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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与台湾戏剧界的交往

  台湾舞台剧协会理事长张英

  1996年暮春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看电视。重庆市话剧团演员胡珂,风风火火地叩门而入,她未及坐下就说:“明天中午,有位台湾客人请你们夫妇两人赴宴。”事出突然,我请她先坐下来。胡珂说:“我刚接到电话,请客的叫张英,是干戏的。”我对办事常常有些稀里糊涂的胡珂说:

  “你听错了吧,这位请客的我不认识,怎么好去赴宴。”胡珂急了,她说:

  “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是请石曼,抗战话剧史专家。这位张英是演过《包得行》中包占云的。”我立刻高兴起来:“什么!当年演《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来了,这位张英我要见一见。”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阶段,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工作的洪深先生,办了个教导剧团培训班,为军中演戏培养戏剧干部,张英就是教导剧团首届学员。半年后,洪深先生创作了一个剧本,写四川农民坚决上前线打鬼子的故事,剧名《包得行》。洪深的这批学员都是四川人,乡镇农民急需接受抗日救亡的鼓动,洪深把《包得行》这出戏,交给这批学员用四川话演出。八月间,他们从巴县土主场出发,经北碚、合川、铜梁、潼南、遂宁、乐至、简阳至成都。每日步行数十里后,即在乡镇万年台上为农民演出,洪深亲自参加步行带队。这种不避艰苦为农民演剧之举,轰动大后方。张英就在《包得行》中扮演主角包占云。后来,《包得行》又在成渝两地大剧场演出几十场,辉煌于大后方戏剧界于一时。

  宴会上,张英请我在主宾位子就座。那年,他已是78岁高龄,仍然精神饱满,风度翩翩。他担任台、港两地南海文经集团机构董事长,兼任台湾中国舞台剧协会理事长,香港南海电影公司董事长等十几项职务。席间,他叙述前几年应中囯戏剧家协会邀请来大陆,会见曹禺、刘厚生、吴雪等师友的情况,格外动情,由此转入正题。他说台湾一批从大陆去的戏剧工作者,健在者尚有二三十人,都已年逾古稀,他们不忘抗战戏剧。然而,半个世纪前的事,虽都是亲身经历,也难有准确完整的记忆。此行来四川,专为寻访旧地,搜集抗战戏剧史料,因此执意请我这位素未谋面者赴宴。我回答说:“我知道你,你是1939年10月17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包得行》中包占云的。”我一语道出,他大为惊讶年、月、日说得这样清楚,请我尽快安排时间与他长谈,满足他这趟万里行的心愿。

  晚间,张英老人停下他在渝对亲友的拜访。宾馆里,我们两人作了3个小时的畅谈。

  我首先向他探询,抗战胜利后,中国剧坛上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怎么去的台湾。他不无诙谐地说:“我是富顺人,演《包得行》,说四川方言得心应手,说国语,泡菜味十足,难以在知名剧团立足。1946年到上海,谋职困难,改行学导演。”1949年,张英为上海国泰影片公司导演故事片《阿里山风云》,到了台湾。上海解放,他们滞留在台湾。四十几年间,张英在台湾导演的话剧与电影上百部。

  “大陆著名老戏剧家旧作,连抗战戏剧都没有在台湾演出过吗?”这是我至为关心的问题。

  他摇头说:“两岸隔绝四十年间,台湾只演出过吴祖光的《正气歌》。

  最近几年,我们才上演了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总可以演吧,反封建的内容,艺术成就又高。”“我们演出过秦瘦鸥的《秋海棠》。”他说。意思是说和《风雪夜归人》内容差不多。

  我慨叹地说:“你是过来人,许多写抗日的好戏,台湾应该能够演出。”他兴奋起来:“演过。那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九一八以来》。三个抗战独幕剧串起来演。

  我们一批大陆去的抗战剧人,激动极了,难得过了一次演抗战戏的瘾,敲锣打鼓地高兴了一番。”我问他大陆去的影剧界人士在台湾的情况。在重庆抗战剧坛上活跃过的王豪过世了;原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死于车祸;在孩子剧团、囯立剧专待过的王生善颇有成就,获得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的荣誉。同时,意外地获知,当年和白杨、吴茵在影人剧团一起入川的刘莉影、周曼华都在台湾。

  “台湾出了本《中国话剧史》写得怎么样?”张英先生听我提到这本书就气愤异常:“这本书怎么能叫中国话剧史,大部分是写台湾演剧的事,作者对抗战戏剧似无所知,他们的资料也少。”时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该我来满足张英先生的愿望了。

