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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吉米·卡特

  1924年10月1日,吉米·卡特生于佐治亚州西南部的普莱因斯。他父亲是一名花生农。吉米在回忆录中说:“幼年时我家很穷,黑人和白人形成了一种令人吃惊的亲密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白人邻居,只有黑人邻居。我的伙伴是黑人孩子。我和他们一起玩,一块打架,一块摔跤,和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去钓鱼。”但当吉米进入中学后,这种关系忽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幼年朋友不再叫他“吉米”,而是称他为“先生”。他感到非常不自然。这是他第一次体味到种族歧视。

  吉米·卡特吉米16岁从普莱因斯中学毕业后,到附近阿梅里克斯的佐治亚西南大学读了一年书,然后作为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学生进了佐治亚理工学院。1943年,由该院到安纳波利斯进入海军学院。

  1946年,吉米以优良成绩从安纳波利斯毕业。这对于一个来自佐治亚偏僻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吉米在总结海军学院三年的学习时写道:“我欣赏那里的全部生活,甚至那些不太愉快的部分。那些年月是挑战性的,使人兴奋的,是上进的年月。”吉米经常用“挑战”两字来形容他的军事生涯,很明显,正是这个方面对他最有吸引力。

  毕业后,吉米短期回到普莱因斯与罗莎琳结婚。吉米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到海军。他申请到潜水艇上工作。从1948到1953年离开海军为止,他一直在潜水艇上服务。

  吉米开头服役的一批潜艇是用蒸汽来发动的。它需要定期浮上水面来追加燃料。但当时海军正在发展第一批核动力潜艇。对这一革命性的原子能发展负主要责任的人是海军中将海曼·里科弗。他是新成立的核潜艇方案署的署长。吉米马上递了一个求职申请。里科弗与他的这次接见是吉米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会见里科弗将军,我们单独坐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有两个多小时,他让我挑选任何我所希望讨论的问题。我非常谨慎地挑选了我当时知道得最多的那些问题——时事、航海技术、音乐、文学、海军战术、电子学、射击学,接着他问了我一连串愈来愈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很快地证明,我对我所挑选的问题相对地说是知道得很少的。

  他老是直接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始终没露笑容。我浸透着冷汗。

  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以为我可以得到拯救了。他说,“在海军学院,你在班上的成绩怎么样?”由于到安纳波利斯当一年级学生以前,我已读完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二年级,所以成绩的确很好,因此我就骄傲地挺起了胸脯回答说:“先生,在810人的一个班中,我名列第59.”说完后我就舒坦地往后一靠,等待着祝贺——但祝贺并没有到来,到来的是一个问题:“你竭尽全力了吗?”我张口想说“是的,先生”,但是我记起了他是谁,我回想起在海军学院曾有许多次我本来应该更多地钻研一些关于我们盟国的情况、我们的敌人、武器、战略等等。我只是常人而已。最后我吞了一口气说:“没有,先生,我并不总是竭尽全力的。”

  他注视着我很长时间,然后转过他的椅子,结束了这次会见。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不能忘怀——或者说一直未能作出答案。他说:“为什么不竭尽全力呢?”我坐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惘然若失,然后慢慢地离开了房间。

  里科弗有一次曾经这样总结过他的哲学:“你在和平时流汗越多,你在战争中就流血越少。”他具有一种几乎是超人的精力,无情地鞭策着他自己和他的部下。关于他,吉米写道:

  他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精神和工作能力,他要求他的部下全部献身于工作。我们惧怕他,尊敬他,并且尽力做到使他满意。我想不起那一时期他曾经说过什么赞扬我的话。不批评就是他的赞扬;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他认为能够做到的程度,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进行严厉批评。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极大的,但是他总是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天的辛勤工作结束之后,随他一起飞往西雅图。这是一次在商业喷气飞机上的长途飞行。飞机起飞后他就开始工作,我们也决定进行工作。几小时后,我们其余的人都丢下工作睡着了。当我们醒来时,里科弗却还在工作。

  那些在吉米当州长时和后来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证实吉米是以里科弗的为人为榜样的。

  卡特作为总统,只获得一任。任内主要做了两件好事。第一是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谈判。第二是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邀请邓小平正式访美。

  卡特的最大败笔是伊朗问题。

  1978年,他受伊朗国王巴拉维的邀请,前往德黑兰进行访问。他在广播中盛赞巴拉维是“一名极明智的领袖,是中东稳定的支柱”。原来这位国王是开明人士,认为伊朗应当西化,引起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不满,他们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并请避难在巴黎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主政。

