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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善结人缘事事圆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人际关系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给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果说上述交待的是曾国藩在京师最初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交际原则，那么，他与穆彰阿的关系，便是成功的实例。
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轨迹可寻。尤其是关键时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迁。曾国藩的“发迹”当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我们不妨顺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勾勒出一幅“曾国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所以，有人说，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抚缺补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项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仅满四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御门，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皇上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是御门时特耀的，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人”缘引，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渊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雅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朝，“穆相最为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及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对下一意结党营私。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的，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闹，穆彰阿为春闹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当然，还有几分阿谀奉迎的本领，自然深受穆的赏识。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善结人缘，“有人”缘引。
——曾国藩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人际关系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给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果说上述交待的是曾国藩在京师最初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交际原则，那么，他与穆彰阿的关系，便是成功的实例。
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轨迹可寻。尤其是关键时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迁。曾国藩的“发迹”当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我们不妨顺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勾勒出一幅“曾国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所以，有人说，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抚缺补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项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仅满四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御门，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皇上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是御门时特耀的，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人”缘引，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渊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雅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朝，“穆相最为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及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对下一意结党营私。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的，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闹，穆彰阿为春闹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当然，还有几分阿谀奉迎的本领，自然深受穆的赏识。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善结人缘，“有人”缘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