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节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化、有知识、懂得斗争策略的黑人斗士。
道格拉斯本是一个逃亡的奴隶，后来学习文化，写了一本自传介绍了他的前半生，书名曰“一个奴隶的自述”。内云：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我生于马里兰州塔尔波县。我不知道自己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大部分的黑奴在了解自己生日这个问题上并不比马或牛高明，因为奴隶主不愿意把黑奴的生日告诉黑奴本人。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黑奴能够确切地说出他自己的生日。充其量，他只能说自己生于某年的下种季节、收获季节、摘棉季节、冰冻季节等等。这件事从小就给我带来了痛苦，因为周围的白人小孩都能说出自己的生日，而我却茫然不知所对，尽管我的年龄要比他们大。我也不敢向我的主人打听我的生日，我只能对自己作估计。在1835年时，我在无意中听我主人在别人面前说我有17岁了，因此，我估计我生于1817年。
我母亲是一个黑人，我父亲是一个白人。这是我从小听人家这样说的，另外我本人的相貌也有白人的痕迹。有人说这个白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主人，但我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在我孩提时期，我与母亲就被拆散了。小黑奴与母亲从小拆散是奴隶主们惯用的一种做法。通常在孩子满一周岁前母子就要被分开。婴孩交给农场上的老年女奴看管，因为她们已年迈力衰，反正干不了多少活，而母亲一般正届壮年，若让她兼管孩子，势必影响她的劳动。
在我一生中，我与我妈（从我意识到她是我妈算起）一共见过四次面，每次只是几个小时，而且都在夜间。她那时在一个名叫史蒂华的主人那里干活，离我住所有15英里。她必须在晚饭后出发，而又必须在第二天日出以前准时出工，因此不可能在我那儿多留一个小时。如果她回去赶不上日出，那就要挨一顿毒打。我从来没有与我妈白天见过面，她晚上来，一来就哄我睡，到我醒来的时候，她早已不在了。没几年，她就病死了。那时我约7岁。她患病时我从来没有被允许去探望过她，入葬时我也没有被允许去参加葬礼。当听到她死去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我并不了解母亲的爱抚。对我来讲，母亲与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第一个主人名叫安东尼，他是一个十分残忍的人，他似乎把鞭打奴隶作为一种乐趣。我时常在清晨被姨母的惨叫声所惊醒，因为我的主人时常把她吊起来鞭打，即使血流满背也不肯罢休。姨母愈叫得厉害，他的鞭子抽得愈凶；哪儿的皮肉愈烂，他的鞭子抽得愈紧。唯一使他放下鞭子的原因是他的气力用完了，抽不动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看到我主人鞭打我姨母的情景，尽管我那时只有四五岁，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我在这儿要描述这次惨状，但我还要说，我的描述仍然不足以说明实际的悲惨情况，因为这种惨状只有身受其害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一天晚上，姨母出去了，我主人派人找她，怎么也没有找到。我主人曾经警告过她，晚上不许出去，特别不许去和一个名叫罗伯兹的年轻人在一起。为什么我主人特别不许我姨母和罗伯兹在一起呢，这个道理大家可以猜得到。我姨母是一个美貌女郎，身材匀称，丰满适度，面貌秀丽，凡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人不说她长得标致的。在我们周围几十英里以内，找不出一个黑人或白人姑娘能比得上她这样美丽的。
这天晚上，姨母不但违反了不许夜出的禁令，而且确实与罗伯兹在一起。我从主人鞭打姨母时的斥责声中看出主人鞭打姨母的主要原因是吃醋。假如他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就不至于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非搞幽会不可。但他本人正是一个流氓人物，因此在他脑中，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在一起时，除了搞幽会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理由。
他先把姨母拖到厨房内，把她上衣剥个精光。然后命姨母双手交叉，他用一根粗绳子把姨母双手捆了起来，一边骂她是一个不要脸的婊子。他叫她站到一条木板凳上，他把绳子套在横梁上的一个铁圈内，然后收紧绳子，使姨母的足尖刚巧可以接触凳面。接着主人走到姨母面前，把裤子也剥了。然后拿起皮鞭，没头没脑向姨母身上抽去，我看到姨母的血一滴滴往下滴，真是惨不忍睹。我不敢看下去，急忙躲进我自己的木屋子里去哭了。我当初不了解主人为什么要剥光衣服，后来才体会这是主人的“节约”，因为衣服是主人提供的，打烂了衣服等于打烂了主人的财产，衣服要比奴隶的皮肤珍贵得多。
奴隶们没有床，睡在所谓地板即泥地上。每人发一条粗毯子。但对奴隶来讲，最缺少的倒不是床或毯子，而是睡觉的时间。奴隶一下工就忙着洗澡、洗衣服等等，这一切做完后已精疲力竭，就一个个带着毯子，不分男女老少，躺在冰冷的泥土上。第二天早上号子一响就得马上起床，第二遍号子一响就得出发上工，迟到的人就被报以一顿结实的鞭子。
我们的监工名叫薛维尔，真是名副其实（因为在英语中，薛维尔的意思是严厉）。与其说他的工作是监工，不如说他的工作是鞭打。从早上号子声一响，他就开始抽打，一直打到下工为止。我有一次看他狠抽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奴，抽得半死，血流半天还不止。
我的第二个主人名叫劳埃德，他有一个很大的庄园。他家备有三套马车，养了20来匹马。看马的奴隶是巴奈父子。劳埃德是一个凶狠的主人，巴奈父子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主人对任何一匹马有任何一点不满，就意味着对巴奈父子，特别是对巴奈的一顿毒打。满意不满意并不取决于马的保养情况，而取决于主人那时刻的心情。哪匹马跑得慢，巴奈要挨鞭子；哪匹马头昂得太高，巴奈要挨鞭子；哪匹马嘶叫不合时宜，巴奈也要挨鞭子。主人舍不得抽马，却舍得抽奴隶。不管主人说的是对是错，奴隶必须毕恭毕敬表示接受，甚至不能在脸色上表示任何反抗，否则又是一顿鞭子。有一次，我看到老巴奈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而罚跪在地上，主人一连给了他30大鞭。
