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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社会经济

  唐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

  隋末,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对外征伐,农村经济破坏。加上隋末农民大起义后,统治者镇压起义,军阀之间混战,唐统一战争,都使生产力进一步受到破坏。唐初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只及隋朝900万户的1/3不到。在这种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唐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使人民尽快安定下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措施与经济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社会相对安定,江南(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新疆地区都得到开发,使唐代的封建经济很快地恢复与繁荣,远远超出以前各代。

  农业发展,使更多劳动者从事手工业成为可能。唐前期,手工业大多由官府控制,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手工业的发展所冲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现。唐代手工业的分布很广,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除长安洛阳外,许多城市出现了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成都的造纸、纺织、制盐。定州(河北定县)的丝织业,贡品最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业。易州(河北易县)的制墨。登州(山东蓬莱)的造船业等。

  在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唐代商业发展很快。表现在商品增多,商业城市大批形成。

  当时的商品种类很多,粮食、盐、酒、茶、粮、药、纺织品、金银制品与许多生活用具都有供应,其价格也较稳而低。贞观时,“斗米三四钱”(《贞观政要》)。开元年间,“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业城市也大批出现,西北有兰州、凉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长江流域有潭州、荆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扬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广州,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开封、太原、定州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有专门的市,有管理市场的市令与市丞、市佐等官吏。还有专门的开市收市制度:“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锣)三百下而散市”(《册府元龟》)。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检查,分精、次、粗三等,并检查量具衡具。如果发现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货物被没收。

  从以上情况可见,唐前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这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也给唐代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受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的束缚。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贫富悬殊的情况在日趋扩大,社会危机也在不断地接近爆发。

  唐后期的经济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也遭到很大破坏,因此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后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后,唐财政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另一方面,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政府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的“理财”活动,对唐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人民也在客观上有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相并提。但是,刘晏的理财活动,最终还是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钱财,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对这一点要有正确的认识。

  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安史之乱中,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受到很大的破坏,安史之乱后,恢复也不很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安史之乱中,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没有受到破坏。同时,战乱中北方大量人口进入江南,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与先进生产技术。所以,江南地区的经济在唐后期发展速度很快,并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财政经济的重心。

  唐后期,大量劳动力南移。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公元730年吴郡(江苏苏州)户6万8千,洪州(江西南昌)户5万5千。到公元810年,两地分别增加到10万户与9万户。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使大片荒地开垦,兴修水利也大规模开展。如在江苏武进开孟渎,引长江水,可溉田四千顷、在南昌建斗门控制江水,溉田一万二千顷。水利的大量兴修,使许多荒地变成水旱保收的良田。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不仅保证南方地区供应,还经常调运到北方。当时有人(权德与)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与传》)。文学家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文集》卷4)。南方已成为全国财政的重心。制茶、纺织业、造纸业发展很快,另外,南方的采矿业、造船业也发展很快,大大超过北方。

  唐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安史之乱中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日益增多,南方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在各商业城市中,夜市已很普遍。王建有诗《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还有《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

  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还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草市”、“村市”。它们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时期南方商业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即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飞钱”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古代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进步意义。

  粮运是唐代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是转运速度迟缓,二是运杂费用太高,三是损失浪费惊人。以前的转运使都无能为力处理这些问题。刘晏接管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1、积极整顿漕运;2、合理组织运输,采取因地制宜、分段运输的办法,费用花销由逐级核算到汇总核算;3、改进运输包装,改散装为袋装,大大减少了损耗。

  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不仅加快了运输速度,而且极大地减少了运输费用。过去由扬州运粮至长安要花9个月,沿途损耗达20%,改进后仅需40天,且无开斗损失,每石米只需要700文的运杂费,“人以为神”,长安粮价平稳,唐肃宗曾称他为“当朝的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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