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亨利·基辛格
1923年5月23日，亨利·基辛格生于德国的弗尔兹，父母是犹太人，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形势下，全家于1938年逃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曼哈顿进了华盛顿高地的一家中学，那里有许多德国犹太移民学生。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就是比基辛格低两班的同学。
基辛格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也参加了学校的多种活动。正是在这几年之内，他受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熏陶，成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亨利·基辛格
由于贫困，他必须半工半读。他采取了晚间上课白天工作的做法。1943年1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政府所发的服役通知。时年19岁，他报名参加了陆军，被派往德国，最初在那里做一名军官的司机兼译员。不久获得了上级的欣赏，升为上士，获铜质奖。1946年退役，被留在德国的奥贝梅尔根情报学校讲授德国历史。
1947年，他回国插入了哈佛大学二年级，19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历史的意义”。传记作家弗里德·伊色列这样写道：“论文长达350页，这导致哈佛大学作出了一个新规定：以后的学士论文不得超过150页。即使在此之前实行这一规定，也不会影响基辛格丝毫，因为他的导师威廉·伊利奥特在读了一百页后就已经肯定这是一部杰作。”
1952年，他继续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前，他曾担任过多项工作。1952年，在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设立了一个哈佛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在每年暑期举行。学员都是国内外年龄在26—45岁的精英，好些成了未来的政界要人，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德、以色列外长阿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挪威外长弗里德曼等等，都是学员。伊利奥特指定28岁的基辛格为主持人，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9年，从而有机会结识了许许多多国内外高层官员。
他还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并出版了一本书：《原子武器和外交政策》，此书获得了普遍的好评。1956年，他曾主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特殊研究项目，专门探讨可能发生的各种国内外问题。1957年，他回哈佛教书，1962年成了正教授。他还兼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但不久因政见不合，又转往裁军委员会工作，后又转往兰德公司。
1962—1965年，他是哈佛的全时间教授，1965年，他出任了国务院越南问题顾问。1965—1967年，他曾多次往越南调查。1968年大选期间，他出任了共和党洛克菲勒竞选班子的外交问题策士，在这次竞选中，洛克菲勒败给了同党的尼克松。但洛克菲勒在事后却把基辛格介绍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乃任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关于基辛格同洛克菲勒及尼克松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内，基辛格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的顾问，1968年时，他全力为洛克菲勒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努力，当时主要的对手是尼克松，结果洛克菲勒败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当时曾说：在所有的竞选者中，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最要不得的总统。他经常以轻蔑的口吻说：尼克松那家伙没有资格做总统。但在尼克松上任总统后，基辛格却一反常态，极力追逐尼克松。所以引来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说，基辛格是一名十足的机会主义分子，另一派人则说，基辛格是一名出色的务实主义分子（pragmatist）。
基辛格指出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有偏差。他认为他们的政策前后有矛盾，而且太软弱。他当时就为此而退出肯尼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认为在国际关系上，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但他又认为应当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这就促成了美苏关系的缓和。
根据这一哲学，基辛格的初步成就是与苏联达成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谈判。这项谈判极富技术性，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年头，基辛格曾亲自参加了谈判。最后才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字。
基辛格对促成1971年9月的四国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也起了作用。他在这次谈判中也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法。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进出西柏林问题算是有了交代。
基辛格最有名的一笔就是帮助尼克松打通往中国的道路。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达二十多年之久。在这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起了大大的作用。他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秘密撮合，亲自飞越珠穆朗玛峰进入中国（国务院一贯禁止美国官员去中国），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最终达成了《上海公报》。在其任职期内，基辛格曾去了中国9次之多。