  巴拉维要求到美国避难,卡特起先加以拒绝,但后来又允许他来美治病。政变分子大怒,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52名美国人质,并提出下列要求:

  1.把国王送回伊朗。

  2.把国王财产交还伊朗人民。

  3.美国对过去的作为进行道歉。

  4.承诺以后不干预伊朗内政。

  虽然国王最后去了埃及,但人质问题没有能解决。于是卡特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组织了几架飞机,实行抢救。但有一架飞机在沙漠地区出了毛病,全体人马只好无功而回。这酿成了一次国际大笑柄,也导致卡特在连选中的失败。

  1981年1月14日,卡特在白宫发表告别演说。他主要谈的是外交问题。他说:

  请给我几分钟,暂时抛开我的总统地位,作为一名世界公民就我们所面临的三大难题讲几句话。三大难题是:核危险问题,管理地球资源问题,维护人类的人权问题。

  自从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已有35年了,然而,核危险的可能已愈来愈大。如果美国软弱(不管真的软弱还是使人觉得软弱),都可能引诱人们发动侵略而酿成战争。我们必须保持强大,而且一定要保持强大。但是,美国和所有国家必须以同样的决心想方设法控制和压制由于世界核贮备的增加而带来的可怕危险。

  第二个严厉的挑战是要保护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质量。笼罩在我们未来的阴影不仅仅是武器的发展,而且还有未来世界之是否宜居。

  我们最珍贵的自然财富正面临真正的和愈来愈大的危险: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食用的饮水;我们所依靠的大地。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到2000年时,世界会变得不如今日。

  不过,我们不用悲观。如果我们有勇气和远见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饮水,粮食,矿藏,土地,森林,人口过剩,污染等。

  我刚才讲的是人类可能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也有可控制它们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力量就是加强民主来提高个人自由的作用。争取人权是超越肤色、民族、语言和国界的。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美国必须永远在国内和国外维护基本人权。这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命运。

  卡特的这番话,实际上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框框。

  卡特之所以有名,倒不在于他是总统,而在于他是一名伟大的“总统后”。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总统后”能像卡特那样关心人权,并为之四处奔走呼号。

  美国《交流》季刊曾发表《永不停息的卡特》一文,介绍下台后的卡特:

  1981年,吉米·卡特竞选连任失利,回到老家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他受到的责难不一而足,说他是美国种种弊端的制造者,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尤其叫他倍感羞辱的是,他为营救52名美国人质而采取的行动在伊朗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漠里一败涂地,而伊朗却在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的当天宣布释放这些人质。卡特个人的经济状况一塌糊涂:当他去白宫走马上任时他的花生贸易货栈本来是生意兴隆的,由于全盘交托别人,如今却拉下了一百万美元的亏空;他眼看就要把农场赔进去,说不定连自家的住宅也保不住了。吉米·卡特不得不承认,当了一任总统之后,他面对着的生活“一片空虚,了无指望”。

  可是一天深夜,他忽然笔直地坐在床上说了一句:“解决冲突。”他对夫人罗莎琳说:“我现在知道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应该干些什么了。咱们可以把它办成一个调解冲突的地方。”

  罗莎琳·卡特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好笑,她说:“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得了什么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半夜爬起来,连在白宫的时候也没见过。”

  卡特自己是这样说的:

  当我1980年从白宫退休时,罗莎琳和我面临着如何度过余生的问题。我们正值壮年,都是五十多岁,但都没有工作。我们直接从白宫回到我们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

  我不想再次竞选公职,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多年来获得的某些技巧和经验,解决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

  头一年我们一直在苦思冥想,在这一过程中就产生了成立卡特中心的念头。我们设想这是一个非营利中心,不属于任何政府,也不属于任何政党。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和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状况。1983年,我们在埃默里大学校园里创办了卡特中心,并已于1986年搬到永久性总部,与新近落成的吉米·卡特图书馆与博物馆相邻。

  多年来,罗莎琳和我退而不休,在卡特中心开始另一项事业。在不当总统的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比我担任公职的那些年更充实。我们代表卡特中心去了115个国家。在朝鲜、海地、尼加拉瓜、利比里亚、苏丹以及其他国家,我们帮助解决冲突,化解潜在的爆炸性危机。我们在非洲偏僻的村庄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教当地居民如何消灭麦地那龙线虫害,分发免费药品以控制盘尾丝虫病。在非洲,我们帮助农民利用简单的、花钱不多的农业耕作法,把谷物和玉米的产量提高400%。我们促进人权,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制定发展的总体规划。