劳埃德有三个儿子，也是虎狼心肠，有打奴隶的嗜好。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叫马车夫威尔基站在四五米外，令他脱去上衣，然后他们三人各用马鞭，比赛谁能在威尔基背上打起最大的疙瘩。
劳埃德的产业太大，使用很多黑奴，因此许多黑奴从来没有见过主人的面。有一次，劳埃德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黑人，他问那青年：你在谁家干活？青年答道：在劳埃德上校家。劳又问：他待你们怎样？青年答：不算好。劳问：为什么？青年答：他不给我们一点休息。这个黑人不知道同他谈话的就是他的主人。没过几天，这个青年就被戴上手铐，卖到别州去了。尽管他苦苦哀求，也是无效；他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眼巴巴望着自己的亲人被强行夺走。从此以后，这个青年不知下落了。
劳埃德的狗腿子戈雷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有一次，他要抽打黑奴邓比，刚抽上几鞭，邓比受不了，拔腿跑了，一直跑到一条小河边。他不顾一切一直跑到河中央，河水及肩。戈雷追了过来，命令他出来，他不肯。于是戈雷拔出手枪威胁说：我喊一、二、三，如果喊到三你还不动，我就开枪。数完后，邓比仍然不动。于是，二话不说，戈雷就砰砰两枪，把邓比活活打死在河中央。
我亲耳听见戈雷向主人汇报说：“我不能不打死他。我要不打死他，我这碗饭就没有办法吃下去了，因为别的奴隶再也不会听我指挥了。”我的主人竟然同意他的结论，于是这条人命案就当狗命案似地了结了。
我顺便说一下，在蓄奴州杀死黑奴或任何黑人都不算犯罪，不但法庭不论罪，社会也不论罪。我知道圣密契安有一个名叫托马斯·兰曼的白人，他杀死了两个黑人，其中一个是他用斧头砍破脑袋致死的。兰曼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他每到小酒馆，就要侃侃而谈他这一番杀人事业，认为这是他的光荣业绩。
我还要谈一下我的小姨的惨死情况。她死时只有十五六岁（我们不知道她的准确生日）。那天晚上，她给希克斯太太看小孩，由于白天过度疲劳，她睡着了。小孩忽然哭了起来，我小姨没有被惊醒，但希克斯太太倒惊醒了。她一看我小姨还在梦中，不禁大怒，马上起床顺手拿起一根笨重的橡木棍子，用尽全力往我小姨头上打去，只一下，我小姨就丧命了。凶手既没有受审，也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只是在我们奴隶中间，每论及此事，莫不为之发指。
我七八岁时，被送到巴尔的摩服侍新主人奥尔德。我初到时，正值奥尔德先生往外地公干去了，由奥尔德太太接待我。她待我很客气，而且还问寒问暖，我当初觉得她真是一个和善的女主人。我的任务是陪小主人，特别是陪他上学。奥尔德太太见我不识字，还抽空教我读书识字，我开始感到了人生的幸福。但未几何时，一场暴风雨来了。
一个多月后，奥尔德先生回家了。发现他太太教我读书识字，就把她狠狠训了一顿。我躲在门外听见他谴责太太说：“你怎么能教奴隶识字，我们所以能叫奴隶甘心当奴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奴隶一识字就有了知识，一有知识他就不可能甘心当奴隶。不仅如此，奴隶有了知识就会找到摆脱奴隶地位的方法和途径。更坏的是，他还可能在奴隶中间煽起不满，实行叛乱。”
从此以后，我的女主人就变了一个样子，我再也看不到她和颜悦色了，当然更谈不上教我读书识字了。但我从奥尔德先生那里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奥尔德先生说，奴隶有了知识就懂得摆脱奴隶地位的方法和途径。那个晚上，我就跪下向上帝发誓，我一定要读书识字，一定要获得知识。有了决心就有办法。虽然女主人不再教我，但她已教会了我初步的识字本领。我利用每天送小主人上学的机会，在路上引导小主人把学校中所学的东西透露给我。我还经常注意路上的破旧报纸，捡起来念。这样，我终于学到了不少东西。
1833年1月1日，我调到了柯维先生家做长工，也就是由城市重新转入农村。在他家不到一星期，我就挨了有生以来第一顿毒打，打得我鲜血直流，背上的疙瘩起得小拇指那么高。这以后，鞭打就成了家常便饭，在第一个半年内，平均每周都要挨一顿打。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喂马，以便天一亮立即赶马下地。柯维先生给我们吃的饭倒不少，但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吃饱，因为他限定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们到看不见太阳才下工，回来还要为第二天做好各种准备。
柯维是一个最刻薄不过的家伙，他时刻都盯着我们，而且采用突击的方式。他从来不光明正大地监督我们，而采用秘密盯人的办法。不是躲在大树后，就是藏在矮树下，或者躲在草丛中，或者以房屋或其他东西作隐蔽。他总是用出其不意的办法出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我们每一刻钟都陷在紧张状态中，谁都不敢稍微休息一下，否则就有被他抓住的可能。我们背后都称他为毒蛇。有时，他假装骑着马向进城的大道奔驰而去，但没多久，他忽然又偷偷出现在我们背后，用鞭子追打他认为是偷懒的人。
柯维又是一个最伪善的人，他开口上帝，闭口上帝。早上必做短祷告，晚上必做长祷告。我们全体黑奴还得跟着他一起祷告，而且还要跟着他唱莫名其妙的圣诗。这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基督教徒置有一名女奴，名叫卡洛琳。他公然说，他的目的是要她多生小奴隶以增加他的财产。这个女奴买来时约20岁，长得牛一样结实，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为了保证孩子的质量，柯维先生又找了一个结实的男子汉，名叫哈里逊。每天晚上，柯维先生都把哈里逊和卡洛琳倒锁在房内。年底，卡洛琳果然又生了，而且是一对双胞胎。我很少见到柯维先生的笑脸，但这一次他喜形于色，并破天荒地为庆祝他的新财产而置酒祝贺。
如果说我一生中尝到过最苦的奴隶滋味，那就是在柯维先生家中尝到的。一年到头，不管天寒地冻，下雨落雪，我们总得下地，从早到晚不得休息。最长的白天，在柯维先生看来，还嫌太短；最短的夜晚，在柯维先生看来，还嫌太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思考都没有时间。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打算把柯维杀了然后自杀，只是由于迟疑才没有下手。
