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四节 “疆独”理论之解析

　　近年来新疆问题的凸显，与“东突”势力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东突”分裂势力繁衍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背景，或者说是“东突”的理论来源，即“双泛”问题——泛伊斯兰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

　　“突厥斯坦”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意为“突厥人的地域，”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近代各民族相继确立，到18世纪，“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已相当模糊，在当时史籍中也已基本无人使用。19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地理名词“突厥斯坦”重新被提出。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的不同，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称为“中国突厥斯坦”。19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吞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人称中亚河中地区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厥斯坦”，把中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一、历史根源：从“泛突厥主义”到“东突厥斯坦”

　　突厥是中国古代漠北的游牧部族，公元6世纪兴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建立了古突厥汗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唐末衰败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实际上，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到汉末的500年历史中，中原与匈奴发生过无数次战争，最后终于在汉武帝以后逐渐占了上风。从纪元前1世纪起，匈奴在丢失了他们最富裕的河西走廊甘肃后，不断分裂，有数支部落先后往西游牧而去。在中国长达260年的大分裂时代的后期，突厥（Turkic）在公元6世纪时崛起于草原和沙漠，夺取原匈奴的版图大部而称雄一时。在隋唐时期又被击败，突厥重复早先的匈奴分裂史，数支部落逐渐往西游牧而去。他们来回游牧留下来的痕迹便是：今天从中国新疆的最东部往西直到土耳其的最西部，存在一条宽100至数百公里不等的泛突厥，民族聚集地，被称之为“突厥走廊”（Turkic Ccmidor）。从这条走廊的最东部——中国新疆，途径吉尔吉斯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国、土库曼斯坦国、哈萨克斯坦国、俄国境内的里海西岸鞑吉斯坦省、阿塞拜疆国、伊朗国的阿塞拜疆省、至土耳其，有大约3500公里的直线距离（实际陆地行程当8000公里以上）。从地理上看，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为天山山脉和吉萨尔一阿赖山脉的山间凹地，长约300公里，宽达170公里，与我国南疆喀什、柯孜勒苏地区仅一山之隔，“乌伊运”的基地加尔姆、吉尔加塔尔、塔绍尔达拉和1999年发生“人质事件”的巴特肯山区距我国边境伊尔克什坦也仅有200多公里。所以中国西部和中亚各国在地理相当接近，就广义中亚概念而言也包括中国的西北部分地区，从而在中亚产生的伊斯兰思潮可以很快的传播到中国的西部。今天通常把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称为突厥语族诸民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及俄罗斯南部和东欧一些地区。属于突厥语族的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爵、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乌兹刹克）语、塔塔尔（鞑靼）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撒拉语、裕固语等。相近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思想，使这片辽阔的土地成了泛突厥主义者生存的沃土。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在沙俄时期首先萌发于俄国境内的鞑靼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初期活动集中于教育和语言的改革，力图以此把操突厥语族诸民族联合成一个大突厥帝国。从这一概念当中不难看出，泛突厥主义的一大支柱便是共同的突厥语，而西方学术界很重要的便是从研究突厥语来认识和分析泛突厥主义的。他们大多从语言的角度入手，把凡是说突厥诸族语言的人都归为古突厥人的後裔，因此将他们都叫做突厥人。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原始阿尔泰语”是否存在不论，突厥语族似乎确有单一起源。就泛突厥主义而言，突厥语两大历史特点便是其区域的扩张和突厥语的历史及地理稳定性。近两千年来，突厥语自长城内外和蒙古高原浩荡西进，所向披靡，大片原属印度一伊朗、高加索、闪族、希腊等语言的地理区域被一一蚕食乃至鲸吞，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远突厥”之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见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种族演变错综复杂，此处无法深究，但其现实结果，借用前土耳其总统奥扎尔的名言，便是创造了今天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利益区”。出现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便是突厥语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广袤的地理区域里的极端稳定和保守性：除了少数“孤立”语种，这一大片“土耳其利益区”中的各种突厥语今天仍能彼此大致相通。

