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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修身砺志、每日三省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笃实的人,平生不浮夸大言,更反对光说不练,知而不行。他在修身砺志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中的要诀有五:

  其一:律己先于律人。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但凡说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其律己之严,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志坚持写日记,并用楷书,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力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从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尤愧局已。”“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泰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可见曾国藩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厉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其二:每日三省: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其三:检束于独居。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炸。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嫌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其四:静坐。

  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者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

  曾国藩曾告知李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

  后来,曾国藩在体悟到“静”的意韵后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曾国藩参悟到“静”的境界的体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在他的《玉箴》里的《主静箴》里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余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主静能达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而能够“神定不慑”,可谓主静之安祥。他致九弟季弟书有云:“凡行军太远,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为‘静’字可以胜之。”由此可知静乃制敌取胜的要诀。

  其五:居敬。

  曾国藩的《居敬箴》里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俨格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代生战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治,天罚昭昭。”

  居敬,是宋代理学家倡导的一种修养方法。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居敬而行简。”朱熹注:“其意)言自处以敬。”朱熹还说:“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敬,就是恭敬。

  曾国藩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程颢、程颐、朱熹)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可见曾国藩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下过一番切实的工夫。

  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曾国藩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而自旦至夜,瑟侗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耶?《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俾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曾国藩更有一番对“敬”的阐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如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手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关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未。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歙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曾氏认为,作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有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的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日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上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几乎断绝,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去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的这几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五条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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