  在美国的家中,罗莎琳继续为精神病患者的利益而努力,这项工作在她当佐治亚州第一夫人和美国第一夫人时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帮助亚特兰大市中心的居民制定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向100多个其他城市介绍我们的经验。当我们不再为卡特中心工作时,我们每年花一个星期时间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居工程志愿者一起盖房建屋。

  所有这些项目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我了解了我在当州参议员或者州长甚至当总统时从未了解的东西。在我们与其他人接触时,罗莎琳和我也满足了自己的需要,那就是迎接挑战,充当全球社会中有所贡献的成员。

  我们还发现其他人也付出了时间、经验以及财力、物力和人力,以缓解人们的痛苦,改善生活。我们生活在充满机遇的国家里。退出政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激动和挑战的全新世界。我们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与儿女和孙儿女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并从新的爱好和新的兴趣中得到乐趣。我在62岁时学会了滑雪。我还开始观察研究野鸟的生活习性。我花大量的时间待在车库的木工房里,为家人和朋友做家具。罗莎琳和我还曾攀登过喜马拉雅山,并登上过富士山之巅。我们在许多地方垂钓,到我们在佐治亚州山的小木屋里消遣。

  对我们来说,退休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生活的新的开始。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许许多多年里发光发热,积极地充分利用我们的余生。

  2001年《交流》秋季刊再次发表了以“吉米·卡特:白发国务活动家和木匠”为题的文章: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离开白宫时,被认为是政绩最差的美国总统之一。但是自那以后,卡特频繁出访世界各地,到处倡导民主和人权事业,证实自己是最受尊敬的卸任总统。但是,他个人影响最大的地方还是他的祖国。在这里,他拿起自己的锤子,帮助穷人建造经济适用住房。卡特卸任后的生活表明,使人伟大的不是权力,利用权力和影响所做的事才是伟大的真正标志。

  去年秋天,卡特中心宣布首次在国内执行一项大规模计划——亚特兰大计划,并称其为“解决城市地区贫困现象引起社会问题而实行的一项全社会的空前壮举”。鉴于当时举国上下突然再度认识到城市危机问题,在人们心目中,这项创举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他承认“计划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根本不推行这项计划,那肯定只能坐待失败的来临。”

  人们不禁要赠给吉米·卡特一个称号:“志愿人员的最高表率”。他走遍世界调解争端,指导卡特中心初具规模的业务,到邻近的埃默里大学授课演说,募集基金,还作为“仁爱居所”计划(Habitat for Humanity)的一员亲自动手做粗木工。这许许多多的工作没有一件是领取薪金的。

  吉米·卡特至少在一点上遥遥领先于历届卸任总统。他总是不知疲倦地亲自动手。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里德尔的话来说:“卡特表现了历届卸任总统都没有的一种特殊品格——随时随地卷起袖子直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说卡特随时随地卷起袖子亲自动手做事,最动人的例子莫过于每年一次为“仁爱居所”计划尽义务了。卡特夫妇说,为了“仁爱居所”工作的经历不但给他们提供了发挥基督徒助人为乐精神的机会,还能跟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话是无可置疑的。吉米·卡特最近接受采访时沉思了一阵,然后说,打成一片未必能轻易做到:“你怎么才能了解谁是真正的穷人呢?这是一条很少人能够逾越的鸿沟,你往往有可能被拒于千里之外。‘仁爱居所’计划教会了我怎样去做工作。”

  卡特虽然在世俗生活中多有建树,但他从来不曾为此而动摇了出于宗教信仰而献身志愿服务的决心。这一点并不奇怪。他在佐治亚普兰斯镇老家的浸礼会家庭教堂主持主日学已经快四十年了。只要他和罗莎琳在普兰斯,他仍旧坚持去主讲,如今由于亚特兰大计划日趋繁重,每个月通常只能去一两次了。

  除了有从事志愿服务和助人为乐的真诚愿望之外,卡特夫妇还坚信,早年的失意不应该妨碍晚年的成功。在他们合写的《大有可为:如何使晚年生活更充实》(Everything of Gain:Making the Most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一书里,罗瑟琳说道:“如果我们早年的抱负没有得到实现的话,那就应该树立新的抱负,或者设法从早年的抱负中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东西。无论我们打算做什么,最好坚持到底。”

  从以上这段话来看,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吉米·卡特的为人是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

  2002年,卡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为了他几十年来努力于为国际争端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为了他努力促进民主和人权以及推进人类之经济和社会发展。”

  他在8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说:我很幸运地在56岁时离开了白宫,因此有时间来从事其他各种活动。

