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人权问题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停止对西藏集团分裂活动的武装协助。到1974年，支调中央情报局对流亡藏人的秘密武装训练、空投武器、提供电台等活动全部停止。直到1986年的十多年间，西藏问题在美中关系中不占一席之地。自1987年开始，美国对达赖集团予以新的支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开始受到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美国的国会、政府及社会舆论在其对华关系中时常提出西藏人权问题。西藏人权问题与台湾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对华展开人权外交的三个相互利用的棋子。

　　一、美国国会与西藏人权问题决议

　　作为典型的“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具有不同的色彩。美国政府和议会在对待西藏人权问题时就有所不同。在政治及战略关系和人权问题的选择中，国会选择的是人权问题，而政府则更注重前者。政府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的主体要考虑到国家利益以及固际事务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政府在西藏人权问题上反应往往较为谨慎，担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加过大的压力可能会破坏中美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的合作关系，美国不愿意为它同北京的关系注入刺激的因素。因此美国政府竭力向中因强调，尽管它支持维护人权，但它并不支持达赖的任何政治活动。而美国国会在西藏问题上，常常是挑战中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急先锋。虽然美国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这只是表面的，他们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其区別不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而足表达立场的方式不同而已。

　　美国国会不但支持达赖，而且多次通过议案向中国政府和美国行政当局施加压力。1987年6月18日，美众院通过一个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修正案”此案是西方议会在80年代利用“西藏问题”搞的第一个反华决议。其影响与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有必要将其主要内容摘要出来，并进行剖析，众议院的西藏人权问题修正案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所谓“西藏问题”的“调査结果”，诬蔑我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第二部分针对西藏的“政策声明”，阐明了国会对“西藏问題”的看法。在“调查结果”部分，国会决议案诬蔑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它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诉诸武力将其统治强加给西藏，并通过在西藏大量驻扎占领军，继续实行其统治”：胡说“1949年以来，有100多万藏民直接死于政治动乱、监禁与大规模饥荒”，“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有600多所寺庙被捣毁”，“藏民的生活、卫生和生活服务水平都大大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水平”；还胡说，中国政府推行“鼓励大量汉人进藏的政策”；在西藏存在着“逮捕与处决宗教犯的事情”。

　　在“政策声明”中，国会明显表露出来对西藏流亡集团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的施加压力。它表示要援助西藏难民，要求国务院在1988—1989财政年度的难民援助计划中“拨出必要的款项”帮助流亡藏人；美国新闻署应当为流亡藏人在美国学习提供奖学金。同时国会则呼吁“美国应当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并要求美国总统和美国官员更加关注西藏问题，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与“思想犯”。

　　众议院6月18日通过的此案，在当年12月15日再次交由两院正式讨论并通过。这一修正案附在“国务院授权法”后面，于12月22日由里根总统签署生效。国会之所以采取这个办法，是因为美国政府1989年以前在西藏问题上与国会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美周政府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在1987年9-10间的拉萨骚乱中，国务院仍然以美中关系大局为重，认为“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出现明显积极的趋向”，并对国会搞西藏问题修正案提出了批评。基于这种原因，国会将西藏问题修正案附于“国务院授权法”后面，使得总统难以行使否决权。

　　12月15日和16日参众两院分别正式通过的“修正案”，比6月18日众议院的那个“修正案”更为露骨地干涉我国内政。该案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尔和赫尔姆斯提出。它除了重复6月众皖提案的老调外，还增加了几点新内容：歪曲报道9-10月拉萨骚乱事件，表示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五点建议”；它还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胡说“西藏这么一个千余年来一直信奉非暴力和互相共存原则的国家（Nation）已被中国人军事化了”；它还明确表示要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要把西藏问题“作为美国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把“西藏的人权问题”同美国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与武器出售联系起来。该案还具有明显地挑起中国民族纠纷与分裂中国的趋势。它不仅向总统施压，说“总统应该会见达赖喇嘛阁下，以表示美国支持他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他为寻求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而且要求国务院“对中国境内的其他非汉族民族——如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维吾尔人、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和满洲的满族人等——的权利表明态度并提请人们关注”。

　　美国国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反华行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佩尔、赫尔姆斯等国会议员在70年代都是极力主张改善中美关系、联华抗苏的美国人。而当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因素下降时，这伙人又重新审视美中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企图将从前利用人权问题向苏联施压的伎俩转移到对付社会主义中国方面。西藏问题成为美国国会利用人权问题进行反华活动的一个棋子。每当必要时，就拿出来耍弄一番，对中国施压，干涉中国内政。