我现在深切体会，南方的宗教是最虚伪的东西，是用来掩盖其最可耻的罪恶的。奴隶主最残酷、最下流、最不可告人的罪恶都可以在宗教的外衣下获得庇护。假如我现在再要落入奴隶主之手，那么，我最大的不幸将是落入一个自命信教的奴隶主手中去。
1835年，道格拉斯又重新回到巴尔的摩的主人奥尔德家。他被送到一家造船厂做工，每周替主人挣9美元。主人对每周9美元很为器重，也就疏于防卫，道格拉斯乃于1838年9月3日找到一个机会，在黑人朋友帮助下，逃出了巴尔的摩到达纽约，获得了自由。
不久，波士顿《解放者》社长、废奴主义者葛里逊找到道格拉斯头上来，并带他到北方各大城市，请他公开演讲，诉说他的生平遭遇。凡听道格拉斯讲话的人，没有不为之落泪的。会上一片抽泣声，影响之深，未可估量。但葛里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每次当道格拉斯上台时，他总再三嘱咐：“你上去只讲你的遭遇，不要加评论，评论将由我们来说。”久而久之，道格拉斯对葛里逊的意图起了怀疑，为什么不许他本人下评论呢？难道这不就是禁止黑人造反吗？他决心要寻求答案。1848年，他乃前往斯普林非尔德找约翰·布朗。在布朗指点之下，道格拉斯看到了黑人解放的真正道路。他回去要求葛里逊采取积极的办法，葛里逊不愿听道格拉斯的建议。道格拉斯看出他与葛里逊的分歧已经不能弥合了，因为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终于毅然造了葛里逊的反，独自出版了一个刊物，起名《北极星》，象征着南部的奴隶将纷纷仰望北极星，走上“地下铁道”，跳出火坑。
《北极星》举起了战斗的旗帜。当时南部奴隶主正根据“逃奴法”派人到北方来追捕逃亡的奴隶，道格拉斯号召大家起来以武力对付武力。他写道：“击败逃奴法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10来个追捕逃奴的人，应当使那些用刀的人先尝尝刀的滋味。”道格拉斯指出：“杀死追捕者是否做得对呢？对！把他杀死是不能算犯罪的，因为这等于杀死一条咬住一个婴孩的豺狼。每一个黑人在晚上睡觉时都不要忘记在枕头底下放上一把手枪，装上子弹，随时备用。任何一个逃奴，只要他踏上北方自由土地，就应配备武器，并且我们应当马上使他了解，杀死一个想剥夺他自由的人是完全不能算犯罪的。任何一个追捕者，由于他从事他的肮脏事业而丢性命是对我们黑人有利的，因此，杀死追捕者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
1848年9月，当道格拉斯逃亡10周年之际，他还别出心裁地给他的老主人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来给你写信，是因为它是我的解放纪念日。我从你那儿逃离是正当的，我经常想该向你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理由。在我只不过是个6岁左右的孩子时，即怀有要逃离的决心。我现在所能记得的就我而言所作的第一个脑力上的努力，就是试图解开这个谜——为什么我是个奴隶！这个问题使我的稚嫩的头脑绞尽脑汁达数年之久；不时比其他事情都更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当我看见监工鞭打一位女奴，抽得她脖颈上鲜血迸流，听见她那可怜的哭喊时，我便跑进篱笆的角落，哭泣着琢磨这个谜。通过某种我不知为何物的媒介，我得知有那么个上帝，他是所有人类——黑人和白人——的造物主，造出黑人给白人当奴隶。至于他何以这样做却又同时是仁慈的，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并不满意这个理论，因为它使上帝为奴隶制负责任；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经常长时间地为这个理论而哭泣。有一次，你的第一位妻子卢克丽霞太太听见我叹息，见我落泪，于是问我出了什么事，可我不敢告诉她。这个问题一直令我大惑不解。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厨房里，听见一些老奴讲，他们的父母是被白人从非洲偷来的，卖到这儿当了奴隶。整个谜一下子解开了。此后不久，我的阿姨吉妮和姨夫诺亚跑掉了，你的岳父对此大吵大嚷，这使我第一次得知如下事实，即除了蓄奴州之外还有自由州。从那时起，我便决心将来有一天要跑掉。我之所以打算这样行动，道理是这样的：我是我自己，你是你自己；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平等的人。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上帝创造了咱们俩，并使咱们成为各自独立的人。我并非天生即是你的奴隶，你也并非天生即是我的主人。造化并未使你的存在仰赖于我，也未使我的存在仰赖于你。我不能够靠你的腿而行走，你也不能够靠我的腿而行走。我不能替你呼吸，你也不能替我呼吸；我必须为我自己呼吸，你也必须为你自己呼吸。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被平等地提供以各自生存所必需的才能。在离开你的时候，我只带走属于我的东西，而绝对没有丝毫减少你堂堂正正获得的生活资料。你的种种才能和你待在一起，而我的种种才能开始对它们的合法主人变得有用起来。因而在这件事的每个方面我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当之处。我是秘密出走的，这话不假；但这与其说是我的过错，倒不如说是你的过错。倘若我让你了解到这个秘密，你就会把这件事情整个儿毁掉；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当时是会真正乐于让你知晓我出走的意图的。
你或许可能想知道我对我当前的状况感觉如何。老实说，我对当前状况的喜爱，远胜于对在马里兰时的状况。然而，我绝非对作为一个州的马里兰抱有任何偏见。它的地理环境、气候、富庶和产品足可使它成为一个令任何人都极其称心如意的住所：如果不是那儿存在着奴隶制，我再次在那个州里定居也并非没有可能。并不是我不热爱马里兰，而是我更热爱自由。要知道北方人都有这种奇怪的幻觉，他们以为南方的奴隶要是获得解放就会蜂拥而至北方，得知这一点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老面孔又回到了南方。事实上是，在获得解放的时候，这儿没有几个人不乐于返回南方的。我们想生活在我们出生的大地里，想把我们的尸骨埋在我们的父亲的身边；只是对个人自由的强烈热爱才使得我们离开南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大多数人才宁可靠一块干面包片和一杯冷水来度日。
