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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李白之子说“李侠

  第六章 李白之子说“李侠——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原型李白的儿子李恒胜”

  邓颖超同志曾说过:“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关于李白,在李白烈士故居里,有份材料这样记载:

  李白,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李白的祖上没有田产,父亲李荣德以贩运纸张为业,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居长。李白小时候只读过3年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13岁起在染坊当学徒,他要承担一个成年人的繁重劳动,还要替老板端水倒茶,扫地抹桌。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北伐战争推动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协,儿童团成员之一。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李白政治上日渐成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李白才15岁。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白毫不动摇,革命矢志不移。这时李白的故乡张坊地下党组织决定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地在山区里往来奔波,向群众宣传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赤卫军,翌年7月,张坊农民赤卫军配合红军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张坊又掀起了革命热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1930年8月,县苏维埃政府向农民赤卫军发布命令,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李白扛起梭标,辞别家人,跟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李白随部队移师江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被推选为班长兼党支部委员的李白,学习加倍努力,他早起晚睡,找个清静的地方,潜心学习,被大家称为“学习上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白又被调入5军团13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负责的电台通讯联络畅通,为反“围剿”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5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无线电队全体人员严肃地指出:“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于是“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42年9月被日寇逮捕,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获释。

  1945年,党指派他到浙江淳安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国际7问题研究所工作,以报务员身份,利用敌台为党工作。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

  1946年,国民党派特务在各大城市到处侦查我地下党和革命志士的活动。李白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冬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通讯联络任务。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最新技术,侦查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之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各种刑具,一连30多小时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昏死过好几回,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

  敌人看到用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来诱供。敌人的阴谋又遭到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决。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反动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高庙杀害。

  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也许至今还惦记着李侠那从后门逃走的妻儿,极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的故事。记者于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见到了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同志,他向我透露了电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些情节。

  老李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副局长。他爱人郑华英是上海市电讯二厂的检验员,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长大成人。用老李的话说,是“在党和人民的特殊关怀照顾下,我们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老李今年50岁,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牺牲时他才4岁。工程师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脸阔唇,说起话来声音异常的洪亮,全无一点咬文嚼字的书生气。

  “父亲是1949年5月7日牺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母子。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在家接见我母亲,帮助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上海市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母子,把我母亲安排在市邮电局工会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湾路小学,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邮电学院读书。平时呢,对我家免收房租,对我个人的医疗费也全免,逢年过节,各级领导又对我家进行慰问,很温暖。1957年,父亲的老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于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搭起了班子,记得导演王平、主演孙道临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母亲。因为母亲裘慧英也是个老地下党,她是1937年入党的。在父亲来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绸厂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从延安来到上海,母亲根据组织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亲身边。1940年他们结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亲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随父亲被捕入狱,所以,她对父亲的斗争生活十分熟悉。摄制组经过反复酝酿、考证后,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完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全体创作人员都被烈士的事迹深深感染了,他们为影片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和干劲。孙道临同志曾对我说过:‘当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光荣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表现这样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心里去这是我的幸福。’当时学习英雄李白几乎成了一种热潮。”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同喽,那真是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当时是谣言蜂起,有说我父亲是叛徒的,有说我父亲跑到台湾去了的,更有甚者,是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亲的墓碑。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全上海都知道。我母亲被隔离审查20个月,我个人被从科研所赶到工厂去当杂工,和当时所谓的四类分子在一起打铁。家里的房子也被查封,我和母亲、爱人被赶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去住。当时我21岁,心里非常地不理解,为什么我一个最革命的家庭,一夜之间却给打成了叛徒的家庭?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是人民政府给的呀!后来我见中央一些老革命也都成了被打倒对象,我就更糊涂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有了些认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反复核实认证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坟墓并且把父亲的故居建成了纪念馆。1987年开馆的时候,陈云、罗青长等领导同志都分别写了题词题字,足见党和国家对我父亲的肯定和评价。那么,父亲在被捕后在狱中究竟是如果表现的呢?那部电影写最后一次被捕就结束了,记得结尾时李侠拍完电报说了句‘同志们,永别了!’之后,就表现大军渡江,然后就是剧终,这是艺术上的一种虚写的处理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内容”“1948年12月29日晚上,当父亲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我家房间四周,父亲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母亲把我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去藏起来。敌人闯进来后,搜到了东西,父亲当场被捕,因为敌人还想继续搜东西。第二天早晨,我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母亲:‘怎么昨天只有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母亲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于是敌人把我和母亲一起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进去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衣棉裤都脱掉,绑在老虎凳上,我就大声喊:‘爸爸!’敌人乘机对父亲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父亲说:‘现在我什么也管不了。’敌人又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给许多钱。’父亲说:‘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敌人说:‘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少将、中将,只要你讲,都可以。’父亲说: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备司令部,父亲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敌人还把很长的针戳到他手指甲中,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往指甲缝里钻,手背肿起来,血也呈紫色了。父亲前后共受了36种刑罚,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使出新花招。他们把母亲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几十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房间、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门来。特务们又把母亲和我关在一个亭子里,经常审问母亲。审问时,一个把枪口对住母亲的胸口,一个把枪顶住她的后背,他们威胁母亲说:‘你丈夫早说了,你还不招供,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母亲说:‘他说是他他事,我可不知道。’他们又到监狱里对父亲说:‘你老婆都讲了,你还不说!’父亲没有理他们。”

  1949年4月20日,父亲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带了我,曾经这样偷偷看他几次。5月7日,母亲和我最后见了父亲一面。父亲对母亲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母亲问他:‘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就在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接到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手令,将父亲带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个月后,我们才在戚家庙找到父亲的遗体,上海市政府为父亲重新进行了安葬,并且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沉默了一会儿,记者问:“您的母亲还在吗?”

  “不在了,她是1992年3月去世的,当时75岁。她生前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的工会副主席,全国的烈军属代表。她曾跑遍全国,给青少年作报告数千次,1991年底,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最后,李恒胜同志激动地说:“革命先烈牺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们的鲜血,才给今天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我认为,无论到何时,都应该有像我父亲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以国家、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否则的话,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钱,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这三个利益去换取个人的利益,那还会有什么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我选择的道路和父亲当年的选择是完全一致的,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对我一定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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