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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中日战争期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战救国宣传运动
日本/一桥大学院崔学松
一、引言
在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革命进程中，世界语与革命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期，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与文字革命运动热潮，以及中日战争时期的以世界语所进行的抗战救国宣传运动模式都清晰的体现了这一关联。
本文将世界语与革命之关联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庆地区开展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战宣传运动，并试图揭示中日战争时期的世界语运动实践如何影响了反战求和平的宣传运动的进程。
近30年来，世界语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语言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是将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考察与反战求和平共生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大众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中国世界语者之活动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抗战宣传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中日战争中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世界语运动与革命的关联，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世界语运动大众性的历史特性开阔新的路径。然而，在以往的世界语运动研究中，世界语与革命运动的历史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世界语运动同于通过革命运动完成反战求和平的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世界语运动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从而未能对中日战争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战时的世界语运动时则专注于这些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世界语与抗战救国宣传运动之关联。
本文首先考察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如何与抗战救国历史链接，进而考察世界语运动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开展抗战宣传运动。此外，在战争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具体地把握世界语运动的大众化、国际化问题。
二、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一系列围绕反战求和平的社会团体，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地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在这些反战求和平的社会团体活动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组织就是世界语组织与世界语者。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语者活动。
从当时国内著名世界语者胡愈之编辑的《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中可以见到一些线索。当时，上海的六个世界语团体也向世界发出了《抗议书》。此后，胡愈之整理国外的世界语界的反应，写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语界》的文章，发表在《绿光》第4卷第1期上。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关于此次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其一，五卅惨杀事件，在世界语界中唤醒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其二，爱国运动必须关注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语”。该事件，成为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的端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世界语者黄尊生在回想录中陈述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州国政权已树立”。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文化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后，世界语者们在“以世界语来解放中国”的标语下，积极开展了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合全国20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向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揭露了在中国的日本势力扩张。向各国世界语者传达日军暴行的最初的资料，是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的月刊杂志《希望》（LaEspero）。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状况变化，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国际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相持，也影响了世界语运动。于是，在代表中立主义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以外，出现了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SennaciecaAsocioTutmonda，简称为SAT）。
但是，由于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兰召开了第11次大会的时候，左翼会员正式宣言了脱离这个组织设立另外的组织――统一委员会（IUK）。此后，统一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nternaciodeProletarajEsperantistoj、简称为IPE）成立大会。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员会发行的《国际主义者》和各种书籍以外，最重要的是发行《PEK》（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种国际上的世界语运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导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以下，简称为语联）在上海成立了。当时，语联在上海，是属于中共指导下的文化界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左翼戏剧作品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也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语联的活动，是从1931年开始到中日战争全面发动的1937年为止，大约持续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相关联。
语联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对内发行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的机关出版物），积极展开了大众宣传的同时，也组织了工人世界语讲习会。同时，以�嘉煊的名义，1932年7月中国世界语函授教育学公司和世界语书店成立了。其主要活动是编写世界语教材。另一方面，对外加盟了IPE，进行世界语国际通讯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是张企程。随着语联规模的扩大，需要展开合法的组织性的活动。从1932年12月17日到18日，语联以中国世界语通信教育学社的名义召开了世界语展览会。同时，又发刊了世界语刊物《世界》（LaMondo）的创刊号。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inaEsperantistaLigo）成立之后，继承下函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等的事业，把《世界》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
不过，除了推广世界语与世界语内涵的人类主义思想之外，在战争形势下的世界语运动还应考虑到积极参加革命事业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对世界语者来说，如果发动民众推广世界语刻不容缓，那么组织民众参加革命也刻不容缓。这正是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情境。