基辛格还在越南问题上作出了成绩，在1971年1月27日，导致了美越达成停火协定，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50岁那年，基辛格成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16位美国人，也是获得此奖的第5位美国国务卿。16个月以后，即1975年4月30日，南越首都西贡被北越攻破。基辛格要归还诺贝尔奖，因为“我们用谈判取得的和平已为武力所破坏”。诺贝尔委员会坚称这一事件并未否定基辛格的努力，他应当保留此奖。最后，基辛格决定把奖金65000美元捐助给美国死难士兵子女教育基金会。
1973年他出任国务卿后花了很大力量谋求解决中东问题。他亲自出马取得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信任，把萨达特拉回了美国势力圈。他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进行“穿梭”外交，前后有11次之多，其中有一次竟为期近一个月。
福特总统在1976年竞选失败后，基辛格也随着退出政坛。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顾问公司。他的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他和黑格一贯主张促进对华贸易。在美国，他被认为是亲华派，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评论家斯科特·史密斯分析基辛格的成就说：他博览群书，随时可以谈论任何问题。在社交场合，他结交权势者。基辛格遇到什么人时，会询问对方兴趣，把谈话转向那个方面。他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融洽相处被传为佳话。他靠着这种能力迷住了外国领导人，不管他是否喜欢他们本人或者是否同意他们的政策。他知道与人融洽相处有利他政治目标的实现。到1973年时，他在公众中的支持率达85%，盖洛普民意测验把他列为美国最受赞赏的政治人物。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基辛格》一书中说，他是“媒体时代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位享誉全球的外交官”。
基辛格访华的次数已经超过四十次，被中国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11年1月13日，基辛格发表文章，呼吁避免美中冷战。文章曰：
美国认为，它对待其他社会的方式理所当然取决于它们是否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崛起不是对美国的挑战，而是预示着回归中国出类拔萃的正常事态。在中国人看来，不正常之处在于中国过去200年里的相对弱势，而不是它当前的重振雄风。
美国历来的表现就好像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或参与或退出国际事务。中国人则自视为“中央王国”，在他们的脑海里，国家主权平等是闻所未闻的概念。直到19世纪，中国一直把外国当作各种附庸国。在欧洲国家军队打破它的与世隔绝状态之前，中国从未遇到过面积与之相当的国家。
美国发现大多数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则在几千年历史中逐渐认定，几乎所有难题都没有最终解决办法。美国主张解决难题，中国则满足于控制矛盾而不予解决。
中国谈判代表忘不了外国列强欺压中国的百年屈辱。中国领导人对哪怕最细微的傲慢态度都极为敏感，往往把美国人的坚持己见理解为缺乏尊重。
视角的不同在朝鲜问题上展露无遗。
美国奉行务实的政策，中国则往往把这些政策视为一个整体设计的组成部分。
世界秩序的检验标准是争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彼此的疑虑。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现实是，这两个国家谁都主宰不了对方，它们之间的冲突让两国社会均疲惫不堪。为此，它们需要一种协商机制来详细描绘共同的长远目标和在国际会议上协调两国的立场。
目标应当是建立起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使两位现任领导人的继任者也认识到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符合两国的利益。
2011年4月9日，他与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联名发表了一篇大文，提倡“务实的理想主义”。文章曰：
虽然美国在利比亚没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胁，但以人道主义作为唯一理由实施有限制的军事干预可谓师出有名。卡扎菲的军队已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即将占领班加西，由此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卡扎菲本人不仅在国内不受欢迎，在国外也没有朋友。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和阿拉伯联盟都已呼吁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理想主义目标并不是美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选择动武的唯一动机。我们不应充当世界警察。我们不能通过武力方式去应付所有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问题。而应推行将保护国家利益与宣扬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我们须在动武时设定明确目标。
第二，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努力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我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第三，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到底支持什么以及支持谁。
第四，美国需在国内获得支持，而这通常就需要获得国会支持。
第五，我们应对一些计划外的后果加以考虑。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须明确认识本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并加以区别对待。
海湾地区的长期稳定符合我国重大利益，因为世界能源大多出自那里。同样，避免使该地区国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温床也符合我们重大的国家利益。
