府没有改变政策，那就是“孤立主义”，不参加任何国际组织。
克拉拉虽然受挫，但她并不灰心，她知道宣传的重要性。她结识了美联社记者和其他报纸的记者，请他们帮助宣传。在1880年大选中，克拉拉支持了加菲尔，加菲尔上任后表示支持克拉拉的建议。但没有几个星期加菲尔被刺身亡，由副总统亚瑟接替。于是她又一次进行游说，多方奔走。1881年3月16日，终于传来了消息：参议院一致地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巴顿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条约通过了！最后胜利了，我等待了这么久，弄得疲惫不堪，身体已垮，以致没有高兴可言，只有放下报喜信而拿出手帕擦干眼泪。”
1884年9月，克拉拉被选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她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一位意大利代表登上讲台说：“在促使美国参加《日内瓦公约》一事上，克拉拉·巴顿应受到全人类的最大感谢和最高奖励。”
这也是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有妇女代表。
1887年9月，她又被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刚统一的德国举行的。会议结束后，她受皇室之请，在巴登—巴登做客。总理俾斯麦接见了她，国王老威廉也向她垂问了德国在美移民的情况。
1899年，美西战争爆发。克拉拉组织人员到古巴战场进行救护工作，又一次建立了功勋。1900年6月，麦金莱总统签署了一个法案，确认克拉拉的美国全国红十字会是正统的红十字会机构（当时另有其他组织想取得这个地位）。
1901年，她又被选参加第七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这次会议在俄国的彼得堡举行。这是她最后的一次欧洲之行。
她回国后身体日衰，1908年又摔坏了脊梁，活动逐渐减少，乃专心写自传。
她1912年病逝，享年91岁。
克拉拉·巴顿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场上的天使”。她一生没有结婚，完完全全把自己贡献给了事业。这样的女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在中国而言，我们只能找到两位，她们是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林巧稚。
她天资敏慧，读书用功，所以在15岁时就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小学校教课。1850年，她到新泽西州的鲍登敦教课。当时该校规定来上学的儿童需要缴学费，因此学生人数不多。克拉拉主动提出，如果该校克拉拉·巴顿，1865年取消收费规定，她自愿不拿工资。她取得了胜利。事后她一直以此自豪，因为是她第一个在新泽西创立了免费小学，她的那所学校的学生人数终于由不满10人增到了600人。
后来学校决定聘一名男性教员来管理，她乃愤而辞职。
1853年，她在首都华盛顿的专利局供职，是当时最早的女性公务员。内战开始后，她辞职到军队服务。
她自动地征集士兵需要的物资并没法送往前线。1862年，联邦军需部长特许她可以上前线走动。她还获得了约翰·普波将军和詹姆斯·沃德沃兹将军的嘉奖。她曾亲赴原野大战和弗德里克斯堡大战的战场做救护工作。
1865年，她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查明失踪士兵的下落。林肯写了一个条子，表示同意她的想法。她乃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记录局，追踪到了2万个姓名。
在南北战争时期，无论是联邦政府军还是南方邦联军，其中的医疗救护组织均面临着人员奇缺、物资匮乏的困难局面。为此，双方都迅速开展了志愿人员的征召组织工作。在北方，志愿救护组织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娅·迪克斯的妇女及“美国卫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征召医护人员，并开展了募捐与药品征集工作。他们建立了野战医院，但由于多在后方离前线太远，因而并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战地救护。
以现在的观点看，一百多年前的医疗救护实在是太原始了。今天，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被分配到了每一个战斗分队，伤员在战场上即可得到包扎及输血抢救；另外，每名士兵都曾接受过战场急救的指导并随身带着自救包和抗生素片剂；这样，即使是与连队指挥所失去了联系的巡逻兵，一旦负伤也能得到初步而有效的救护。可是在当时，每个团、有时甚至是一个师才能配备有一名医生，而且他们中许多人所具备的医学知识或许还不如今天的普通士兵；当然，药品的供应同样是少得可怜，以至时常没有敷料与止痛剂。结果成千上万的伤员因得不到救治而死在战场上。
正是克拉拉·巴顿弥补了这一不足。她是作为个人来进行工作的，在其身后并没有任何组织。她召集起志愿人员带上医药用品，率领着她的车队跑遍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战斗的间隙为伤员们包扎治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间，时常有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炸响，克拉拉虽然没有负伤，却多次遭遇了死神的威胁。有一次，当她刚刚抱起一名受了重伤的士兵，一颗子弹便射穿了她的衣袖，并且打死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
战争结束时，克拉拉·巴顿已经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应邀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演说中，克拉拉谈到了战争的残酷及那些负伤官兵的悲惨境遇，并对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克拉拉指出，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捍卫了民主平等的美国精神、为美国人赢得了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解放黑奴是高尚的人道主义行为、是博爱精神的体现……她的讲话真挚感人，激发了无数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她的演讲中很少谈到她自己。