  张英说,他在台湾有一本《抗战戏剧》合订本,第一卷,可称为至宝,其他几乎再没有什么。

  我说:“《抗战戏剧》杂志1937年冬在武汉创刊,记武汉时期演剧事,留存到今天,也称得上是至宝。重要的是抗战八年间的重庆,公演了250多出话剧,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留下了一大批传世之作,培养了一大批影剧人才,包括现在在台湾从大陆去的影剧工作者。”至于资料,我说:“抗战时期的重庆,仅大型戏剧杂志就有《戏剧岗位》、《戏剧月报》、《戏剧时代》等,报刊上的戏剧资料多达数千篇。另有剧本、演出说明书、广告、剧照等,不及一一道来。50年来,我搜集的抗战戏剧资料,不敢说应有尽有,重要的都有一些。”张英听到这里,连声说:“太难得,太需要了。”我坦率地说,讲这段历史,虽三五日也讲不完。经50多年来的搜集与整理,最近我完成了《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书稿,从1937年7月7日至1946年6月,凡是剧坛大事都有记载。就戏剧演出言,剧目、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名单以及剧场、演出起至日期尽列其中。张英在重庆参加演出《包得行》、《乐园进行曲》,我都写在书上。我说:“台湾戏剧工作者,既然如此不忘抗战戏剧,我愿把这部十八万字书稿,送张英先生一份,转致台湾同好。另外,我编辑的《重庆文化史料》,刊有数十万字的抗战戏剧史料,一起赠送。”张英先生接过我的赠品,连声说:“太宝贵了,太感谢了。”我说还有一件令你高兴的事,我收藏有1938年10月“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全民总动员》海报一种,复制一份给你。这在大陆已是珍品,在台湾更是难得。至于演出说明书、剧照种种,选择、洗印工作浩繁,以后再陆续交流。

  张英先生问我,他在台湾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我这本《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希望有助于大陆去台湾的戏剧界朋友,共忆团结抗日往事,携手共促两岸统一大业。假如方便的话,把那本台湾出的《中国话剧史》,寄给我一本。

  张英先生回台湾不久,就给我带来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行的《中国话剧史》。翻读这本话剧史,却给我带来莫大的惊喜,且看这本书对抗战话剧和进步话剧是怎样评价的,书中哀叹说:“大陆之沦陷,亦话剧之过也!”妙哉!斯言。此亦予我辈话剧工作者最高奖赏也!

  此后,张英又来过重庆与我相见,寄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和他写的书给我。得知他从1951年到1988年,在台湾导演了《郑成功》、《汉宫春秋》、《木兰从军》,《红楼梦》、《花田错》、《洛神》等60多出话剧,拍摄过国语、台语影片50余部。1993年12月4日,金马奖影展三十年,张英获资深电影有功人士终身成就奖。

  《高山青》原唱者张茜茜

  1997年7月15日夜晚,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一条小巷的旅馆里,住着五六十位不寻常的客人,一个个都年逾古稀,满头白发,却又精神奕奕,朗声笑语不断,有时还响起一阵抗战歌声,冲击着地下室房间的闷热。他们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孩子剧团的团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来的,纪念剧团成立60周年。

  这时,今天上午在团中央会议厅举行会议开幕式,下午分组活动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上午,主席台上坐着建团初期领导过孩子剧团的陈乃昌和郑伯克,两位都是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台下第一排坐着来自台湾的王生善和来自香港的张茜茜,两位都曾是孩子剧团团员。下午分组活动时,王生善忙于接待媒体的采访。张茜茜身边围满了旧识新知的团员们,他们谈笑风生地回忆当年孩子剧团在重庆的生活。那时吃的是发霉的米掺杂着稗子、石子、沙子、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百衲衣。偶尔,有谁从亲友手中得到点接济,就买上一大捧盐水煮花生,大家围在一起剥着吃,这就是至今难忘的当年生活中最高的享受。谈到这些地方,一个个开怀大笑。这哪像常说的忆苦,倒好像在思甜。张茜茜高歌一曲人们熟知的《高山青涧水蓝》,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她却幽默地问大家:“我的歌声还有四川泡菜味吧?”张茜茜,重庆江北县人,原名张素云,1927年生。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狂轰滥炸重庆,郊区的江北也没有幸免。炸弹炸毁了她父亲开的店,也炸断了她父亲的腿。张素云跟随母亲流浪到重庆,住在百子巷,生活极为困难,常常捡菜帮子当饭吃。1940年,张素云考进了孩子剧团,她的母亲答应了,四川话孩子与鞋子同音,以为孩子剧团是学做鞋子的,后来知道是演戏唱歌的,她的母亲要反对也没法了。张素云嗓子好,唱歌得行;演起戏来却不会说普通话,她勤于练习,上厕所也自说自话,很快就有了较大的进步。1942年,张素云借给中国万岁剧团参加大型话剧《江南之春》的演出,许多孩子都羡慕不已。这时期,孩子剧团常驻赖家桥全家院子,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都前去看望过孩子们。周恩来教导她要为抗日、为革命练好本领,至今她仍然记在心中。