　　土耳其可以说是近代泛突厥主义的主要鼓吹者。20世纪初，土耳其帝国哈米德二世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土耳其帝国广泛宣传泛突厥主义，他企图利用土耳其境内各穆斯林民族的宗教信仰，强化土耳其苏丹的权威，以抵抗英法列强的侵略。1909年哈米德二世被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推行泛突厥主义和突厥化，强迫奥斯曼国内的非突厥穆斯林接受突厥语和突厥文化，企图建立一个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的庞大的“突厥帝国”。但是，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了德国一边，成为战败国。泛突厥主义因此一落千丈。1924年革命后的土耳其实权人物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这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均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泛伊斯兰主义失去了哈里发的重大号召力，不得不召开伊斯兰大会。虽然圣裔侯赛因选称自己为哈里发，但是与其有隙的沙特国王对此表示反对。加上因为欧洲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伊斯兰土地而阻止统一的伊斯兰机构出现，建立伊斯兰大会组织的努力失败了。此后，以哈里发为名的泛伊斯兰运动便消失了。

　　泛突厥主义的另一大支柱便是宗教工具——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潮，强调所有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欧洲列强的入侵18世纪以后，在来自西方的压力下，伊斯兰世界出现了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声音。泛伊斯兰主义的最初倡导者是生于阿富汗的大学者阿富汗尼。他一生游历波斯、土耳其、埃及、俄国，晚年效忠于奥斯曼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为什么近代伊斯兰国家落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不断被异教徒欺压？那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伊斯兰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返回到伊斯兰精神的原点，才能改变伊斯兰世界的现状。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合流，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扩张地盘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而今，泛伊斯兰主义再一次助长了泛突厥主义的扩张。从十世纪起，突厥化的中亚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众多的突厥部族在酋长的率领下纷纷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从西边带来的，突厥的伊斯兰化就意味着在东方屡受重创的突厥人将要把目光进一步投向西方。这一次滚滚西去的是有着统一宗教信仰的草原游牧民族，它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尤为突出。“原教旨”一词来源于基督教，其含义为根本的教义、原初的宗旨，后来用于指宗教领域的复古倾向，如犹太教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总的说来，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引导信徒回到原初教义的宗教复古思潮。事实上穆斯林内部并不使用“原教旨”一词。所以穆斯林所理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指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主义，即试图追溯到最初的单纯的伊斯兰形态的主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恢复《古兰经》和圣训的真正精神的宗教神学思潮。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公元九世纪的伊斯兰教法学派罕百里学派。当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根源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是内部导火线即伊斯兰教的“自我纯洁运动”；二是外部导火线即对抗西方世界非伊斯兰势力对于穆斯林世界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其外部导火线是在近代穆斯林人民反对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社会背景之下，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近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失败，导致伊斯兰运动得到发展的后果。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而复兴的。至1920年近代伊斯兰国家除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伊朗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独立，其余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列强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推行他们的文化价值时，当地穆斯林自然会反抗。而这种反抗是基于文化而不是种族——伊斯兰不允许有种族的差别白人不比黑人优越，阿拉伯人不比其他民族优越，优越的是有信仰的人。既然西方入试图把在他们统治下的穆斯林变成和他们一样的西方人，因此当地穆斯林会尽力去消除殖民者在他们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尽力去区别穆斯林人和西方人，于是原教旨主义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文明的冲突”论较好地解释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背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内因，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即淳朴的伊斯兰融入外来的波斯、犹太、罗马和希腊文明之时。当时，“除了信仰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胜过其他民族”的阿拉伯人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知识，结果波斯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占据了伊斯兰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古叙利亚文和希腊文的哲学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在伊斯兰的城市里，各种族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撞击，在社会和思想领域出现了分歧和差异。不久就出现了逊尼（Sunni）、什叶（Shia）和哈瓦里（Khawarij）等教派的分歧，伊斯兰开始分裂。各派的学者以不同的观点对《古兰经》和圣训进柠解释。而原教旨诞生的初衷就是要消灭渗透到伊斯兰中的外来因素，而使得穆斯林们副除这些不良影响最终成为真正的穆斯林。

　　二战之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急剧加速了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90年代苏联瓦解，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伊斯兰教因此出现了复兴的浪潮。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西方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一时期穆斯林所处的境地。在今天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区域正是当初穆斯林同西方人在文化上争夺、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冷战期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出于共产主义的压力而处于妥协的阶段。但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经济政治上依旧处于西方控制下的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文明断层的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扩张主义的实际终结，与穆斯林领土扩张主义的尚未开始，在地缘政治上产生了一个交集地区：西方和穆斯林在巴尔干地区直接接壤。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在穆斯林世界里，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的优越性，以及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惑力，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上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苏联的解体在广大中亚地区形成了权力的真空，对于原教旨主义者而言，这块曾经为苏菲派所占据，而后被共产主义无神论者统治的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土地无疑是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二、“东突”的由来及其分裂主张