  2002年,卡特访问了卡斯特罗,并获得允许在古巴电台上发表友好演说。这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前总统第一次在古巴访问。

  2004年8月15日,委内瑞拉举行了一次要求罢免总统的复决选举。卡特特地前往观察。结果在任总统查韦斯仍然获胜。卡特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加维利亚共同声明,选举基本正常,没有舞弊。

  2006年,卡特访问尼泊尔,为尼泊尔共产党说好话。

  2007年,卡特不断抨击小布什错误地发动对伊战争。

  凡此种种,引起了国内一部分人的不满。一位名叫司提芬·海沃德的,特别写了一本书:《吉米·卡特真面貌》,“揭露”我们这位最次的总统如何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姑息一些独裁者;如何培植了克林顿和寇里这类货色。

  卡特曾在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讲话中说:“人们称我为反犹分子,称我为偏执盲从者。我还被说成是年老糊涂,被说成是乱说一气。也有人说我是文抄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则说:“他和我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观点有时并不一样,但很难找到像他那样对事业如此无私如此投入的人。”

  卡特曾多次来华,2007年12月6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道:

  你们的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大国。中国的未来充满机遇与责任。全球变暖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高速的工业增长使中国成为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最大排放国之一。中国必须同国际社会共同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对能源的需求,使得中国可以在诸如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中国与缅甸关系独特,国际社会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缅甸的纷争及侵犯人权事件。

  我知道即使是向别国施加有益的影响也有悖于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从微观层面而言,卡特中心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不同的是,卡特中心没有任何权力与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邀协助主权国家在推动和平、自由、民主、改善环境质量、减轻人类苦难方面提供服务。我们做过的工作包括协助磋商和平协定、减少侵犯人权行为、69次观摩国家一级的选举、协助800万个非洲家庭提高粮食产量并保护耕地质量、帮助数百万赤贫人口减少或免于可预防疾病的困扰。

  巨大的影响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产生,这些和平途径与国际准则以及贵国古老的价值传统一脉相承。

  在21世纪之初,我应邀在挪威的奥斯陆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世界在新千禧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我的回答是:“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一国内部的差距。

  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功,但财富的积累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只中国,美国也同样深受贫富差距过大之苦。胡锦涛主席已经把贫富差距看作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之一。

  各国领导人应该共同应对挑战,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对挑战需要智慧与坚忍。

  和你们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和你们不同的是,我后来成了一名工程师,参与开发舰船核动力的工作。在选择这项工作时,一位令人生畏的海军指挥官、也是和平使用核能之父的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对我进行了面试。在交叉询问阶段,他问到我的毕业成绩。当时我自豪地对里科弗说,在820名毕业生中,我排名第59名。他没有对我的成绩表示欣赏,而是厉声问道,“你每次都竭尽全力了吗?”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承认说:“并没有每次都竭尽全力。”他问我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然后移动椅子背对着我,结束了面试。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但里科弗将军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忘记。

  像贵国曾经涌现出的杰出先辈们一样,我希望你们将来能成为富有勇气和远见的领导者,为此你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祝你们学业有成,事业顺利!我希望你们也总问问自己,“为什么不竭尽全力?”

  2009年11月19日,法新社报道了卡特在中国的一项活动如下: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今天前往中国西南部启动一项活动,旨在为一万个贫困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类家园国际组织说,现年85岁的卡特与妻子罗莎琳一同在四川省邛崃市启动的这项工程为期5年,是一项包括5个国家的活动的一部分。

  卡特计划用6天时间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0名志愿者一道在泰国、越南、中国、柬埔寨和老挝建造和维修166座房屋。目前卡特正在中国访问。

  卡特在发给本社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今天,我和妻子非常高兴地和志愿者一道参加一年一度的建房活动”,“我们特别宣布今天启动一项为期5年的活动,将给中国的10000个家庭以及5个国家的总共50000个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2010年8月25日,卡特以个人身份,为释放被扣的美国公民艾贾龙、戈梅斯到朝鲜进行斡旋,终于让朝鲜当局释放了戈梅斯。

  2010年9月8日,卡特一行到上海参观世博会,首先来到了中国馆,观看了贵宾厅的一些精美展品,随后乘电梯抵达第一展区观看了多媒体电影《和谐中国》。在“国之瑰宝”展区参观了“一号铜马车”,对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表示了极大的赞许。参观结束后,卡特和夫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赠言,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卡特保持着健康,我们相信他还会不断地有所作为。

  看来,卡特真的做到了“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了。我们不能不对卡特这样的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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