不仅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与反战求和平的革命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世界语指导者也日益高度关注与国际反战革命团体的互联活动。例如，1933年7月，受国际反战大会的委托，由法国革命家巴比赛作为团长的调查团访问了中国，在上海召开了宋庆龄等参加的国际反战大会。1933年《世界》第4期，表明了题名为《纪念柴门霍夫，欢迎巴比赛》的上海世界语者以反战与和平作为主旨的组织方针。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召开了第2次大会，一致通过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EsperantoporlaLiberigodeinio）”的标语。随着日军的东三省占领，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民众的抗战运动越来越密切相连。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中国世界语运动形成的组织与世界语者在后来的中日战争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这一点在世界语运动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1934年的《世界》第9期登载的题名为《受压迫的朝鲜人――中国的前车之鉴》的文章，告诫中国绝对不能放弃抗日。1934年第11期《世界》报道了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情况。同时，1936年第1期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与日本之间缔结的《何梅协定》和《塘沽协定》等，揭露了在东北、华北地区的日本的势力扩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后，分开进行了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绞缠，对于语联的文件类和国外通讯类等保管非常谨慎。其公开活动，主要开设世界语讲座班，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募集学生的广告。此外，世界语书店出售世界语关联书籍以外，还出售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的世界语译本。《世界》创刊于1932年12月15日，共出刊了49期，1936年12月停刊，对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产生了指导性作用。
这样一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明确提出了作为世界语者的活动目标是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虽然是地方性组织，但实际上发挥了作为全国性团体的作用。根据1933年9月的统计，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员是393人，其中156人是上海的出身，其他分散在全国各地。订阅《世界》的人为412人，加上会员和受函授教育的学生数达到了2500人。其他，在北平和武汉，虽然设置了语联的组织，但是武汉的语联设立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北平的语联组织主要把大学作为活动场所，通过世界语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影响。
和其他社会文化运动一样，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受到了时代的动荡。尤其是在各帝国主义者瓜分下的中国，民众的被压制状态成为发展世界语运动的最大障碍，而帝国主义之奴役中国，更与世界语者求平等的理想相远。所以世界语者致力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当前的急务。“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明确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与国家共命运的意识，在中国世界语者的思想上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过去和平主义、中立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无情批判的文章常常可以见诸报端。从此，中国世界语者在思想上摒弃了中立主义的框架，开始采取了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
三、中日战争中的对外抗战宣传活动与世界语运动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北平和上海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促使更多的世界语者参加了抗战救国运动。世界语者们在抗战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渐扩大国际反战运动的战略形势。显然，此时世界语成为有力的宣传手段，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墙城在汉口创办了杂志《东方呼声》（VocojelOriento），宣传抗战斗争。同年9月迁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终刊，共出刊了34期。这个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解放区与八路军方面的文章，一部分资料直接从解放区来的，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同年5月20日，国际和平运动中国分会的广州世界语组织创刊了杂志《正义》（Justeco），同月匈牙利的世界语者布劳恩（Braun）在香港创刊了《远东使者》，加强了抗战的国际宣传活动。同年，设置于广州的国际和平运动的中国分会先后出版了夏衍的《在轰炸下的广州》、鹿地亘的《日本人说话了》（长谷川テル译）等世界语书籍。同时，同年8月到10月期间又出版了《中国通讯》（Informiloelinio）。《中国通讯》是周刊杂志，累计刊登了6期。主要刊登了宋庆龄在广州电台面向世界青年的演说、日本反战运动家鹿地亘的关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一文、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战活动介绍文等。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开战，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增多，世界语运动也逐渐传播起来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部分世界语者与中共中央一起来到了延安。卢沟桥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了首次世界语讲座。1938年4月，随着延安的世界语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语组织迫在眉睫。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的王玉福，黄乃，王仲方等世界语者的积极努力，和吴玉章的支持下，同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次年创刊了《延安世界语者》（Jan-anEsperantisto）。这个杂志发行到各解放区，同时也发送到国内外的世界语者。该杂志，用世界语及时报道了陕甘宁区的战时情况，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战略，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为了扩大世界语在边区军民中的影响，促进延安和边区世界语运动，1939年12月15日柴门霍夫80周年纪念日，在杨家岭举办了世界语展览。在筹备展览会的同时，延安世界语协会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这一计划，并请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毛泽东对举办世界语展览表示了支持，派人送来了亲笔题词。此题词写于12月9日。他在题词中再次重申了对世界语的支持：“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次年7月14日，在世界语诞生53周年之际，约300名会员在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了会员大会，发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的信》和《致全国世界语同志的信》，呼吁反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前，延安世界语协会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从事世界语活动，在边区文化协会、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八路军印刷所等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小组。同时，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了函授教育。
这一时期，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世界语者也汇集在武汉。这时郭沫若正在筹建第三厅。于是第三厅下设的第七处的世界语宣传活动开始了。此后，日军迫近汉口，其活动地迁移到了重庆。1939年创刊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Heroldodeinio）。
