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2、靠山屯纪事

　　翟雅萍

　　那片土地在辽宁省开原县威远乡靠山屯。1964年7月28日，沈阳二十九中学的19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来到这里安营扎寨，隔年又有27名同学在先行者的感召下来到这里。全体同学在学校大多是好学生，却是自愿来务农的，其中有的人甚至自动放弃了升学与高考的机会。

　　这些壮志凌云的年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被称为“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机会。他们怀着一片虔诚与梦想：

　　改变这里“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文化带给这小山村！于是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一场知青风暴，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青春活剧。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靠山人，深情地将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叫做家。这是一个拥有46口人的大家庭，最大的20岁，最小的14岁。全家人按年龄大小来排行：老大张宝林、老二赵志岩、老三赵守诚……然后是老四、老五依次地排下去，最小的是14岁的郎蕙丽，我在这个家中排行三十六。

　　从下乡那天起，我与45个兄弟姐妹朝夕相处，在青年点的大草房里生活了七年。

　　那些才华横溢、思想深邃、以苦为荣的同学们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是他们伴随我走过那日不出即做、日落仍不得归的艰苦单调的农耕生活，是他们给我友爱、给我力量、教会我直面人生。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兄弟姐妹们。岁月早已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青春，但那纯真年代发生的事情却清晰得如同在昨天。

　　点长

　　1965年的一个明媚的夏日，我们沈阳二十九中学的全体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某大礼堂里，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去年到农村插队的高三同学喻国政回母校来做报告。当剃着光光的秃头，穿着农民才穿的对襟白小褂的他冲上讲台时，一股青春的朝气，一股山野的馨香迎面扑来。年轻的心全被激动了，会场上爆发出迎接元首那样的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19岁的他用朴实无华、真切感人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开原县的威远乡有一个靠山屯，那里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们，还有19个自愿去务农的兄弟姐妹。那里有青山座座，那里有寇河蜿蜒；那里有春种秋收的辛劳，更有劳动换来的甘甜。那块土地上缺少文化，有志者不妨去一搏。

　　当时上山下乡的话题，在社会上乃至我们学校一直沸沸扬扬。听他言罢，我对那片绿水青山产生了怎样的梦幻哟！我拿出了从小长大的全部倔犟，不去看母亲的涟涟热泪，不去听弟弟、妹妹的苦苦哀求，偷出了户口本，毅然走上了被人认为是受了鬼使神差的下乡之路。

　　是喻国政的报告决定了我青春的脚步。我认定自己是去革命的，俨如江姐俯视着滔滔长江，“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走进了梦想的广阔天地，46个知青兄弟姐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每日三餐同一锅饭，相互间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了如指掌。身为点长的喻国政一言一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视线：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语言天才，他的睿智，他的真诚善良……他的身体力行无不令所有的人折服。

　　一叶知秋，那些发生在我们与点长之间看似平常的小事折射出他特有的领导才干和人格魅力。

　　1966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晚上8点了，点长喻国政心急如焚，因为青年点丢了两个同学（我和张秀春）这是家里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男女同学们议论纷纷，担心的、埋怨的话语在点长耳畔说个不停。当时寇河正在涨水，好多天了……天像漏了一样，雨一直下个不停，寇河的水势总不见小。有的人家油、盐、火柴这些必需的生活用品都断了捻，但没人敢�过波涛汹涌的寇河（公社供销社在河南岸，我们在河北岸）点长分析了种种可能，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把男同学分成两组，组成两支搜救小分队：一组去北山，一组去寇河边。于是男同学们一脸的庄严，拿着绳索、镰刀分头行动。

　　雨一直在下，晚上近9点时，两只“落汤鸡”像小偷似的摸回了青年点。男同学还没回来，女同学们尖刻的责备声像一阵冰雹那样砸过来：“太不像话了！无组织无纪律！”“为什么不告诉家里？”“男同学全去找你们去了！”我们自知理屈……匆匆换好衣服，像傻子那样坐着等候发落。各路男同学陆续回来了。一进院，于众就高声嚷道：“准是翟雅萍的主意！”喻国政马上制止了其他也准备高声发作的男同学。他把他们拢到一起，对他们一阵耳语。一会儿，孙雨、杨冬、徐连斌等几个男同学像表演节目那样故意站成一排，他们分别端着地瓜、面糊糊、葱……酱、高粱米水饭等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面前：“先吃饭，先吃饭。”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的饿坏了，管他呢！我俩一阵胡吃海塞。打饱嗝的时候，喻国政进来了。他坐在我俩对面，像一座山：“你们去哪里了？”“我们去南城子了，看蒋铃、秦昆他们。”（南城子大队离靠山有八里多地，当时有五位同学借调在南城子大队。“为什么不打招呼？知道大家多担心吗？如果出事，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这几天寇河发大水你们不知道吗？有多危险！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强调得少吗？”点长嘴里一连串吐出的虽都是问号与惊叹号，但声音还算柔和。在这个大我们三岁的点长面前，我们像两个不懂事的娃娃那样垂着头。他接着又故意轻松地询问蒋铃、秦昆等同学的情况，最后又严肃地说：“要保证以后不再犯……”我俩态度极好：“我们保证！”点长走了，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喻国政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得大多数同学，特别是我这样的初中同学对他形成一种似对家长般的依赖。

　　我家是先进青年点，县知青办在我家办了一次图片展，几十张反映我们全家人生活的照片挂在多功能的食堂的墙上，外边来参观的人赞不绝口。

　　图片展结束后，照片由喻国政集中保管。其中有两张照片我很想得到。一张是：

　　在青年点的大院子里，我挽着裤管（刚下田回来）高擎右手，正在唱“天塌下来只手擎”；我身后有好几个同学在为我伴奏，丁峪麟吹笛子，韩渝生拉手风琴……江宁娜弹阮，刘恩义、孙雨拉二胡，苏嘉元敲木鱼，石里奇打竹板，段伟拿着一支短笛还没找着调；最后面一排是赵守诚大哥、我的同班同学杨冬及小胖子徐连斌；在水井边还有张大爷搂着两个小孩；最边上是放牛的二胖子，他们在饶有兴味地看我们这台戏。

　　另外一张则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连绵的青山下面是片片碧绿的水田，我们二队的社员正在水田里插秧、耙田，我站在田埂上，段伟在水中扶犁，锦绣手拿鞭儿催促老牛快些走。每一个干活的人都是笑吟吟的，好一派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