自从离开你之后，我的经历颇为丰富。我得到了当我是奴隶时从未梦想过的地位。在我离开你以后的10年中，有3年时间我是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的船坞里当普通工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挣得了自由的钱，那是我的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花。我能够用它来买火腿或是鲱鱼，而不用要求任何人的恩惠。对我来说，那是一块宝贵的美元。你还记得，我在巴尔的摩时通常每周挣7元或8元，有时甚至9元钱，每到星期六晚上你就把所有的钱从我的手中要去，并且说我是属于你的，我挣的钱也是属于你的。你的这个举动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说得好听点，我觉得这举动未免有点小气。但愿我从未这样伺候过你。但这事就不说了吧。我刚在新贝德福登陆时，在用新英格兰的方式数钱时不太熟练，有几次我差点儿就把自己逃奴身份暴露出来。然而，不久我不仅学会了挣钱，而且也学会了数钱，一切顺利。在离开你后不久我便结了婚；事实上，在离开你以前我就已订了婚；而且结果发现我的伴侣远非是个负担，而是一个真正的良伴。她去别人家帮佣，我在码头上干活，尽管头一个冬天我们辛苦劳作，但生活却是空前的快活。在新贝德福待了三年之后，我偶然遇见威廉·劳埃德·葛里逊，这个人你可能听说过，因为他在奴隶主当中很有名气。他给我的脑海里灌输进这样的想法，即我可能使自己有裨益于奴隶解放事业，方法就是把我的一部分时间献出来，说出我本人的悲伤，以及我通过观察得知的其他奴隶的悲伤。这是一种高于我以前所曾希冀的生存状态的开始。我被投身进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最纯洁、最开明、最仁慈的社交界之中。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未忘记过你，但又总是把你用作话题——这样也就尽我所能使你声名狼藉。不用说你也知道，在这些圈子里对你形成的看法远非良好。他们对你的诚实评价不高，对你的宗教评价更低。
不过我要对你讲述我的某种有趣的经历。我进入刚才提到的优秀社交界后不久，它那美德的光就对我的心智起了一种有益的影响。我早期对白人的反感大多已消失，他们的举止、习惯和风俗与我在南方的种植园的厨房里所习见的迥然不同，而是相当令我陶醉，并且令我对我以前环境的粗鄙而又卑劣的风俗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我因而作出努力，以改进我的头脑和举止，以多少适合于我似乎被上苍召唤去的那个社会地位。从失意落魄到受人尊重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迁。就我的家庭事务而言，我可以夸口有和你一样舒适的住宅，我有一位勤劳而又干净利落的伴侣，4个可爱的孩子——老大是位9岁的姑娘，还有3个好儿子，年龄分别为8岁、6岁、4岁。现在3个年纪大的孩子都上学——有两个孩子已经能读书写字了，另外一位能拼写有两个音节的单词，准确性尚差强人意。亲爱的小家伙呀！他们都正躺在舒适的床上，睡得香甜，在我本人的屋檐下完全是安全的。这儿没有奴隶主来把他们从我的双臂中抢走从而撕裂我的心，或者把他们从一位当母亲的怀里夺走从而摧毁她的最热切的希望。这些可爱的孩子是我们的——不是要让他们干活生产出稻米、糖和烟草，而是要守卫他们，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并且在福音书的营养和告诫中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智慧和德行的道路上把他们培养起来，尽我们所能使他们对世人有用也对自己有用。哦！阁下，当我想到和注视着我的可爱的孩子们的时候，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把奴隶主看作完全是地狱的代理人。正是在这种时刻我浮想联翩，难以自控。我本来打算再谈谈我本人的成功和幸福的，但一谈到此，不由得百感交集，使得我无法再沿着那个方向继续下去了。奴隶制的可憎、恐怖，鬼一般极端骇人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数百万人的恸哭刺穿了我的心脏，冻冷了我的血液。我记得那锁链、那塞在人嘴里的口衔、那血淋淋的皮鞭；那死一般的忧伤给那上着脚镣的奴隶的垮掉的精神投下的阴影；想到有可能忍痛与妻子儿女分离，并且像牲口般在集市上被卖掉，我不禁心惊胆战。
此刻，你大概起码是我的当奴隶的三个亲爱的姊妹和我唯一的兄弟的有罪的占有者。你把这些人看作是你的财产。他们在你的分类账上登上了记，或者也许已被卖给人肉贩子了，旨在填充你那永远饥饿的钱包。阁下，我渴望知道这些亲爱的姊妹们身体可好，现在何处。你把她们卖掉了吗？还是仍然占有着她们？她们状况如何？是活着还是死了？
在这一方面你所承担的责任确实可怕，而这些年来你居然还能在这责任下举步维艰地走下去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你的头脑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一定是冷酷的，你的良心一定干枯了，僵化了。要不然你一定老早就把那遭人谴责的重负抛掉，并在一位宽恕罪孽的上帝的手中寻求宽慰。容我问一句，假如我在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伙同一帮心狠手辣的歹徒，进入你那雅致住宅的境域，抓住你可爱的女儿阿曼达，把她从你的家人、朋友以及她青年时代的一切可亲可爱的人们身边带走——让她做我的奴隶——逼她干活，而我却攫取她的工资——将她的名字列入我的分类账当作财产——无视她的种种个人权利——拒不给她学习读书写字的权利，从而桎梏她的不朽的灵魂的力量——让她吃粗食——让她衣不蔽体，并且时不时在她赤裸的背上抽上几鞭子；更可怖的，愈加可怖的是，让她得不到保护——让她成为恶魔般的监工的兽性贪欲的下贱的牺牲品，那监工会侮辱、摧残、毁灭她那纯洁无瑕的灵魂——掠夺掉她的一切尊严——摧毁她的德行，把在她身上使淑姿懿德的女性性格得以生色的所有魅力都给消灭掉，倘若如此，你会怎样看我呢？容我问一句，倘若这就是我的行径，你会怎样看我呢？
现在我要将此信作结。望赐复，否则我还会再给你写信。
南北战争期间，道格拉斯任林肯总统的顾问，他到处奔走，鼓动北方的黑人青年参军，直接打击南方势力。战争结束后，他曾担任官职，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局长和驻海地公使。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放在著述上。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著作家。