可以说，在众多的抗战宣传世界语刊物中，《中国报道》占着重要的位置。其编辑的主旨，是通过世界语把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抗战状况发送到世界各国。其编辑内容，包括时事评论和数据报告（交战回数、死者和伤者数、战争俘虏的状况等），以及战时动向和国际舆论的介绍。并且积极致力于介绍国共双方的评论。由于第三厅的成员主要是一些世界语者和文化人士，1940年，国民党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另行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语者们随同郭沫若和其他文化人就进入这个新的机构继续进行第三厅的工作。当时在文工会做对外宣传工作的世界语者除了有叶籁士、乐嘉煊、先锡嘉等人外，还有绿川英子、刘仁夫妇。绿川英子是《中国报道》半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工会的地址分城乡两处，城区在天官府，乡下办事处在赖家桥全家院。
在这样的情形下，1940年3月，叶籁士、钟宪民、乐嘉煊、冯文洛、刘仁、先锡嘉等世界语者发起成立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Esperanto-Lernejo，简称KEL）。除了实施世界语函授教育以外，还编辑出版了有关世界语工具书。事实上，函授学社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组领导，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战。当时向重庆市教育局登记备案，由秦德纯任社长、钟宪民为副社长，叶籁士为教务主任，刘仁为总务主任。冯文洛、许寿真、曾禾荛先后担任了教员。学社成立期间共招生2300多人，学生遍及全国18个省，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然而，由于出版经费短缺，有些世界语书稿不能铅印出版，学社便以油印方式供应全国的世界语者，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世界语者》（inaEsperantisto）杂志。前后共出版了10期左右，最初第一期到第三期是由许寿真编刻印的。此后因他离开重庆而中断，1942年又恢复了刊物的出版。
总而言之，中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与重庆成为了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在当时起到了团结全国世界语者、促进世界语运动的作用。这种情况在重庆尤为明显。1944年秋天，《中国报道》的排字房被撤销。可是，为了持续发刊、翟健雄等世界语者筹办排字房，设立了世界出版社。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从1944年10月开始从半月刊改为不定期发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销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道》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1949年10月，世界语者张企程起草的有关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的报告，发送到主管国际宣传的指导机关��国际新闻局。这个报告得到了当时指导国际新闻局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支持。1950年5月1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正式创刊了。《人民中国报道》，是建国后创刊最初的对外宣传出版物之一。
四 结语
本文试图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宣传运动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中国世界语者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抗战革命的关联来揭示中国国内的世界语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抗战宣传运动等革命复杂相关联的政治问题。虽然世界语作为语言问题曾在20年代的国内文字革命当中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本文叙述的宗旨在于中日战争时期的国内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者的抗战救国宣传运动历史进程。
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军国主义势力的压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携手共同抵抗。随着1940年代的中日战争的扩大，在东亚世界语逐渐成为了克服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联合的纽带。对于这些跨国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联合合作等问题，作为今后的课题。
一、引言
在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革命进程中，世界语与革命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期，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与文字革命运动热潮，以及中日战争时期的以世界语所进行的抗战救国宣传运动模式都清晰的体现了这一关联。
本文将世界语与革命之关联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庆地区开展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战宣传运动，并试图揭示中日战争时期的世界语运动实践如何影响了反战求和平的宣传运动的进程。
近30年来，世界语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语言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是将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考察与反战求和平共生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大众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中国世界语者之活动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抗战宣传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中日战争中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世界语运动与革命的关联，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世界语运动大众性的历史特性开阔新的路径。然而，在以往的世界语运动研究中，世界语与革命运动的历史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世界语运动同于通过革命运动完成反战求和平的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世界语运动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从而未能对中日战争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战时的世界语运动时则专注于这些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世界语与抗战救国宣传运动之关联。
本文首先考察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如何与抗战救国历史链接，进而考察世界语运动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开展抗战宣传运动。此外，在战争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具体地把握世界语运动的大众化、国际化问题。
二、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一系列围绕反战求和平的社会团体，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地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在这些反战求和平的社会团体活动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组织就是世界语组织与世界语者。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语者活动。