　　这张照片总叫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那男耕女织、宁静祥和的醉人景象。

　　照片上看不出我们的疲惫，看不到那时常袭击我们的彷徨。两张照片是多么难得的两个瞬间！

　　我总在心里策划着怎么才能说服喻国政把这两张照片给我，我窥伺着时机。一天我看男寝室只有喻国政一个人，于是走了进去。

　　“喻国政，我求你一件事。”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当然不是为了换回一个灿烂的笑，而是为了那两张我朝思暮想的照片。“什么事？”我看得出来他情绪很好，于是我充满信心：“你肯定能办到，但你要先答应行还是不行。”我耍了滑头。“好，我答应你。”他像对待其他事情那样认真地说。我得寸进尺：“办展览的那些照片有两张我想要，归我保管行吗？我保证不会弄丢。”

　　我终于表演完了自己导演的节目，心跳有点加快。我看定他的脸，注视那上面的变化。他稍沉吟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心花怒放，哈哈，得来全不费工夫！

　　他跳上了土炕，打开了自己的柳条包，我看到那些照片已被他精心包好，不由得暗暗称赞他对这些照片的珍视。他拿出所有照片帮我一张张地找，我终于得到了那两张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照片。

　　靠山屯知青永远忘不了19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和那冲天的火光，小学校着火了！

　　当时是半夜两点左右，正在熟睡的知青们闻声后慌乱地穿上衣服，飞也似的奔向火场。小学校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知道，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的时刻到了……着火的中心是教师办公室。喻国政马上指挥女同学压井运水，几个男同学上房用二齿钩把苫房草扒掉，他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则冲进冒着浓烟的办公室。奋不顾身的少男少女们在浓烟中穿梭：女同学端着水在结冰的地面踉踉跄跄地来回往返……男同学进进出出那正在燃烧的办公室，奋力抢救教具及桌椅板凳。火势很难控制，火越来越大，人被呛得咳嗽不止。能抢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不能再进去了。喻国政还想保住一样东西，他止住别人，自己又一次冲进浓烟，准备把那唯一的脚踏风琴拖出来。可那琴身已在燃烧，那琴键正燃起一排美丽的火苗，只好放弃。在同学们的一片叫喊声中他总算安全出来了。天亮的时候，在知青们的努力下火终于扑灭了。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救火后，我们的棉衣全冻成了闪亮的铠甲，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喻国政的脸不但黑还被灼伤，手也被灼伤，眉毛被烧焦，如果不是戴着帽子，他的头发将不复存在。他的“花脸”一年后才恢复正常。在需要英雄榜样的时候，点长会有英雄的行为。

　　喻国政还是个不错的庄稼把式，赶车、扶犁、点种、铲地样样精到。总而言之――

　　一个合格的庄稼人。

　　这个合格的庄稼人一直有着崇高的政治追求，他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毛头小伙，他的目标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那动荡的年代，他以同龄人少有的能力驾驭了自己的命运，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1968年6月喻国政跃升为开原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脸上过早地失去了天真与单纯，取而代之的是成熟与老练，这个靠山屯知青的带头人的政治生命从此枝繁叶茂。从此他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所缠绕，青年点很少再见到他的身影，虽然他的人事关系暂时还在靠山屯大队。但只要有时间他就回到青年点，他一进家门就扫院子，帮同学们整理内务。但当见到他不再粗糙的双手和不再有被太阳光照耀过的黝黑皮肤，我们心里明白：点长与我们已不在一条旧船上，暗地里我们开始叫他“县太爷”。点长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靠山屯青年点，他属于那个忙忙叨叨的政治。在大家看来，当了“县太爷”的点长的一切都镶上了耀眼的金边……就像今天的追星族那样，感觉我们被点长抛弃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过。当然我们的感觉归咎我们自己，这岂能叫喻国政承担？

　　喻国政离开后，靠山屯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在寒来暑往中飘摇，后来换了几任点长，靠山屯知青却再也找不回那昔日的辉煌。

　　可敬的兄长

　　赵守诚是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兄长，是我农村七年的保护神。他对我恩重如山。

　　我下乡是9月份，正赶上收割。当农民没有培训期，第一天生产队长就交给我一把镰刀。接下来每天体会着从未有过的腰酸背痛和“拉兜”（落在后边）的痛苦，满怀豪情下乡的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晚饭照例是面糊糊、包米面大饼子。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都在狼吞虎咽。赵守诚端着碗挨我坐下。他是我家老三，是1964年毕业的高中生，在第三生产队。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那镜片并没遮住他的浓眉大眼。

　　“怎么样？这几天？”他温和地问我。

　　“还好。”我含混地回答。

　　“别着急，时间长了就好了。以后在队里有什么事要回家来讲，我们这些大同学生怕你们这些小同学在队里受什么委屈。”

　　不知为什么，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怕他看见，赶紧低着头将那面糊糊连同眼泪就着一起喝下去。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从这一天开始，我认定他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人……从这一天起我的喜怒哀乐全都可以向他倾诉。

　　赵守诚曾是副点长，还是当时46人中寥若晨星的三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是个坚强的人，是个知难而进的人，是个大事小事样样在行的人。他好像会呼风唤雨……凡是经他操办的事情件件都妥帖、稳当。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与喻国政等同学珠联璧合地为靠山屯青年点尽心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他是这个大家庭中最能调节气氛的人。他每次与女同学握手都要将你的手捏得生疼，直到对方疼得大叫时才笑哈哈地松手。每次全家开会他发言的前奏总是：“同志们，大钱们，诸位，各就位！”大家都被逗笑后他才一脸的严肃，书归正传……他是一只快乐的吉祥鸟，凡有他在的场合你总会感到其乐融融。

　　赵守诚是大家的兄长，他爱每一个同学。在农村种地我们的鞋穿得很费，他就准备了一套修鞋工具，不管谁的鞋坏了都送去叫他修补。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一堆烂鞋中间，开始像一个大嫂那样飞针走线，嘴里还不时地哼着小调，样子滑稽而可爱。他活计很好，修好的鞋完全可以和专业的修鞋匠媲美。