  张素云与蓝天虹,抗战期间演话剧结缘,1945年10月在南京结婚。

  1948年底,夫妇两人随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的《阿里山风云》外景队到台湾拍片。电影尚未拍完,上海即将解放,外景队50多人都想回上海,但是只有15张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只得拈阄决定去留。他们夫妇二人不可能都得到飞机票,只得滞留台湾,张素云易名张茜西。

  《阿里山风云》摄制组留下来,只有全力拍好这部电影以求生存。在这部影片中,张茜西扮演女主角山地姑娘美西。片子的主题歌曲《高山青》,是大陆人士吸收台湾阿美族音乐而作,词作者是重庆长寿人邓禹平,曲作者张彻也是大陆人。摄制组中所有演职员中,唯张茜西嗓子好,在孩子剧团受过音乐训练,《高山青》主题歌由她来唱。张茜西不仅嗓音优美,又因为深入阿里山中,唱出来的歌声极富台湾情调。因此许多人把这首歌曲误认为是台湾歌手唱的台湾民谣。

  一曲《高山青涧水蓝》不仅流行在台湾,并且由张茜西唱到了东南亚各地,以至于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高山青涧水蓝》的歌声。

  同时也流传到大陆广为传唱。

  《阿里山风云》是台湾电影史上全部在台湾摄制完成的第一部电影,由此发展出台湾电影界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张茜西也走红台湾戏剧电影界,她先后演出了《黛绿年华》、《香岛春梦》、《新红楼梦》、《十二金钗》、《锦上添花》等话剧,拍摄了《锦绣前程》等电影。1959年后,她自组剧团,演出轰动一时的《清宫怨》。自组电影公司,首部拍摄的电影《白云故乡》,曾在美国上映。张茜西为创造台湾话剧、电影的业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台湾在蒋介石的“戒严法”统治下,张茜西在大陆曾是孩子剧团的成员被暴露了,她受着每周要到有关当局报到的折磨。虽然她也利用著名演员的身份,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以及蒋经国夫人相交往,甚至于和蒋介石一起照过相,以保护自己,但是终究难免遭受政治迫害。1973年,张茜西定居香港,易名张茜茜。此后,她来往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地,途经桃园机场,只能过境,不能入境,无法再到台湾。

  张茜茜到香港后,虽然不再从事戏剧与电影活动,但她与文化界人士来往不断,并兼及大陆、香港、东南亚等地商贸工作。她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台湾后,台湾出版的《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留住话剧历史的表演艺术家》等书中,仍然记载着她在台湾戏剧、电影事业上的功绩。辟出专项写她的章节,刊登大量剧照。张茜茜关心大陆在香港放映的电影,演出的戏剧、曲艺。尤其是川剧的演出,她不仅自己场场都看,还请了许多朋友来看她的家乡戏。严良堃应邀到香港指挥音乐演唱会,是张茜茜最高兴的事。她说,严良堃是我们孩子剧团唱歌的小指挥,现在他是大音乐指挥家,世界上都知名。严良堃到香港后,音乐会主办方问他给香港哪些人送票。严良堃说,我有个幺妹张茜茜在香港,请你们一定要把音乐会的票给她送去。

  1977年,张茜茜到了北京,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会见孩子剧团战友。很快,她看到了相别多年的老团长吴莆生、许翰如,已是著名作家的陈模,名扬海内外的音乐指挥家严良堃以及其他战友们。因为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海外华人有广泛联系,廖承志接见了她。因为张茜茜是重庆人,她连任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1984年,张茜茜以特邀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大阅兵。外事人员征询她的观感。她说:国威军威振奋人心。不过,天安门广场播送《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歌时,怎么说成是台湾民谣呢?这首歌是我在台湾最先唱的,是电影《阿里山风云》中的插曲,词曲都是大陆人所作。张茜茜这一番话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歌曲才被正名。以后这首歌又名列中华百年经典歌曲,更加广为传播。

