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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杨杰的外交思想

  一、外交与政治的关系

杨杰不仅是位着名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是位有才华的外交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外交活动,特别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他发挥了外交才能,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对他的外交思想进行一些研究,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史,亦有一定的益处。

杨杰认为:外交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充。

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大家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自己的事,不和外国来往,外交关系就不会发生。可是有些国家,因为文化程度较高,或者因为经济特别繁荣,或者是因为政治力量特别强大,它们就突破了国界冲到别的国家里面,和别的国家的文化、经济或政治力量接触。因为国家是政治性的组织机构,纵使国与国之间最初发生的是文化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力量也必然跟着进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政治力量彼此接触,外交关系便自自然然地发生。可见,外交是在两个国家或许多国家利害冲突的摇篮里产生的,外交结束了这一次战争,再制造下一次的战争,所以外交又是军事的延长。外交也是战争方式之一。

杨杰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政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战争警觉性,加强自己的军事准备,同时,用政治性的催眠术把敌人催眠,使他迷迷糊糊,莫名其妙。”他打比方说:一个强国蓄意吞并弱小的邻国,暗地里早已准备得妥妥当当,而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弱小国家根本感觉不到有被侵略的可能,等到一觉醒来,再作准备,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对于敌国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以作明哲保身之计。假若弱小国家有高度的战争警觉性,一面修道保法,励精图治,一面催眠强邻,使它安分守己,根本不作侵犯之想,也可以保持国家民族的安全。这都是外交的最好办法。

杨杰将军研究外交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有些政治工作,要由外交官去执行;有些外交工作也含有政治的成分。但是,政治和外交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政治是思想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战争;外交虽然和思想也有关系,却更接近物质的军事实力。杨杰说:“政治的着眼点是尽其在我,是求己的,内向的;外交的着眼点却着在对方,是求人的,外向的。”杨杰用商人做生意的方式来解释:政治就是增加自己的资本,外交就是利用别人的资本。

杨杰以上这些论断、这些比方,就比较清楚地、生动具体地说明外交和政治的关系,而且也明确地说明了“外交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充”这一观点。也可以说就是政治战。当然它们还是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政治战呢?换句话说,政治战的目的是什么?

杨杰指出:政治战的目的,就弱者来说,是使强者不作向外发展之想;就强者来说,是使弱者放弃抵抗的准备。假如强者已经有了向外发展的野心,弱者已经在作保卫国家生存独立的准备,敌对的意识非常显明,由敌对的意识燃烧起仇视的情感,由仇视的感情发展为战争的行为。这样,双方都要付诸武力解决,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大家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悲惨的,人民要付出代价,要出钱、出力,要放下工作器具,放下舒适的职业,放下安定的生活,或到前线去打仗,或到后方制造武器,担任运输,夫离子别,家庭离散了,国库空虚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心惶惶,死亡载道,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因而战争既然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所以就不能随便轻易发动战争,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的方法来解决,要考虑分析到对国家民族有利,才能进行;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能进行。所以,虽然情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严重关头,还是要想办法制止战争,于是使用外交手段就非常重要,有本事的外交家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往往能化干戈为玉帛,使敌国放下战争武器。这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世界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代化的今天,外交要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技术做后盾,互相配合才有力量,效果就会更好,因此,也可以说,外交是军事的延长,是战争的一种方式。

杨杰所追求的是不流血的理想的战争;合乎理想的战争,就是不战而胜的战争。要做到这点,要取得这种理想的胜利,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政治战,另一种就是外交战。才能达到这种目的。

由于这些原因,杨杰非常重视国家的外交政策,并把它作为国防力量四面体应用的理论之一来论述。

杨杰分析了外交的各种形态:

普通之合作:两个国家和两个以上的国家,遇到国际上某种问题的发生或是预防某种问题的发生,彼此利害相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在外交上采取一致的行动,通常称之为合作。

军事同盟:外交上的合作,做到所谓“一个鼻孔出气”。这种合作可以叫“文人合作”。虽然,舌剑唇枪,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然而力量到底有限得很,等到口头的争辩失掉了效用,要想贯彻国家的意志,便非摩拳擦掌,准备动武不可了。利害一致的国家,这时候便由相骂的合作进步到相打的合作,变成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文武合一”,也就是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合作。

