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九、清江流域巴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朱世学黄柏权

　　清江，古称夷水，又称盐水，全长425公里。清江流域，不仅被视为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作为“禀君”巴人活动和迁徙的重要地区，其文化源远流长。在这一区域，考古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早期（距今200万年以上）的“建始直立人”化石和属于更新世中期（距今20万年左右）的“长阳人”化石，说明从旧石器的早期和中期开始，这里一直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

　　一、清江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清江流域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水电工程建设，自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型有斧、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制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渔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考古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

　　目前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桅杆坪、南岸坪、深潭湾等遗址，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但由于缺少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做证据，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凿的答案。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鱼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1.夏代晚期文化层出土遗物

　　香炉石遗址的最底层（第⑦层）属夏代晚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4090±100年），出土的文化遗物类别较简单，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凿、等；骨器有骨锥；陶器主要有罐、瓮、钵、豆、纺轮，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釜，在这一时期尚少有发现。专家们从该地层中发现与生活相关的大量兽骨、鸟类骨骸、鱼骨残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鱼、兽、鸟类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2.商代文化层出土遗物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为商代早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第⑤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

　　其中遗址第⑥层出土的商代早期遗物，主要有陶器、小型石器、骨器、卜骨以及大量兽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石矛头等；骨器有锥、铲、镞、针、锯、器盖、佩饰、牙饰等；陶器以釜、罐最为丰富，占陶器总数的58.2%以上，其他还有盆、瓮、豆、钵、杯、盘、网坠等。

　　这一时期，在遗址附近还发现了巴人墓葬区，在发掘的5座巴人墓中，1座东西向，4座南北向，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其中编号6的人骨架长176厘米，身旁随葬有1件早商时期的大型卜骨和1件较精制的大型骨匕。卜骨系利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这与在遗址地层中发掘出大量用鱼的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遗物的新发现。卜骨虽有残缺，但全貌基本清楚，全长42厘米，为我国发现的最大卜骨之一。该卜骨两面及周边均经打磨和修整，背面中脊已基本削平，上有大小圆形钻孔100多个，厚的地方钻孔较大，薄的地方钻孔较小，整个钻孔呈横向与斜向排列，部分钻孔有灼痕，从钻孔形态特征看，其年代为早商时期无疑。骨匕长26.6厘米，十分精致，而且用材巧，体型大，器壁薄，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被称为我国早期骨匕之最。在编号4的墓葬中，随葬品为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侈口、圆唇、弧腹壁、圜底。

　　3也出土了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敞口、圆唇、鼓腹、圜底，器身饰细绳纹。说明在早期巴文化中，陶釜不但在生活中常用，死后还把它当做随葬品。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3.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

　　遗址第④层为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多，达2400余件，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他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这两枚陶玺印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浓厚兴趣，著名的历史与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公柔先生则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渌先生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以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陶玺印的出土，引起世人瞩目，它为我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可以说，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出土，揭开了我国玺印起源研究新的一页，不仅有力证明了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玺印的出现，把我国玺印起源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而且还可证明玺印的使用是我国上古先民的一大发明创造，绝不是外国传入的。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同时，小件青铜器和贝币的发现，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4.东周早期文化层出土遗物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石器，外。此97.3%的总量遗物占，宗大为器陶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石器器类主要有斧、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从这些出土遗物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清江中游地区的巴人文化中，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这一方面说明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巴人群体，在发展土著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充实自我，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巴楚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综上所述，香炉石遗址从夏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东周早期，时间前后跨越1000余年，遗址发展演变有序，地层叠压清楚，出土文物丰富，文化内涵单纯，既有大量的以釜为典型器物组成的陶器群体，又有一部分出现时间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石器和骨器等遗物，无论从陶系和器物特点还是从器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看，香炉石遗址都堪称为“鄂西清江中游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该遗址不仅发现了有刻画文字符号的陶器（1995年发现）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由于出土我国目前最早的陶玺印和我国目前最大的卜骨而令世人瞩目。正是因为香炉石遗址文化面貌尤为突出，1994年被考古界正式命名为“香炉石文化”。香炉石早期巴人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早期巴人在清江中游地区活动历史提供了一批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早期巴人在清江流域活动的历史树立起一个判定时代的标尺。从香炉石遗址的出土遗物和文化内涵可以看出，清江流域夏、商、周时期的巴人文化，在原生形态上具有强烈的自然色彩。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来看，这一时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渔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早期巴文化，必然包含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廪君之后，濮本为两个部族，”“巴、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它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征。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作过讨论，在此就不作赘述。