  最近二十年来,张茜茜常来重庆,每来就找我谈孩子剧团,谈抗战戏剧,重返孩子剧团在回水沟、赖家桥、土主驻地,以及国泰大戏院、抗建堂演出场所。她看到我协助红岩纪念馆建成了“抗战戏剧陈列馆”,里面有孩子剧团活动和演出照片,她高兴极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只因为唱了《高山青》这首歌,有了名气。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话剧。在重庆孩子剧团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期。那时有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领导和关怀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一再跟我说:到了孩子剧团建团70周年,我请孩子剧团的同志们,到香港去,举行团庆纪念会。

  亚洲导演莎剧权威王生善

  1997年7月15日晚上,台湾来的王生善,坐在北京和平宾馆一座套房的客厅里很高兴。今天,既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欢聚一堂,又有《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了他。年已76岁的王生善,以资深戏剧学者、戏剧教育家、莎剧导演权威的名声,在中国台湾、韩国、东南亚、美国、法国各地接受过媒体上百次采访,然而都比不上今天北京《人民日报》的采访对他重要。从80年代起,王生善就和大陆有了往来。1990年,他在台湾执导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1991年,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原国立剧专校友,在江安演出他的话剧《两代间》,以纪念余上沅校长铜像揭幕,当地党政领导热烈欢迎他重返江安;以后有很长一个时间,他在大陆拍过电视故事片。今天《人民日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他理解这是大陆对他40几年间在台湾戏剧艺术业绩的肯定。

  50年代初,王生善在台湾参与建设戏剧教育体系,并且致力于台湾戏剧教育四十余年。在台湾影剧界,他的学生最多,许多著名人士张永祥、贡敏、郎雄、钱璐、曹健、刘华、邵玉珍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他创作的话剧、电影、电视剧多达50多种,而且在海外演出最多,菲律宾、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法国都有他的作品演出、放映。他导演成功享有盛名的话剧有《蓝与黑》、《天长地久》、《两代间》等多种,他更被誉为台湾导演莎剧的权威,导演过《李尔王》、《马克白》、《凯撒大帝》等莎士比亚作品14部,是亚洲导演莎剧最多的第一人。

  晚上,王生善从与会的孩子剧团成员住的地下室旅馆走出来,特邀我到他住的宾馆去畅叙。路上,他向我表示,对于让孩子剧团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头、老太太们,住在闷热、潮湿的地下室里,大为不满。他说,到会的官员们,既然把孩子剧团的功劳说得那样大,要全国戏剧界重视,要永留青史。假如这不是说空话,讲重视就要具体,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让老人们住得好一点?王生善告诉我,来北京的前几天,他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正式退休了,校方为他举办了“惜别感恩会”,到会的有他老、中、青三代学生和朋友们二百多人。大家为王生善唱歌、祝福,感谢他教育之恩,又为他演出了一出舞台剧,十分温馨感人。校方和他的学生,有的送礼,有的送钱。

  “送钱?”我有些不适应地问道:“你也收下吗?”“收下啦。”他坦然地说道:“我教书教得好,他们感谢我,付给我一份特殊的报酬。”当时我想,王生善长期生活在美国和台湾,又是美籍华人,这大概是海峡两岸人思想的差距。将近十年后的今天,大陆已有上百万元奖给卓有贡献的科学家的盛举,再看当时王生善收钱,也就无所谓了。

  当我和王生善在和平宾馆1601室坐定时,王生善拿了几张台湾媒体有关他的报导复印件递给我,他一边说,我一边看。这些报导对王生善好评如云,我目不暇接。有一篇去年他欢度75岁生日宴会上,他即席讲话,颇为感人。他说:“我教了五十年的书,可能在座我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有车子、有房子,我至今依然头顶一片天,脚踩一片瓦。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只有我的学生有好的成就,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回收。”他的这番讲话获得最热烈的掌声。

