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煌煌中华帝国
隋唐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盛世。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的先导地位。每逢盛世，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经济飞速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中国的器物、制度、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使得隋唐成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发动机，不断扩散影响，使他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性。尤其是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西北丝绸之路因只隔断。西来的商品最东到达河西地区，外商们纷纷改在河西贸易。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乱混战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隋朝初年，朝廷派军西征，重新控制了河西地区，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炀帝继位后，热衷于中西交通和贸易。公元607年，他委派户部侍郎（主管财政）裴矩专驻张掖，主管外贸事宜。公元609年3月，隋炀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肃，往返历时半年，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西巡皇帝。
6月，隋炀帝到张掖郡，登焉支山，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国际贸易会。在张掖，隋炀帝见了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者。为了庆贺这次西巡取得的丰硕成果，隋炀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制成的服饰，焚香奏乐，在道旁歌舞欢呼，依次参见。同时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前后数十里夹道欢迎。几十里路上，车马填咽，难以通行。这次以“显中国之威，示中国之盛”的贸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因为隋炀帝的重视和亲行，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新的荣光。从此隋朝在丝绸之路的张掖设立互市，并派驻特使宣传和招揽官私贸易。发展到唐代，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葱岭以西，西域各国向唐朝称臣纳贡的使者不绝于途。由于政治环境的安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中前期，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甘肃成为全国经济最富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及黄金生产、水利资源开发和利用等，在全国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
在“张掖盛会”的影响下，中亚西方更多的国家纷纷前来洛阳入贡于隋。隋炀帝在洛阳建国门外，特设招待蛮夷酋长、贡使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馆，以便朝贡贸易。四方馆的设置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当时洛阳城中规模巨大的三个工商市场中以丰都市为最大，位于洛河南岸端门大街以东，周长8里，有12个通门，内有120行、3000多家店肆，四壁有400余店，货贿山积。大同市在洛河以南，端门大街以西，周凡4里，市开4门，邸141区、资货66行。通远市在洛河以北、迪河以东，濒临潜渠，周6里，是洛阳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蕃夷商贾汇聚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进行官私贸易，使洛阳成为国际贸易盛会的大市场。
在南方，隋炀帝又开通了通济渠，加强南海、岭南一带与内地的商旅贸易，也为南方海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往来不绝”，“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潜，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隋朝短命而亡。它所奠定的对外交往的制度和规模都为唐朝所继承发展。唐朝也以重新贯通丝绸之路作为入手点。隋末的战乱和突厥的兴起，重新隔断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唐王朝发动了数以百计的战争，终于在显庆二年（657年）破灭西突厥。唐朝在突厥故地设立都护府和州县，将版图延伸入了中亚腹地。至高宗初年，唐已将“丝绸之路”各主干线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天山南路分设“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在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护府，建23个都督府、二州，并将伊州、西州、庭州并入陇右道，由朝廷派员直接管理。在此基础上，内地与西域等地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政治关系与军事关系日益增强。
唐丝绸之路的贸易方式，以贡赐、边界互市的官方贸易为主，也积极开展广泛的民间贸易。众多的胡商不仅组织庞大的商队，进行长途贩运；而且涌入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组织社团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汉族商人合伙经营。唐朝还在四方馆的基础上特设鸿护寺典客署招待蕃客贡使，并安置馆舍膳食等优厚待遇之事，鼓励朝贡贸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贸易。唐代“丝绸之路”因此走向了繁荣与兴盛。唐王朝的威望远播中亚、西亚地区。
盛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主要国家有70多个，复杂的交通网络从东亚开始，延伸向四方。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而至；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丝路驼铃不绝，海上风帆竞发。
商贸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古代中国的文章典籍、科技发明和诗歌文学就是以贸易为先锋，以商路为载体四散传播的。
唐代都城长安，由于国家的强盛和中外交往的繁密，达到了城市辉煌的顶点。它以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欧亚大陆。从隋朝建立到唐朝前期的300年间，长安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达84平方公里，成为四方商旅往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大都市，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中外交流的繁盛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打下了世界烙印。来自西域各国、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文化通过朝觑、宗教、商业以及民间市井生活方式融合传播，成为当时长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热闹的城市中散发着浓郁的胡风胡韵：