综观美国黑人解放史，可以说有三代领袖。第一代的代表是道格拉斯，他主张以武力求取解放。第二代的代表是布克·华盛顿，他主张以妥协谋取解放。第三代的代表是马丁·路德·金，他主张以甘地主义达到黑人的解放。他们因势利导，各有所成。
道格拉斯本是一个逃亡的奴隶，后来学习文化，写了一本自传介绍了他的前半生，书名曰“一个奴隶的自述”。内云：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我生于马里兰州塔尔波县。我不知道自己生于何年何月何日。大部分的黑奴在了解自己生日这个问题上并不比马或牛高明，因为奴隶主不愿意把黑奴的生日告诉黑奴本人。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黑奴能够确切地说出他自己的生日。充其量，他只能说自己生于某年的下种季节、收获季节、摘棉季节、冰冻季节等等。这件事从小就给我带来了痛苦，因为周围的白人小孩都能说出自己的生日，而我却茫然不知所对，尽管我的年龄要比他们大。我也不敢向我的主人打听我的生日，我只能对自己作估计。在1835年时，我在无意中听我主人在别人面前说我有17岁了，因此，我估计我生于1817年。
我母亲是一个黑人，我父亲是一个白人。这是我从小听人家这样说的，另外我本人的相貌也有白人的痕迹。有人说这个白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主人，但我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在我孩提时期，我与母亲就被拆散了。小黑奴与母亲从小拆散是奴隶主们惯用的一种做法。通常在孩子满一周岁前母子就要被分开。婴孩交给农场上的老年女奴看管，因为她们已年迈力衰，反正干不了多少活，而母亲一般正届壮年，若让她兼管孩子，势必影响她的劳动。
在我一生中，我与我妈（从我意识到她是我妈算起）一共见过四次面，每次只是几个小时，而且都在夜间。她那时在一个名叫史蒂华的主人那里干活，离我住所有15英里。她必须在晚饭后出发，而又必须在第二天日出以前准时出工，因此不可能在我那儿多留一个小时。如果她回去赶不上日出，那就要挨一顿毒打。我从来没有与我妈白天见过面，她晚上来，一来就哄我睡，到我醒来的时候，她早已不在了。没几年，她就病死了。那时我约7岁。她患病时我从来没有被允许去探望过她，入葬时我也没有被允许去参加葬礼。当听到她死去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我并不了解母亲的爱抚。对我来讲，母亲与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第一个主人名叫安东尼，他是一个十分残忍的人，他似乎把鞭打奴隶作为一种乐趣。我时常在清晨被姨母的惨叫声所惊醒，因为我的主人时常把她吊起来鞭打，即使血流满背也不肯罢休。姨母愈叫得厉害，他的鞭子抽得愈凶；哪儿的皮肉愈烂，他的鞭子抽得愈紧。唯一使他放下鞭子的原因是他的气力用完了，抽不动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看到我主人鞭打我姨母的情景，尽管我那时只有四五岁，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我在这儿要描述这次惨状，但我还要说，我的描述仍然不足以说明实际的悲惨情况，因为这种惨状只有身受其害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一天晚上，姨母出去了，我主人派人找她，怎么也没有找到。我主人曾经警告过她，晚上不许出去，特别不许去和一个名叫罗伯兹的年轻人在一起。为什么我主人特别不许我姨母和罗伯兹在一起呢，这个道理大家可以猜得到。我姨母是一个美貌女郎，身材匀称，丰满适度，面貌秀丽，凡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人不说她长得标致的。在我们周围几十英里以内，找不出一个黑人或白人姑娘能比得上她这样美丽的。
这天晚上，姨母不但违反了不许夜出的禁令，而且确实与罗伯兹在一起。我从主人鞭打姨母时的斥责声中看出主人鞭打姨母的主要原因是吃醋。假如他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就不至于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非搞幽会不可。但他本人正是一个流氓人物，因此在他脑中，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在一起时，除了搞幽会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理由。
他先把姨母拖到厨房内，把她上衣剥个精光。然后命姨母双手交叉，他用一根粗绳子把姨母双手捆了起来，一边骂她是一个不要脸的婊子。他叫她站到一条木板凳上，他把绳子套在横梁上的一个铁圈内，然后收紧绳子，使姨母的足尖刚巧可以接触凳面。接着主人走到姨母面前，把裤子也剥了。然后拿起皮鞭，没头没脑向姨母身上抽去，我看到姨母的血一滴滴往下滴，真是惨不忍睹。我不敢看下去，急忙躲进我自己的木屋子里去哭了。我当初不了解主人为什么要剥光衣服，后来才体会这是主人的“节约”，因为衣服是主人提供的，打烂了衣服等于打烂了主人的财产，衣服要比奴隶的皮肤珍贵得多。
奴隶们没有床，睡在所谓地板即泥地上。每人发一条粗毯子。但对奴隶来讲，最缺少的倒不是床或毯子，而是睡觉的时间。奴隶一下工就忙着洗澡、洗衣服等等，这一切做完后已精疲力竭，就一个个带着毯子，不分男女老少，躺在冰冷的泥土上。第二天早上号子一响就得马上起床，第二遍号子一响就得出发上工，迟到的人就被报以一顿结实的鞭子。
我们的监工名叫薛维尔，真是名副其实（因为在英语中，薛维尔的意思是严厉）。与其说他的工作是监工，不如说他的工作是鞭打。从早上号子声一响，他就开始抽打，一直打到下工为止。我有一次看他狠抽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奴，抽得半死，血流半天还不止。
我的第二个主人名叫劳埃德，他有一个很大的庄园。他家备有三套马车，养了20来匹马。看马的奴隶是巴奈父子。劳埃德是一个凶狠的主人，巴奈父子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主人对任何一匹马有任何一点不满，就意味着对巴奈父子，特别是对巴奈的一顿毒打。满意不满意并不取决于马的保养情况，而取决于主人那时刻的心情。哪匹马跑得慢，巴奈要挨鞭子；哪匹马头昂得太高，巴奈要挨鞭子；哪匹马嘶叫不合时宜，巴奈也要挨鞭子。主人舍不得抽马，却舍得抽奴隶。不管主人说的是对是错，奴隶必须毕恭毕敬表示接受，甚至不能在脸色上表示任何反抗，否则又是一顿鞭子。有一次，我看到老巴奈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而罚跪在地上，主人一连给了他30大鞭。