国防面的合作:为了保证未来并肩作战的胜利,为了加强同盟的作战力量,技术优越的国家往往派遣技术人员到同盟国去充当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工程师,帮助同盟国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帮助同盟国改良军制,编练新军;或指导同盟国进行生产建设,充实国防。因此,两个国家由线的合作,变为面的合作,即“国防面”的合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奥同盟,就是这种典型。又如“七七”事变以后,英、美、苏三国在外交上、经济上、技术上直接间接地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等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德、意宣战,中国也跟着对日、德、意宣战,但是中国并没有同英、美正式缔结军事同盟,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受任何限制。

过度的合作——吞并:两个国家的合作,万不可四点相合。假如四项统统合在一起,两个四面体变为一个四面体,小的就被大的合并。1938年4月10日,投票决定的德、奥合并,就是奥国先把匈国吃掉,德国又把奥国吃掉,奥地利就进入了德国的肚皮。

保护国、殖民地:强大的国家把弱小的国家并吞之后,就要想方法把它消化。初吞下去的时候,在形式上看,大多数是完整的,实际上无论内政外交都不能自己做主,一举一动,都要听命太上政府。

殖民地的政府,有经济力量,有技术力量,有时也有军队。但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当兵,没有资格当指挥官,绝对服从宗主国的命令。殖民地的军队权被消灭以后,再进一步便实行愚民政策,不许殖民地的人民设立大学受高等教育,不许殖民地的人民充当技师,消灭他们的技术。技术消灭了,创造发明的本领没有了,殖民地人民只能做粗笨的苦工,赚极少的钱,原有的财富被剥夺了、没收了,经济基础根本丧失。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完了。接着就是消灭“人种”。这便是日本消化朝鲜的过程,朝鲜消化完了,消化“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消化完了,就要起来消化整个中国。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消化中国的政策。

杨杰说,所以“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否,是要看他有无军权和外交权。一个民族的兴亡与否,是在他有没有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

杨杰对以上五种外交形态的分析是符合世界外交惯例实际的,他分析了各种形态后,还结合了具体例子,结合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的大陆政策。这些例子,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怎么还能迷迷糊糊睡大觉呢?怎么还能不振奋求民族生存,和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呢?这些都明确地说明了外交与政治关系。

他认为:凡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事情没有办不通的。因为民主精神就是政府的一切政策不违背全体人民的利益,当政府的利益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相冲突时,必须牺牲政府的利益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当少数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冲突时,必须牺牲少数人民的利益以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包括内政外交的政治,外交也可以解释为“政治的外延”,政治建设的路线有了,外交问题也就不难而迎刃而解。从以上杨杰对外交的分析及论断,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了外交和政治的关系。

二、外交与国防的关系

杨杰首先从我国历史上找出了外交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外交要有对象,即国与国的对立。在古代,虽有国家,但是处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发生外交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要通有无,增进生活,又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及人类欲望的增长,因之,商业关系由国内延长到国外,国与国的接触逐渐多了,于是纠纷迭起,为了解决纠纷,保护人民对外的利益,国与国之间便派遣使节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其后,由经济关系进一步发生政治关系。

就拿中国周朝来说,周朝虽然确立了封建制度,实际上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仍然保持着对立关系,如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诸公之臣相为宾客,就是指彼此互派外交官吏,但是,国土有大有小,人口有众有寡,土地有肥瘠,国力有强弱,依照人类有求生求存的欲望,于是强凌弱、众暴寡的事发生了,互相征伐,苏、张之流创造了合纵连横,大显神通,使列国的刀锋,随着他们的舌头跑,这就是我国古代外交史的特色异彩。这也可以说明外交政策的重要及它所起的作用。

我们知道,国家有求安求全两种,弱小者求安,强大者求全,所以就产生了军事同盟,军事同盟就是利用他国的军备,以求造成优势以制敌。而同盟又非运用外交不可,例如英法同盟,英美苏同盟等等。孙子有伐谋伐交之说,又说七种条件把它和敌国分别加以较量。由于古代间谍制度尚未建立,情报工作由外交使节担任。根据上面的情况,杨杰指出:由此可知,由经济上利害关系发生外交关系,外交关系又引起彼此间的安全感觉而需要建设国防,于是,由政治战发展到外交战,由外交战发展到军事战,这就是战争发展的规律。

可见,国防与外交是同时产生的,外交的本能就是为国防服务。

所以,西方人认为外交官是带有危险性的人物,彦利瓦屯说:“大使是派出去欺骗外国来谋己国利益的人”;英皇亨利第七寇克不准外交官在英逗留;法国使者久驻波兰,波兰议会提出警告:“你若不走,我们把你当做侦探。”这些都证明外交官吏首先有了作侦察的事实,才会引起这种反应,同时,也说明了外交为国防服务的事实。