　　至此，历史典籍中有关“廪君不知何代？”的历史悬案，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廪君巴人最迟从夏代晚期开始在清江中游地区生活，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至于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目前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目前都因缺少充分的材料而让学术界难以信服，因为目前在清江流域虽发现了夏、商、周时期最为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遗址，而在此之前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巴人遗存在清江流域至今不曾见到，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成都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诸多学者认为，寻找清江流域巴文化的源头，关键是如何寻找大溪文化与香炉石文化之间的空环，目前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三、战国到两汉时期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两汉时期，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一）巴式青铜器的出土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在鄂西南清江流域，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百余件，总的情况如下：

　　利川的凉雾、建南、忠路、谋道等地共出土虎钮于3件、铜釜1件、编钟2件。其中，利川忠路出土的虎钮于，平盘内刻有人头面、鱼纹、船纹等。

　　咸丰的活龙坪、黄金洞、白水坝、阳洞、清坪、大田坝、甲马池等地共出土虎钮于1件、编钟6件、铜洗5件、铜釜1件。其中，咸丰甲马池出土的虎钮于，盘内有鱼、船、网等纹饰。大田坝出土的两件铜洗，底内有“宜侯王”和“双鱼纹”以及“永元十二年造”文字。清坪南家沟出土的釜、洗各1件，釜底有铭文“八百”及一鹭、一鱼纹饰，洗内有“双鱼纹”和“富贵昌宜侯王”等铭文。

　　恩施的屯堡、三岔、白果、新塘、崔坝、大集、白杨坪、旗峰坝等地共出土虎钮于4件，编钟5件，铜釜2件，铜钲、铜洗、铜壶、铜簋等各1件。其中，1989年，白果金龙坝一山洞中一次出土编钟、洗、壶、簋等8件青铜器。

　　宣恩的椒园1990年出土虎钮于1件。

　　建始的景阳、猫坪、长梁、望坪、三里、茅田等地共出土虎钮于3件，桥形钮于1件，编钟5件，铜钲2件，铜壶、铜矛、铜钺各1件。其中，1977年3月，在清江南岸建始景阳革塘坝二台子出土的双虎钮于是虎中少见的珍品，目前在鄂西南地区仅此1件，全国也仅有2件，另一件为湖南长沙废铜仓库拣选，出土地点不明。该双虎钮于是当地农民在50厘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伴随出土的还有铜壶1件。双虎钮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同出的铜壶重2.5公斤，高32厘米。

　　鹤峰境内的城关鸡公洞等地共出土虎钮于2件。

　　巴东的清太坪、野三河、大支坪等地共出土虎钮于4件，编钟6件。其中，1990年，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一次出土编钟6枚，这是鄂西南区域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

　　秭归的沙溪、归州、香溪、卜庄河、周怀、杨林等地共出土虎钮于5件，编钟3件，铜釜1件，巴式柳叶剑5件，铜戈2件，铜矛3件。其中，1986年，秭归杨林三渡乡下马台一次出土4件虎钮于，同时还出土铜釜1件，这是鄂西南清江流域首次发现多件虎钮于同时出土。

　　长阳的榔坪、鸭子口、贺家坪等地共出土虎钮于2件，编钟1件，铜戈1件。其中，1964年，长阳鸭子口千渔坪出土了鄂西南清江流域目前最大的1件虎钮于，通高69厘米，盘径51Ч41.5厘米，虎钮长28厘米，高15厘米，尾长17厘米，虎背身饰条纹斑。

　　五峰的长乐坪、仁和坪等地出土编钟1件，虎钮于1件。

　　宜昌的土城1994年一次出土虎钮于、盆、钺、釜、盘、洗等12件青铜和11000余枚铜钱。其中，釜底有“富贵长宜一□”和“宜侯王”的铭文。

　　上述材料，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文博单位收藏和报道的部分出土器物，以后出土的尚未统计在列，因此，鄂西南清江流域建国以来实际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此。

　　（二）对出土青铜器的来源及使用特点的讨论

　　从上述可见，鄂西南清江流域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以青铜乐器虎钮于、编钟、钲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日常生活用具釜、洗、壶等，再其次是青铜兵器剑、钺、矛、戈等。现就各器类中最具代表性的虎钮于、釜、巴式剑等重点器物进行分析讨论。