　　赵守诚有着不幸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人间悲欢离合、寄人篱下的滋味。苦难是人生的不幸，但也造就了他的善良。不管谁在困难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好多同学都得到过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任何出身好“的同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但赵守诚从未用任何语言和行动伤害过任何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当青年点中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是六八届的）一批接一批被抽调回城，出身不好的同学四顾茫茫的时候，他利用自己出身好、是党员的有利条件，顶着种种压力，费尽周折，四处奔波，使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从田间走上了农村教师的讲台……秦昆、梁啸海、刘恩义、金霆、刘锦绣、江宁娜、黄静丽、孙洪�……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农村教师的。在逆境中处处想着别人，这就是赵守诚！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灿烂光辉。”

　　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一切虚伪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文革”时举国上下批“三黄四旧”，批“毒草”，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几朵是“香花”。一天，他从沈阳乘火车回开原，闲着没事，捧起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看了起来。一个男列车员走过来看到了他手中的书，便大惊小怪地喊起来……你怎么能看这种书？这是毒草！说完他就伸手来抢书。赵守诚怒不可遏：

　　“你要干什么？”那人仍在喊：“这是毒草！”赵守诚气愤至极：“这毒草交给你我不放心！”他三下两下将那本书撕个粉碎（现在觉得这样的事近乎荒唐，但那个年代，与这位列车员一样的“革命群众”比比皆是）当他回到青年点从口袋中掏出那本书的残骸叫大家看时，仍余怒未息。赵守诚就是这样一条铮铮的汉子！

　　一天，生产队长叫我在队部的门两侧写两条标语。我用红铅油在左侧写上“毛主席万岁！”，右侧写上“共产党万岁！”。同队的社员朱文国看了之后说：“你这标语有问题。”“什么问题？”“你应该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你这样写是指哪个共产党？”

　　朱文国平日是个“秧子”（当地指干不动农活的人）有点文化，他总以自己是贫下中农而引为自豪，经常指点评说。我顶撞他道：“这是在中国，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万岁了。”其实我这么写是为了两边字数一样多，写完后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写成“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听出我的不屑，勃然大怒：“你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苏联也有共产党，你是在替修正主义说话，是说苏联共产党万岁对不对？”（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接着给我扣帽子：“你这是反党！应该拿根绳把你绑了，送你去公社专政队！”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最猖獗的时期，把谁“拿根绳绑了”送公社专政队的事时有发生，这是任何革命群众都可对阶级敌人轻易采取的革命行动。于是这个革命群众怒气冲冲直奔大队部。正好遇到了赵守诚（赵守诚当时是靠山屯大队的群专队长）他哇啦哇啦地对他喊了一阵事情的经过，赵守诚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大叔，她年龄小，政治觉悟不高，决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仍然不依不饶：“不对！这就是立场问题！”赵守诚说：“大叔，你消消气，我马上去二队叫她把标语改过来。”“不行！这事要与她的出身联系在一起！”朱文国又一次强调：“一定要用绳把她绑了送公社专政队！”赵守诚知道他胡乱上纲上线的后果，急忙跑到我们队。他批评我：“你怎么敢把这两条标语这么写？这还得了？”“我只是想让两边的字数一样多。”我还是争辩。“标语要改过来，你还必须去向朱文国认个错，别把事情搞大！”说完他就动手帮我把标语改了过来。

　　晚上赵守诚带着我去朱文国家，他歪在炕上不理我们。赵守诚满脸堆笑地说：“大叔，翟雅萍给你道歉来了。她年龄小，你是贫下中农得多教育她，多担待她。”接着我就违心地背诵赵守诚一路教我的话：“大叔，我错了，是我觉悟不高，标语改过来了。请你原谅我……”朱文国的一张瘦脸好不容易才阴转晴，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是哥哥救了我。

　　赵守诚很有音乐天赋。记得在学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他任主角的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地道的新疆舞姿，那动情的歌唱，一招一式都表明他是个文艺天才。他有着一副纯正的男中音，我尤其喜欢他用饱满的胸音唱苏联歌曲。有一天我在窗下洗衣服，听到他在屋里用俄文唱到：“我们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我们放声歌唱……”苏联歌曲本身就意境深远，由他一唱更是格外动人……过后我向他学会了这首歌（我们学校学俄文）直到今日我仍能用俄文一字不差地将那首歌唱下来。

　　在靠山屯，他的一曲《老赵头盼丰收》倾倒了全家同学及靠山屯的男女老少。每当他唱道“老赵头盼丰收……老两口亲亲热热一辈子，还要奔向那共产主义……”时，有一个人总是一脸的羞涩，她是侯嘉丽，是哥哥后来的妻子。侯嘉丽是1965年毕业的高三同学，她虽不是个大美人，但也生得眉清目秀、丰满端庄；她聪明、贤惠、善解人意，言谈举止不瘟不火，正应了那句“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是一对神仙眷属，是青年点中结婚的同学中最恩爱……最幸福的一对。

　　他俩结婚后一再叮嘱我：“青年点的饭菜不可口时就回家来吃。”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夫妻在年底分粮食的时候想办法向生产队多买了一些稻子。我几乎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只要有空就去他们家。赵守诚背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赵亮耍活宝，在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逗得我和侯嘉丽前仰后合，一阵阵笑声从小草房里悠悠地飘出……

　　不管是大雪席卷的严冬，还是北风萧瑟的深秋，每当我轻轻推开那小小的柴扉，马上会在那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寻到无尽的芳菲。辛苦、劳累、忧愁、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春去秋来，在那间普通的草房里，在那淡淡的灯光下，我得到了世界上一对最善良夫妻给我的无尽温暖。我们在一起促膝交谈，谈曾经的理想，谈面对的现实，谈不可知的未来……在青年点后期“乱云飞渡”的日子里，那间坐落在靠山屯的前街，四周用木篱围起的小小草房更成了我避风的温暖港湾。

　　随着赵守诚、喻国政、蒋铃、丁峪麟、高勇、金霆等一大批青年点的顶梁柱结婚搬出青年点，随着1968年又有一大批母校同学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刮进青年点，青年点的“家风”每况愈下。这里没了昔日的繁荣，再也听不到那激动人心的歌声。青年点的门窗已破旧，后院用高粱秸竖起的防风障被西北风一吹干枯的叶子稀里哗啦直响，叫人心生凄凉。如今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后睡觉的地方。知青们每天重复着吃饭、干活、睡觉三步曲，一颗颗失落的心在无奈中挣扎，我的心情有时也很糟糕。一天我去赵守诚家，对他们夫妻谈起死，我说：“活得没意思……”两人异口同声：“不要胡说！”哥哥开导我：“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让生命自然地走到尽头，你的毛病就是爱胡思乱想。”其实我说的不是哥哥理解的那种死。