美国应推行一项政策，将保护本国利益的决心与宣扬我国的伟大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联系在一起。这种务实理想主义政策才是能在伊斯兰世界风起云涌的变革期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上佳之策。
基辛格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也参加了学校的多种活动。正是在这几年之内，他受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熏陶，成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亨利·基辛格
由于贫困，他必须半工半读。他采取了晚间上课白天工作的做法。1943年1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政府所发的服役通知。时年19岁，他报名参加了陆军，被派往德国，最初在那里做一名军官的司机兼译员。不久获得了上级的欣赏，升为上士，获铜质奖。1946年退役，被留在德国的奥贝梅尔根情报学校讲授德国历史。
1947年，他回国插入了哈佛大学二年级，19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历史的意义”。传记作家弗里德·伊色列这样写道：“论文长达350页，这导致哈佛大学作出了一个新规定：以后的学士论文不得超过150页。即使在此之前实行这一规定，也不会影响基辛格丝毫，因为他的导师威廉·伊利奥特在读了一百页后就已经肯定这是一部杰作。”
1952年，他继续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前，他曾担任过多项工作。1952年，在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设立了一个哈佛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在每年暑期举行。学员都是国内外年龄在26—45岁的精英，好些成了未来的政界要人，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德、以色列外长阿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挪威外长弗里德曼等等，都是学员。伊利奥特指定28岁的基辛格为主持人，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9年，从而有机会结识了许许多多国内外高层官员。
他还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并出版了一本书：《原子武器和外交政策》，此书获得了普遍的好评。1956年，他曾主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特殊研究项目，专门探讨可能发生的各种国内外问题。1957年，他回哈佛教书，1962年成了正教授。他还兼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但不久因政见不合，又转往裁军委员会工作，后又转往兰德公司。
1962—1965年，他是哈佛的全时间教授，1965年，他出任了国务院越南问题顾问。1965—1967年，他曾多次往越南调查。1968年大选期间，他出任了共和党洛克菲勒竞选班子的外交问题策士，在这次竞选中，洛克菲勒败给了同党的尼克松。但洛克菲勒在事后却把基辛格介绍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乃任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关于基辛格同洛克菲勒及尼克松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内，基辛格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的顾问，1968年时，他全力为洛克菲勒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努力，当时主要的对手是尼克松，结果洛克菲勒败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当时曾说：在所有的竞选者中，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最要不得的总统。他经常以轻蔑的口吻说：尼克松那家伙没有资格做总统。但在尼克松上任总统后，基辛格却一反常态，极力追逐尼克松。所以引来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说，基辛格是一名十足的机会主义分子，另一派人则说，基辛格是一名出色的务实主义分子（pragmatist）。
基辛格指出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有偏差。他认为他们的政策前后有矛盾，而且太软弱。他当时就为此而退出肯尼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认为在国际关系上，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但他又认为应当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这就促成了美苏关系的缓和。
根据这一哲学，基辛格的初步成就是与苏联达成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谈判。这项谈判极富技术性，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年头，基辛格曾亲自参加了谈判。最后才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字。
基辛格对促成1971年9月的四国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也起了作用。他在这次谈判中也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法。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进出西柏林问题算是有了交代。
基辛格最有名的一笔就是帮助尼克松打通往中国的道路。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达二十多年之久。在这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起了大大的作用。他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秘密撮合，亲自飞越珠穆朗玛峰进入中国（国务院一贯禁止美国官员去中国），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最终达成了《上海公报》。在其任职期内，基辛格曾去了中国9次之多。