  王生善告诉我,有位神秘的嘉宾也出席了这个宴会,这就是硬底子演员、1996年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扮演洋买办何敬容的台湾影帝郎雄。当时,郎雄走出席桌,走到王生善面前深深的鞠一躬,语重心长地说:“要不是王老师,我不会有今天。”当年郎雄演出王生善的话剧《春晖普照》,王生善发现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带着他和中国电视公司签约,为他写了长篇电视剧《长白山上》,郎雄自此一炮打红,郎雄饮水思源,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我到美国拍戏,外国人只记得我在《长白山上》演独眼龙那个角色,王老师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谈到恩人,王生善转换了话题。他说,他八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子女生活,历尽人间艰辛,因此,他一生最重人间真情。孩子剧团给了他与戏剧的机缘,后来到了国立剧专,洪深是中国话剧编、导、演全能,要他努力读书,悉心学习。他在国立剧专毕业,正面临就业困难时,洪深带他到军委会军中文化研究班任教官,这对他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破格栽培,让他怎么不感激涕零。洪深亲自教导他编剧与导演的技能,从洪深深厚的、浩瀚的学识中,他学到了从来未知未闻的东西,奠定他以后几十年间展露才华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洪深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王生善铭记在心,贯彻到他在台湾教学当中去,加倍地照顾、爱护、培植他的学生。在对王生善的“惜别感恩会”上,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带着自己的儿孙,来向他献花、献诗、感恩往事。王生善对我说,这都是他承受洪深恩师影响的结果。今天他邀约我来的目的,请我告诉他,洪深最后几年在大陆情况,请我给他找一张洪深的照片,终身珍藏。

  1949年10月以后,洪深任职在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领导岗位,工作繁忙。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审稿,到友好国家赠送的动物生病,都要他管。但他没有忘情文学戏剧,仍然导演了《法西斯细菌》和《四十年的愿望》两出大型话剧,后者正是我参与创作的作品,我得以和他相处半年之久。当时,在剧本创作和导演艺术上的见解,必须从属于政治、必须听命于某些文艺界领导,这是洪深很不适应的。演出一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不等于写工作总结,在我们那出反映修建成渝铁路的剧本中,歌颂了钢铁工人保证了钢轨供应,有的领导还要编导在剧本中加上军工、民工修铁路的贡献。剧本中,党委、行政领导生产很重要自不必说了,工会、青年团、妇女工作也要有一笔。诸如此类的意见,让洪深很苦恼,他不照办,于是“剧坛霸主”,“不听党的话”之类的批评,就加到他身上来了。

  接着,我告诉王生善,洪深先生患肺癌辞世于1955年8月29日。辞世前,他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特地把夏衍和阳翰笙两位知心好友请到他的家里去。洪深说,他的大儿子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台湾,他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影响他女儿的政治前途。还有两件可以告慰洪先生的事。一是,这一年正值纪念周信芳、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洪深精通戏曲,上台客串过京剧;他和周信芳、梅兰芳相互仰慕,又是同庚,都属马,他希望“三马同台”演一场京戏,表示他告别舞台。4月11日在北京饭店三马共同演出了《审头刺汤》,十分成功。洪深如愿以偿。二是,洪深病危的最后一天,周总理从正在开会的会场急忙赶来,握着洪深的手,洪深睁开眼睛深情地久久看着周总理。周总理忍着悲痛安慰他,要他好好养病,他的妻子和孩子,党一定会照顾好。周总理一走,洪深立即拔掉氧气管,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王生善一直聚精会神、脸色凝重地倾听我的叙述,听到最后我讲的两件事,他的脸上才欣慰地露出些笑意。这时他急切地问道:“洪师母和家人还在北京吗?”我告诉他,洪师母常青真已迁往上海,身体还好,和小女儿洪钤住在一起。王生善叹息着说:“恩师洪深病重,我未能亲奉汤药,深以为愧。”我安慰他说,洪先生的照片我有,我回重庆后,给他寄往台湾去。

  抗战期间,王生善师从洪深先生奠定了戏剧的基础。之后,他又去美国堪萨斯大学与哥伦比亚学院戏剧系深造,然后到台湾应聘为中国文化大学永久教授。王生善既参加了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为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尽了自己力量;到台湾后,他又和抗战剧人张英、彭行才、王珏、张茜西、蓝天虹、崔小萍、曾芸、井淼、房勉、宗由、田琛、王平陵、袁丛美、龚稼农等一起,创造了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兴旺时期,他们在台北每年上演过16出话剧,上座率最高的《汉宫春秋》,卖过45天满座。抗战时期重庆话剧一票难求的景象出现在台北。

