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死灰复燃：冷战后“疆独”的抬头与挑战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和新疆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涨，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天地。但是，新疆和平解放以来，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民族主义的抬头，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受到“疆独”势力的严重挑战。

　　一、和平解放后新疆问题的演变

　　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给全疆各族人民带来民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在中苏关系的友好的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稳定有了良好的国际环境。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意见分歧，并严重影响到了两国关系。在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以及两国关系的恶化，新疆问题立即成为苏联当局进行分裂中国与破坏新疆稳定的工具。其分裂活动表现为：策动边民外逃和支持建立以分裂我国为目的的政党，进行更为隐蔽的分裂活动。主要案例有：1962年春，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引诱、煽动、胁迫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制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后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在新疆塔城制造军事冲突，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中亚的阿拉木图塔什干电台每天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维吾尔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这些反华宣传和分裂破坏活动给新疆稳定带来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1969的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暴乱事件。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形成包抄之势。

　　沙俄以来新疆动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让中国政府认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修正主义。8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主要案例有：1981年5月27日伽师县反革命武装暴乱、1981年喀什“10·30”事件、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等。冷战结束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更是蠹蠢欲动。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分裂活动及其新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及其中亚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与泛突厥主义紧密相连的“东突”势力受到国际宗教极端势力复兴的鼓噪，为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的目的，勾结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成为严重危害中国各族群众特别是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疆独”不仅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边疆地区的稳定，也对周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境外的“东突”组织现在主要活跃于中亚、欧美和西亚、南亚等地区，且他们有了合流的趋势。1992年12月，境外“东突”分子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妄图加强各组织之间的联合。他们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并且确定了所谓“东突厥斯坦”的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1998年12月，来自11个国家的“东突”分子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第三届“东突民族大会”，宣布成立“全世界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联盟”，并自命为境外“疆独”的“惟一合法代表”，统一领导世界各地的“东突革命组织”，要“全力配合东突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2000年11月，境外“疆独”组织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召开了“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自吹自擂是“全世界维吾尔青年的最高领导机构”。

　　境外“东突”势力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以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利用清真寺的宗教活动进行分裂主义的宣传，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我国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分析90年代以来“疆独”分裂活动，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第一，多組织共存性。据了解，目前，在境内外的“东突”组织有50余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信息中心”、“东突伊斯兰真主党”、“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东突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星火党”、“东突厥斯坦青年党”、“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东突厥斯坦独立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天山民主联盟天山民族拯救者党”、“星火党”、“星火联盟新疆伊斯兰天山党”、“探索”及“独立党”等。

　　第二，跨境跨国性。“疆独”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阿富汗、车臣等地参加实战训练，然后潜新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疆独”分裂势力建立了20余个观练基地，训练恐怖分子。哈萨克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策划组建一支武装部队，多次到中哈边界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东突”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大亨本·拉登及其基地恐怖组织的关系更加为人关注。他们派人与拉登国际恐怖分子会面，协调行动，划分行动区域，妄图在从事恐怖活动的资金与技术上得到其援助。早在90年代后期，在中亚、南亚活动的“东突”恐怖组织就得到了本·拉登在经费、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组织的1000多人前往“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接受诸如爆炸、嗜杀、投毒等的系统培训，成为“基地”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已经伺机潜入境内，还有一部分民族分裂势力已经提出要在南疆山区实施“武装割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有可能付诸实施。1999年初，本·拉登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要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和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本·拉登恐怖势力与塔科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东突”恐怖分子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本·拉登恐怖势力、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塔利班还直接为“东突”恐怖势力培训人员。艾山·买合苏木从境内外物色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到本·拉登恐怖势力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地进行调练。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卡尔嘎、马扎里沙里夫、本文斯卡尔帕如克、霍斯特等营地都曾训练过“东突”恐怖分子。受训后，一些“东突”恐怖势力骨于分子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与从事恐怖活动。