从当时国内著名世界语者胡愈之编辑的《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中可以见到一些线索。当时，上海的六个世界语团体也向世界发出了《抗议书》。此后，胡愈之整理国外的世界语界的反应，写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语界》的文章，发表在《绿光》第4卷第1期上。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关于此次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其一，五卅惨杀事件，在世界语界中唤醒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其二，爱国运动必须关注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语”。该事件，成为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的端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世界语者黄尊生在回想录中陈述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州国政权已树立”。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文化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后，世界语者们在“以世界语来解放中国”的标语下，积极开展了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合全国20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向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揭露了在中国的日本势力扩张。向各国世界语者传达日军暴行的最初的资料，是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的月刊杂志《希望》（LaEspero）。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状况变化，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国际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相持，也影响了世界语运动。于是，在代表中立主义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以外，出现了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SennaciecaAsocioTutmonda，简称为SAT）。
但是，由于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兰召开了第11次大会的时候，左翼会员正式宣言了脱离这个组织设立另外的组织――统一委员会（IUK）。此后，统一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nternaciodeProletarajEsperantistoj、简称为IPE）成立大会。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员会发行的《国际主义者》和各种书籍以外，最重要的是发行《PEK》（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种国际上的世界语运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导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以下，简称为语联）在上海成立了。当时，语联在上海，是属于中共指导下的文化界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左翼戏剧作品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也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语联的活动，是从1931年开始到中日战争全面发动的1937年为止，大约持续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相关联。
语联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对内发行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的机关出版物），积极展开了大众宣传的同时，也组织了工人世界语讲习会。同时，以�嘉煊的名义，1932年7月中国世界语函授教育学公司和世界语书店成立了。其主要活动是编写世界语教材。另一方面，对外加盟了IPE，进行世界语国际通讯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是张企程。随着语联规模的扩大，需要展开合法的组织性的活动。从1932年12月17日到18日，语联以中国世界语通信教育学社的名义召开了世界语展览会。同时，又发刊了世界语刊物《世界》（LaMondo）的创刊号。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inaEsperantistaLigo）成立之后，继承下函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等的事业，把《世界》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
不过，除了推广世界语与世界语内涵的人类主义思想之外，在战争形势下的世界语运动还应考虑到积极参加革命事业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对世界语者来说，如果发动民众推广世界语刻不容缓，那么组织民众参加革命也刻不容缓。这正是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情境。
不仅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与反战求和平的革命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世界语指导者也日益高度关注与国际反战革命团体的互联活动。例如，1933年7月，受国际反战大会的委托，由法国革命家巴比赛作为团长的调查团访问了中国，在上海召开了宋庆龄等参加的国际反战大会。1933年《世界》第4期，表明了题名为《纪念柴门霍夫，欢迎巴比赛》的上海世界语者以反战与和平作为主旨的组织方针。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召开了第2次大会，一致通过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EsperantoporlaLiberigodeinio）”的标语。随着日军的东三省占领，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民众的抗战运动越来越密切相连。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中国世界语运动形成的组织与世界语者在后来的中日战争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这一点在世界语运动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1934年的《世界》第9期登载的题名为《受压迫的朝鲜人――中国的前车之鉴》的文章，告诫中国绝对不能放弃抗日。1934年第11期《世界》报道了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情况。同时，1936年第1期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与日本之间缔结的《何梅协定》和《塘沽协定》等，揭露了在东北、华北地区的日本的势力扩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后，分开进行了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绞缠，对于语联的文件类和国外通讯类等保管非常谨慎。其公开活动，主要开设世界语讲座班，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募集学生的广告。此外，世界语书店出售世界语关联书籍以外，还出售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的世界语译本。《世界》创刊于1932年12月15日，共出刊了49期，1936年12月停刊，对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产生了指导性作用。
这样一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明确提出了作为世界语者的活动目标是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虽然是地方性组织，但实际上发挥了作为全国性团体的作用。根据1933年9月的统计，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员是393人，其中156人是上海的出身，其他分散在全国各地。订阅《世界》的人为412人，加上会员和受函授教育的学生数达到了2500人。其他，在北平和武汉，虽然设置了语联的组织，但是武汉的语联设立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北平的语联组织主要把大学作为活动场所，通过世界语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影响。
和其他社会文化运动一样，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受到了时代的动荡。尤其是在各帝国主义者瓜分下的中国，民众的被压制状态成为发展世界语运动的最大障碍，而帝国主义之奴役中国，更与世界语者求平等的理想相远。所以世界语者致力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当前的急务。“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明确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与国家共命运的意识，在中国世界语者的思想上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过去和平主义、中立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无情批判的文章常常可以见诸报端。从此，中国世界语者在思想上摒弃了中立主义的框架，开始采取了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