……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毡腥脑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嗽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这首《法曲》，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安的国际景象，展现了多元文化对唐长安城市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大量外商外客聚居长安，使长安成为了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大熔炉。各种胡食，如胡饼、烧饼、抓饭、各种酒类等在内地流传起来。《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长安“贵人御撰，仅供胡食”，玄宗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唐代长安驰名的胡麻饼成为饮食新宠。白居易曾有《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此外还有烧饼、五福饼、搭纳等。酒肆里的“三勒浆”（用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三种果实酿造的美酒，最早产于波斯，唐初传入长安）、葡萄酒、龙膏酒等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水酒，成为豪客新欢。史向军：《唐长安的胡风胡韵》，载于《陕西档案》2005年2月。
像长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在唐朝还有很多。泉州、广州、明州、成都、扬州等等，比比皆是。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南方的广州。由于广州海外航行与贸易的发展，使得广州的“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业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大量的外国船舶远渡重洋到达广州，船上载满珍贵的宝物和香药，主要还是要换取中国的珍贵丝绸，也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商及使者聚集广州。广州成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区来华和中国外贸商船的出入口，成为岭南首盛之地。当地的外侨聚居处称为“蕃坊”，远来的阿拉伯商人还兴建了存至今日的广州怀圣寺。唐末黄巢军队进入广州时，就杀害了城内的外商蕃客多达12万人。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广州开始设置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市舶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涉外税收机构。当时对外贸征收的税率正史没有记录，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税率大约是30%。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扬州、明州、泉州也逐渐成为市舶中心。中国因此成为了最早发展出完备的外贸管理制度的国家。
广州的繁盛印证了中外海上交往的密切。在陕西省径阳县云阳镇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为我们证明了唐朝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流。碑文载主人公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还是贞元初年他作为唐王朝的聘国使航海前往远在中东的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杨良瑶从长安到岭南，自南海舍陆登舟，航海出行，在一年内便完成了外交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扬唐王朝的政治主张。贞元四年（788年）六月，杨良瑶因功被封为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唐代的大食国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天宝十年（741年）但逻斯战役后，基本划定了大唐、大食两国在中亚细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后双方经济贸易空前频繁。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开始遣使节朝贡起，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大食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2005年碑文的发现证明了唐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的历史。杨良瑶一行不仅要远早于郑和的盛举，更证明了当时唐朝开放的胸襟和远航的能力。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载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月。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西北丝绸之路因只隔断。西来的商品最东到达河西地区，外商们纷纷改在河西贸易。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乱混战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隋朝初年，朝廷派军西征，重新控制了河西地区，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炀帝继位后，热衷于中西交通和贸易。公元607年，他委派户部侍郎（主管财政）裴矩专驻张掖，主管外贸事宜。公元609年3月，隋炀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肃，往返历时半年，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西巡皇帝。
6月，隋炀帝到张掖郡，登焉支山，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国际贸易会。在张掖，隋炀帝见了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者。为了庆贺这次西巡取得的丰硕成果，隋炀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制成的服饰，焚香奏乐，在道旁歌舞欢呼，依次参见。同时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前后数十里夹道欢迎。几十里路上，车马填咽，难以通行。这次以“显中国之威，示中国之盛”的贸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因为隋炀帝的重视和亲行，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新的荣光。从此隋朝在丝绸之路的张掖设立互市，并派驻特使宣传和招揽官私贸易。发展到唐代，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葱岭以西，西域各国向唐朝称臣纳贡的使者不绝于途。由于政治环境的安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中前期，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甘肃成为全国经济最富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及黄金生产、水利资源开发和利用等，在全国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
在“张掖盛会”的影响下，中亚西方更多的国家纷纷前来洛阳入贡于隋。隋炀帝在洛阳建国门外，特设招待蛮夷酋长、贡使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馆，以便朝贡贸易。四方馆的设置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当时洛阳城中规模巨大的三个工商市场中以丰都市为最大，位于洛河南岸端门大街以东，周长8里，有12个通门，内有120行、3000多家店肆，四壁有400余店，货贿山积。大同市在洛河以南，端门大街以西，周凡4里，市开4门，邸141区、资货66行。通远市在洛河以北、迪河以东，濒临潜渠，周6里，是洛阳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蕃夷商贾汇聚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进行官私贸易，使洛阳成为国际贸易盛会的大市场。
