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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印边界谈判与边界战争

  中印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存在争议本属正常。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解决和缩小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边界问题之所以发展为后来的边界冲突与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尼赫鲁政府在谋求西藏缓冲区的政策失败后,企图强化其对中国边疆领土所谓“前进政策”造成的。

  一、关于边界问题的中印官员会晤

  1959年3月,中国政府很快平定西藏武装叛乱。这使印度期望的“西藏缓冲区”梦想及原有战略部署被打破。在印度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战略中,中国由“潜在的敌国”变为“现实的敌国”。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双方开始就边界问题展开争论。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单方面提出了大片领土的要求。他在给周总理的信件中写到:“我们原以为我们的立场已经为贵国政府所明白、了解与接受,然而,由于我们两国政府间不幸对疆界的画法在几处地方存在着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中国政府)继续出版把大块印度和不丹的领土划入中国的中国地图,是不符合长期确立的习惯和条约的,这并且是引起我们极大关注的事。……要是这些边疆问题现在影响到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会是极其不幸的。”为了维护边境地区局势的稳定,1959年9月8周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回信中重申了中国方面对边界问题的看法,并批驳了尼赫鲁关于西段的1842年条约和关于东段的“麦克马洪线”的论据。在信中,周恩来总理再一次声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应通过友好协商,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信的最后,周总理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界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缓和下来,笼罩两国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但是,印度不仅在中印边界上挑起了空喀山事件,还以印度外交部历史司的名义编写了一本名为《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小册子,煽动起印度公众的反华情绪,进一步加大了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

  为防止边界冲突的再次发生和中印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11月7日致尼赫鲁总理信件中说:“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方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临时措施的合理建议。但是,印度拒绝举行两国总理会谈。尼赫鲁在1959年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回信中说:“总理先生,在对事实存在着这样完全的分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达成原则协议呢?因此我宁可等待你已经答应的、对我9月26日的信和我们11月4日照会的答复,然后我们再讨论下一步骤应该是怎样的。”为了推动两国总理早日会谈,尽快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方面递交了一份长达22页的照会,对尼赫鲁9月26日信和印度政府11月4日照会作了详尽答复,这份照会对印度的所谓中印边界早已按照印方所主张的边界划定的说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重申了中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尼赫鲁终于同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1960年4月19日赴新德里同等印度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谈中,周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把一年多来中印双方所表达的观点和要求归纳成六个共同点和接近点,即:1.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2.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3.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合于边界各段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5.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以前,双方应该恪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以进行个别调整;6.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中方希望以此同印方达成协议,作为继续商谈的基础。但印度予以拒绝,而提出了印度方面关于边界问题的主张:1.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上;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这表明了印度政府不仅不承认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实际控制线,不愿意为了避免边界冲突而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实际接触,甚至蛮横到不承认双方边界存在争议的客观事实。对于周总理提出的六个要点,尼赫鲁也一一予以否定,说印度政府无法同意这些要点。由于印度在谈判中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中方不得已,只得在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会谈结果公布于世,中印两国新德里高级会谈以失败告终。

  此后,从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先后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举行了三轮官员级边界会晤。边界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但尼赫鲁却拒绝。与此同时,尼赫鲁在多种场合为印度的官员报告辩护。1961年4月3日他在人民院中声称:“这一官员报告已将事实说得如此清楚,甚至中国政府也会不是突然地而是逐渐地受到影响。”由于印度多次拒绝中方提出的建设性提案,客观上已排除双方协商的可能性,会晤最终无果而终。1961年12月,中国建议缔结一项新的协定来取代1954年的通商和交通安排。1962年8—10月,中国政府三次提出谈判建议,均遭印度拒绝。印度把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不仅指责中国破坏中印间的有关协定,诬蔑中国进行了“侵略”,而且加紧了战争准备。

  二、边界战争及其影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印度趁中国“三年自然大灾害”、西藏和新疆问题同时出现的内优外患,强化其在边境的“前进政策”,一再拒绝中届提出的维持边界现状、停止巡逻、举行谈判的建议,并蛮横地无视两国边界的现实,不惜用军事手段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从1961年开始,尤其在1962年10月后,印度在中印边界中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这些据点有的距离中国边防哨所只有几米的距离,有的甚至设在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对于印度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再三警告,要求印度不要单方面采取武力改变边界现状。1962年8月到10月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在原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边界问题。但是印度首先要求中国从西段大片中国领土上撤军,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印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西南防务空虚,对中国的警告一再置之不理。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下令要将中国军队从其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度军队在印中边界的东西两段向中国方面发动猛烈的炮击。中国边防军在印度多次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忍无可忍,不得不被迫于10月20日进行自卫还击,中印边界冲突全面爆发。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不可一世的印度军队竟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很快便被驱逐处中国领土,中国边防军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停止前进。

  从此,中印关系不断恶化,进入一个激烈冷战的时期。中印两国关系一度由大使级降到代办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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