  王生善最乐于向我称道的,是他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王生善继承了原国立剧专把莎士比亚戏剧作为毕业演出的传统,带到了台湾,虽然这种演出只是在校园舞台上的演出。他每次排演一出莎剧,要用8到12个月时间,大约200个小时,他和戏剧系师生共同设计剧中的场景、灯光、道具、服装。王生善对我说:“我要每个学生掌握戏剧演出的细节,从在舞台上学钉钉子开始。”对于《李尔王》演出的要求,王生善说:“不在于表面惟妙惟肖,而在于剧中人物心理层面刻画的真实。每个演员要深入到角色的个性里,捭阖自如。因此,我对所有细节,长时间不断地排演。”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是公认为莎剧中难以排演的剧目,对导演是极大的挑战。王生善所以要排《李尔王》,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除了是西洋文化的瑰宝,莎剧的思想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李尔王》中重孝道,就和我国儒家学说相呼应,应该发扬光大。他的这番谈论,使我马上想起,他是台湾戏剧界誉为最孝顺母亲的人子。

  1921年,王生善生于湖南益阳,他的字孝先,真是一种巧合。他八岁丧父,从小就体验到母亲带大他的辛劳,暗下决心一定要孝顺母亲。不料,他中年丧妻,母亲因高血压而瘫痪在床十八年。这十八年间,他亲自侍奉母亲,喂饭、洗澡、便溺都是他亲手照料,上课、排戏完毕就赶回家中,十八年如一日,未曾稍懈,从无怨言,直到母亲八十高寿去世。他的孩子也是他自己带大的,孩子从慈父身上懂得了孝道,今年大的50,小的也42岁了。

  1968年,《李尔王》在台湾演出,获得热烈的回响和赞誉。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盷看演出时,感动得流泪说:“一剧胜读十本关于孝道的书。”当场捐出大笔款项资助演出。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梁实秋教授,撰文称赞王生善是“最成功地把莎士比亚搬上舞台的导演”。更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戏剧博士生候选人陈淑芬,根据王生善是两岸中国人导演莎剧最多的一位,写成《王生善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博士论文。

  王生善还有不忘报师恩的事。1991年4月,江安国立剧专余上沅校长铜像揭幕,他赶回大陆,献出他的创作的剧本《两代间》,并资助大部分演出资金。北京、上海、武汉、成都、昆明、杭州、重庆各地校友赶来参加演出,著名演员温钖莹担任剧中主角。王生善在首演式上致词说:“母校是我从艺的摇篮。我是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和菜成长的。我不过是一根幼小的苗,没有乡亲的哺育,没有师友的教诲,即使是一棵树也会枯死。今天我有幸在上沅师长灵前呈献自己的习作,感到无比欣慰,总算没有向母校交白卷。”四川电视台和宜宾电视台都作了报导,并转播了话剧《两代间》的演出,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佳话。1993年10月,为支援国立剧专广州校友通讯刊物《南雁》印刷费用,王生善带领他的热心戏剧事业的学生,捐献1100美金。

  王生善正式退休以后,实际是退而不休,比以前更忙了。他除了在台湾文化大学等院校,教授编剧学和戏剧导论外,还奔波在中美之间和海峡两岸,尽自己一份余力,推行戏剧运动。他在台湾、在美国都曾打电话到重庆来给我,询问抗战话剧演出史上一些人和事,我以我所知答复他,或请他查阅我撰写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某年某月所载,他每次都诚恳地一再地表示感谢。我也以诚相见地告诉他,我只是在搜集、整理抗战话剧史料上,下过一番工夫,对戏剧编、导、演艺术,尤其是台湾戏剧知之甚少。

  因此,他不怕麻烦,给我寄来《台湾话剧黄金时代》、《剧专同学在台湾》等书,以及台湾报刊登载的戏剧演出评论。寄件皆细心包装,可见他的至诚。

  1998年3月27日,王生善从香港打电话给我,约29日上午9时在重庆扬子江饭店见面。这次他要重温历史、捡回他走过的足迹,再看一看孩子剧团在巴县赖家桥、土主驻地,国泰大戏院、抗建堂演出场所。

  “你是1942年2月到江安国立剧专报到入学的。”一见面我就把他个人档案背给他听:“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梁寒操副部长批准的,时在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八日。不过孩子剧团是先送你入学,再作报告。”王生善十分惊诧我说得这样详细。我说,这既有我在收集话剧史料下的基本功一面,1987年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查抄了大量史料;也有我调皮的一面,昨天晚上我又翻阅了有关孩子剧团的史料。说罢,我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你这份请长假读剧专的报告,用的是国民党派到剧团来的政治指导员李清灿名义报上去的,这样既给了指导员面子,又容易批准。这是当时剧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林犁田(即许翰如)的巧计。