后来，克拉拉的身体总是时好时坏，她不仅忍受着包括支气管炎与胃病在内的多种疾患的折磨，而且有“精神崩溃”的某些症状。正是由于健康原因使得克拉拉于1870年春登上了开往欧洲的班轮。
在欧洲旅行期间，克拉拉的健康开始得到了恢复，并且于同年6月在日内瓦会见了路易·阿皮亚医生。阿皮亚医生是著名的“日内瓦五人委员会”的成员，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于1863年，但在当时克拉拉却对它一无所知。阿皮亚医生此前从未见过克拉拉，然而对她在美国内战期间为人道主义事业所作出的非凡贡献早已知晓，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次会见中，阿皮亚医生向克拉拉全面介绍了红十字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人道主义宗旨与中立原则，当然也谈到了《日内瓦公约》。阿皮亚医生期望克拉拉能够继续为人道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并且为美国早日加入《日内瓦公约》而尽心竭力。对此，克拉拉欣然应允。
此时，普法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欧洲大陆。克拉拉来到了设在瑞士巴塞尔的救援中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她给瑞士、法国及普鲁士的官员们去了信。信中表明她将恪守红十字运动的中立原则，奔赴前线救护任何一方的伤员。
8月初，克拉拉同时收到了来自卡尔斯鲁厄和米卢斯两个城市的邀请，这两个城市当时均在法军的控制之下，他们希望克拉拉前去帮助组织伤员的护理工作。由于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道路已被雷区封锁，于是克拉拉决定前往法国的北方城市米卢斯。克拉拉的设想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他们派遣了一位名叫安冬妮娅·玛戈的瑞士姑娘当她的随员及翻译。安冬妮娅聪慧而漂亮，与克拉拉一样，她也是一位献身红十字运动的志愿者。1870年8月8日，她们离开了巴塞尔，踏上了充满危险的艰难旅程。
在法军控制下的斯特拉斯堡，哨兵在检查了她们一行人的证件后仍不放行，克拉拉想出了办法。“你带着红十字标志吗？”她问安冬妮娅，可惜她们都未携带红十字标志，此时，克拉拉果断地撕下了自己衣领上的红色丝带并将它剪断，迅速而精巧地缝制了一个红十字袖章戴到了自己的左臂上，她随即起身走到了那个固执的哨兵面前。“啊，红十字！”这个哨兵说着向她庄重地鞠了一躬，并示意她们通过哨卡。
她们一行很快到达了边境。克拉拉和安冬妮娅赶往了战火笼罩下的布吕马特。此时的布吕马特已经落入普军之手。虽然来自附近战场的普军伤兵源源不断，但普鲁士的官员告诉她们这里的救护工作组织得很好，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克拉拉决心继续徒步赶往战场，她的设想得到了安冬妮娅的支持。显然，正是她的勇敢刚毅与博爱善良感染并激励了这位瑞士姑娘。
早在美国内战期间，克拉拉就曾多次只身奔赴战场。她与亨利·杜南一样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到达战场后，她很快将人员和物资安排得井然有序，并能够及时地派往任何一个最需要的地方。人们钦佩她的才干，正是她使战地救护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因而她的工作也得了美国军方的鼎力合作。然而此时却是在普鲁士，这里的人们并不了解她的业绩与才干，他们坚持认为女性决不会在战场上有所作为，让女人参加战地救护只能增加混乱与恐慌。
在步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她们到达了距前线只有几公里的范登海姆。在此她们再次被拒绝前往前线，看来除了返回布吕马特之外已别无选择。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天空上阴云密布，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显然，她们只能在此住宿一夜，但由于这里已驻扎了4000名普军，因而这里的所有房子都住满了人。无奈，她们只得连夜赶回布吕马特。可没走出多远，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便一起向她们袭来，克拉拉和安东妮娅陷入了困境。
她们正处在这座小镇的贫民区。这里的房子低矮而破旧，路旁的水沟里到处是垃圾。为了避雨她们躲到了一幢小房子的屋檐下。无意中克拉拉向上瞥了一眼，她发现一个德国女人正站在窗前注视着她们。“我们可以在你家过夜吗？”克拉拉向这个女人恳求道，这个女人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终于打开窗户递给了她们一个凳子，克拉拉和安东妮娅便从窗口跳到了房子里。但不幸的是，这一切却被附近的邻居看见了。雨停之后，在这幢房子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从他们那贪婪而邪恶的目光中，克拉拉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不久，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空气仿佛瞬时凝固了，女主人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然后便打开了门：在一名下士的带领下，一班普军士兵冲了进来，下士对女主人说他们是来调查这两个陌生人的，因为有人报告她们是间谍。