　　1.虎钮于

　　于为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到东汉时期。《周礼·地官·鼓人》：和鼓。郑玄注，于也，“以金”“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于的用途，《国语·晋语》：“战以于、儆其民也。又：亲就鸣钟、丁宁。”《国语·吴语》“王乃秉稃，丁宁、于，振铎，勇怯尽应。”说明于是军阵乐器。据云南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于和鼓相合铜像来看，它又可用于祭祀集会。庚午于铭文有：“子子孙孙永宝鼓之”则于“用享以孝，的词句，也为宗庙享孝时的宴乐器。于大致可分六种形式，即：穹顶虎钮式、圆肩侈口龙钮式、扁圆肩桥钮式、扁圆肩虎钮直口式、圆肩甚阔唇边双虎钮式、扁圆肩马钮式等。”

　　鄂西南地区出土的于中，虎钮的数量最多，有近30件（不完全统计），同时有1件马钮和1件桥钮。其形制主要为上述的后三种。从虎钮于的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及形体特点看，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出土的虎与湘西北土家族地区出土的虎有所不同，一是器物的大小不同，鄂西南出土的虎通高多在55-70厘米；湘西北出土的虎通高则多在40-55厘米；二是平盘上虎的造型特征有所差异，鄂西南出土的虎，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背饰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于在当时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具有区域制作风格。

　　据考证，于最早出自春秋齐鲁之间，后逐步传入江淮，以后又逐步由东向西传入鄂西南及湘西北地区。鄂西南地区出土的虎钮于与中原地区的于相比，从时代特征上分析均较晚，多为汉代，最早的也不过战国；从地理特征分析，窖藏出土的多，真正巴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少。正因如此，使虎钮于在巴文化研究中有着种种困惑，尤其是在虎钮于的使用功能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通观虎钮于的使用功能，笔者认为，它不只是一种军乐器，同时还可能是娱乐、祭祀、庆典等活动中的一种祭器。但如果说它是王者之器或者是巴民族虎图腾崇拜的标志之器，显然对其神圣性和重要性有片面和夸大之词，理由如下：

　　第一，从出土虎的数量上看，它不可能是王器，因为战国以后，巴人势力为楚所败不断西迁，正处于分崩离析阶段，当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部落之王。

　　第二，从虎钮于的埋藏状况看，多窖藏单件出土，数件共存的较少，且窖藏出土的地点多为山洞、河边或树下，其地理环境绝不像是王者所居之地，如果说它是王器，理当在战国到两汉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三峡地区、清江流域、酉水流域及溇水流域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希望见到的虎钮于，在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极少发现，因此，说它是王者之器，显然是言过其实。

　　第三，按照考古分期，于必然是由陶→素→钮→虎演变而成，于盘上的虎若真是巴人的图腾，那么原始形态的陶或者素上则更应该有虎钮或虎纹，因为图腾崇拜的原则是氏族愈原始，图腾影响愈深，巴人要表现其图腾崇拜只能在夏、商时期的陶器文化中，进入青铜文明以后，这种崇拜理当逐渐消失，但实际所见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虎钮于，时代多为战国到两汉时期，而在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发掘的夏、商、周时期的众多早期巴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如香炉石遗址等），既没有发现在原始的陶、素上有虎钮者，也没有找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甚至连陶制的于都没有发现。难道说从夏代开始的禀君巴人直到战国以后才形成自己的图腾文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说明虎钮于非巴人之传统器物，于上之虎形也非巴人之图腾。巴人的青铜于文化应为外来文化传入，也正因为如此，虎钮于的时代为何晚于春秋而多为战国到两汉时期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巴地进入青铜时代晚于中原，二是文化传播有梯级效应，产生时间差。如果把战国到两汉时期出土的虎钮于，与夏代晚期文献传说中的“禀君死，魂魄化为白虎”相联系，不仅不符合图腾产生的时代，而且在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众多巴文化遗存中找不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巴人尚巫，祭祀时最虔诚，使用的器皿也必须最神圣，把虎钮于当做祭祀中的一种重要祭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古人心目中，猛虎不受幽明异路的限制，可食鬼魅，起到避邪作用，所以虎钮于上之虎形更有可能为巴人之避邪物，用以避免在战争中或日常生活中受鬼魂之追索，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祭祀贮贝器上群像中就有以于和铜鼓用于祭祀的场面。