　　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怎么想的，可我真的好多次想到死。当你的梦想与现实大相径庭的时候，当你虔诚地一次次交上入团申请书而被嗤之以鼻的时候――同样的下乡干革命而自己仅仅是个陪衬！生命的意义何在？与其一天天混日子还不如壮烈地死去！但怎么个死法？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打响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全国，特别是我们东北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兴奋异常，一下子找到了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死的方式。出于战备需要，公社要求各大队培训卫生员，我求公社文化站的王老师（原威远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领队）帮我说说话，费了好大劲才争取了一个名额。我认真记笔记，认真学习三角巾的包扎技术。这回好了，我要去战火纷飞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我为他们包扎伤口，为奄奄一息的战士嘴里喂水；在隆隆的炮声中我背起一个受伤的战士，刚把他放下，一排子弹扫来，我在硝烟中慢慢地倒下……多么悲壮的画面……多么壮烈的死！我就这样一直在憧憬着“壮士一去不复还”。可后来一级战备不了了之，我也没能实现“死得其所”。

　　1970年的冬天，我却意外地有了一个暂时告别黑土地的机会――去辽宁省“八三工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赵守诚、侯嘉丽两口子像得了喜帖子，好几天乐得合不拢嘴：“出去好好干！要珍惜这个机会。”他俩反复叮嘱着，好像我要去干什么大事业。临行前几天，他们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粘火烧、红豆饭、豆面卷子……天天花样翻新，着实让我大大地改善了一阵子伙食。临行时，侯嘉丽拿出20元钱塞给我，对我说：“不用还。”那是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什么样的20元钱！

　　知青生活非常清贫，我真的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了。我接过钱，热泪涟涟。是这对夫妻的深情叫我懂得了什么是患难之交。

　　最初文艺队驻地在开原，赵守诚只要去开原办事或开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看我。

　　那天很冷，我们正在指挥部的礼堂里排练节目，队友喊“外边有人找你”！我走出去，一眼见到风尘仆仆的哥哥：他的脸冻得通红，头上的狗皮帽子上全是白霜……因为已在外面等了一阵子，他穿着大头鞋的两只脚交替地跺着。我心头一热，眼圈发红：“哥哥，天这么冷跑来干啥？”“给生产队买东西，顺便来看看你。”

　　望着他那双和善的大眼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心头热浪滚滚，于是言语如泛滥的春水一发而不可收：“侯嘉丽好吗？赵亮又胖了吧？”我围着他转来转去，问个不停。他永远是用那饱满的乐观情绪来影响我：“哈哈，混得不差！我小妹还当了副排长，我对国政说，咱家的人在外面都很争气……”哥哥大老远的来看我……我得请他吃顿饭，但没有好吃的，指挥部的食堂里只有高粱米饭、白菜汤。看着他吃得很香，我心里酸酸的……

　　在靠山屯那块土地上除了爱情还有兄弟情、姐妹情，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超越手足之情的情意，这是除了靠山人之外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

　　1971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回城的招工通知书。是喜？是忧？是完全能够割舍还是仍有几多眷恋？这张招工通知书倒叫赵守诚、侯嘉丽欣喜若狂，他俩跑到青年点为我打点行装。赵守诚的脸乐成了一朵花，他在我们青年点宿舍的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叨咕着：“好人好报，好人好报。”我知道他是故意说给那些不曾善待我的人听的。当侯嘉丽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时候，我泪如雨下。我拥着侯嘉丽的双肩心里好生难过，那些凄风苦雨之夜，那些静夜小窗之时一一在眼前闪过……他们给我的阳光雨露我这一生何以回报？怎一句“我忘不了你们”了得？

　　农村七年我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把心爱的二胡，我把它送给了他们。当然是见到二胡就会想到我，也希望以后他们打发寂寞时光时能用到它。

　　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绵延着我们的友谊。当两鬓苍苍的我们坐在一起“海阔天空”的时候，每每提及往事还让我激动不已，那相濡以沫、催人泪下的真情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嵌入了我的生命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呀，流呀……

　　不寻常的友谊

　　张秀春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文静而秀丽。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她性格内向，言语很金贵，给我的感觉就像天上的月亮不冷也不热。

　　人们企盼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3月份了出工时仍得穿上厚厚的棉衣。每天在外面干活脸被风吹得生疼，总有“春风疑不到天涯”的感觉。

　　寇河刚刚开化，全大队的年轻人去寇河岸边修河堤。我们拿着锹、镐、土篮、扁担涌向寇河边。要去河南岸干活，必须过那简易木桥。那桥是用粗铁丝将一棵棵树干连接而成的，桥又滑又不稳当。胆子大的小伙子当然几步就蹿到桥头，可我们这些姑娘却拉拉扯扯、小心翼翼地往桥头蹭。大批人马都顺利地过了河，忽听“咕咚”一声，原来是张秀春掉进了河里。幸亏她落水的位置水不是最深，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打捞上来，她整个人成了“落汤鸡”，棉裤全浸透了，棉衣也湿了一大截，那股透心凉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叫她赶紧回家去。

　　这时是农闲时节，每天工分很低，一个男劳力一天也就挣块儿八角钱，女劳力就更少，也就六七角钱。按理张秀春不用回来了，可没一会儿她已换好了衣服远远地走了过来，那纤小的身材似一片柔弱的叶子自远方飘来。她这一举动引来一片赞扬声，掀起人们心中不小的波澜。这个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女孩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坚韧。后来因这事她受到点长喻国政的好几次表扬。

　　我俩挨着睡觉，一直很要好。她总说“真的喜欢看你写点什么或听你讲点什么。”

　　……冬天天短，我俩早早就钻进了被窝。我说：“今天开始我给你讲《牛虻》。”

　　我是那么爱《牛虻》这本书，就像爱自己的恋人。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描写：“因为经常想起自己做过了的事情，她的全部青春已经遭受到损害……她坚定地、无所顾惜地一步一步走进他以往生活的地狱里去。那些情景都生动得如同她自己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一般。那裸露的灵魂的无可奈何的战栗，那种比死还要难受的嘲笑，那种孤独时感到的恐怖……”

