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结论

　　第一、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西藏问题”。通过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民族自决权无论是在产生之时，还是在今日的发展，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结束一切殖民形式的理论与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它一直是处理宗主国家和殖民地民族关系时的最高原则。而从未用于调整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西藏自元代以来从未独立于中国的政局变幻和社会变革之外，也没有处于“附庸国”的地位或“夷国”、“外藩”的地位。供施关系也未能改变中央与西藏地方权力政治关系的实质。“西藏独立”是英国侵略政策利用了中国社会动荡之机企图分裂中国的产物。因此，民族自决权不运用于所谓的“西藏问题”。

　　第二、民族自决权不能用来调整一主权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与中央的关系。尽管国际法一些文件（如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多次使用了“各民族”或“所有人民”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其他有关的条文中并没有得到明确解释。因此根据1909年的《维也纳条约公约》第21条对如何解释条约的规定，条约的解释应该是“善意的”。根据这一“善意原则”，在解释民族自决权时必须与《联合国宪章》（维护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宗旨和它适用时可能预见的后果结合起来。正如前面已述的，如果倡导该原则的后果是导致分裂某一主权国家并使国际社会（或地区）的稳定受到动摇，那么则不是符合善意解释的原则的。事实上，联合国有关人权的许多决议和宣言已对国家主权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作了许多保护性规定。“民族自决权”相对而言是调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如果利用这一原则煽动“西藏独立”，这必然会导致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乃至于混乱，而这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根本不符的。

　　第三、鼓吹“西藏独立”有两重性：分裂主权和反对共产主义。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于，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政策的后果，其目的旨在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它就被纳入到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中去。八十年代以来，在以“民族自决”和“人权”为幌子的掩盖下，这个问题的反共性质逐渐有所加强。苏东剧变由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共色彩，致使西藏问题的双重性更加尖锐地体现出来。因此，认真研究和关注西藏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要深刻揭示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的问题。

　　第四、西藏的发展在于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联合国在实践中虽然不主张将自决权滥用，推行到一国内部民族。但对如何保护少数民族也有相应规定。1981年，奥里利厄斯·克里斯特克在向联合国提交有关民族自决权的报告中指出，“不能将民族和宗教与语言上的少数民族混为一谈，后者的权利在《公民权及政治权利公约》的第二十七条中加以承认”。该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仰或实现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共同纲领》及“十七条协议”，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符合中国国情，遵守了我国履行的保护少数的国际义务。现在民族主义浪潮在国际社会的再度兴起，加剧了各国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难度。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和目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别的。一方面，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团结和统一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协调民族间的利益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政策和制度的生命力，也加强了抵御分裂主义的力量。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统一的、团结的力量大于分裂的力量。民族融合是中国各民族发展关系的典型模式，它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和朝代循环中逐渐形成。它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规律。西方目前用人权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用所谓“人权问题”来支持“藏独”，是忽略了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事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上找到了适合中国民族关系特征的道路，它不仅调整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力关系，而且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帮助。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确实存在一定的民族间的隔阂和发展上的差别，今后问题的关键是加强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的纽带，尤其是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增强内地的吸引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因此，确实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是至关重要的。

　　§§第十章 联合国与西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