为此,杨杰指出:“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外交已成为一种系统完整的政治科学,而外交的运用,又是一种艺术,而外交活动的表现上,却由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种族的、心理的、宗教的种种条件来决定。”不管外交活动的方式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而外交活动的中心永远不变,这就是国家利益所在。

所以,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不利于作战的。因此,孙子说:“强而避之”。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争取和平,避免引起任何战争。在和平空气的掩护下,赶紧整顿国防,建设国防,充实国家的自卫力量。同时和敌国的敌国团结成军事同盟,以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如果敌国有同盟国家的话,就离间它们,使他们散伙,使敌人势孤力弱,就不至咄咄逼人,挑动侵略性的战争了。而且要以先败不可胜为第一个目标。

现在国防理论已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科学,政略、战略的纠纷已迎刃而解了。国防科学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有机的战斗体,它是科学的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国防体系的一环,政略、战略都由国防组织来决定。国防科学出现后,改变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相互关系,将各种矛盾统一了,即是一切都以国防为中心,它们更加密切、更加协调。因此,不仅外交政策应取决于国防政策,其他政策都应取决于国防政策。

杨杰根据他以上的观点,他提出了外交与国防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利害一致者,弱可以转强,强可以变得更强。

第二,外交政策与国防利害不完全一致者,强的变为弱的,弱的变为更弱。

第三,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利害相反者,强的失败,弱的要彻底失败,甚至不论强弱均被敌国征服灭亡。

这三个原则是读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外交政策、观察外交活动,判断优劣得失的一个尺度。

可见外交与国防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如此重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关系,杨杰举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做例子:

日本在19世纪中叶外受侵略,内则藩阀幕府混战,政治贪污腐败,到1868年明治维新时,幕府还政,废藩还封,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于是日本在主观、客观的需要下定下了“大陆政策”,日本的国防建设便以实现“大陆政策”为目标,他的外交政策即以实现此政策为任务。

明治初年,西乡盛倡征韩论,伊藤、岩仓由欧美返国,竭力反对。明治十七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日军阀又主张以战争手段解决之,伊藤又反对。明治派他和清廷交涉,把当时的朝鲜变成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朝鲜。伊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日本国防力量还不充足,所以用外交来掩护,使优势的国防在和平空气中逐渐完成。经过27年的准备,甲午之役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国军队崩溃之快,出人意料,德、俄、法三国出来干涉,德、俄、法调动大兵做后盾,情形十分紧张,当时明治在广岛开会对付。日本退回辽东半岛,却得了三千万两银子做日俄战争的本钱。所以,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则以准备对俄作战为目标。

日本对俄作战最大顾虑是法俄同盟,所以日本的外交便把握着英俄在远东和印度的利害冲突,于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规定共同维持中韩两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日俄之战,俄舰队又被日各个击破,而俄国内部又酝酿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美国的罗斯福出面担任调停,随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经过这一次战争,日本便成为东亚的霸主了。日本的成功也是他的外交政策和国防利益完全一致的结果。所以说,外交为国防而服务。

由于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战争范围的扩大,使外交和国防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天的战争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这个国家集团和另一个国家集团的战争,一个国家若要准备应付现代的集团战争,必须事先形成若干国家的联合国防。于是外交家就要想法去完成这一重大的任务,就必须以敏锐的眼光把握住未来战争的性质和趋势,以决定采取一种积极而有效的联盟政策。同时,外交家还必须尽量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国力尚未充实,国防建设计划尚未完成的国家,外交家的任务就是争取和平,缓和本国与敌国之间的冲突,如果已经发生纠纷,就要想法消弭,同时,积极地拉拢其他国家,增进相互间的友谊,为战时的军事同盟铺下稳固的基矗如果战争无法避免,一旦发生,外交家就要想法拆散敌人的盟国,使敌国陷于孤立,说服其他国把敌人包围起来,使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利用别国的军队打仗,自己流最少的血,得到最大的胜利。

杨杰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防已经集体化了,战争已经全球化了,未来的战争与国防,必须顺应着这种趋势有加无已。外交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愈加重要了,和平与战争,胜利与灭亡,和外交家的嘴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外交家不单是促进国际局势演变的媒介剂,他们实在还有旋乾转坤的大力。因此,外交家人才的识拔和培植,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战争集团化增加了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政策是国防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外交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掩护国防的建设完成;一个是发扬军备的威力,利用别国的军队打仗,以扩张战争的效果。

三、外交与情报的关系

我们知道,外交是政治的延长,也是军事的延长,外交也是一种战争。要保证外交的胜利,也得要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正如孙子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以,必须把对方的情况和国策弄清楚,才能和他谈外交。