劳埃德有三个儿子，也是虎狼心肠，有打奴隶的嗜好。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叫马车夫威尔基站在四五米外，令他脱去上衣，然后他们三人各用马鞭，比赛谁能在威尔基背上打起最大的疙瘩。
劳埃德的产业太大，使用很多黑奴，因此许多黑奴从来没有见过主人的面。有一次，劳埃德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黑人，他问那青年：你在谁家干活？青年答道：在劳埃德上校家。劳又问：他待你们怎样？青年答：不算好。劳问：为什么？青年答：他不给我们一点休息。这个黑人不知道同他谈话的就是他的主人。没过几天，这个青年就被戴上手铐，卖到别州去了。尽管他苦苦哀求，也是无效；他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眼巴巴望着自己的亲人被强行夺走。从此以后，这个青年不知下落了。
劳埃德的狗腿子戈雷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有一次，他要抽打黑奴邓比，刚抽上几鞭，邓比受不了，拔腿跑了，一直跑到一条小河边。他不顾一切一直跑到河中央，河水及肩。戈雷追了过来，命令他出来，他不肯。于是戈雷拔出手枪威胁说：我喊一、二、三，如果喊到三你还不动，我就开枪。数完后，邓比仍然不动。于是，二话不说，戈雷就砰砰两枪，把邓比活活打死在河中央。
我亲耳听见戈雷向主人汇报说：“我不能不打死他。我要不打死他，我这碗饭就没有办法吃下去了，因为别的奴隶再也不会听我指挥了。”我的主人竟然同意他的结论，于是这条人命案就当狗命案似地了结了。
我顺便说一下，在蓄奴州杀死黑奴或任何黑人都不算犯罪，不但法庭不论罪，社会也不论罪。我知道圣密契安有一个名叫托马斯·兰曼的白人，他杀死了两个黑人，其中一个是他用斧头砍破脑袋致死的。兰曼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他每到小酒馆，就要侃侃而谈他这一番杀人事业，认为这是他的光荣业绩。
我还要谈一下我的小姨的惨死情况。她死时只有十五六岁（我们不知道她的准确生日）。那天晚上，她给希克斯太太看小孩，由于白天过度疲劳，她睡着了。小孩忽然哭了起来，我小姨没有被惊醒，但希克斯太太倒惊醒了。她一看我小姨还在梦中，不禁大怒，马上起床顺手拿起一根笨重的橡木棍子，用尽全力往我小姨头上打去，只一下，我小姨就丧命了。凶手既没有受审，也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只是在我们奴隶中间，每论及此事，莫不为之发指。
我七八岁时，被送到巴尔的摩服侍新主人奥尔德。我初到时，正值奥尔德先生往外地公干去了，由奥尔德太太接待我。她待我很客气，而且还问寒问暖，我当初觉得她真是一个和善的女主人。我的任务是陪小主人，特别是陪他上学。奥尔德太太见我不识字，还抽空教我读书识字，我开始感到了人生的幸福。但未几何时，一场暴风雨来了。
一个多月后，奥尔德先生回家了。发现他太太教我读书识字，就把她狠狠训了一顿。我躲在门外听见他谴责太太说：“你怎么能教奴隶识字，我们所以能叫奴隶甘心当奴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奴隶一识字就有了知识，一有知识他就不可能甘心当奴隶。不仅如此，奴隶有了知识就会找到摆脱奴隶地位的方法和途径。更坏的是，他还可能在奴隶中间煽起不满，实行叛乱。”
从此以后，我的女主人就变了一个样子，我再也看不到她和颜悦色了，当然更谈不上教我读书识字了。但我从奥尔德先生那里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奥尔德先生说，奴隶有了知识就懂得摆脱奴隶地位的方法和途径。那个晚上，我就跪下向上帝发誓，我一定要读书识字，一定要获得知识。有了决心就有办法。虽然女主人不再教我，但她已教会了我初步的识字本领。我利用每天送小主人上学的机会，在路上引导小主人把学校中所学的东西透露给我。我还经常注意路上的破旧报纸，捡起来念。这样，我终于学到了不少东西。
1833年1月1日，我调到了柯维先生家做长工，也就是由城市重新转入农村。在他家不到一星期，我就挨了有生以来第一顿毒打，打得我鲜血直流，背上的疙瘩起得小拇指那么高。这以后，鞭打就成了家常便饭，在第一个半年内，平均每周都要挨一顿打。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喂马，以便天一亮立即赶马下地。柯维先生给我们吃的饭倒不少，但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吃饱，因为他限定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们到看不见太阳才下工，回来还要为第二天做好各种准备。
柯维是一个最刻薄不过的家伙，他时刻都盯着我们，而且采用突击的方式。他从来不光明正大地监督我们，而采用秘密盯人的办法。不是躲在大树后，就是藏在矮树下，或者躲在草丛中，或者以房屋或其他东西作隐蔽。他总是用出其不意的办法出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我们每一刻钟都陷在紧张状态中，谁都不敢稍微休息一下，否则就有被他抓住的可能。我们背后都称他为毒蛇。有时，他假装骑着马向进城的大道奔驰而去，但没多久，他忽然又偷偷出现在我们背后，用鞭子追打他认为是偷懒的人。
柯维又是一个最伪善的人，他开口上帝，闭口上帝。早上必做短祷告，晚上必做长祷告。我们全体黑奴还得跟着他一起祷告，而且还要跟着他唱莫名其妙的圣诗。这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基督教徒置有一名女奴，名叫卡洛琳。他公然说，他的目的是要她多生小奴隶以增加他的财产。这个女奴买来时约20岁，长得牛一样结实，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为了保证孩子的质量，柯维先生又找了一个结实的男子汉，名叫哈里逊。每天晚上，柯维先生都把哈里逊和卡洛琳倒锁在房内。年底，卡洛琳果然又生了，而且是一对双胞胎。我很少见到柯维先生的笑脸，但这一次他喜形于色，并破天荒地为庆祝他的新财产而置酒祝贺。
如果说我一生中尝到过最苦的奴隶滋味，那就是在柯维先生家中尝到的。一年到头，不管天寒地冻，下雨落雪，我们总得下地，从早到晚不得休息。最长的白天，在柯维先生看来，还嫌太短；最短的夜晚，在柯维先生看来，还嫌太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思考都没有时间。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打算把柯维杀了然后自杀，只是由于迟疑才没有下手。
我现在深切体会，南方的宗教是最虚伪的东西，是用来掩盖其最可耻的罪恶的。奴隶主最残酷、最下流、最不可告人的罪恶都可以在宗教的外衣下获得庇护。假如我现在再要落入奴隶主之手，那么，我最大的不幸将是落入一个自命信教的奴隶主手中去。
