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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厕所清洁工

  西大滩,西大滩,

  三十里地无人烟,

  兔子不打窝,

  牛马不撒欢。

  ——民谣

  “张曼新!”

  “到!”

  “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是负责清扫全队的所有厕所,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那你就留下,其他人跟我去田里干活!”

  清晨,在位于银川正北方向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第三分队第九组,中等身材的组长张棉传给全组分工,他那响亮的嗓门在广漠的黄土塬上如同拉鞭放炮,带着黎明的冷瑟传出很远。

  站在九组行列最后一个的张曼新,身穿藏蓝色裤褂,在寒风中挺着胸脯,目光闪亮,精神勃勃。

  这是他与浙江的三万多支边青年乘坐闷罐式火车,经过八天八夜颠簸,来到宁夏前进农场后得到的第一份差事——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

  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莫非就他一个人么?

  不。

  还有其他分队的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名叫魏保。

  张曼新与魏保接触后发现,他整天穿得邋里邋遢,胡子不刮,走路总是眼睛盯着脚尖,似乎生怕踩死蚂蚁一样,见了人也不吭不哈,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一副窝窝囊囊和谨小慎微的样子。

  起初,张曼新以为魏保有些呆傻。后来才知道,魏保过去是军阀马鸿奎部队的无线电台的一个营级军官,解放后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可不,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只能是老老实实,沉默寡言,焉敢乱说乱动?

  张曼新被分配与魏保扫厕所,倒不全是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好。主要是队里的领导看他年龄小,个子矮,到田里干活顶不了一个壮劳力,队里又需要出一个人扫厕所,所以就把他派上了用场。

  这一老一少负责清扫八百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可是,他们却干得很出色。

  每天,他们要彻底清扫厕所两次。每天早上待到田里干活的大队人马出工后,他们要把每个茅坑里的粪便用铁锹推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再把担来的黄土填在每个茅坑里。然后,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把粪便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扔到屎池外面。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一人一天屙一泡屎和撤三次尿,加上与铺垫的黄土搅合在一起,要装尖尖一马车。尤其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季,粪便与黄土冻在一起,生铁疙瘩似的。要把粪便铲出屎池,先要用镐刨。张曼新将镐高高举过头顶,随着“嗨”的一声,一镐下去,有时只刨出一个白点儿,有时粪便碎渣四射,溅在脸上和脖子里。一个粪池铲完,常常需要长达两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又脏又累,手臂酸痛。

  然而,脏点累点,张曼新觉得还好忍受,使他最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分队和班组里的一些人的歧视。

  张曼新饥肠辘辘地走进食堂,一声大喝冲天炮似的响起:

  “张曼新你狗日的浑身臭气烘烘的,还叫老子吃饭不吃饭?出去,等老子吃完了你他妈的再进来!”

  张曼新每当听到这污辱性的喝斥声便胆战心惊地跑出食堂,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得忍气吞声地等别人吃完了饭,他才走进食堂。这时,饭菜都凉了,有时连剩菜都没有,只能好歹把肚子填饱为止。

  这种受歧视的日子,不是有时有会儿,而是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不是张三骂,就是李四吼,还保不齐三天两头吃拳脚。张曼新常常一个人跑到没有人的野外,嚎啕大哭。哭毕,想起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那不折不挠的精神,想起母亲的叮嘱,一咬牙帮骨,用手抹去泪水,又昂首挺胸地回到班组里。

  他已经做好了长期忍辱负重和艰苦奋斗的准备。

  每当他放眼望去,只见远处是光秃秃的贺兰山脉,四周是荒漠的大塬,硬戈壁似的地面上稀疏长有骆驼刺、红柳和沙枣树,一片“大漠孤烟直”的苍茫和萧瑟。

  这就是张曼新所在的西大滩,正应了当地一首民谣:“西大滩,西大滩,三十里地无人烟,兔子不打窝,牛马不撒欢。”正因为这里地广人稀,解放后,才辟为农场。

  在张曼新他们这批浙江支边青年到来之前,整个农场只有解放初期的当地驻军就地转业的两千来名老军工。张曼新他们这批四千多名分配到农场的支边青年一到,农场便忽啦一下子就膨胀到六七千人之多。仅张曼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就增加了六百名支边青年。

  那么,人骤然间增加了二三倍,房子却没多盖,怎么睡觉呢?