杨杰之所以是位很有才华的外交家,而且处于中国经济、技术、军事都比较后进的情况下,后盾是很薄弱的,他还能通过各种外交手腕,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军事、物资及贷款的援助。这除了他的外交才华外,和他了解各国的情况和国策及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

杨杰认为:美国号称“金元帝国”,是有钱的,他的国防力量,以经济做支点,拿经济力量去提高技术,扩充军备。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简单的:当侵略者剑拔弩张的时候,它大声疾呼地叫喊和平;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只好起而应战;当它以单独的力量对抗不了侵略者的时候,它口头上谴责侵略者;当侵略者威胁到它的利益和安全的时候,它宣布门罗主义,要求整顿国防并支持侵略者,以阻止侵略者的进展;当侵略者真正侵犯它的时候,它就号召一切反侵略国家成立联合阵线。

美国主张援助中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帮助中国就是防止日本向别的地方冒险的有力保证。同时,他竭力促进美苏两国的友好,消除两国的隔膜,因为他预见到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除非美国加入中、苏、英联合,将日本四面八方地包围起来,否则短期内击败日本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生命线在海上,英国的敌人最多,虽不愿意打仗,但是却没有方法能够避免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主要角色。英国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建设强大无比的海军,博得了“海上王”的称号,英国的外交,人称“巨舰外交”。打起仗来,虽以军事为主,外交战却十分活跃。第一次拖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是英国,第二次拖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还是英国。

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为战略服务这一点上,表现得无比的精干和忠实。德国的命运寄托在欧洲大陆,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也以欧洲大陆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苏联是它的主要敌人。于是,德国一面无限制地扩充军备,一面利用宣传手段大施催眠术,弱化它的敌人。当法国马其诺防线筑成的时候,德国报纸曾经把这道防线的威力捧到天上,以麻痹法国人。法国失败后,德国又想利用联美英组织“反共十字军”打苏联,外交上失败后,它就用军事力量进攻苏联,相信四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就可以击败苏联。苏联红军两年半的英勇抗战,证明希特勒对于苏联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

日本的外交是忠实地为它的国策服务的。日本的永远国策是:“惟欲征服支那,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军阀之所以侵略中国台湾、朝鲜,强占中国东三省,再度进攻中国,以至挑起太平洋战争,正是为的逐步实现它的永久国策。日本国防外交的特殊作风,是在叫喊和平就是发动战争的信号。先宣战,后动手,这种国防上的惯例,日本绝不采用。这与日本军人最擅长的战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奇袭的手段取胜是分不开的。它的外交到处碰壁,只好以武力硬干了。

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受苏联共产党的战略指导的。在平时,它的活动中心是争取和平,以掩护社会主义的国防建设;在战前,它的活动中心是把握住国际的矛盾对立关系,给苏联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在战争爆发后,它的活动中心是捐弃一切恩怨,尽可能争取友邦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抵抗,尽可能分散敌人的压力以取得贱价的胜利。由于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所以,苏联的外交政策,比一切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

杨杰对世界各国的国策及外交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了解与分析,少不了要得到对方国家的大量情报,这种情报不是根据薄弱的推算或者是对事物表面的观察,而是耳闻目睹的事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利用间谍,所以,外交官和间谍所做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

古时候的间谍工作,都是由外交特使兼办,外交官需要情报,没有对方的确定情报,就无法办外交;外交官也负责搜集各国的情报,得不到各国的确实情报,就不能算是办外交。直到近代,间谍才专业化了,并且分门别类,有军事间谍,有政治间谍,有经济间谍,有思想间谍,他们不但搜集各国的情况,并且在敌国境内进行种种破坏工作,外交官虽然也有做间谍的,但间谍已经不是他分内的主要工作,只要是法定范围内的事,对方虽然明明知道,也是无法干涉的。

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杨杰对外交的研究是深刻的,它也说明了间谍工作和外交的关系以及随着历史的发展,间谍工作也不断发展。

杨杰说间谍工作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古代就已经有间谍工作,并且让它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

古代大兵学家孙子,就把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收买敌国的人民担任情报工作,叫做乡间。收买敌国的官吏担任情况工作,叫做内间。收买或者利用敌国的间谍担任情报工作,叫做反间。故意把不确实的情报泄漏出去,让自己的间谍传给敌国的间谍,使他犯谎报敌情的罪而被处死刑,叫帮死间。使派到敌国的间谍回来,报告敌国的内幕,叫做生间。