  当天临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巴县土主场,这个抗战时期孩子剧团驻地的庙台还在,只是破旧不堪。睹物思旧,王生善想起他的处女作剧本《后台》、《孩子军》,就是在团长小林(林犁田)支持下,在这个庙台上排练的,从此奠定了他写剧本的信心,他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林犁田。住在这个大杂院的人群中,竟然还有两位年逾八旬的老爷子,他们说在这个庙台上看过孩子剧团演戏。王生善越发高兴了,在这里左一张、右一张地拍了不少照片。他流连在这里几乎忘返。索性,我们在场上一家饭馆,吃了豆花饭,要了清蒸腊肉、麻辣豆腐、鱼香肉丝几个菜,这可是他当年在孩子剧团时,垂涎三尺而不可得的佳肴。吃得他津津有味,连声地说,不虚此行,甚至于想买一块农家熏的腊肉带回台湾去。

  下午,我们的车开进赖家桥全家院子,王生善首先看到那棵标志性的又高又大的白菓树还在,他走过去抚摸、仰望着转了几个圈,好像向它招呼说:“我回来了。”在这座大院子里,他记起的事太多太多:哪里是他住过的宿舍,哪里是郭老住家的地方,他们在哪里开饭,他们又在哪里唱歌。

  他没有忘记一天夜半孩二队从川南演出归来,行李没有运到,孩子们就倒在院内麦草上睡着了,早上醒来,一个个身上盖着带着露水,五颜六色的毯子、被单、大衣的故事。这都是郭老倾其家中所有,悄悄地替孩子们盖上的。讲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发现王生善这个人满怀都是感情。到了国泰大戏院,我讲了1941年中华剧艺社开张之日首演《大地回春》,演职员们穷得晚饭都没有吃的,饿着肚子也要上台演戏。周恩来发现了这件事,叫南方局工作人员张颖送去两大筐包子、馒头作贺礼;爬上抗建堂高坡,我说抗战时期周恩来不避山高坡陡,七看《风雪夜归人》演出。王生善不断地喃喃自语说:“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看完两个剧场,他没有叫我送他名剧名演员的照片,只说希望我洗一张孩子剧团演出的《乐园进行曲》剧照给他,纪念他和当年小伙伴们的友情。

  王生善这次到重庆来,还为了却一项心愿。明天,他要为一位剧专同学去扫墓。这位同学叫冯维,是地主的儿子,在同学中比较阔绰。在校时王生善穷,许多人不愿接近他,他也不愿接近那些人。唯这位阔绰的同学不歧视他,接济过他。几十年来,他都想报这位剧专同学的恩。这次来重庆,王生善已经和这位同学的子女们取得联系。明天晚上,他要宴请国立剧专在重庆的所有同学。他告诉我说:“不论欢迎我的,不欢迎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我都通知到了。人说同船共渡还有三分缘,何况是老同学。”次日晚间,我也在被邀之列。春风、明月、树影直扑酒楼窗棂,室内灯火辉煌,包下来的三桌酒席坐得满满的,洋溢着和谐、温馨、欢乐。王生善站在中间大吊灯下,高举酒杯开始他充满人间真情的致辞。

  台湾影人寻根金刚塔

  1998年11月18日,第七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重庆举办。台湾电影代表团李行、王珏、薛惠玲一行十三人来重庆。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驱车来到枇杷山公园市话剧团后门,用手机把我找到,急切地请我带他们参观中国电影制片厂旧址。我住的重庆市话剧团就是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带他们看了“中制”的老黄桷树、防空洞、原办公室、技术科、放映室的所在地。他们每看一处就拍照、摄像。王珏是重庆“中制”老演员,他在这个厂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等七部故事片中扮演过角色,走完了话剧团,他都说不像是当年的“中制”厂房。我对他说:“你且莫着急。”我带他去看百年不变的建筑物,纯阳洞街旁的金刚塔。看到这座藏经塔,他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一下子欢呼起来,用重庆话说:“对头,对头。”他四面打望,指出哪里是抗建堂,哪里是摄影棚,哪里是原来的大门,还说从江边挑水上来就从这个大门出入。