　　2.釜

　　战国到两汉时期，鄂西南地区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釜，是生活器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釜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汉代有“釜底抽薪”的成语，炊器是人类饮食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其“民以食为天”变化往往反映出不同地域人们的不同生活习惯、文化发展与相互交流，是反映年代、地域变化最为重要的遗物。考古资料证明，在鄂西南的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釜的使用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

　　依照考古分期，釜的演变轨迹是由陶釜→铜釜→铁釜演变而来，今距在，征特等口、大夹砂、底圜具有般一，釜陶的所说常通学考古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时期，釜是出土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器类，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城背溪文化是清江口岸至三峡腹地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秭归柳林溪、朝天嘴、路家河、窝棚墩、巴东楠木园、福里溪等地均有发现，出土的陶釜可分为大口釜和小口釜，陶质夹砂或夹炭，陶色以红褐色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制作主要采用泥片贴接法成型。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左右），陶釜仍然是最常用的炊器，尤其是在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陶釜在各个遗址中大量出现，这一特点在三峡大坝中堡岛遗址中表现最为明显。夏、商、“釜文化”。

　　周时期，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败之后再度兴盛，在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中，陶釜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这一时期，在清江流域以香炉石遗址为代表，在该遗址的中心区约209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近4000件各种生活用具中，就有陶釜近3000件，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其单位面积出土陶釜数量之大，是目前鄂、渝等地区所有几十处巴文化遗址均无法与之相比的。专家们经过考证后认为，香炉石遗址自夏代晚期开始一直到西周时期，都有以釜为特征的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土著文化特色十分浓厚，基本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到了巴人晚期的东周时期，虽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说明楚的势力已经到达清江中游地区，但以“釜文化”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即巴文化）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与此同时，在峡江地区，出土陶釜的遗址则发现有数十处之多，按照釜在各遗址出现时代的早晚，可将其分为：夏末商初、商代中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等四类遗存。经过对比分析后发现，釜最初是从西陵峡及其以南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且有逐步西迁的趋势。因为上述分类遗存中，属于夏商时期的第一、第二类遗存基本分布在西陵峡及清江流域；西周时期的第三类遗存主要分布在巫峡至忠县一带；东周时期的第四类遗存则主要分布在云阳以西地区。

　　总之，在鄂西南地区，始终有一支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的存在，成为该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因素最稳定的一支文化共同体。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有其独特的土著文化特征和自身清晰的发展线索，其使用时间之长、出土数量之多、在出土遗物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其他任何器物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战国到两汉时期，鄂西南地区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铜釜，实际上是由早期的陶釜演变而成，是巴人进入青铜文明以后，“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器形上看，依然延续了大口、圜底等特征，只不过质地发生了变化，由陶釜变成了铜釜，有的还饰有双耳。到宋、元时期，又由铜釜变成了铁釜，相比较而言，器形更大，重量更重，饰耳更多，有八耳或六耳。此类铁釜，鄂西南地区共出土两件，一件出自恩施沐抚，为六耳铁釜，重68斤；一件出自咸丰黄金洞，为八耳铁釜，重48斤。不仅如此，在鄂西南土家族地区，铁釜的使用延续到至今，土家人在火塘中普遍使用的鼎罐，实际上就是一种铁釜，这种大口、圜底的鼎罐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十分神圣，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美满，因此，鼎罐不能随地乱放，在火塘必须置于三脚支上，出火塘须置于竹编的箩圈之上，尤其是在使用时，忌讳别人随意蹬踏，甚至连烧火也有讲究，因为土家人讲究的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因此，火不能烧散，火烧散了意味着家庭要“散伙”。这一方面说明土家人受早期巴人文化的影响，对“釜”这种炊器情有独钟，同时也说明土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巴式剑剑为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的兵器《，说文》云：

　　“剑，人所带兵也。”在西周早期就已流行，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佩剑还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意思。汉代铁剑流行以后，青铜剑逐步被取代。鄂西南地区出土的柳叶形巴式剑，在内陆腹地发现较少，主要集中分布在峡江地区，即巴东、秭归、宜昌等地，且不仅仅是窖藏出土，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不少，这种现象与巴式青铜乐器和生活器形成鲜明对比。峡江地区出土的巴式剑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柳叶短剑，形狭而短，剑体和剑茎（即剑把）无明显分界，有的剑茎上有穿，常饰有兽纹和雷纹。这种剑的祖型，是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中的同类型短剑，同类型的剑也出自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说明这种柳叶短剑为战国时期的巴人仿西周早期兵器而造。