　　“她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坐下来，对那美丽的、孩子气的头凝视着，慢慢地，一阵迷茫的热泪涌上来，遮蔽了手中的照片。啊，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呢！即使是在梦里，让这一光辉而超脱的灵魂被束缚在那种污秽、卑贱、苦楚的生活里……也要算是一种亵渎啊。宁可让他化成绝对的虚空，也比活在世上做牛虻好一千倍呀！”

　　就这样，在那寒冷的漫漫的冬之夜，我们头挨着头，她两眼紧盯着我，听我讲述在那遥远的意大利发生的关于“牛虻”的故事。

　　后来我们青年点不知是谁弄到一本旧得不能再旧的《牛虻》，在女同学手上传来传去，待传到张秀春手上的时候，她兴奋地对我说：“我一定仔仔细细一个字不漏地好好来读这本书。”

　　一个下雨的秋日（时为1966年）我和张秀春坐着闲聊（雨天不下地干活）话题是想念去支援南城子大队青年点建设的蒋铃、秦昆、梁啸海、黄静丽、陆子光五位同学，突然我俩作出一个决定：马上动身去看他们。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俩头顶着一块塑料布（那时谁都没有雨伞）光着脚穿着塑料凉鞋踏上行程。靠山大队离南城子大队不算太远，约八九里路。农村的路晴天还算好走，一下雨就翻浆，格外难行。我们在泥浆中艰难地跋涉，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寇河边（寇河上游流经南城子大队的河段）寇河涨水好多天了，比平日宽出了几倍，流经南城子大队这段更是水深浪高。面对咆哮的河水，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手拉着手下了河，大约�了三分之一时，我们预感到形势不妙：湍急的水流把河底下的石头都掀了起来，它们骨碌碌地从脚面上滚过，砸得脚面生疼，河水用力把我们推推搡搡，根本站立不稳，再往前挪了几步，水已快没胸。我俩开始害怕了，没有退路，前后都是一片汪洋。于是两个人只好紧紧地抱在一起艰难地向前移动。

　　河对岸一个放羊的老人忽然发现了我们，他用放羊的鞭子指指点点并惊恐地连喊带叫帮我们绕过深水区。在水里一阵惊心动魄的扑腾后终于快接近河岸，老人将长长的鞭杆伸向我们，把我俩拖了上来。他惊奇地看着我们并不停地念叨：“胆子真不小，胆子真不小！多少天了没人敢过河……”我们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奇迹般地完成了过河的壮举。到南城子青年点时天已黑了，我俩的突然出现把五个同学吓了一跳，当他们得知家里无一人知道我们的去向时，我俩的P股还没坐热乎，蒋铃就立即送我们踏上返程。那时基本没有电话，只有大队部有电话，大队部离青年点又很远。蒋铃领我俩经水库走盘山路绕过寇河，之后他千叮万嘱……叫我们剩下的路要小心，就先回去了。

　　这是我和张秀春至死都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说起张秀春就不能不说起她的另一半――于众。于众是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他高高的个子，外表潇洒漂亮。他的性格直率，说话时言辞激烈。在他眼中女同学应具有这样两种品格：一种是郎蕙丽那种直来直去，凡事都弄个水落石出；一种是张秀春那种轻易不表露心迹，寡言少语。他常对我们女同学说：“要不你们就像郎蕙丽那样，要不你们就像张秀春那样。”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这种介于这两种性格之间的人。

　　那么他爱情的天平的指针一定是在他赞成的这两种性格间摆动，他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张秀春。张秀春很满意，一提起于众，言语中就充满了骄傲与满足。在他们热恋的日子里，我当着她的面很少说及于众，因为于众一直对我不太友好，不知为什么他对我总是冷言冷语。

　　隆冬时节。那天很冷，我们几个人被家里留工，在菜窖里收拾白菜。菜窖虽然在地下，里面却也很冷。我一直站在那里用冻得发僵的双手撕扯着白菜叶子，于众走过来抱白菜，无意间碰到了我的手。他说：“翟雅萍你的手怎么像死人手那么凉？”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像愿意叫别人伤心。

　　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就像魔鬼挥动着硕大的火把，点哪哪着火。当城里的造反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进靠山屯的时候，这里的年轻人也按捺不住颗颗驿动的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歌声，每天能在青年点的上空响彻几十次。热血在年轻的血管中沸腾，城里的人都在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沉寂？总得有点革命行动！于众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激进的一个。

　　那可怕的横扫一切啊！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叫人心寒。我们家有那么多好唱片，《祖国之春》、《江南好》、《送你一枝玫瑰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

　　那些美妙的旋律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将它们背下来。我曾是家里的广播员，它们当时归我保管。可于众对我说：“这是毒草！”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将这些唱片一个个掰成两半，我的心也同时被掰成了两半，除了心疼根本就没有回天之力来保护它们。

　　我们女寝室有一面下乡时家长送的大镜子，每天早晨女同学都按照个头的大小站成一串在镜子前梳头。这可怜的镜子也没逃脱厄运，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该照镜子的，所以于众和另一个男生把镜子也砸了。女同学们只好把镜子的残骸拼接起来……再站成一串梳头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都晃来晃去，努力地躲开那些裂痕，尽量寻找自己完整的脸。

　　听说城里的女人全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谁的头发最短谁就是最革命。我家的女同学闻风而动，好多人剪去了小辫子变成了短发。于众见到女同学就动员，可我就是不肯剪掉我的两只本来就很短的小辫子。于众怒不可遏地指着我的脑袋对我说：“翟雅萍，你的头发留得这么长就是不想彻底革命！”

　　我真想杀了他！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你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听你大呼小叫？

　　那时我真的恨他，即使在他心上人面前我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敌意，有时我会故意问张秀春：“于众对你好吗？他脾气那么坏，是不是总对你发脾气？”她总是给我作种种解释，因为她深爱着于众，所以处处袒护他。