　　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尤其是在新疆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一战之前。那时奥斯曼帝国“突厥思想宣传队”的足迹已经远及新疆。18至19世纪初，俄国和欧洲的一些人开始将新疆南部称作东突厥斯坦。1827年俄国人齐姆可夫斯基提议以“中国突厥斯坦”取代东突厥斯坦。1829年俄国人比丘林著文反对此议。而后，这两个名称——东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只是在俄国和西方作者中经常使用。

　　20世纪初以后，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说法，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垣”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1915年，大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从土耳其留学归来，他创办伊斯兰学校，宣传泛伊斯兰主义，鼓吹：“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还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所谓的“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可以说“东突”势力、“东突厥斯坦”是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产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渉，政局混乱，在此期间先后出现过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垮台了。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今天的东突势力的由来。这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西方的“民族自决”思潮孕育出的怪胎。苏联曾深受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旗号的巴斯马其叛乱之苦，在本国严禁这两个主义，但出于搞“双重外交”制衡中国的需要，肆意纵容和利用这两股势力，破坏了新疆的稳定。

　　1949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暂时慨旗息鼓。随着80年代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抬头，“东突”开始死灰复燃。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沉重打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土耳其在美国中东战略所谓桥头堡地位随之凸显，并随着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相继爆发日益巩固。苏联崩溃后，美国拉拢土耳其，表示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族的影响，成为一个“区域领袖”。泛突厥主义由此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东突”势力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目的，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为思想基础和手段，企图将新疆从中国的领土中分离出去。“东突”势力的反动核心和本质是搞民族分裂。他们还与国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紧密勾结。国际上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对于“东突独立运动”十分热心。如“伊斯兰世界联盟”属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其负责人热合木图拉即是新疆的“东突”分子。1990年，“世界伊斯兰统一者”会议提出“一定要帮助和支持中国新疆90年代实现独立”的口号。“东突”分子则为自己壮大声势，借机勾结反华势力。他们认为“要实现独立的目标，没有国际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因此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科索沃战争后，“疆独”分子认识到仅靠暴力难以成功，于是转而发动“人权”国际攻势。其主要手段有：在西方国家议会听证会上作证；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研讨会、展览会；向联合国、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递交“控诉”报告，散布中国“在新疆屠杀少数民族、破坏人权”的谎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盘踞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美国对阿富汗恐怖势力实施打击之初，曾有“东突”组织恐吓中国政府，不要加人国际反恐联盟，不要向美国提供支持，否则会遭到报复。但是在阿富汗大局已定，塔利班恐怖势力遭至沉重打击后，“东突”分子又刻意低调行事，转入秘密状态。

　　现在，“东突”势力及其组织做的是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各民族人民打持久战、游击战、恐怖战的准备，并已初步形成以西亚为大本营、以中亚为桥头堡、以欧美为国际讲坛、以西方敌对势力为后台、以新疆为主战场的总体态势。据披露，在中国大陆境外（主要是在中亚和西亚），“东突”组织就有50多个。新疆境内也存在一批恐怖主义组织。自从1997年伊宁发生骚乱事件以来，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了一个活跃期，不但中国西部边陲的喀什成了“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一些恐怖活动甚至蔓延到我驻外机构——在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也门、越南、俄罗斯、美国等地都曾发生我驻外人员遭绑架等类似事件。“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流行于中亚、西亚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事实上，尽管突厥语国家的历次峰会都把打击恐怖主义的话挂在嘴边，但有少数国家总喜欢对“疆独”分子网开一面。在境内，“疆独”分子在1996年10月成立了“伊斯兰真主党”。标志着其开始建立统一的组织。

　　“疆独”主要宣扬“突厥民族优越论”、“杀汉灭回”。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维吾尔伊斯兰独立运动组织、东突厥斯坦青年协会等恐怖组织，主张用暴力手段完成“东突厥斯坦解放运动”，要在新疆境内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90年代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开始采取更加残忍的手段，在新疆制造350多起恐怖事件，越来越暴露出了其恐怖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