　　另一种为柳叶长剑，通常是两锷（即剑刃）的前锋尖锐而狭，锷本呈自然状缓缓收缩而形成剑茎，没有剑格（即剑身与剑把交结处起护手作用的），整体作柳叶形而长，剑茎扁而有穿，似叶柄，中脊隆起，有的有血槽，剑体多铸有虎皮纹、半圆形纹，剑体下端常有手、心、花蒂、虎、鸟等各种符号。这是祖型于柳叶短剑而长度和剑脊都作了改进的最有特色的巴式兵器。

　　四、对巴式青铜器埋藏方式的考察

　　如上所言，鄂西南清江流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尤其是青铜乐器和生活器），以窖藏为多，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极少，而且窖藏的地点多为河岸、山坡、树下及自然洞穴中，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此贵重的器物却藏之荒野，这种特殊的埋藏方式是否有其特别的用意？长期以来一直是民族和历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因祭祀而埋藏

　　民族学的材料告诉我们，远古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信奉鬼神，以为高山大川都是鬼神的归宿地，久而久之，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自然崇拜神。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人们常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祀活动。在中原地区，常常于山麓或河岸发现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这就是当时人们祭祀山川神灵，就地掩埋的祭器。同时，在两广和云南等地，窖藏出土了数量较多且时代较早的铜鼓，专家们考其原由，是因为南方古代各族多信巫鬼，在山坡水畔祭祀时，常用铜鼓赛神、娱神，铜鼓作为祭器不能抬回家去，活动的最后一步就是随地挖一深坑，将铜鼓投入土地神的怀抱。

　　据考证，古代巴族与于、铜鼓的关系十分密切。于和铜鼓均是作战时号令部众的军乐器。据文献记载，巴族后裔又有僚称，唐代渝州南平僚，他们是板楯七姓蛮后裔，他们也曾使用过铜鼓。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论》“中认为：于和铜鼓是同一部族先后使用的乐器，因此也就可以证明铜鼓是由于发展演化而成。”由此可见，虎钮于与铜鼓的功能一样，除了用作军乐器外，另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用作祭礼时的祭器，当时人们为了村寨和氏族部落的平安，祭祀山川神灵，仪式结束后祭品又不能带回家，只能够就地深埋，将虎钮于等投入神灵的怀抱，让天地间的神灵保佑平安。尤其是有些窖藏坑中出两件以上器物者，大多为并列放置，口朝上，似与盛装各种粮食作物有关，专家认为，这本就是祭祀时所为。另外，虎钮于平盘内出现的人面像、鱼纹、船纹、钱纹以及洗的内底出现的“富贵宜侯王”等铭文内容，也很明显地说明这些青铜器当与祭祀祈福有关。在三峡地区，最早人们多是用青铜器来祭祀水神，以防水患，直到后来人们才集资建庙，巴东的王爷庙、宜昌的黄陵庙等均为祭祀水神而建。正因为当时这些青铜祭品随地掩埋，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巴式青铜器多窖藏于山地、河边和树下，而不是巴人遗址和墓葬中。

　　2.因战乱而埋藏

　　战国到两汉时期，鄂西南地区局势动荡，战祸连绵，有资料表明：“战国时期，楚国曾一度战领巴国的‘枳’，秦也相继占领，（即今涪陵）大量的巴人流入湘西一带。”可见，楚人伐巴，秦人击巴，战争频繁，巴人饱受战乱，终因实力不济，在举族迁徙、仓皇出逃时携带大量笨重的青铜器随行极不方便，故只能将其窖藏坑埋或藏之山洞，以这种方式埋藏的器物一般都是多件以上。如1981年，巴东火峰一窖藏坑中出土编钟、洗、釜、壶、钫等青铜器21件；1986年，秭归杨林三渡乡下马台窖藏出土4件虎钮于和1件铜釜，这是鄂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多件于同出；1989年，恩施白果金龙坝一山洞中出土编钟、洗、壶、簋等8件青铜器；1990年，巴东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共发现了编钟六枚，这是鄂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最为典型的是1994年，在宜昌土城乡三岔口村的一山腰部发现一窖藏坑，距地表深0.3米，长径1.7米、短径1米，深0.8米，呈一不规则椭圆形。坑内放置12件青铜器和11000余枚铜钱。青铜器有釜、鉴、洗、盘、于、钺等；钱币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半两”、“直百五铢”。青铜器中钺为商代，于为战国，其余为汉代。因出土有三国时期的钱币，故专家推断，该窖藏坑埋藏的年代当在三国时期。

