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8章 想起胡绳

　　陈四益 黄永厚

　　胡绳先生在世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我曾问他：“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那时你们确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杀，它必会赢得群众。所以，尽管政权在国民党手中，报刊也大都在他们手中，你们除去思想与自信，两手空空，但无所畏惧。为什么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报刊在共产党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当年的自信？对那些不太乐意听的话，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定要用查禁的方法？”

　　胡绳沉吟片刻，说：“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

　　现在掌权了。

　　“是因为掌了权，所以觉得运用权力禁止比运用思想说服更为简单方便吗？”

　　他又沉吟片刻，说：“掌权了，就怕乱。”

　　“那么当初呢？”

　　“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

　　我没有再问下去。胡绳是前辈，又身居高位，同一个交往不深的晚辈，能这样不以为忤，坦率交谈，已是非常难能。

　　我之所以向胡绳先生提问，是因为想到了鲁迅，他从以往的事实推测将来，说得那样深刻，深刻得令人战栗。而瞿秋门的《鲁迅杂感集序言》与胡绳论述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长文，是我昔时读鲁迅的重要参考。

　　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作的。按照对鲁迅思想发展的正统论述，这时他已完成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他演讲的大意是说，文艺和革命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文艺与政治是不同的方向，因为文艺不安于现状，而政治则要维持现状。所以，在革命时期，革命家同文艺家可以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大家都要改变现状，但到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同一就变化了。文艺家依旧不满于现状，想催促社会的进化使它渐渐分离，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但革命家囚取得了政权而转换了地位，成为政治家。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因为他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于是，“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仍不免于不满意，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文艺家，便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干脆割掉他的头。鲁迅当然是从大革命前后的中国现实作出这一分析的，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了这一分析的精到。

　　如果用鲁迅的眼光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先前不大明白的事情就豁然开朗。

　　譬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不过是两篇短短的杂文，何以便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又何以到了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之后，还要拿出来“再批判”？以我的愚鲁，当初实在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现在想想，这就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王实味、丁玲若是在国统区写两篇批评当局的文章，即便更加尖锐，延安是一定拍手叫好的，因为这样的文艺同延安的革命家在不满现状上是同一的，而国民党的政治家则必加封杀，因为他们是要维持现状的。但这两篇短文不幸是在延安写的，批评的是延安的某些风气，已经在延安掌权的政治家就觉得是在捣乱了，于是也用起了老法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并不含蓄地宣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在新的政治家看来，文艺家在就政治家退出之后，唯一的任务就是歌颂新的政治了。

　　懂得了这一点，我想，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说革命成功之后，他可能会穿上红马甲去扫马路：而毛泽东在罗稷南问到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怎样时，作了那样令人吃惊的回答。

　　鲁迅所说的文艺家，似乎并不是狭义的文艺家，它应该包括思想家在内。思想家对社会的批判，也如文艺家一样，是基于一种理想，在一定时期是同革命家同一的。待到革命成功之后，如果思想家发现，他看到的现实，同所抱的理想并不相同，又不免发出批评。这样他的命运也就同文艺家一样了。但如果思想家只是赞美现在的好社会，不能提出新的理想以祛除社会的弊端，他也就不成其为思想家了。恰如鲁迅所言，“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世间也不会有满意现状的思想家，因为提不出社会的弊端及其矫正之道，只唱赞美诗的，充其量只是歌星，绝不是思想家！

　　胡绳先生说，“现在不同了”，“掌权了，就怕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只是以他的谨慎和他的地位，不能不谨言慎行，处处设防，以免授人以柄。对一个交往无多的人，讲到这个份儿上，不能不打住了。不过，在后来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想得更加深，他想提供给社会的，不是感想，而是成熟的思想，哪怕这思想不免会同政治家的想法相左。

　　那是世纪之交的前一年，我供职的《隙望》周刊为了出版迎接新世纪的专刊，准备约请学界名家回顾即将过去的世纪，瞻望即将来到的新世纪。胡绳先生自然是首选。他慨然应允了约稿的要求，写成后便打电话叫我去取，文章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他后来说，文章写得过于晦涩，文字也太短，未能展开，是言未尽意的意思吧。但我当初读后，却感到了胡绳作为思想家的特质。他所思索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何以会一直走到“文革”那条路上去。失误从何开始，又因何而起。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的方向也难于坚持，说不定哪一天已经经历的失误又会卷土重来。

　　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标题所示，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他的文章来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过去我所感觉到的东西，作了理论上的剖析：企图越过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跃而进入“光辉的顶点”，结果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这是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这个问题在当时相当敏感，他的文章自然不能不婉曲而言。这大概就是他说的晦涩吧。但他的意思是谁都读得明白的，不然，也就不会因为他的这篇和以后进一步发挥的文章，被自命为“坚定”的什么什么攻击为“老右”了。

　　此文在审稿过程中，题目被改成了《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题目无论从点题醒目或是论述中心看，显然都不如原题，且无新意，但它使文章的色彩不致扎眼，或可在见刊前省去一些麻烦。好在文章内容并未删节，我也就没再征求胡绳先生的意见。后来知道他对这标题很不满意，但也未向我提及，我想，以他的经历，对办刊人的难处当是了然于心的。

　　胡绳先生晚年是很想把自己的思考公诸于世的，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有的冲动。他曾戏言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胡绳本名项志逖，不知是用“逖”的本义要志存高远，还是要他立志如祖逖报效中华。他十九岁就写了《新哲学人生观》，青年时代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是几代进步青年的读物。但他晚年回顾一生，却认为自己从四十岁到七十岁的三十年间是“惑而不解”，直到暮年才稍知天命。长期处于政治家的地位，极大限制了甚至消磨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作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写的几篇文章，是他摆脱了诸多束缚后得出的最具理论价值、也最具个性化的思考。如果不是要求所有的言论都要统一于一个口径，他那“惑而不解”的三十年，将有多少理论的创造！这一点，是那些以维持现状为第一要务，因而禁止思考，害怕不同思想争鸣的政治家应当深长思之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善于思考的学者，但几千年来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政治传统，阻碍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许多灿烂的思想，都成了稍纵即逝的火花，以至直到今天，说起古代的思想文明，仍只是津津于儒学一家。

　　胡绳先生患癌症住院期间，我曾去病房见过他一回。他还在为中国走过的路和要走的路思索，但已有时日无多之叹。我请他为我写几个字，他铺开宣纸，写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想，这既是他的心境，也是对后辈的期望。后来读到他写给吴江先生的信，抄录了访李清照故居时为这位女诗人写的一首诗：“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婉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壮士情。”并说李清照《渔家傲》后半阕“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笺注者以为是从《离骚》中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他又把李清照的词语缩减为一句（路长嗟暮呼风起）。屈原的这两句诗，鲁迅曾用之于《彷徨》的题词，现在又在胡绳先生的信中读到，真是“道出从来壮士情”——精神界之壮士。

　　因为想起了胡绳先生，重又想到了我对他的提问和鲁迅那篇深刻的演讲。中国几千年来对于思想，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大体都是要求一律，要求统一，而对于不一致的思想都视为异端，不是烧掉，就是禁止，结果不知扼杀了多少有益的思想。中国今后要求发展，需要多一些思考者，多一些思想家，哪怕只是一得之见，也不要随便弃置。应当鼓励的是探索而不是学舌。政治家如果不把自己当作思想界的无上权威，而只是善于从整个社会的思想创造中择其善者而从之，我们可能会少走许多弯路。

　　中国人把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寄托于某一个圣明天子的岁月太长久了，整个民族也因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们民族的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但也有许多需要自省的地方。自省，才是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