  抗战时期,话剧精英聚集重庆,就以王珏所在“中制”的中国万岁剧团来说,挂头牌的男演员就有陶金、项堃、陈天国;女的有舒绣文、章曼苹、杨露茜。更有史东山、王瑞麟、贺孟斧、杨村彬等随时可请来的著名导演艺术家,王珏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到了1945年《风雪夜归人》第二次演出时,他也演上了主要角色苏弘基。在表演上,王珏一再告诉我,他没有忘记老演员舒绣文对他的帮助。1949年,为数不多的影剧工作人员到了台湾,开展演剧活动,他们一方面是备极艰辛,一方面是大展身手。

  王珏又导又演《秣陵风雨》、《密支那风云》诸剧。1958年,王珏以他魁梧健硕的外形,丰富的表演经验,进军国际影坛,在与意大利合拍片《万里长城》中站稳了脚跟。王珏擅长扮演酋长、恶霸之类角色,他与一些国际知名女明星合作,连续拍了五十多部外国电影,成就卓著。

  王珏回忆抗战时期的“中制”,他坦言对我道:“重庆戏剧、电影界,‘左派’是主要力量。他初当演员,就是舒绣文教他怎样演戏的。”他说:“周总理在制片厂小礼堂给我们讲过话。有两句话,电影要为抗战服务,要为群众服务,至今我还记得。”我对他这位去了台湾的演员,至今记得当年周恩来对他的教导,并以周总理相称感到欣慰。

  这时我问他,后来在台湾当了“中制”厂长的袁丛美,原来说要来的,怎么没有成行。王珏一声叹息:“袁老是重庆人,今年已是91岁高龄,他临来前的几天太兴奋了,一不小心摔断了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言毕不胜唏嘘。

  我接过话来说道:“你们魂牵梦萦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抗建堂,临拆毁前我都拍有照片。我还收藏有您演过的电影《日本间谍》的剧照,我将送给您,作为纪念。”王珏喜出望外地连声说:“感谢石兄。”话匣子既然打开,一时间许多年来不解的事都涌上心头。我们的谈话触及“中制”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导演何非光。抗战时期何非光在“中制”厂编导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四部故事片。他和史东山是“中制”这一时期编导故事片最多的两位。那时候导演能够拍片很不容易,一寸胶片一寸金,厂方交8,000呎胶片给你,每个镜头都要一次过,用完胶片必须拍完整部戏。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新中国成立后,影坛上再不见他的踪影。因为他是台湾人,以前常来往于日本、台湾和大陆之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转业后想回电影界却不被收留。原因是电影界有权威人士说,何非光是特务。这以后传奇的事更多了,电影界盛传他已不在人世。台湾那边说,何非光参加了解放军,结果被枪毙了。台湾《联合报》“光复50周年特稿”上,也说他已经死了。大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一个杂志,上面写到何非光,说何非光去了台湾,结果给台湾当局枪毙了。

  台湾代表团的先生、女士们,欲问其祥。我告诉他们说:“1949年以后,何非光的人生道路确实坎坷。他参军转业后,当过地方剧团的导演,却无缘于电影事业。晚年受聘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统一事业作贡献。1997年9月辞世。”台湾电影资料馆的薛惠玲女士,热切地希望把我收藏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抗建堂的剧照、说明书供她拍摄,并请我讲解供她录音。尤其令她喜出望外的,我收藏有原“中制”厂长郑用之与郭沫若、阳翰笙,1940年1月欢送“中制”《塞上风云》西北摄影队远征塞北的照片,这对她是太难得了。那时,郑用之已因车祸死于台湾。

  率队来重庆的李行先生,抗战时期在西安从事戏剧活动,现在是台湾电影界领袖人物,著名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导演。和他同来的夫人王为瑾,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学校读书。为此,李行对重庆更增加了几分亲切。他对磁器口的麻花、嘉陵江边的石头都感兴趣。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演剧运动更喜欢侃侃而谈,看得出他当年是多么心向往之。当我把我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送给他,他翻阅之后说:“这本书是下了大工夫的。太不容易、太宝贵、太感谢!”接着马上和我互相记下地址,表示要互相通信,互相交换信息。他言辞恳切地对我说:“海峡两岸人民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我们两岸电影、话剧工作者,首先要把中国电影、话剧史工作统一起来,这有待我们共同努力。”以后,大陆每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李行都是应邀而来的贵宾。我们函电往来至今。

  台湾抗战影人来渝寻根,他们不忘抗日救亡,不忘中国电影制片厂,不忘抗建堂。这之中就蕴涵着,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重大意义。记录在这里,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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