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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借他人智慧为己用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非常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祥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驳不遑。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到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
“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缓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小诸葛，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鼓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道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曾国藩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非常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有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祥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则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驳不遑。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到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
“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缓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小诸葛，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鼓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道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