　　其实无须张秀春解释，于众的那些极端的行为虽令人发指，毕竟得归咎于其少不更事。骄傲之人必有过人之处，于众在男同学中当属佼佼者。这个争强好胜的知青在后来的耕耘岁月中，因家庭出身的困扰在各个方面屡遭挫折，但他没有沉沦……1973年，他所在的第七生产队领导班子撂挑子，连团员都不是的他被选为生产队长。因为出身不好，下乡后只有接受改造干活的份，如今有了领导贫下中农的机会，诚惶诚恐的他下决心当好这个队长。七队属于落后队，当时分值是六角钱（一个全劳动力一天的所得）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奔忙的农民根本吃不饱饭。首先要提高粮食产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第一步要解决粪肥的问题。

　　那时化肥还很少见，各家各户的厕所就成了积肥的重点。于是这个年轻的队长拿起铁钎、铁锹挨家挨户去起厕所。农村的厕所极简单，在房山头的地上挖个坑或放一口破缸即成入厕的地方。时值深冬，粪便都冻成硬邦邦的一个个大冰坨，必须用铁钎子戳松动后才能挖出来，每戳一下都有粪便溅在脸上、灌进脖子，他根本不去理会。在农村想办成一件事情身先士卒多么重要！新队长的行动感动了大家，有的人主动参与起厕所的工作。接下来的披星戴月、风里雨里自不必说。天道酬勤，在于众的带领下，经过一年的打拼，1974年底七队打了个翻身仗，粮食打了20万斤，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分值也翻番为一元两角。由此这个在农村干了九年一直要求入团的知青才得以入团。于众一下子成了公社的红人、开原县的劳模，着实风光了一把。

　　于众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沈阳音乐学院大院内，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多才多艺尤其对音乐的悟性一般人不可比拟，虽嗓音不是很好，歌却唱得很有味道。平日他真人不露相，“大颂扬”时，他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一段风趣诙谐的双簧，差一点笑破了同学们的肚皮。

　　他们夫妻回城后，张秀春马上来找我，把我俩中断了几年的情丝又重新接上。她对我说：“于众常常提起你，往往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那里面的插曲，也会说还没有翟雅萍唱得好。”

　　张秀春的话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于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常常提起我。靠山屯的那些往事一件件又在心里翻腾，我心里那个恶作剧的男孩已经遥远，此时面对的应该是一个长大后的成熟的于众，是一个经过岁月洗礼、千锤百炼之后的男子汉。

　　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于是买了几盒卡拉OK磁带。时值炎炎盛夏，我利用两台录音机，唱了十首歌录在了一个磁带上，将这磁带送给了他们夫妇。我给他们的信中写道：“谢谢于众还记得我的歌声……”一天，于众骑着自行车来药厂找我，回赠我一盒贝多芬的交响音乐《命运》。他对我说：“记得你喜欢这音乐。”于众走后，化验室的女人们炸开了锅：“这是你农村原来的对象吧？哈哈哈……”我望着于众远去的背影，手里拿着他送给我的《命运》沉思良久。

　　2003年他们夫妇去深圳定居，张秀春因工作需先行一步，于众善后处理房子、家具等事宜。临行前我单独请于众去酒店为他饯行。我们相对而坐，快四十年了，回城后彼此虽没间断来往，但今天我仍有千言万语。我真诚地举起酒杯：“祝你一切顺利！”他却说：“还恨我吗？”我摇摇头。看来多少年来他什么都不曾忘却，而那些往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这个即将远行的人除了给了我一份牵挂，还会有什么呢？

　　恩义之士

　　正是农忙季节，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的提法是越忙越不能忘记宣传毛泽东思想。队员是从各小队选拔的社员或知青，我也从湿漉漉的田埂中走了出来参加这支队伍。知青在宣传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它们散发着知青文化的气息又不失浓浓的乡土味道。

　　在这支小小的文艺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热爱这个给了我最初艺术功底的山村“乌兰牧旗”。

　　军代表老王是上级派来揭靠山屯阶级斗争盖子的，他动辄挑动群众斗群众，激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也曾有微词，不料有人向他告了密，于是这个“革命军人”对我怀恨在心。

　　有一天在一队演出，我独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天下一片红》，老王一直沉着个脸在看我。演出结束后，他让队长马先明召集大家集合，他说：“有的人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歌唱得软绵绵的，舞也跳得软绵绵的。”然后，他又学我跳舞的样子比画了几下，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支队伍有问题，回去要整风！”这样的一番话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撂到谁的身上都会被吓坏，何况我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知青！

　　第二天，就在一队的队部，文艺队开始整风。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炕沿边，心悬着……等待着天塌下来。

　　这实实在在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点名的批斗会，我唯一要感激大家的是没让我像走资派那样把腰弯成90度。老王抛砖引玉之后便是万箭齐发，我昔日的那些亲爱的同学们找来最能伤害我的语言来“帮教”我，更有那一下子就刺痛人心的幸灾乐祸的眼神。我一时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没有招架的力量，低垂着那颗19岁的头，听凭别人对我信口雌黄，心像被人扔进了污泥，委屈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

　　正在我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大胆的声音：“别给同学无限上纲，别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不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似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坐在墙角的刘恩义，他被激得大怒了。在这个谁也不肯放过表现自己革命立场的关键时刻，如果一言不发就是对我不小的馈赠了，哪还敢奢望谁能站出来保护我？但刘恩义毕竟是刘恩义，他是个从不随波逐流的男子汉！听着他铿铿锵锵十多分钟的“辩护词”，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北方农村到了冬季即进入冬闲，其实整个冬天我们都闲不着，要么去山里修梯田学大寨，要么去寇河边刨冻土、挖鹅卵石修河堤。春节刚过不久，九个生产队的年轻人涌到寇河边，我们要把那冻土刨开，再把下面湿淋淋的鹅卵石用土篮挑到指定的地点去。我担着一对土篮，吃力地挑起带水的鹅卵石，刚走了两趟，水就把土篮浸湿了。光挑着空土篮走我都觉得沉甸甸的，土篮浸湿后就更感抬不动脚……偏偏几个农村小伙子不怀好意地说“得照顾照顾翟雅萍”，就一起往我的土篮里装石头。两只土篮被装得满满的，我试了几次土篮都纹丝不动，他们挤眉弄眼地看着我的狼狈相。离得不远的刘恩义看到了这一幕，他怒气冲冲走过来，拿起铁锹稀里哗啦把土篮里的石头往外铲，还剩下不多时对我说：“挑走吧。”下一趟回来时再没人敢故意难为我。

