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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交友不可不慎
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
——曾国藩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观察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曾国藩二十四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外，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曾国藩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我的意思是教书馆废功误事，比在家中私塾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说一出家塾，就会有明师益友，而我们那儿的所谓明师益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深夜认真计算了一下。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先生，是我认为确实可以做为明师的。同学又都是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缘故。现在以四弟你的意愿，一定要跟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又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最相信有作为的老师，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先生罢了。他所说的衡阳的风俗，和轻浮浅薄相近，虽然有些近似武断，但也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名声。
对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让我们介绍几位曾国藩的同乡好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宁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必须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好时机。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喻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讯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无不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作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层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荷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喜欢广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曾国藩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观察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曾国藩二十四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外，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曾国藩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我的意思是教书馆废功误事，比在家中私塾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说一出家塾，就会有明师益友，而我们那儿的所谓明师益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深夜认真计算了一下。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先生，是我认为确实可以做为明师的。同学又都是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缘故。现在以四弟你的意愿，一定要跟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又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最相信有作为的老师，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先生罢了。他所说的衡阳的风俗，和轻浮浅薄相近，虽然有些近似武断，但也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名声。
对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让我们介绍几位曾国藩的同乡好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宁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必须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好时机。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喻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讯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无不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500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
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作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层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荷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喜欢广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