1835年，道格拉斯又重新回到巴尔的摩的主人奥尔德家。他被送到一家造船厂做工，每周替主人挣9美元。主人对每周9美元很为器重，也就疏于防卫，道格拉斯乃于1838年9月3日找到一个机会，在黑人朋友帮助下，逃出了巴尔的摩到达纽约，获得了自由。
不久，波士顿《解放者》社长、废奴主义者葛里逊找到道格拉斯头上来，并带他到北方各大城市，请他公开演讲，诉说他的生平遭遇。凡听道格拉斯讲话的人，没有不为之落泪的。会上一片抽泣声，影响之深，未可估量。但葛里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每次当道格拉斯上台时，他总再三嘱咐：“你上去只讲你的遭遇，不要加评论，评论将由我们来说。”久而久之，道格拉斯对葛里逊的意图起了怀疑，为什么不许他本人下评论呢？难道这不就是禁止黑人造反吗？他决心要寻求答案。1848年，他乃前往斯普林非尔德找约翰·布朗。在布朗指点之下，道格拉斯看到了黑人解放的真正道路。他回去要求葛里逊采取积极的办法，葛里逊不愿听道格拉斯的建议。道格拉斯看出他与葛里逊的分歧已经不能弥合了，因为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终于毅然造了葛里逊的反，独自出版了一个刊物，起名《北极星》，象征着南部的奴隶将纷纷仰望北极星，走上“地下铁道”，跳出火坑。
《北极星》举起了战斗的旗帜。当时南部奴隶主正根据“逃奴法”派人到北方来追捕逃亡的奴隶，道格拉斯号召大家起来以武力对付武力。他写道：“击败逃奴法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10来个追捕逃奴的人，应当使那些用刀的人先尝尝刀的滋味。”道格拉斯指出：“杀死追捕者是否做得对呢？对！把他杀死是不能算犯罪的，因为这等于杀死一条咬住一个婴孩的豺狼。每一个黑人在晚上睡觉时都不要忘记在枕头底下放上一把手枪，装上子弹，随时备用。任何一个逃奴，只要他踏上北方自由土地，就应配备武器，并且我们应当马上使他了解，杀死一个想剥夺他自由的人是完全不能算犯罪的。任何一个追捕者，由于他从事他的肮脏事业而丢性命是对我们黑人有利的，因此，杀死追捕者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
1848年9月，当道格拉斯逃亡10周年之际，他还别出心裁地给他的老主人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来给你写信，是因为它是我的解放纪念日。我从你那儿逃离是正当的，我经常想该向你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理由。在我只不过是个6岁左右的孩子时，即怀有要逃离的决心。我现在所能记得的就我而言所作的第一个脑力上的努力，就是试图解开这个谜——为什么我是个奴隶！这个问题使我的稚嫩的头脑绞尽脑汁达数年之久；不时比其他事情都更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当我看见监工鞭打一位女奴，抽得她脖颈上鲜血迸流，听见她那可怜的哭喊时，我便跑进篱笆的角落，哭泣着琢磨这个谜。通过某种我不知为何物的媒介，我得知有那么个上帝，他是所有人类——黑人和白人——的造物主，造出黑人给白人当奴隶。至于他何以这样做却又同时是仁慈的，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并不满意这个理论，因为它使上帝为奴隶制负责任；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经常长时间地为这个理论而哭泣。有一次，你的第一位妻子卢克丽霞太太听见我叹息，见我落泪，于是问我出了什么事，可我不敢告诉她。这个问题一直令我大惑不解。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厨房里，听见一些老奴讲，他们的父母是被白人从非洲偷来的，卖到这儿当了奴隶。整个谜一下子解开了。此后不久，我的阿姨吉妮和姨夫诺亚跑掉了，你的岳父对此大吵大嚷，这使我第一次得知如下事实，即除了蓄奴州之外还有自由州。从那时起，我便决心将来有一天要跑掉。我之所以打算这样行动，道理是这样的：我是我自己，你是你自己；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平等的人。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上帝创造了咱们俩，并使咱们成为各自独立的人。我并非天生即是你的奴隶，你也并非天生即是我的主人。造化并未使你的存在仰赖于我，也未使我的存在仰赖于你。我不能够靠你的腿而行走，你也不能够靠我的腿而行走。我不能替你呼吸，你也不能替我呼吸；我必须为我自己呼吸，你也必须为你自己呼吸。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被平等地提供以各自生存所必需的才能。在离开你的时候，我只带走属于我的东西，而绝对没有丝毫减少你堂堂正正获得的生活资料。你的种种才能和你待在一起，而我的种种才能开始对它们的合法主人变得有用起来。因而在这件事的每个方面我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当之处。我是秘密出走的，这话不假；但这与其说是我的过错，倒不如说是你的过错。倘若我让你了解到这个秘密，你就会把这件事情整个儿毁掉；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当时是会真正乐于让你知晓我出走的意图的。
你或许可能想知道我对我当前的状况感觉如何。老实说，我对当前状况的喜爱，远胜于对在马里兰时的状况。然而，我绝非对作为一个州的马里兰抱有任何偏见。它的地理环境、气候、富庶和产品足可使它成为一个令任何人都极其称心如意的住所：如果不是那儿存在着奴隶制，我再次在那个州里定居也并非没有可能。并不是我不热爱马里兰，而是我更热爱自由。要知道北方人都有这种奇怪的幻觉，他们以为南方的奴隶要是获得解放就会蜂拥而至北方，得知这一点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老面孔又回到了南方。事实上是，在获得解放的时候，这儿没有几个人不乐于返回南方的。我们想生活在我们出生的大地里，想把我们的尸骨埋在我们的父亲的身边；只是对个人自由的强烈热爱才使得我们离开南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大多数人才宁可靠一块干面包片和一杯冷水来度日。
