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一节 海洋与海疆的重要战略地位

　　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洋成为近代工业国家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近代欧洲的主要殖民帝国都是首先从海上强国起家的。17世纪的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大英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也是因为其海军主宰世界的海洋长达一百余年，在新大陆与东方的印度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地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深刻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海上强权。但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一统天下观”，忽略了对海疆的开拓和对海洋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机后，我国的海疆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海洋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与荣辱。

　　据美国军事侦察卫星侦照的资料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以上的人口，以及200多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集中在狭长的沿海地带。据统计，全球70%的工业资本和80%的人口集中在距海岸20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关系到各沿海国家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海洋作为屏障，掩护着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和地区。但海洋在当代又不是不可逾越的“护城河”。对于一个不重视海洋，又没有一支强大海军和稳固海防的瀕海国家来讲，海洋相反会给侵略者提供一个从海上入侵的坦途。所以，要想把侵略者拒于国土之外，就必须建立起稳固的海防。此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围绕海洋特别是近海权益的的争夺更多地表现为海洋资源的争夺。

　　一、从海权观论海疆对现代国防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应付各方挑战中日渐衰落，“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渐渐成为英国人缅怀的神话。美国则在这一时期崛起，成为海上的一股新势力，并逐步发展成统治世界海洋的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的海洋更是美国的海洋。美国从二战后开始，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海洋霸主。19世纪末美国一批海权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们，为美两开始关注海权、争夺海权，提供了指路明灯。马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海权理论对美国的战略以及对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1890年，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w Mahan，1840—1914）发表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一1783）一书，奠定了他在地缘政治学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海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汉的主要观点有：其一，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成就了它的海洋霸权，乃至它殖民帝国的地位；其二，海上威力不仅仅依赖海军的力量，还应该考虑到地理条件、人口条件、人民气质及政府性质等诸多种因素；其三，美国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对海洋的控制和对主要交通线的制海权；其四，美国要取得决定性的制海权，必须建立一支能控制北美水域的舰队，在防御半径内开辟战略基地，及广泛建立海上据点和占领殖民地。马汉的理论让世人眼前一亮，海权理论逐渐成型，对于国家仅仅关注陆地边疆安全的传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外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权利永远是要用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1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后，各国纷纷组建日益强大的海军，海上力量成为海洋权利的根本保证。”因此海权应该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是海洋权利，其二是为了维护前一种权利所依靠的力量，即海上力量（海军）。本文中提到的海权通常是指所谓制海权，及依赖于海上力量取得的海洋权利。

　　与海洋权利的争夺相应，国际海洋法应运而虫。以荷兰格老秀斯为首的海洋自由论和以英国的塞尔顿为代表的海洋闭锁论在17世纪展开了论战。

　　这次论战将海洋分成领海和公海，分别适用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英国为了排挤在其近海作业的荷兰渔船，1609年提出了对周围海域的领有主张。

　　1702年拜茵盖斯福克在《海洋主权论》中提倡以大炮极限射程。海觅作为领海宽度。大炮射程距离与3海里同时能表示领海界限，在国际社会得到公认是在18世纪末。然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大炮技术的进步和渔业的发展，人们对3海里领海范围的信念开始动摇。

　　从1894到1973年，是传统的二元结构海洋制度向多极化海洋制度转换的时期。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重视海洋利益的国家越来越多，有关海洋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而且海洋国家的各种提案与日俱增，涉及海洋制度的领域日趋广泛。不仅限于要求扩大领海宽度，还提出设立毗连区、具有优先权的渔业水域、大陆架制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海底制度等要求。1930年，国际联盟在海牙召开国际法典编纂会，领海制度被列为适合法典化的课题之一。在其筹委会准备的预案“讨论基础”中指出：领海宽度原则上为3海里、仅对历史上一育主张的国家给与承认3海里以上，沿海国家亦可在距岸12海里内设定毗连区。

　　然而，在近代国际海权理论与海洋法的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陆上强国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国”自我幻想中，对于海疆利益的认识与实践发展缓慢，对海防威胁准备不足，海防废弛。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百年“海权”之辱。

　　二、从现代化建设看开发“蓝色国土”的重要性

　　在当代国际舞台上，海洋战略的军事意义有所下降，而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经济意义迅速土升。

　　首先，海洋被誉为国际贸易的“蓝色动脉”。二战后，世界人口骤增，一些国家消费水平空前提高，加之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和各国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使国际间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逐步扩大，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相互制约，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据统计，在国际贸易运输中，80%以上是由海运承担的。海运具有运量大、能耗少、运费低廉，以及劳动生产率高等优点，这是其他运输方式所无法取代的。目前，石油已成为世界主要能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上石油的运输量增长十分明显。进入80年代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能源形势继续恶化，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持续增长。美国60%以上石油来自中东，这些石油要全部通过海上通道运往美国。日本是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其能源形势更为严峻：其原油的99.6%、天然气的95.4%、铁矿石的99.9%、铜矿石98.1%、铝矿土100%依赖进口，甚至连食盐的90%也依靠进口。西欧虽然年产石油2亿吨，但年消耗量高达65亿吨。20世纪70年代，西欧所需石油2/3从海湾进口，最高峰的1974年曾高达71%。北海油田投产以来，西欧自给力提高，从海湾进口石油逐渐减少，但仍需45%。随着北海石油自然递减，开采成本越来越高，西欧依赖海湾石油的程度将有增无减。因此海运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西方各国的石油供应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其对世界经济正常运转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资源是国家经济的血液，而海洋资源的争夺是当前各国海洋竞争的焦点。有限的传统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据罗马俱乐部的乐观预测，全世界现有资源的储藏量大约还可供人类使用500余年，地球上可耕地面积只占地球总面积的4%，而全球总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87亿。资源的严重匮乏，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资源。海洋，正是未被利用的资源宝库。占地球总面积4/5的海洋，蕴藏着远比陆地丰富的资源。如：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海洋能资源、化学资源、海水资源等等。据估算，仅海洋生物资源就可以满足地球上300亿人口全部蛋白质的需求。另外，海洋能也是一种不可低估的资源，如潮汐能、波能、温差能、海流能、盐差能等。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电能和机械能，理论储量约为1500多亿千瓦，可开发利用的约70多亿千瓦，相当于目前世界年发电量的十几倍。由于海洋是一种再生资源，没有穷尽，没有污染，所以，尽管目前成本还较高，尚不能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但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被视为21世纪的资源。

　　从全球范围看，的确有不少国家从海洋中“打捞”到不少的财富、机遇与希望。随着海洋科学和海洋工程的发展，沿海各国开发利用海洋的规模日益扩大，给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并迅速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地位和实力。英国由于二战中受到削弱，加上战后殖民地体系的分崩离裂，而沦为一个二流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但其靠开发北海油田一举振兴了经济，不仅偿还了外债，平抑了通货膨胀，还使自己由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综合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就出资组织近千名科学对海洋课题进行研究，提出在未来数十年内，美国能否充分合理地利用海洋，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地位。70年代初，美国的海洋开发收益仅306亿美元。80年代，其先后向海洋开发事业投资了1000亿美元，到了80年代中期，其海洋开发利用的收益已达34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我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前苏联等也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大获丰收。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跻身于海洋开发的行列。事实表明，海洋资源已成为许多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换句话说，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将越来越大，21世纪将成为“耕海牧洋”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