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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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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不可轻取人财
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曾国藩
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透彻，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刁；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故头脑时刻清醒，乃为智人！
立世大智慧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第三章 论做事 有大目标才能有大作为
——曾国藩
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透彻，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刁；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故头脑时刻清醒，乃为智人！
立世大智慧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第三章 论做事 有大目标才能有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