　　刘恩义是高三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的一个。他聪明智慧，善良正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无所不好，无所不知。他的数学出类拔萃，文学也毫不逊色……刚下乡不久，他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生产队估产（用眼睛测量粮囤）那些有几十年估产经验的老农估出一个数，刘恩义用所学的几何知识也估出一个数，整囤粮食称重后，刘恩义估的数非常精确。下放学生（当地人这样称呼我们）有如此的本领，着实让老农们吃惊不小。他所在的九队是靠山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位居深山沟，穷山恶水，十年有九年欠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四五角钱。刘恩义和同队的知青们建议把沟外的旱田改种水稻。那时靠山屯还没有塑料薄膜育秧，刘恩义千方百计查到了有限的一点资料，于是知青们没日没夜地带领社员“旱改水”。晚上怕有牲口糟蹋秧苗，刘恩义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小窝棚里。后半夜太困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天亮了，他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怎么也动不了了，他明白：是风湿！他用两只手强撑着把身体挪出小窝棚，再让阳光照耀着自己的两条腿。真得感谢年轻！晒了一阵子，腿可以活动了！但风湿症跟了他一生……

　　当年水稻种植成功！年终结算九队的分值第一次达到八角多钱。大家开始信任这个小伙子，一致选举他为生产队长。他上任的第二年，九队的分值又创历史新高达到一元三角钱。

　　冬闲时，我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刘恩义是三个“教授”之一。一天晚上……上课讲的是氮磷钾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他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因溜号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说：“翟雅萍，你的脑袋怎么摁不出褶来？”他用的一个“摁”字叫我愤怒异常，好几天不理他。回城后一天同学们相聚，他半开玩笑地说：“想我吗？”我说：“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你，你说我的脑袋摁不出褶来。”没想到他的神情马上变得很凄然，伤心地说：“你怎么就记住了这句话？你忘了过河我背你，你去‘八三’文艺队我帮你搓包米换粮票，你回城时我帮你收拾行李……”听他“翻小肠”，我哈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的……傻瓜！”

　　刘恩义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十年知青生活历尽坎坷，但他仍很珍惜靠山屯曾有过的美好时日，我们有着同样的靠山情结，我们是一生的好朋友。

　　小妹妹郎蕙丽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长得很美，她是我家的46号、年龄最小的郎蕙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气质清纯，目光清澈。

　　我们也是同一届，下乡前我们在同一个学习班里学习，谈理想，说抱负，情投意合。快到出发的日子了，上级为我们自愿去插队的同学补助一批布票（布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谁有困难可以提出申请，有的同学接受了补助。当时我的家庭很清贫，家里根本没有布票买布为我做被褥，但我打肿脸充胖子，不肯接受补助……认为这是革命态度是否坚决的表现。对此，郎蕙丽对我颇有好感。

　　到农村后，郎蕙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好作风赢得了大家的赞扬。她能从一个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很快完成对艰苦生活的适应，是多么了不起！

　　别看她年龄最小，在女同学中论起谁最能干，她当名列前茅。

　　每当日落西山红霞飞，割了一天地的知青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知青大院的时候……你看，数郎蕙丽的样子最最动人：她的额前耷拉着一绺被太阳晒焦的黄头发；脸被汗水浸过后，不知怎样用手抹的，留下一道白、一道黑；后腰上别着几枝“甜秆”（包米秸）手里拎着一把镰刀。那天真的样子好可爱，又叫人好心疼。

　　难怪她的父母到靠山来看她，一见到她这副样子都流下了眼泪。郎蕙丽却大惑不解：“你们哭啥呀？”

　　不管严冬酷暑，不管下雨刮风，她从不误工，每到年底她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在女同学中都是最高的。我们每次上山打柴，女同学都以她为标准来判定自己柴捆的质量。她的柴捆个个都一般大小，又结实又漂亮，而且我们还在暗中数着她柴捆的数量，生怕被她落下。每当谁劳累过度想偷懒休息半天，一看到比自己小的郎蕙丽能天天坚持，也就不好意思休息，咬咬牙就熬过来了。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人在艰苦环境中最应具备的品格，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些哥哥姐姐们：战胜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强。

　　1969年，郎蕙丽被选为生活委员，肩负起管理全家生活的重担。管理几十个人的吃喝非同小可，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后，她的身影总是在青年点的厨房和粮库之间穿梭。她很有计划，每天晚上拎着一杆秤把第二天大家吃的米面称出来。她很会精打细算，哪顿吃大饼子，哪顿吃高粱米饭，哪天改善生活，绝对心中有数。

　　我们的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日久天长各自看到了对方的缺点，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却看不得别人的缺点，她那出奇的率直有时会令你倍感难堪。渐渐地，我们拉开了距离，彼此最初的那些好感消失殆尽。

　　刚下乡时，我为了表明自己很早就认识肖平，一天，我吹牛说：“我上学的路上天天遇到肖平。”当然我遇到过肖平，但不是天天。在全家的大会上，郎蕙丽发言说：“翟雅萍这个人太爱撒谎。”我吓了一跳。几十个人洗耳恭听，“你说你上学的路上天天见到肖平，肖平天天骑自行车上学，你怎么能天天见到她？”从此我领教了她。

　　1969年底，同学们准备选我做大师傅，她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后来我的选票超过了半数，她的希望落了空。虽说当时她作为我的上司（生活委员）有权利严格要求我，可我总觉得她是在故意刁难我。

　　大师傅除了做饭还要喂猪，我每天忙完人吃的忙猪吃的，天天累得焦头烂额。一天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她大着嗓门叫了起来：“翟雅萍你听到没有？猪饿得直叫唤！”猪饿了会嗷嗷地叫唤，数九天北风一吹，猪也会冻得嗷嗷地叫唤。她这样对我嚷不是头一次了，我也不示弱，马上回敬她：“难道你做饭的时候猪饿了就不叫唤吗？再说今天猪叫唤是冻的不是饿的！”

　　我用一块干净的布缝成一个小口袋，将花椒大料装在里面，做菜时这个口袋可以反复使用。一天我糊里糊涂地把小口袋倒进了猪食锅里。待到它漂上来以后，我想：算了，不要了。沉吟了一会儿，又觉得可惜，又把它打捞上来，用水洗了洗……准备以后再用。这个过程全被郎蕙丽看到了，她又是大声地对我说：“你怎么把猪食锅里泡过的东西叫大伙吃呢？”我对她解释说：“今天锅是我新刷的，锅里只有水和糠，再说做出来的菜我也和大家一样吃呀！我不是坏了良心，而是反应得慢些而已。”她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拂袖而去。

