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十七节 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

　　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力营私，而用权力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曾国藩谋权、用权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用权力来谋取和满足私欲，所以，他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去为官为民，这样，就决定了他以清廉、正直为官的原则。

　　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更加努力，终于登上了封建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予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自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想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当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誊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已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一生为官用权，去私欲，重天下，是良好的做官心态。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常心态，所以，他才能真正以“匡时救世”为己任，或者说没有把“匡时救世”当作一块假牌子，这是他为官几十载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