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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欧风美雨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民国史时,发现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教育却一枝独秀,诞生了许多著名学府、著名教育家和名家大师。

  盛彤笙办起的这座中国唯一的独立兽医学院,诞生在民国末期。那时社会更加动荡,用他自己的话说,“其遭遇之难厄,方之国内外大学,殆罕其俦”。如此困难的境地,但培养出来的学生“成色”却非常好。探究起来,也许与教育相对独立、政府很少过问和干预学校的具体事务、听任专家教授治校不无关系。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虽然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但眼睛主要盯在“戡乱”上,至于如何办学,如何管理,很少插手,这就给盛彤笙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办学才能也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在盛彤笙的心目中,兽医学院应该办成他的母校上海医学院或者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样。这些典型的英美式学校,训练严格,注重品位。随着一大批留学欧美的博士来校任教,更是给国立兽医学院带来欧风美雨。

  按照盛彤笙的设想,要建世界上一流的兽医学院,除了延揽一流的师资,还必须选拔一流的学生,方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因此,学生准入的门槛非常高。

  1948年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教育厅长宋恪联名致函盛彤笙院长:“函请惠拨若干免试名额以便保送本年高中毕业成绩最优学生升学”。按当时他们的想法,要多培养一些地产人才,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郭、宋二人在兽医学院筹建阶段还真帮了不少忙,又是在人家的地界上办学,以后很多事情还要有求于人,一般情况下,怎么都会给这个面子。但盛彤笙坚持考试入学,并在来函上批示:“恪守部章,似未便照办。勉为通融,诚恐其他各省援例要求,势将穷于应付,为此拟请婉词谢绝。”在这件事情上,盛彤笙硬是没有给省主席和教育厅长这个面子,坚持考试入学。事后,也没有听说郭寄峤和宋恪给他难看或穿小鞋。

  兽医学院办学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招生,考试分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安、北平、南京、武昌、成都、重庆八大考区,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生物、中外史地、公民、物理、化学,报考资格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1948年报考学生280名,录取54名。由于坚持考试入学,这就保证了生源的质量。

  盛彤笙还要求考生的外语一定要好,因为上课用的是原版的英文教材,英语程度差就跟不上课。学生平时接触得多的地方如家具、餐厅、课桌、药瓶标签,甚至厕所的门上都做上英文标记。聘请最好的英文老师上课,进行双语教学,甚至要用英文作文,张素我、黄席群这些英文大家都是那时聘请的。好的基础和好的师资,使学生在英语上进步很快。原甘肃农业大学教授王锡桢是兽医学院1949级学生,他回忆说:

  “那时我们班上人人都能用英文背诵‘总理遗训’。按盛先生当年的想法,只有注重外语,才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并为今后出国深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第一届学生还没有毕业,盛先生就为他们做好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哪几个到美国,哪几个到德国、英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盘苏化,这一愿望自然没有实现。”

  盛彤笙不能容忍学校成为混文凭的场所,所以对学生的淘汰非常严格。一门功课不及格的给一次补考机会,两门功课不及格的自动留级,三门课不及格就要开除学籍。不但每门课程有考试,最后还有个毕业考,四年下来,首批所招的48名学生,到毕业时仅有赵纯庸、张邦杰、袁九龙、张维烈、孙克显、赵仕清、杨文瑞、宁浩然等8人,这些人个个学业精进,当时人们称之为“八大金刚”。说是8人,但当年的毕业典礼照上,只见7人手持毕业证书,因为还有一名学生张邦杰,虽然他学业水平最为拔尖,但临毕业前因病住院,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典礼时自然没有他,直到出院后,补了毕业考试,才算正式毕业。这也反映了当年英美教育制度的严谨。

  第一届学生毕业人数少,其中还要一些客观原因,第一次招生虽然是46人,但因为交通不便,实际到校的只有39人。一年后,3人因病休学,16人同时在兰大医学院、革命大学等“跨校学习”,被勒令退学;4人因考试成绩不及格留级,实际上二年级的学生仅有16人。以后,又有一些学生或留级或退学,所以首批毕业生仅8人。新中国成立后盛彤笙也曾反思过这个问题,觉得严格得过了一点,近乎于“苛求”,使一些青年未能成才,1950年校政改革时作了一些改进,其中的“毕业考试”随之被废除。

  盛彤笙非常注重学校的品位。过去英国的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绅士风度,衣冠要整洁,举止要文明,环境要优雅。他多年养成了注重细节的生活习惯,房间和办公室从来都是干净整洁,没有什么多余的物件。书桌上总是放着三支笔:一支黑铅笔,一支红铅笔和一支圆珠笔,而且这几支笔总是处于良好的状态。抽屉里的文具物品都有固定位置,即使停电也立刻能找到所需的东西。院长如此,教职员自然不敢懈怠。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先搞卫生,把办公室擦得窗明几亮,书刊文案摆放整整齐齐,每个学生的被子都叠得棱角分明。学校的卫生包括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门窗的小木格都要一尘不染,检查卫生的人带着白手套到处摸,就是找不到一点灰尘,多年来学校卫生也是兰州市最好的。古之成大事者必作于细,不择细流方能成江河,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我们现在经常要求一个教师要做到“四个一”,即:一肚子学问,一表人才、一口普通话,一笔好板书。其实,早在60多年前,盛彤笙就以这样的标准严把进人关,没有一肚子学问、一口普通话、一笔好板书你就成不了国立兽医学院的教师;至于一表人才,并不是要求教师一定都要高大帅气,但起码要仪表端庄,衣冠整洁,甚至连细节也不能马虎。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他经常给师生们说:“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对于医生尤其重要。一个邋邋遢遢的医生首先给病人的印象就是马马虎虎不细心,在病人心理上埋下了不放心不信任的阴影,不利于治病。这样的医生给人开刀,你会担心他会不会把剪子纱布忘在人家肚子里;给人拔牙,你会担心他拔了好牙留了坏牙。”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自己保持良好形象,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旗袍称身,连学生们都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很洋气”。原甘肃农业大学校长陈北亨教授当年是兽医学院的助教,他回忆说:

  “盛院长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实验室里的东西不能随意放置,而且特别讲究整洁,如果谁穿着背心,趿拉着拖鞋出现在伏羲堂,被他看见非要挨骂不可,后来大家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1947年我在汉口转运器材,五六月间天气十分炎热,还打着领带满街跑,身上直冒汗,都不把领带松一松,引得满街的人都以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盛彤笙自己更是保持一种从容优雅的气度和尊严,即使遭遇厄难时也没有丝毫改变,使他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崇敬。校友们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盛彤笙被打成“右派”,年底从中科院西北分院到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来做检查,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党委副书记赵子明,那天也特意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非常庄重。当盛彤笙从门口进来时,赵子明立即起身恭恭敬敬地把他迎进来,检查中间还给他倒过几次开水,每次倒水时,盛彤笙都要后退一步,说声“谢谢”。会场上当时就有学生递条子指责赵子明,说为什么对右派分子这样客气?由此可见盛彤笙的威望和影响之深,即使晚年调到江苏省农科院也是这样。1985年他因病住院,甘肃农业大学派人专程到南京鼓楼医院看望他,请他讲一点对学校的希望,并准备录像。他强支病体回到家中,穿戴得整整齐齐,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坐在办公桌前,面对镜头,平静地叙谈,使人由衷地赞叹他处事的认真和郑重其事,即便在重病之时也不随意和马虎。这段录像也成为他唯一的音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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