从间谍的五种形式看,我们可以知道,一般的人是不能利用间谍的,因为间谍工作是非常复杂和细致,稍微掌握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反而给国家带来灾祸,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等等。所以,利用间谍的人,必须是深谋远虑的,必须是有自信力并相信间谍忠实可靠的互信人,同时还要有精微奥妙的分析能力,能够辨别情报的确实性和虚伪性,才能真正明了敌国的真情,收到利用间谍的效果。而且还要进行反间谍工作,这是各种间谍组织的核心,只有破坏了敌人的间谍组织,其他各国的间谍组织才能利用。当间谍的人若不忠实国家,一旦受人利诱,是非常危险的。

古代殷朝之所以能灭夏,除了有其内因外因之外,有伊尹在夏做间谍工作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同样,周朝之所以能灭殷,其原因之一,有姜太公在殷朝做间谍工作。可知间谍工作在使战争指挥者“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生产、科学的发展,近代战争产生了全体总动员的新型国防,参谋组织也跟着扩展到发生国防力量的各部门。政治、经济、外交、交通、实业、教育、文化,不论哪一方面都有参谋组织,不能再和从前一样,把它当做是纯粹军事性质的东西。过去的参谋组织,把它叫做“军事参谋”,现在的参谋组织,叫做“国防参谋”。参谋组织的两支触角,就是间谍制度和反间谍制度。而反间谍组织的帮手是秘密警察和邮电检查,因而,间谍和反间谍战争就必然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进行着。

依靠真实确切的情报,参谋组织“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国防力量,做到真正的知己知彼,根据已知的数字,去确定国家政策,拟订国防计划,这就是参谋组织的任务。”

这样,杨杰就把间谍工作和参谋组织的任务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参谋组织又决定着国家的政策及国防的计划,从而可见间谍工作的重要性。间谍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对方可靠确实的情报,这一情报又决定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化。所以,情报工作和外交的关系,是情报工作为外交服务,外交工作为国防服务,因此,国防组织和参谋组织能够全面的统一是很重要的。

杨杰认为,苏联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苏联参谋组织的枢纽。他说:“新兴的国家,她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一切都按照全国的整个计划逐步实施,各部门中间经常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绝不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彼此不相关联。像苏联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就是在苏联的国家设计委员会通盘筹划之下进行的,三个五年计划,把苏联从饥饿灾荒、混乱不堪的情况中抢救出来,造成一个崭新的头等强国。这个国防委员会,是苏联参谋组织的枢纽,不论哪一方面的情况,它全都明白了;不论哪一方面的事情,它都要过问。全国的参谋组织,在它的指导监督之下,认真执行着各自的作业。”

他认为:日本政府为强化政治机构,充实国防力量,便成立了一个企化院,德国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是在戈林所领导的德国最高的参谋组织里产生的;法国、美国都有最高国防会议;英国的国防大臣,且由丘吉尔首相自兼。美国的国防会议,在平时由秘书厅执行职权,秘书长由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任。战前法国的国防总长是内阁总理达拉第、副总长是陆军部长法布里担任。

杨杰以这些国际上的例子来说明国防组织和参谋组织的统一性、全体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说,国防是一个有机的战斗体,那么参谋组织就是它的神经系;国防会议是大脑,参谋组织就是脑神经。因此,有机体的神经系,做着知己知彼和计划实施的工作,这就要依靠参谋组织中的调查和情报工作。因为,调查和情报的目的就是在于获得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全部知识。所以,调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要树中见林,从小处着手;但参谋工作和计划工作要林中见树,从大处着眼。随着战争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国防的范围因为“联合国防”的产生,也突破了国家界线的限制,参谋组织是国防组织的神经,必须跟着战争与国防的发展而发展到国外。

杨杰结合到中国的参谋组织情况,指出中国的参谋组织是不健全的。他说:“在中国,世界各国的旅行家、医生、传教士、商人、教授和新闻记者,都是携带着重要的任务而来的,他们都是情报人员的化装,直接间接地向他们本国的参谋机关传达情况。是在中国设立的变相组织。我们对于自己国内的情形,还没有外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清楚,动不动就要聘请外国顾问,这就是中国参谋组织不健全,平时不注意调查工作的证明。”

杨杰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参谋组织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也曾多次提出健全中国参谋组织的建议,以此获得准确的情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决定着国家的国策,它的依赖性、买办性也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政策。

不管怎样,杨杰从爱国主义的思想出发,全面利用了自己的外交才华,在抗日战争时期,凭着他的外交活动,取得了苏联、法国、荷兰商人等等国家及私人的军事物资援助和贷款,在中华儿女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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