　　二、美国总统与西藏人权问题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强化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布什总统也一改以前温和谨慎的对华政策而变得越来越强硬。1990年5月16日，布什总统在向国会阐述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措施时明确描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五项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达赖喇嘛也极其重视对白宫的外交攻势。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前，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奢望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但是，“北京政治风波”使达赖喇嘛在美国对华制衡外交中的地位顿时身价百倍。在美国的压力下，1989年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1991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国别人权报告书对西藏人权问题大加关注。而美国总统布什接见达赖喇嘛，更在西方政府首脑中首开恶例。

　　1991年3月25日达赖访问美国，在康奈尔进行了为期3天的逗留。199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日程表上没有安排的一次私人会晤中会见了达赖。达赖与布什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讨论了西藏的一般情况。这次会见没有任何记者在场。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它给中美关系投下了阴影。白宫官员说，布什愿意在他的私人住处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达赖，原因是这位西藏人不是国家两首。4月18日，白宫发言人菲兹沃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独立。然而我们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对那个国家——我是说西藏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感到关切，我们将继续劝说达赖喇嘛的信徒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布什总统会见达赖突破了传统上美国政府要员不与达赖晤面或接触的既定政策。最为紧要的是，在布什会见达赖的前六天，中国大使馆已表示任何国家接见达赖都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这表明美国对华事务中，人权问题的份量已超过政治甚至可能是战略关系上的考虑。布什政府已将人权外交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作为恢复和保持正常中美关系的条件。布什政府对华人权外交，目的不仅仅在于人权本身，而且在于通过输出资本主义的人权观，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1；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征服中国，从而不战而胜，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的政策实质上威胁到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涉及到中国政局的稳定和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正是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发生冲突的焦点。

　　布什会见达赖，突破了美国政府首脑不与达赖接触的惯例。这也为西方其他国家政府首脑会晤达赖开了一个恶例。1991年12月，英国首相迫于国内人士的压力，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会见了达赖。从此以后，美国历任总统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都要会见达赖喇嘛。此举不仅抬高了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的声望，而且美国人通过了解深谙国际公关的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的兴趣逐步增加。西藏问题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话题之一。正是国会在西藏问题上向总统施压，西藏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逐年上升。1997年，美国总统依据国会的1996—1997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案，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了大使级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其职责就是要“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权”。

　　三、值得警惕的院外西藏利益集团

　　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被视为美国政治运作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美国成立了许多专门宣传西藏问题，为达赖喇嘛张目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其中有一个名叫“声援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的院外集闭，需要特别分析。以“声援西藏国际运动”为典型的一些利益集团，成为当前与今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的主要吹鼓手。他们是国会西藏人权议案的幕后策划者；是西方“街头民主政治”下“藏独”旗帜的执旗人；甚至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的领袖人物。

　　“声援西藏国际运动”成立于1988年，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美国注册，以华盛顿为基地，以游说国会为主要活动内容。其“组织简章”说，“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的主要活动是：就西藏问题，进行调査，提供资料，向国会各机构进行游说听证，以促进西藏的人权。其活动原则是：帮助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取得关于目前西藏情况的准确材料；西藏是被中国官员占领的殖民地，西藏的资源被中国大量掠走；西藏作为国际法上的“民族”享有自决权；西藏是一个拥有独特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被占领国家，中国政府对此负有特殊的人权责任；中藏之间应就解决西藏问题进行对话。

　　这个组织在游说国会的活动中特别卖力。现在已成为国会了解西藏问题的主要反面渠道之一。它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国会通过有利于达赖集团的议案，帮助国会议员起草、传递致中国领导人的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成员还经常举办讲座，提供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最新消息与背景材料。到目前为止，这个游说集团已取得了某些“成绩”。在他们鼓动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建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广播；给移民美国的藏人提供签证；为流亡藏人提供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这些实实在在的活动，为西藏流亡集团在美国培养“藏独”事业的接班人。1991年，“声援西藏国际运动”主席是洛迪嘉里。

　　事实上，该组织是打着“非政府组织”名义而与达赖喇嘛流亡集团里应外合的反华组织。洛迪嘉里本人从前担任过西藏青年大会的主席和达赖喇嘛所谓的“驻美特使”。而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洛迪加里又是许多反华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而在当前达赖集团的接班人争夺战中，他还是热门的人选。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围绕西藏人权问题开展反华活动，是随“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和达赖喇嘛加强对华人权攻势而开展的。“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企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搞一个谴责中国的决议。西藏分裂集团见有机可乘，加紧了在联合国人权会的活动。1990年3月第46届人权会上，西方制造的所谓中国人权决议案被否决。在1991年8月人权会小组委员会上，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投票搞了一个西藏人权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向中国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就西藏人权状况提供说明流亡集团为之感到欢欣鼓舞，在日内瓦加强活动，调兵遣将，企图在1992年第48届人权会上搞一个关于西藏人权的正式决议。达赖集团将洛迪嘉里从华盛顿调派到日内瓦，配合其欧洲办事处做人权会各成员国工作。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人权会上煽风点火，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流亡集团在联合国人权会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正当其“国际西藏年”结束之即（3月5日），第48届人权会在3月4日晚表决通过了对中国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国际西藏年”宣告破产。