自从离开你之后，我的经历颇为丰富。我得到了当我是奴隶时从未梦想过的地位。在我离开你以后的10年中，有3年时间我是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的船坞里当普通工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挣得了自由的钱，那是我的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花。我能够用它来买火腿或是鲱鱼，而不用要求任何人的恩惠。对我来说，那是一块宝贵的美元。你还记得，我在巴尔的摩时通常每周挣7元或8元，有时甚至9元钱，每到星期六晚上你就把所有的钱从我的手中要去，并且说我是属于你的，我挣的钱也是属于你的。你的这个举动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说得好听点，我觉得这举动未免有点小气。但愿我从未这样伺候过你。但这事就不说了吧。我刚在新贝德福登陆时，在用新英格兰的方式数钱时不太熟练，有几次我差点儿就把自己逃奴身份暴露出来。然而，不久我不仅学会了挣钱，而且也学会了数钱，一切顺利。在离开你后不久我便结了婚；事实上，在离开你以前我就已订了婚；而且结果发现我的伴侣远非是个负担，而是一个真正的良伴。她去别人家帮佣，我在码头上干活，尽管头一个冬天我们辛苦劳作，但生活却是空前的快活。在新贝德福待了三年之后，我偶然遇见威廉·劳埃德·葛里逊，这个人你可能听说过，因为他在奴隶主当中很有名气。他给我的脑海里灌输进这样的想法，即我可能使自己有裨益于奴隶解放事业，方法就是把我的一部分时间献出来，说出我本人的悲伤，以及我通过观察得知的其他奴隶的悲伤。这是一种高于我以前所曾希冀的生存状态的开始。我被投身进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最纯洁、最开明、最仁慈的社交界之中。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未忘记过你，但又总是把你用作话题——这样也就尽我所能使你声名狼藉。不用说你也知道，在这些圈子里对你形成的看法远非良好。他们对你的诚实评价不高，对你的宗教评价更低。
不过我要对你讲述我的某种有趣的经历。我进入刚才提到的优秀社交界后不久，它那美德的光就对我的心智起了一种有益的影响。我早期对白人的反感大多已消失，他们的举止、习惯和风俗与我在南方的种植园的厨房里所习见的迥然不同，而是相当令我陶醉，并且令我对我以前环境的粗鄙而又卑劣的风俗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我因而作出努力，以改进我的头脑和举止，以多少适合于我似乎被上苍召唤去的那个社会地位。从失意落魄到受人尊重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迁。就我的家庭事务而言，我可以夸口有和你一样舒适的住宅，我有一位勤劳而又干净利落的伴侣，4个可爱的孩子——老大是位9岁的姑娘，还有3个好儿子，年龄分别为8岁、6岁、4岁。现在3个年纪大的孩子都上学——有两个孩子已经能读书写字了，另外一位能拼写有两个音节的单词，准确性尚差强人意。亲爱的小家伙呀！他们都正躺在舒适的床上，睡得香甜，在我本人的屋檐下完全是安全的。这儿没有奴隶主来把他们从我的双臂中抢走从而撕裂我的心，或者把他们从一位当母亲的怀里夺走从而摧毁她的最热切的希望。这些可爱的孩子是我们的——不是要让他们干活生产出稻米、糖和烟草，而是要守卫他们，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并且在福音书的营养和告诫中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智慧和德行的道路上把他们培养起来，尽我们所能使他们对世人有用也对自己有用。哦！阁下，当我想到和注视着我的可爱的孩子们的时候，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把奴隶主看作完全是地狱的代理人。正是在这种时刻我浮想联翩，难以自控。我本来打算再谈谈我本人的成功和幸福的，但一谈到此，不由得百感交集，使得我无法再沿着那个方向继续下去了。奴隶制的可憎、恐怖，鬼一般极端骇人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数百万人的恸哭刺穿了我的心脏，冻冷了我的血液。我记得那锁链、那塞在人嘴里的口衔、那血淋淋的皮鞭；那死一般的忧伤给那上着脚镣的奴隶的垮掉的精神投下的阴影；想到有可能忍痛与妻子儿女分离，并且像牲口般在集市上被卖掉，我不禁心惊胆战。
此刻，你大概起码是我的当奴隶的三个亲爱的姊妹和我唯一的兄弟的有罪的占有者。你把这些人看作是你的财产。他们在你的分类账上登上了记，或者也许已被卖给人肉贩子了，旨在填充你那永远饥饿的钱包。阁下，我渴望知道这些亲爱的姊妹们身体可好，现在何处。你把她们卖掉了吗？还是仍然占有着她们？她们状况如何？是活着还是死了？
在这一方面你所承担的责任确实可怕，而这些年来你居然还能在这责任下举步维艰地走下去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你的头脑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一定是冷酷的，你的良心一定干枯了，僵化了。要不然你一定老早就把那遭人谴责的重负抛掉，并在一位宽恕罪孽的上帝的手中寻求宽慰。容我问一句，假如我在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伙同一帮心狠手辣的歹徒，进入你那雅致住宅的境域，抓住你可爱的女儿阿曼达，把她从你的家人、朋友以及她青年时代的一切可亲可爱的人们身边带走——让她做我的奴隶——逼她干活，而我却攫取她的工资——将她的名字列入我的分类账当作财产——无视她的种种个人权利——拒不给她学习读书写字的权利，从而桎梏她的不朽的灵魂的力量——让她吃粗食——让她衣不蔽体，并且时不时在她赤裸的背上抽上几鞭子；更可怖的，愈加可怖的是，让她得不到保护——让她成为恶魔般的监工的兽性贪欲的下贱的牺牲品，那监工会侮辱、摧残、毁灭她那纯洁无瑕的灵魂——掠夺掉她的一切尊严——摧毁她的德行，把在她身上使淑姿懿德的女性性格得以生色的所有魅力都给消灭掉，倘若如此，你会怎样看我呢？容我问一句，倘若这就是我的行径，你会怎样看我呢？
现在我要将此信作结。望赐复，否则我还会再给你写信。
南北战争期间，道格拉斯任林肯总统的顾问，他到处奔走，鼓动北方的黑人青年参军，直接打击南方势力。战争结束后，他曾担任官职，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局长和驻海地公使。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放在著述上。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著作家。
综观美国黑人解放史，可以说有三代领袖。第一代的代表是道格拉斯，他主张以武力求取解放。第二代的代表是布克·华盛顿，他主张以妥协谋取解放。第三代的代表是马丁·路德·金，他主张以甘地主义达到黑人的解放。他们因势利导，各有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