　　第三，恐怖活动愈演念烈。“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中国实现“疆独”的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他们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同世界上大多数恐怖势力一样，“东突”恐怖势力热衷于借助把矛头指向无辜平民的爆炸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扩大影响。有些“疆独”分子还参加了中亚的国际恐怖组织。在俄罗斯反击车臣恐怖势力的战争中就发现有被俘的或战死的“疆独”分子。有的则参加在中亚的恐怖活动。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入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四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为人质的恐怖事件；2000年5月，境外“东突解放组织”为了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名新疆商人并纵火烧毁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恐怖分子策划袭击了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绑架、纵火案的工作组，造成一人丧生两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逃往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枪杀了3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三、美国的中亚新战略对新疆安全的影响

　　中亚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资源丰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支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亚是多种文化交汇和民族宗教冲突的聚焦点，因此，这里也成为国际关系的是非之地。如果说近代史上俄英对我国新疆地区的阴谋是其对亚洲腹地争夺的构成部分，那么在当代，美苏对中亚的争夺同样冲击到我国新疆的安全与稳定。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国际恐怖主义重心正由西亚向中亚方向转移，构成一大一小的双月牙形的恐怖地带：车臣—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侵入中亚的主要攻击点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分割之地即费尔干纳谷地。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内战不断，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极端宗教势力与塔利班相勾结，口益嚣张。

　　9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瓦解，民族分裂主义特别是中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全球掀起一股恶浪，“疆独”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其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美国在“9·11”事件后对中东及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予以重击，并与中国推行国际合作反恐。但是在此之前，美国却利用“东突”制衡中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多次秘密会见“疆独”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会晤“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接受其所谓新疆维吾尔人遭受人权与宗教迫害的材料和录像带。2.美国国会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疆独”分子。3.从1999年起，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首次就所谓新疆存在违反人权和宗教自由的问题，专门指责中国政府。4.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关注新疆问题《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一里査德基金会为了调查所谓的新疆问题，专门派人到阿拉木图，会见驻哈新疆民族分裂组织首领，表现出对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极大兴趣。

　　“9·11”之后，美国确立了“先发制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新战略。其中就是重点打击“基地”组织在中亚与中东的国际恐怖网络。美国在国际反恐活动中急需中国的合作。美中两国在高层与实际职能部门建立了反恐对话。美中在国际反恐合作坚持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美国本应重视中国的安全需求，对中国的反恐要求特别是新疆反恐方面应以积极的回应。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区的反恐行动中对抓获的恐怖分子进行审讯，发现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与“基地”等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东突”参与国际恐怖活动的事实摆在了美国人面前。2002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其中不得不承认“东突”分子“被发现在阿富汗同基地组织共同作战。一些曾接受基地组织训练的中国人返回中国，从事恐怖活动。”美方在报告中还披露，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从“基地”组织、塔利班和阿富汗等，地的其他极端分子那里接受训练、设备和精神力量，部分“东突分子同包括车臣在内的前苏联境内的穆斯林组织共同训练和作战”。在这个年度报告中，美国首次表示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ETIP）”和“东土耳其斯坦解放组织（SHAT）”这两个组织表示关注，说“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宗旨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并主张武装斗争。东土耳其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据报参与策划了多项炸弹袭击和枪战”。