　　我是个喜欢干净的人，洗菜时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洗，淘米时，几十斤米一瓢一瓢地淘，从不胡弄。即使这样，她还是能挑出我的毛病。每次与她争执后我的心情都跌入低谷，没办法，谁让我偏偏遇上了这个冤家！她就像一个常常在客人面前专门为父母“直罗锅”的孩子，很少考虑被伤害后对方的心情。直率实则美德……但任何美好的东西你把它异化了，就会使其变味。

　　我也有报复的机会。早晨同学们用水缸里的水刷牙时，都先用水瓢舀水，再倒进自己的牙缸里。那天早晨，郎蕙丽因着急，将自己的牙缸直接伸进水缸里，于是我也对她喊道：“你的牙缸比大家的干净吗？那是给大家做饭用的水！”她自知理屈，没有做声。当着大家的面我也给她个下不来台，很是得意扬扬。其实我知道她是单纯的，单纯得眼里揉不得沙子。可我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难道我愿意演绎出这种种不愉快吗？

　　晚上睡觉前我们女同学习惯在炕沿边坐成一排洗脚，南北两铺大炕，自然就坐成两排，脚泡在水里，面对面地东拉西扯。忽听郎蕙丽当着大家的面说：“翟雅萍这个人实际上有好多优点。”我怕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个时时找我毛病的人，在她眼里我会有优点？我的眼光越过几个盆惊奇地看着她。“她爱学习，还那么喜欢文学，如果能收到一封翟雅萍写的信，那一定很有意思。”真是如雷贯耳！

　　我的脸刷地红了。我这个人心软听不得好话，更难得听到她的好话，于是附和道……“那好，明天我就给你写封信，从炕头寄到炕梢。”大家都笑了。过后我沉吟……我是不是对她成见太深？

　　我拿到招工通知书那天是1971年12月31日，是一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全家人在开每年一次的元旦联欢晚会。晚会刚开始，大队通讯员张大爷趴在窗口告诉我，现在必须去一趟公社给招工通知书盖章，不然第二天就是1972年了，会影响将来回城后的晋级等等。

　　大冷的天，外面又是黑咕隆咚，我真愁这夜路可怎么走。我犹豫地望了望窗外，想找个人陪着又不好开口，因为正在开会。即便不开会也不见得有人愿意陪我去……因为今天我的一纸招工通知本就在青年点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今年的9月份是1964年建点以来的第一批抽调，走的八名同学除了马先明和苏立力是1964年毕业的老高中外，其余六名全是1968年来的出身好的同学。到了年底，第一次抽调的余波还未平息，大家都沉浸在“哪辈子能轮到我”的茫然遐想中时，我所在的辽宁省“八三”工程文艺队也争取到了几个抽调知青的名额，其中有我（文艺队已解散，我早已回到青年点）像滚开的油锅里倒入凉水，青年点炸开了锅。“她凭什么走？比谁干得好？”“她改造好了吗？她出身好吗？”是的，论资格，论出身我怎么能比得上此前的八位同学？可这是天意，我又没占青年点的名额！是愤懑也好，是嫉妒也好，是我回城的现实叫大家因9月份抽调刚刚平复一点的心情又波动起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怎么好意思叫别的同学黑灯瞎火地陪我去公社？没关系，夜路我也不是没走过。我系上围巾，穿上大棉袄，郎蕙丽忽然站了起来：“天这么黑，我陪你去。”说完她就穿衣服。我吃惊地望着她，真是说不出的意外和感激。

　　黑夜一口将我俩吞进它的肚子。出了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进无垠的雪野，寒风中一只手电筒的微弱光芒扫射着茫茫的远方。冬天的原野寂寥而空旷，一场场大雪不仅把黑土地罩了个严严实实，还带来了逼人的严寒。这是我耕耘过的土地……即使是黑夜，我也熟悉它的一沟一坎、一坡一湾。

　　我们紧紧挽着胳膊，第一次挨得这么近，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们一路走着唠着，她还帮我憧憬着回城后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我早于她先回城的嫉妒情绪。

　　我从来没感觉到身边的这个女孩是如此的亲切。这个美丽的女孩其实像白雪一样圣洁，我多么后悔从前的日子没与她好好相处。我比她年长却不曾有过做姐姐的样子，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多好！此时好像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恩怨，没有过矛盾，倒像一对一直非常要好的姐妹。很自然地我的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绵绵的眷恋，涌起一阵依依的别情。“总是离人泪千行”，我默默地流下眼泪，是因为此时对她的感激，是因为从前我一直不曾善待她。黑暗中我希望她没看见我脸上的泪光。这是我作别靠山之际，第一个引得我流下别离之泪的人。

　　岁月只能改变郎蕙丽的年龄，但永远改变不了她的品格――真纯与善良，诚实与执著，出污泥而不染。永远的郎蕙丽！我永远的息息相关的好朋友。

　　写在后面

　　几度山下春草绿，几度山上秋叶红？在岁月的更迭中我们奉献着、拼搏着、彷徨着、痛苦着。我们调动了生命中的全部顽强蘸着汗、蘸着泪、蘸着血书写了自己的知青岁月。难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幻，尽管有那么多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2004年，靠山屯知青纪念自己上山下乡40周年时，我们的同学丁峪麟写的一首情深意长的歌曲表达了靠山屯老知青的心声：

　　我曾义无反顾奔向你，

　　我曾满怀豪情追随你，

　　为了你我披星戴月，顶风冒雨，

　　你却让我伤痕累累耗尽全力。

　　我把满腔热情抛给你，

　　我把壮丽青春献给你，

　　为了你我百折不挠，备受磨砺，

　　你却让我梦想破碎迷失自己。

　　我是不是应该恨你？

　　你使我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你叫我变得自强不息。

　　你让我懂得了幸福的真谛，

　　你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真的爱你。

　　究竟是你拒绝了我，还是我放弃了你？

　　我的爱没有结局，没有结局。

　　作者简介

　　翟雅萍，女，1965年初中毕业于沈阳二十九中。同年9月赴辽宁省开原县威远公社靠山屯大队知青点落户。1971年末调回沈阳。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