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后记

　　我对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兴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刚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西藏问题专家杨公素教授。他老人家是我国第一代外交官，从1950年起就长期从事周边外交的实际工作。1982年从外交部离休后被北大国际政治系聘任为中国外交专业的兼职教授，讲授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杨先生所讲内容与学院派教授有所不同。学院派的老师们大多将当代中国纳入到大国关系中特别是所谓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去考察。杨先生更多地从中国的周边问题出发，把新中国前30年的所涉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事件，例如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关系演变以及台湾问题和中越边界战争等放在中国周边安全的视角，将历史演变与现实焦点相结合，将新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的外交史课程生动活泼，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现实的真实性。那时，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发生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骚乱，此后又于1988年和1989年发生了两次拉萨骚乱。我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再次沉渣泛起，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杨先生指导我们研究生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和近代外交史的双重视角出发，从历史的积淀中寻找当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杨先生还结合他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的二三十年代从事边疆与土司制度研究的经历，告诫我们研究中国“边政”的重要性：在旧中国的外交中，边疆版图的缩水，民族地区政局的不稳，都有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背景，因此，新中国要搞好“内政”，首先要安定好“边政”。杨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导，让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后辈明白了当代中国外交何以一直将“睦邻外交”放在重要位置的历史与现实原因。1989年我留校任教，继续从事当代中国外交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从1992年起，我国西北边疆也出现了局势不稳。在苏联解体后，我国的北部和西部安全局势大为改观。但是，以“东突”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愈演愈烈。新疆问题抬头，再次证明了杨先生的学术远见。1999年，我申请讲授北大通选课课程“当代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就是师承杨先生当年的教诲。20年后的今天，当我也站在讲台上讲授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时，首先要对杨老先生深深道一声：“谢师恩”。

　　“爬格子”的过程并非总是孤军奋战的经验，在我对边疆与民族问题的教研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腐领身涨汉清、张映清、潘国华，邱恩田、李玉、方连庆和李义虎诸位教授的关照。他们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指导与时间。近儿年来，笔者有机会到日本和港台地区讲授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日本大学浦野起央教授，新泻大学真水康树，神户大学王柯教授，大东文化大学刘苏朝教授和宫崎国际大学洪停杓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邵宗海教授和香港大学邓特抗、张赞贤二教授，给我诸多方面的帮助。我的同行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高龙江教授（John Garver）、康奈尔大学寇艾伦副教授（Allen Carkon）和哥伦比亚大学瑞马丁博士（Marthin V，）等以及京都大学王伟彬博士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意见。耶鲁大学的语言学者魏波（Paul Harris Wilt）为本书部分英文资料的校对提供了帮助。本书的成稿是在我给研究生和北大通选课《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概论》上课教程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其中也包含了许多青年学人的心血，他们为部分章节提供了初稿，有的还共同发表在期刊上。他们是周艳（第一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二节）、渠怀众（第一章第二节）、楼玲令（第七章第三节）。在此要对诸位深表感谢。

　　边疆与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除了书本知识外，还需要必要的田野调研。十多年来，笔者有机会到西蒙和延边实地考察，得到边疆地区党政千部和民族学者多方面的帮助。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原西藏自治区多杰才旦主席和毛如柏副主席、原西藏自治区办公厅秘书肖传江、四川藏学研究所所长仁真洛色、四川大学藏学教授李涛以及延吉市经贸委副主任吕惠尧同志等，还有中央统战部二局的朱晓明、卢小飞、廖东凡、张晓明等同志。还要感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大正教授和李国强研究员、孙宏年副研究员。特别是马大正老师，他是我国边疆与民族研究方面的前辈，调研任务繁忙，仍不吝为本书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耿协峰博士、梅林和谢海燕编辑，为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辛勤的劳动。对此深表感谢。

　　作者谨记

　　2004年12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