　　四、关于西藏人权问题之本质分析

　　综观这些年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可否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工作有过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是文化大革命使西藏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宗教生活被迫停止”，“但是文革的破坏并不是专对西藏的，它是一场全国性大灾难”。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十年动乱中，西方国家没有人提出什么“西藏人权问题”。而当我国政府自1978年正本清源，落实民族政策，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国外某些反华势力却有意抹杀西藏五十多年发展的成就，算历史陈年老账，鼓吹西藏人权问题，本质何在？

　　第一，西藏人权问题是历史上西藏问题的变种。前面已述，西藏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边陲疆地首当其害。西方殖民者拉笼西藏统治上层的分裂分子制造西藏问题，企思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新中国自成立后日益强盛起来，使得企图以武力分裂西藏的阴谋难以得逞。于是西方改变手法，鼓吹“人权问题”了，并跳到国际舞台的幕前，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我国内政。由此可知，历史的回声并没有消失。西藏人权问题正所谓是历史上西藏问题的翻版。其实质仍然是鼓吹“藏独”。

　　第二，西方世界数吹西藏人权问题，目的主要在于利用西藏问题，推行对华的“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妄图凭借实力将其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强加于人，总想建立世界霸权。越南战争后国实力相对衰落。为了扼制苏联的扩张，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联华抗苏。在西藏问题上美国有所收敛，不愿影响到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然而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变化，两大阵营解体，美苏关系缓和，中美战略关系随之相对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卡特政府起，开始推行“人权外交”，试图通过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囯重弹“西藏人权”的老调，公开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煽动分裂，制造骚乱。1987年9月达赖喇嘛应美国国会邀请访美，正是他的访美煽动挑起了拉萨骚乱。

　　第三，美国关注西藏问题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道义原则，而是为了谋取自身的最大政治利益。超级大国的利益以及“领导世界”的责任感是美国特别关注西藏问题的基本原因。作为世界第一号强国，如果总不能言行一致，不免被其他国家耻笑并增强对其不信任感。这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所要达到的改变美国国际形象的目的是相违的。自从1978年卡特强调人权外交后，里根与布什相继接过这面旗帜，布什总统还把人权外交纳入其“超越遏制”的全球战略中。美围认为自己的人权警察正义形象已经树立起来，所以为了自已的利益，必须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务进行干涉。否则，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失去信誉与威望，这对它来说无异自杀。

　　当然，美国有对它国事务进行干涉的传统。要当世界“宪兵”正是美国所谓的基督教中的“拯教世界使命感”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历史上没过多次无端干涉它国内政，対别人指手划脚。其利用的手段包括国会的决议，总统的威胁性讲话，民间的舆论导向，有时美国不惜动用武力来干涉它国内政。人权问题更是美国政客的惯用伎俩之一。便用这个武器干涉它国事务，他们得心应手。因此，每当中国国内发生一点事情就会被这些人所利用。

　　美国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决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所宣称的使命感，而是这样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的传统哲学是一种简单庸俗的实用主义，认为有用即真理。因此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政策和方针，而不考虑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同其他国家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美国也是如此。达赖喇嘛的行动给美国可乘之机，于是它便开始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而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原则意味着每个政权应自主地判断并决定在本国领土及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主权原则也意味着只有政府本身而不是某些个人在国际上有法律地位。主权原则还意味着各国主权平等，应该互相尊重。

　　第四，西藏问题的国际干涉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战略利益考虑，美国是为了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毕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比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更令美国感到安全与有利。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中国与流亡藏人之间设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使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美国的支持激起了流亡藏人中的极端主义情绪，强化了他们同中国政府的对抗。新一代流亡者错误地把美国的宣传与支持作为后盾，认为西藏应该独立，汉人正在他们的家园残害同胞，他们应该拿起武器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就这样在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给流亡藏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美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支持既不会使拉萨骚乱成功，也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严重的分裂，但美国人的行动却连续不断地挑起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干涉，只能增加西藏流亡集团的不能实现的“藏独”野心，增添海外藏人寄人篱下所带来的无穷苦痛，无助于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达赖集团只有放弃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企图，重新回到与中央政府的谈判桌边，诚心诚意，才能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出走后一直寄居印度。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亚洲大国并且相互毗邻。战后印度与苏联的关系较之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于是美国便利用西藏人权问题使这两个人口众多的亚洲大国相互敌视，互相牵制，这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是有好处的。这样美国就可以摆脱两个文明古国崛起、联合的恶梦，而在两国的对立中谋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