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二十节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

　　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意见，必须经常权衡利弊，作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决择而不要轻意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的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又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禄禄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二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个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对于集思广益的做法，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例。对那些阳骄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的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