基辛格还在越南问题上作出了成绩，在1971年1月27日，导致了美越达成停火协定，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50岁那年，基辛格成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16位美国人，也是获得此奖的第5位美国国务卿。16个月以后，即1975年4月30日，南越首都西贡被北越攻破。基辛格要归还诺贝尔奖，因为“我们用谈判取得的和平已为武力所破坏”。诺贝尔委员会坚称这一事件并未否定基辛格的努力，他应当保留此奖。最后，基辛格决定把奖金65000美元捐助给美国死难士兵子女教育基金会。
1973年他出任国务卿后花了很大力量谋求解决中东问题。他亲自出马取得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信任，把萨达特拉回了美国势力圈。他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进行“穿梭”外交，前后有11次之多，其中有一次竟为期近一个月。
福特总统在1976年竞选失败后，基辛格也随着退出政坛。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顾问公司。他的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他和黑格一贯主张促进对华贸易。在美国，他被认为是亲华派，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评论家斯科特·史密斯分析基辛格的成就说：他博览群书，随时可以谈论任何问题。在社交场合，他结交权势者。基辛格遇到什么人时，会询问对方兴趣，把谈话转向那个方面。他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融洽相处被传为佳话。他靠着这种能力迷住了外国领导人，不管他是否喜欢他们本人或者是否同意他们的政策。他知道与人融洽相处有利他政治目标的实现。到1973年时，他在公众中的支持率达85%，盖洛普民意测验把他列为美国最受赞赏的政治人物。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基辛格》一书中说，他是“媒体时代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位享誉全球的外交官”。
基辛格访华的次数已经超过四十次，被中国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11年1月13日，基辛格发表文章，呼吁避免美中冷战。文章曰：
美国认为，它对待其他社会的方式理所当然取决于它们是否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崛起不是对美国的挑战，而是预示着回归中国出类拔萃的正常事态。在中国人看来，不正常之处在于中国过去200年里的相对弱势，而不是它当前的重振雄风。
美国历来的表现就好像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或参与或退出国际事务。中国人则自视为“中央王国”，在他们的脑海里，国家主权平等是闻所未闻的概念。直到19世纪，中国一直把外国当作各种附庸国。在欧洲国家军队打破它的与世隔绝状态之前，中国从未遇到过面积与之相当的国家。
美国发现大多数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则在几千年历史中逐渐认定，几乎所有难题都没有最终解决办法。美国主张解决难题，中国则满足于控制矛盾而不予解决。
中国谈判代表忘不了外国列强欺压中国的百年屈辱。中国领导人对哪怕最细微的傲慢态度都极为敏感，往往把美国人的坚持己见理解为缺乏尊重。
视角的不同在朝鲜问题上展露无遗。
美国奉行务实的政策，中国则往往把这些政策视为一个整体设计的组成部分。
世界秩序的检验标准是争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彼此的疑虑。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现实是，这两个国家谁都主宰不了对方，它们之间的冲突让两国社会均疲惫不堪。为此，它们需要一种协商机制来详细描绘共同的长远目标和在国际会议上协调两国的立场。
目标应当是建立起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使两位现任领导人的继任者也认识到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符合两国的利益。
2011年4月9日，他与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联名发表了一篇大文，提倡“务实的理想主义”。文章曰：
虽然美国在利比亚没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胁，但以人道主义作为唯一理由实施有限制的军事干预可谓师出有名。卡扎菲的军队已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即将占领班加西，由此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卡扎菲本人不仅在国内不受欢迎，在国外也没有朋友。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和阿拉伯联盟都已呼吁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理想主义目标并不是美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选择动武的唯一动机。我们不应充当世界警察。我们不能通过武力方式去应付所有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问题。而应推行将保护国家利益与宣扬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我们须在动武时设定明确目标。
第二，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努力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我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第三，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到底支持什么以及支持谁。
第四，美国需在国内获得支持，而这通常就需要获得国会支持。
第五，我们应对一些计划外的后果加以考虑。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须明确认识本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并加以区别对待。
海湾地区的长期稳定符合我国重大利益，因为世界能源大多出自那里。同样，避免使该地区国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温床也符合我们重大的国家利益。
美国应推行一项政策，将保护本国利益的决心与宣扬我国的伟大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联系在一起。这种务实理想主义政策才是能在伊斯兰世界风起云涌的变革期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上佳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