克拉拉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士兵们的到来至少是给她们带来了暂时的安全。她向这位下士出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及红十字会的证件。可就在此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普军中士突然闯了进来，他声称此事应由他来处理并抽出军刀把克拉拉逼到了墙边，而后便用德语大喊大叫。在普军中，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因而无论是士兵还是那位下士都没敢走过来阻止他。但克拉拉却丝毫没有胆怯，她勇敢地站在那里，厌恶而蔑视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家伙。过了一会儿，这个家伙仿佛清醒了一些，他害臊地收起军刀，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房门。又过了几分钟，在检查了她们的证件之后，士兵们便离开了。第二天，她和安东妮娅安全地返回了布吕马特。
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克拉拉遇见了巴登公爵夫人路易斯——她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儿。公爵夫人非常钦佩克拉拉在美国内战期间的英雄业绩，而且还是红十字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她们一见如故，进而成为了终生挚友。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克拉拉才得以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并且得到了德国军方的合作。
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炮火的杀伤力日趋增强，不仅导致了交战双方死伤人数的扩大，同时也使许多无辜的平民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战地救护工作也随之更加艰巨。在普法战争中，克拉拉的足迹遍及了斯特拉斯堡、梅斯等许多法国城市，其中也包括陷落后的巴黎。每到一处，她不仅要救护那些负伤的军人与平民，而且还要组织援助那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大量难民。她实在是太辛苦了。正是她的无私奉献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减轻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她的英雄事迹传遍了整个欧洲。
战争结束后，克拉拉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873年才回到美国。
1877年，土耳其和俄国发生了战争。当时她已经56岁，但这场战争又触发了她的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起来组织一个美国红十字会，去战地为伤兵们服务？于是她写信给日内瓦的负责人埃比亚博士，要求授权她在美国发起组织一个美国红十字会。埃比亚同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摩尼埃商定后回答说：他们认为她的确是美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但此事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先得参加《日内瓦公约》。
1878年，克拉拉亲自到华盛顿去游说海斯总统，总统很客气地接见了她，但此事得由国务卿处理，她就去见国务卿，他不亲自出面，而由副国务卿接见，告诉她政府没有改变政策，那就是“孤立主义”，不参加任何国际组织。
克拉拉虽然受挫，但她并不灰心，她知道宣传的重要性。她结识了美联社记者和其他报纸的记者，请他们帮助宣传。在1880年大选中，克拉拉支持了加菲尔，加菲尔上任后表示支持克拉拉的建议。但没有几个星期加菲尔被刺身亡，由副总统亚瑟接替。于是她又一次进行游说，多方奔走。1881年3月16日，终于传来了消息：参议院一致地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巴顿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条约通过了！最后胜利了，我等待了这么久，弄得疲惫不堪，身体已垮，以致没有高兴可言，只有放下报喜信而拿出手帕擦干眼泪。”
1884年9月，克拉拉被选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她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一位意大利代表登上讲台说：“在促使美国参加《日内瓦公约》一事上，克拉拉·巴顿应受到全人类的最大感谢和最高奖励。”
这也是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有妇女代表。
1887年9月，她又被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刚统一的德国举行的。会议结束后，她受皇室之请，在巴登—巴登做客。总理俾斯麦接见了她，国王老威廉也向她垂问了德国在美移民的情况。
1899年，美西战争爆发。克拉拉组织人员到古巴战场进行救护工作，又一次建立了功勋。1900年6月，麦金莱总统签署了一个法案，确认克拉拉的美国全国红十字会是正统的红十字会机构（当时另有其他组织想取得这个地位）。
1901年，她又被选参加第七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这次会议在俄国的彼得堡举行。这是她最后的一次欧洲之行。
她回国后身体日衰，1908年又摔坏了脊梁，活动逐渐减少，乃专心写自传。
她1912年病逝，享年91岁。
克拉拉·巴顿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场上的天使”。她一生没有结婚，完完全全把自己贡献给了事业。这样的女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在中国而言，我们只能找到两位，她们是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林巧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