在南方，隋炀帝又开通了通济渠，加强南海、岭南一带与内地的商旅贸易，也为南方海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往来不绝”，“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潜，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隋朝短命而亡。它所奠定的对外交往的制度和规模都为唐朝所继承发展。唐朝也以重新贯通丝绸之路作为入手点。隋末的战乱和突厥的兴起，重新隔断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唐王朝发动了数以百计的战争，终于在显庆二年（657年）破灭西突厥。唐朝在突厥故地设立都护府和州县，将版图延伸入了中亚腹地。至高宗初年，唐已将“丝绸之路”各主干线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天山南路分设“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在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护府，建23个都督府、二州，并将伊州、西州、庭州并入陇右道，由朝廷派员直接管理。在此基础上，内地与西域等地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政治关系与军事关系日益增强。
唐丝绸之路的贸易方式，以贡赐、边界互市的官方贸易为主，也积极开展广泛的民间贸易。众多的胡商不仅组织庞大的商队，进行长途贩运；而且涌入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组织社团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汉族商人合伙经营。唐朝还在四方馆的基础上特设鸿护寺典客署招待蕃客贡使，并安置馆舍膳食等优厚待遇之事，鼓励朝贡贸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贸易。唐代“丝绸之路”因此走向了繁荣与兴盛。唐王朝的威望远播中亚、西亚地区。
盛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主要国家有70多个，复杂的交通网络从东亚开始，延伸向四方。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而至；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丝路驼铃不绝，海上风帆竞发。
商贸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古代中国的文章典籍、科技发明和诗歌文学就是以贸易为先锋，以商路为载体四散传播的。
唐代都城长安，由于国家的强盛和中外交往的繁密，达到了城市辉煌的顶点。它以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欧亚大陆。从隋朝建立到唐朝前期的300年间，长安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达84平方公里，成为四方商旅往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大都市，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中外交流的繁盛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打下了世界烙印。来自西域各国、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文化通过朝觑、宗教、商业以及民间市井生活方式融合传播，成为当时长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热闹的城市中散发着浓郁的胡风胡韵：
……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毡腥脑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嗽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这首《法曲》，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安的国际景象，展现了多元文化对唐长安城市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大量外商外客聚居长安，使长安成为了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大熔炉。各种胡食，如胡饼、烧饼、抓饭、各种酒类等在内地流传起来。《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长安“贵人御撰，仅供胡食”，玄宗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唐代长安驰名的胡麻饼成为饮食新宠。白居易曾有《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此外还有烧饼、五福饼、搭纳等。酒肆里的“三勒浆”（用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三种果实酿造的美酒，最早产于波斯，唐初传入长安）、葡萄酒、龙膏酒等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水酒，成为豪客新欢。史向军：《唐长安的胡风胡韵》，载于《陕西档案》2005年2月。
像长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在唐朝还有很多。泉州、广州、明州、成都、扬州等等，比比皆是。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南方的广州。由于广州海外航行与贸易的发展，使得广州的“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业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大量的外国船舶远渡重洋到达广州，船上载满珍贵的宝物和香药，主要还是要换取中国的珍贵丝绸，也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商及使者聚集广州。广州成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区来华和中国外贸商船的出入口，成为岭南首盛之地。当地的外侨聚居处称为“蕃坊”，远来的阿拉伯商人还兴建了存至今日的广州怀圣寺。唐末黄巢军队进入广州时，就杀害了城内的外商蕃客多达12万人。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广州开始设置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市舶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涉外税收机构。当时对外贸征收的税率正史没有记录，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税率大约是30%。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扬州、明州、泉州也逐渐成为市舶中心。中国因此成为了最早发展出完备的外贸管理制度的国家。
广州的繁盛印证了中外海上交往的密切。在陕西省径阳县云阳镇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为我们证明了唐朝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流。碑文载主人公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还是贞元初年他作为唐王朝的聘国使航海前往远在中东的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杨良瑶从长安到岭南，自南海舍陆登舟，航海出行，在一年内便完成了外交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扬唐王朝的政治主张。贞元四年（788年）六月，杨良瑶因功被封为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唐代的大食国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天宝十年（741年）但逻斯战役后，基本划定了大唐、大食两国在中亚细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后双方经济贸易空前频繁。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开始遣使节朝贡起，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大食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2005年碑文的发现证明了唐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的历史。杨良瑶一行不仅要远早于郑和的盛举，更证明了当时唐朝开放的胸襟和远航的能力。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载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