　　美国的国际反恐合作有利于中国的反恐。但是，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玩弄“双重标准”。“9·11”后，中国即提出“东突”也是国际恐怖组织，美国开始并不认同。直到2004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增补被禁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才正式将“东突厫斯坦伊斯兰运动”确定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是美国继2002年8月首次承认“东突运动”为恐怖组织之后又一次将其正式列人恐怖组织名单。依照美国法律，所有的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都不得与这些组织合作或是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2003年“全球恐怖活动模式”报告，其中肯定了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但是，美国在遣返中国新疆“东突”恐怖分子问题上，态度暖昧。关押在美军关塔那摩基地的中国籍囚犯是“东突”恐怖分子。中国政府2002年秋天曾经派遣官员到关塔那摩湾协助美军审问被关押的中国“东突”恐怖分子。2004年5月13日，美国与中国再次商讨如何处置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一些中国“东突”分子。中国敦促美国将这些人全部遣返回中国，将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审理他们的案子。尽管中美反恐合作正在切实进行，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和海外反华势力施加压力，美国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些人权组织和势力声称中国将粗暴对待被遣返者，而中国的“囚犯待遇”远远低于国际人权标准。因此，美国不应将他们移交给中国。2004年7月13日，中美就美军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东突”分子问题再次进行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对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美方应从国际反恐合作及双边关系大局出发，根据有关国际法准则谨慎行事，不要向“东突”恐怖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国希望美国尽早遣返这些“东突”分子，但是美国在反恐中仍然坚持“双重标准”。8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接受日本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中国籍恐怖嫌犯将不会被送回中国。鲍威尔说：“这些人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试图解决有关关塔那摩所有囚犯的问题。他们将不会被遣返中国，不过要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地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外，美国借口打击塔利班，觊觎中亚，在中亚石油与政治安全战略方面对中国也形成了不利的影响。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要报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的攻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目标，即企图控制中亚的石油资源。美国的前能源部长曾说：“世界的能源在哪儿，美国的外交政策线就在哪儿。”美国力图将中亚变成美国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这一点在前面论述新疆石油问题时已经有所阐述。就美国的中亚新战略的形成而言，事实上在1997年美国就提出了苏联瓦解后填补真空的新构想。其目的就是要加紧争夺中亚的主导权。在政治上，美国不断加大在中亚的影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总统先后对美国进行了访问。美国采取的战略是，强化独联体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阻挠独联体国家同俄国聚合，挤压俄国的战略活动空间以达到制衡俄罗斯的目的。在经济上，美国不断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美国每年向中亚地区投资22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已超过20亿美元。同时美国的投资也在逐步实现美国对中亚能源资源的控制。在军事上，近年来美国通过军界高层互访、军事技术交流、提供军事装备和举行军事演习等各种方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往来，竭力向中亚各国渗透。1994年，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应北约邀请，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军事力量顺利进入中亚，从军事上保证了美国对中亚的战略控制，这引起了俄国的不安。而作为紧邻中亚的我国新疆地区，有可能而临“前拒狼，后进虎”的困局。从前长期困扰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苏联因素消失了，而美国对中亚的渗透，势必对新疆安全局势造成新的潜在威胁。

　　四、“疆独”活动死灰复燃的国际因素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引起了各种反苏反共思潮的泛滥，民族主义意识崛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膨胀和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死灰复燃，民族矛盾口趋尖锐。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与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导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走上了民族独立和复兴之路。苏东集团的瓦解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坍塌，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过去被两大阵营对峙掩盖的众多国际问题被释放出来。其中民族宗教问题的抬头，更是举世賴目。特别是在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泛起，民族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过去潜伏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开始爆发。随着中亚各国纷纷独立，伊斯兰也在中亚地区全面抬头。受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亚地区肆虐，成为危害地区及其周边稳定的邪恶势力。这给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可以说，90年代“疆独”问题愈演愈烈，是与冷战结束后中亚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复兴紧密相连的。近几年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抬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亚民族主义复兴的影响。

　　第一，原苏联中亚五国的独立，给新疆民族分离主义者找到了“新疆独立”的借口。他们认为，既然中亚5个“斯坦”国均已独立，为何新疆不能独立？流亡在土耳其的新疆分离主义者鼓吹要联合起来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80年代后期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些人就相继成立了“维吾尔国际联盟”、“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等组织。苏联解体后，他们似乎看到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希望。中亚穆斯林国家独立后鼓吹实行民族复兴和民族回归故乡政策。1992年中亚各国相继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土库曼人大会，号召国外的哈萨克人和土库曼人回归故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政府为回归者提供优惠政策。这些做法使中亚与新疆的跨境民族问题复杂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疆的稳定。