  起初,每间屋子里靠南北各盘一个土炕,每个土炕睡十三个人,每间屋里的两个土炕睡二十六个人。

  张曼新他们睡的屋子过去曾是一个牛棚,四面墙用土坯垒成,上面是芦苇棚顶。屋子里空间大,窗户小,休说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就是白天也是黑咕隆咚。这就给张曼新又增加了一个“差事”,即每天早晨倒尿盆。

  倒尿盆不是领导的指派,而是班组有的人欺负他年纪小、出身差的另一种行为。他却敢怒而不敢言。

  倒尿盆比清扫厕所还难受。一间屋子里睡二十六个小伙子,每个人按每夜只撤一泡尿计算,那二十六个家什冲着尿盆决堤似的“哗哗”猛喷射一顿,到天明一看那特大号尿盆撇撇溜溜的,只要稍微一歪尿液就往外溢。

  张曼新在倒尿盆时,弯着腰,双手死死抓着尿盆两侧,两只脚擦着地一寸一寸地往外挪,既不敢直腰,又不敢迈步,生怕保持不好平衡尿液从盆里溢出来。就是这样,还时不时地将尿洒在地上。

  “你狗日的下面那家伙没长眼,莫非脑袋上也没长眼睛?你没看见尿洒了一地吗?下次,你再不经心,看老子怎么叫你狗日的把洒在地上的尿用嘴舔了!”

  一顿臭骂,接着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倒尿盆是每天早晨的事,而每天熄灯前张曼新的另一桩“差事”是给全屋子的人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

  二十多个人洗脚,需要多少热水和凉水呀!

  热水,要用水桶到伙房去挑。

  凉水,要用水桶到外面去提。

  如果洗脚水烫了,唾沫星子直往张曼新脸上飞:“你狗日的以为是在烫猪蹄子呀!”

  如果洗脚水凉了,吼声雷似的在张曼新头上滚:“还不快加点热水,你想把老子的脚冻成冰糕吃呀!”

  张曼新呢,从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他倒是想还手还口,敢吗?

  他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谁叫自己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呢?自己不接受改造谁接受改造?自己不多受磨难谁多受磨难?

  大概正是因了这种心态,张曼新在对待极不公平的工资报酬上也平静如水。

  当时张曼新所在的班组,虽同为支边青年,又是同一天到的农场,但组长每月的薪金是三十元,一般的支边青年每月薪金也都在二十四元到二十七元之间,可张曼新的月薪却只有十八元。

  可是,当他第一个月拿到十八元薪金时,觉得自己立刻变成了富翁。过去手里哪有过这么多的钱呀!在华表村时,劳动一天才挣一个半工分,一个工是十分,年终分奖金一个工才合三四分钱,一个半工分只合五六分钱,一个月才总共只有一元多钱,可如今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在华表村一年挣的还要多,够知足的了!

  当晚,他高兴得半宿没有睡着觉。

  他躺在被窝里,往下哧溜一钻,躲在被子里一连把钱数了十几遍,又一会儿把钱放在枕头下面,一会儿掏出来攥在手里,似乎生怕钱飞跑了。

  转天,他清晨起来倒尿盆,白天清扫厕所,熄灯前给大家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干得比以往更欢。

  张曼新从天亮忙到天黑,清洁了别人清洁了环境却没有时间清洁自己。因此,他身上长了不少虱子,脱下棉衣,在阳光下一抖,那肥胖肥胖的虱子像长了翅膀,明晃晃地飞舞。一次,他脱光膀子捉棉衣上的虱子,一连捉到二十多个。这事儿不知怎么叫远在浙江瑞安的母亲周雪影知道了,她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张曼新呢,一面捉虱子一面还乐呵呵地喊:“抓住了个希特勒!又枪毙了个东条英机!”一点儿伤感的样子都没有。

  人们常说,那时候的人傻。

  可张曼新谈起那时的情景,若有所思地说:“恐怕用傻字概括不了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

  那么,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张曼新谈到此,目光既凝重又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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