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二节 不拘泥于过去的做法

　　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以往成败

　　——曾国藩

　　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断的疑难事时，往往从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作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去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渚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蚊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分。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氐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