　　窖藏坑中除一件乐器和一件兵器外，其余10件皆为日常生活用品，尤其是几件铜釜，底部均有当年用火烧过后遗留的烟炱。除大量铜钱置于铜釜、洗内以外，青铜器的放置杂乱无序，于横置，给人的感觉里，这里除水路以外是通往重庆的陆上交通要道，三国时期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在这一带留下了不少遗迹包括一些地名等，“窖藏公20约岸南城昌宜于位村口岔三，为认者学的。有藏埋促仓是像好坑”中的青铜器可能与此战事有关。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此珍贵且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埋之山野或藏之山洞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战乱逃亡时携之不便，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

　　除上述论及的两种主要因素外，有的窖藏青铜器也有可能是生产或狩猎活动的遗留。

　　五、结语

　　从鄂西南地区巴式青铜器的出土状况和文化特点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巴人的青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战国到两汉时期，出土了如此众多的巴式青铜器，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得到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从而推动该地区青铜铸造业水平的提高，对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三峡地区发掘的众多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情况说明，峡江地区当时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成为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的中心地区。但在鄂西南内陆的清江、酉水及溇水流域，其文化特质从原生形态上考察，仍具有较强的原始自然色彩。表现在经济文化中，原始的自然经济（渔猎）仍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较底，耕作技术粗放自然，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协作，自然环境对经济生活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在制度文化中，其社会组织仍然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和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缺少一套完整的规范和规则来统一全社会成员，部落和家族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合力，因此也无法与东边强大的楚国相抗衡；在精神文化中，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如此贵重的青铜器当做祭品献与祖先或山川河神，可见巴人对神的崇拜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

　　二是巴人的青铜文化体现出很强的世俗面貌和功利原则。巴人的青铜文化讲究古朴自然和娱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装饰。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剑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随仿装饰精美的楚式剑的原因所在，从巴式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特点总的来看，也相对比较单纯，其精美程度无法同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装饰相比较。与楚式青铜文化不同的是，由于巴式青铜器多用于祭祀，因此特别注重娱神的功效，这在巴式青铜器虎钮于上表现尤为明显，巴人从东夷人那里承袭了于的形体及音乐和祭祀功能，然后以严谨的态度将于盘中的钮式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虎为百兽之王，“四神”驾于于之上，为古代（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一，相传能避邪降妖，巴人想以此在祭祀中更好地发挥其娱神之功效，求得神灵的保佑。正如有学者所说：“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成分少，而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甚至在不少的内容上可以称之为粗俗的文化成分较浓厚。”这一方面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巴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因为作为巴地民众，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会文化发展的层次不高，其行为方式多本质之自然流露。巴人当时居住环境恶劣，经济较他地落后，尤其是内陆腹地，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有限，因此，在维系自我生存中，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

　　三是巴人的青铜文化体现出巴人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巴式青铜器中以青铜乐器虎钮于、编钟、钲等为主，它一方面说明这是古代巴人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军乐器，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扬于世，巴人这种“汉高祖平定三秦之战”中更是表现出巴师的风采。坦诚豪放、耿直仗义、好战喜舞的文化性格为今天的土家族所继承，如今酉水流域的摆手舞和清江流域的跳丧舞就颇具巴风土韵。另一方面也说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优秀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从巴、楚青铜乐器文化的对比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巴人的青铜乐器多见于窖藏，少见于墓葬，并与当时的祭祀息息相关；楚人的青铜乐器均出自墓葬，作为随葬品在使用，不见有巴民族这种窖藏形式，并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二者在青铜乐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楚人以成套的编钟为主，少见有于和铜钲；巴人则以于为主，少见有成套的编钟，并有相当数量的铜钲出土。据对这些铜钲测音的效果看，仅能发单音，而非双音制，其作为演奏乐器的功能相对较差。从发音效果看，巴人的青铜乐器显然无法与楚人的青铜乐器相提并论，且就时代而论，楚地出土的青铜乐器明显要早于巴地，前者多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后者则多为战国到两汉，显然，巴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