三、中日战争中的对外抗战宣传活动与世界语运动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北平和上海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促使更多的世界语者参加了抗战救国运动。世界语者们在抗战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渐扩大国际反战运动的战略形势。显然，此时世界语成为有力的宣传手段，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墙城在汉口创办了杂志《东方呼声》（VocojelOriento），宣传抗战斗争。同年9月迁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终刊，共出刊了34期。这个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解放区与八路军方面的文章，一部分资料直接从解放区来的，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同年5月20日，国际和平运动中国分会的广州世界语组织创刊了杂志《正义》（Justeco），同月匈牙利的世界语者布劳恩（Braun）在香港创刊了《远东使者》，加强了抗战的国际宣传活动。同年，设置于广州的国际和平运动的中国分会先后出版了夏衍的《在轰炸下的广州》、鹿地亘的《日本人说话了》（长谷川テル译）等世界语书籍。同时，同年8月到10月期间又出版了《中国通讯》（Informiloelinio）。《中国通讯》是周刊杂志，累计刊登了6期。主要刊登了宋庆龄在广州电台面向世界青年的演说、日本反战运动家鹿地亘的关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一文、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战活动介绍文等。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开战，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增多，世界语运动也逐渐传播起来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部分世界语者与中共中央一起来到了延安。卢沟桥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了首次世界语讲座。1938年4月，随着延安的世界语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语组织迫在眉睫。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的王玉福，黄乃，王仲方等世界语者的积极努力，和吴玉章的支持下，同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次年创刊了《延安世界语者》（Jan-anEsperantisto）。这个杂志发行到各解放区，同时也发送到国内外的世界语者。该杂志，用世界语及时报道了陕甘宁区的战时情况，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战略，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为了扩大世界语在边区军民中的影响，促进延安和边区世界语运动，1939年12月15日柴门霍夫80周年纪念日，在杨家岭举办了世界语展览。在筹备展览会的同时，延安世界语协会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这一计划，并请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毛泽东对举办世界语展览表示了支持，派人送来了亲笔题词。此题词写于12月9日。他在题词中再次重申了对世界语的支持：“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次年7月14日，在世界语诞生53周年之际，约300名会员在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了会员大会，发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的信》和《致全国世界语同志的信》，呼吁反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前，延安世界语协会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从事世界语活动，在边区文化协会、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八路军印刷所等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小组。同时，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了函授教育。
这一时期，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世界语者也汇集在武汉。这时郭沫若正在筹建第三厅。于是第三厅下设的第七处的世界语宣传活动开始了。此后，日军迫近汉口，其活动地迁移到了重庆。1939年创刊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Heroldodeinio）。
可以说，在众多的抗战宣传世界语刊物中，《中国报道》占着重要的位置。其编辑的主旨，是通过世界语把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抗战状况发送到世界各国。其编辑内容，包括时事评论和数据报告（交战回数、死者和伤者数、战争俘虏的状况等），以及战时动向和国际舆论的介绍。并且积极致力于介绍国共双方的评论。由于第三厅的成员主要是一些世界语者和文化人士，1940年，国民党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另行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语者们随同郭沫若和其他文化人就进入这个新的机构继续进行第三厅的工作。当时在文工会做对外宣传工作的世界语者除了有叶籁士、乐嘉煊、先锡嘉等人外，还有绿川英子、刘仁夫妇。绿川英子是《中国报道》半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工会的地址分城乡两处，城区在天官府，乡下办事处在赖家桥全家院。
在这样的情形下，1940年3月，叶籁士、钟宪民、乐嘉煊、冯文洛、刘仁、先锡嘉等世界语者发起成立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Esperanto-Lernejo，简称KEL）。除了实施世界语函授教育以外，还编辑出版了有关世界语工具书。事实上，函授学社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组领导，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战。当时向重庆市教育局登记备案，由秦德纯任社长、钟宪民为副社长，叶籁士为教务主任，刘仁为总务主任。冯文洛、许寿真、曾禾荛先后担任了教员。学社成立期间共招生2300多人，学生遍及全国18个省，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然而，由于出版经费短缺，有些世界语书稿不能铅印出版，学社便以油印方式供应全国的世界语者，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世界语者》（inaEsperantisto）杂志。前后共出版了10期左右，最初第一期到第三期是由许寿真编刻印的。此后因他离开重庆而中断，1942年又恢复了刊物的出版。
总而言之，中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与重庆成为了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在当时起到了团结全国世界语者、促进世界语运动的作用。这种情况在重庆尤为明显。1944年秋天，《中国报道》的排字房被撤销。可是，为了持续发刊、翟健雄等世界语者筹办排字房，设立了世界出版社。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从1944年10月开始从半月刊改为不定期发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销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道》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1949年10月，世界语者张企程起草的有关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的报告，发送到主管国际宣传的指导机关��国际新闻局。这个报告得到了当时指导国际新闻局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支持。1950年5月1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正式创刊了。《人民中国报道》，是建国后创刊最初的对外宣传出版物之一。
四 结语
本文试图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宣传运动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中国世界语者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抗战革命的关联来揭示中国国内的世界语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抗战宣传运动等革命复杂相关联的政治问题。虽然世界语作为语言问题曾在20年代的国内文字革命当中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本文叙述的宗旨在于中日战争时期的国内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者的抗战救国宣传运动历史进程。
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军国主义势力的压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携手共同抵抗。随着1940年代的中日战争的扩大，在东亚世界语逐渐成为了克服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联合的纽带。对于这些跨国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联合合作等问题，作为今后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