　　第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新疆穆斯林的思想冲击更为严重。发生于我国新疆地区的“疆独”活动，具有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点，即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化。中亚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新疆的冲击，更是如此。本来，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中亚地区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基础。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和绝大多数非主体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由于伊斯兰教与中亚各民族联系的密切性，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初，均把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支持伊斯兰教在本国的发展作为加强民族凝聚力以巩固新政权的基本举措，使伊斯兰教一改苏联时期被压制的地位，其影响迅速渗入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各个领域。同时，出于对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各国纷纷作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各项政治措施，其中原教旨主义因为坚持消除外来文化对伊斯兰的“污染”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

　　由于中亚各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秩序混乱，加之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苏联解体后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及沙特、土耳其、伊朗等外部伊斯兰势力乘机扩大对中亚穆斯林的影响等原因，宗教势力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迅速壮大，在苏联解体不到两年就有一批伊斯兰极端政治组织纷纷登上中亚各国政治舞台，欲推翻世俗政权，在中亚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中亚各国政府虽然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但在中亚地区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伊斯兰势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目前中亚地区伊斯兰势力不仅规模大，而且与当地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势力、周边伊斯兰国家联系密切，有的以合法政治党派身份活跃于政坛（如塔吉克斯坦），有的已发展成为具备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对中亚国家形成严重威胁。

　　90年代初中亚五国独立以来，该地区宗教热兴起。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91至1996年，伊斯兰教全面复兴；从1997年起伴随着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宗教极端势力开始猖狂活动，并同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沆瀣一气，对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第一阶段，中亚各国的主要表现是信教人数、宗教设施、宗教组织、宗教派别以及宗教活动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外壳都在迅速膨胀：下面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资料，可以说明中亚伊斯兰复兴的一般情况。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经济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秩序混乱，在这种情況下，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重挫，让更多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以寻求精神寄托。本来中亚各国伊斯兰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恢复伊斯兰文化传统有助于巩固新独立的国家政权。

　　第三，从90年代起，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抬头与对新疆的渗透，加剧了新疆的动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鼓吹“政教合一”，向世俗的国家政权提出了挑战。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车臣战争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就是其典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使中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更加复杂化，并与以下三股势力勾结在一起。一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民族分离主义者坚持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这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是破坏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照此推理的话，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者也可以迮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与我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二是宗教极端势力。一般说，宗教极端主义是打着宗教旗号或以宗教极端主义面貌出现的极端主义，实际上是属于政治范畴，其目的是要恢复祌权统治国家和人民。伊斯兰的宗教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股极端思潮，旨在建立完全由伊斯兰教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通过鼓吹圣战或者恐怖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典型口号。三是恐怖主义势力。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一般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其基本思想是宣传圣战，为了圣战要有勇气杀死异教徒和民族败类。他们要求每个穆斯林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随时随地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了主道而奋斗。伊斯兰在中亚的复兴加剧了我国新疆地区的动荡。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向境内渗透，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第四，中亚国家领导人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伊斯兰运动同情，对我国新疆局势的影响不可忽视。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国家的苏俄时期，苏联当局对少数民族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压制宗教自由，在“大肃反时期甚至对某些少数民族进行整个民族的大迁徙。企图让其远离故土，远离滋生反对俄罗斯的土壤。斯大林一时的压制似乎维护了联邦的稳定但是，这只是暂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直接原因就是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其中，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天然同情，或对伊斯兰的复兴运动的利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斯兰在中亚的复兴，引发了中亚伊斯兰情感的大扩散，也引起了他们对同样拥有相当多伊斯兰教徒的新疆地区的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关于社会思想的专论中确认，“宗教现已成为社会生活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类一些共同理想作为其人道主义教义的基础”。塔吉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承认宗教是人类的可靠伴侣，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中亚一些地方出现伊斯兰复兴党等极端宗教政治组织，公开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其中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最为活跃，它积极参加塔吉克斯坦内战。这场内战持续了五六年，致使数万人丧生，几十万难民流离失所。进入90年代的后期，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现的恐怖主义横行，成为危害许多国家安全和毒化国际关系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