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

第三章 从文化类型传播上看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

　　炳灵、麦积早期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从5世纪初的关陇石窟到5世纪末的吐鲁番石窟

　　前言

　　在佛教造像中，袈裟的穿着形式是重要的特征因素，主要有偏袒、通肩、双领下垂。但在偏袒袈裟这种形式中还特别派生出了右肩搭一角，以及搭右肩然后绕右臂外侧或前侧包裹状下垂于右肘下后，再披上左肩的袈裟形式，笔者认为可称之为半偏袒袈裟或半袒服袈裟。

　　有学者曾著文认为半袒服袈裟是袈裟“民族化”的产物，认为双领下垂式袈裟是这种民族化袈裟的结果，半袒服袈裟是其过渡阶段[1]。

　　因此，其文中似认为：半偏袒袈裟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对印度原偏袒袈裟形式改造的结果。那么，笔者继而认为，既然双领下垂式袈裟较早地出现于中国东土，（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汉式袈裟），那么其前面过渡阶段的半偏袒袈裟似也应是在中国东土汉文化产生的。因此，如果东土汉文化周边地区在以后出现了这种半偏袒袈裟形象，当是受到了中国东土汉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具体谈一谈半袒服袈裟因素由中国东土向西传播的某些主要迹象。

　　我们在炳灵寺、麦积山、河西地区、西域东部的古高昌地区和其他地区所认识到的半偏袒袈裟现象，均可说明情况确实如此，存在着东方佛教文化中的半偏袒袈裟，在5世纪的西渐于西域的现象。

　　首先，从西域东部的吐鲁番地区，最早所出现的古高昌时期半偏袒袈裟艺术谈起，看半偏袒袈裟的来龙去脉。

　　一、吐鲁番吐峪沟44窟之半偏袒袈裟

　　窟中有较明显的几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1.正、左、右壁千佛壁画中部各有一铺一佛二菩萨，其主佛身着半偏袒袈裟。

　　2.千佛壁画中亦杂有半偏袒袈裟的形式这种着半偏袒袈裟的千佛小像，其面部、胸部、右臂部的身体裸露部分，多数曾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对佛教的冲击中，被人为剜掉。因其右肩部和右腋下保留了少许袈裟痕迹，其左胸部袈裟领缘亦呈下垂状，且留下的切割痕亦多呈下垂状，以致于有些千佛的形象在被破坏后，模糊地类似于双领下垂式袈裟。但实际上此窟未见有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千佛形象。过去，有论著[2]认为此窟千佛中有双领下垂式袈裟，是识图上的错误，也会造成对此窟时代判断上的滞后，因为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出现在时代上要略晚一些。

　　在前壁右上部，仍保留有两身未曾遭破坏的千佛个体，均为着半偏袒袈裟形式，显现出完整的形象，可帮助我们识别那些误被认为是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千佛个体。

　　3.窟门甬道右壁上，至少可辨一身着半偏袒袈裟的供养僧人壁画形象有学者可能认为甬道上供养人壁画是重绘的[3]，或许是没有注意到窟内已有着半偏袒袈裟的形象而觉得是另类的结果，因，从甬道壁画层位上看，并没有显示出层位叠压关系迹象，也未见与此供养人相对应的窟内应有的许多重修的迹象，所以，此窟门右侧甬道上的供养僧人形象（以及其对面的俗家供养人的形象）似更应被看作始建窟时供养人的形象（即使供养人是后绘的不可用资料，与窟内某处笔者未发现的简单修补痕迹同时，因窟内另有上文列举的许多半偏袒袈裟的证据，缺此一个甬道上的资料，也不影响本文论证）。

　　以上从壁画主尊、千佛和供养人形象上可知，吐鲁番吐峪沟第44窟，其半偏袒袈裟形象是窟中较主要的袈裟着装形式。

　　这种袈裟形式，作为此窟中的重要造型而出现，当有一个来源问题。古代吐鲁番地区佛教兴盛，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束纽地位，因此，我们就应该向它的周边，主要是在其东、西方，考察半偏袒袈裟。因此可在吐鲁番以西的新疆其它地区和印度以及其它中亚地区寻找，以及向吐鲁番以东的河西地区及其以东的古河州、古秦州甚至更远的东方地区寻找因素。

　　二、吐峪沟石窟以西国外中亚地区和印度的较早佛教遗物中未发现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目前，在国外中亚地区和印度的佛教遗物中，基本未发现本文上述所定义的半偏袒袈裟形象，更未发现比5世纪早或比5世纪中叶早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是否真正没有，也不一定，即使有，但似乎极少，不会形成当地主流的楷模而向外传播。或者假设说，也许零星根源在彼，而兴盛、成熟、形成规模的向外传播之地，似并不在彼地区。古犍陀罗地区出现的，右手于通肩袈裟领口边缘内侧置于脸下的佛像，即使早于5世纪甚至早到2、3世纪，但并不是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因这种佛像的手均从通肩袈裟领口中向上伸出而较随意地摆放或作手印，其手被束缚在脸下很小的范围内，不符合袈裟绕右臂外侧下垂于肘下，而使右手臂能够顺畅动作的半偏袒袈裟的标准。

　　因此，吐峪沟44窟中有意识地、较有规模地采用的标准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应是接受某种主流文化成熟而标准的楷模而形成，其来源应不是国外的中亚和印度地区的那种只露出被束缚的手的袈裟形式。

　　三、吐峪沟44窟以西新疆其它地区较早佛教遗物中没有发现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目前，新疆其他佛教遗物中，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发现比5世纪早或比5世纪中叶早的身着半偏袒袈裟的实物形象。

　　高昌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铜质半偏袒袈裟坐佛，其风格较北魏云冈2期相似，故吐鲁番博物馆断代在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

　　德国勒柯克探险队于新疆休尔楚克发现的彩塑佛坐像，其袈裟是半偏袒式，但其时代却晚到了7至8世纪。

　　虽然龟兹克孜尔石窟的某些年代方面的推测[4]，曾将其中有些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多数是壁画的形象）划到较早（早于5世纪）的范围内，但这种推测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参考碳14测年的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推断[5]。虽然碳14年代也能将半偏袒袈裟壁画形象可放到较早的4世纪中，但年代的下限，即使较早的下限[6]却延续到了6世纪前期，说明半偏袒袈裟也有可能晚到6世纪前期才在克孜尔石窟中出现。

　　在龟兹库木图喇石窟中，其GK20窟（也被编作新1号窟）甬道左侧龛中保留了一尊较完整的身着半偏袒袈裟的禅定坐佛塑像，也是目前龟兹石窟中发现的唯一完整塑像。但时代不会太早。因为：

　　1.与塑像同时期的库GK20窟侧壁上部壁画，表现列龛坐佛内容，其中有的小坐佛的袈裟形式已是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袈裟，其时代当晚至双领下垂式袈裟在东土出现和流行的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

　　2.其整体风格颇似北魏复法后云冈第2期的某些北魏坐佛，尤其是相似于云冈某些2期小龛中的半袒服坐佛的形象风貌，也同麦积山石窟156窟主尊佛（5世纪末到6世纪初期）相似。

　　3.其头面部形象并不显得古朴雄健，多了许多含蓄内敛的表情，更像北魏云冈2期的造像。

　　4.其袈裟上部边缘为较为厚重装饰的折叠状三角纹，多数证据说明它是较晚的。此纹大量流行在东土，时代在北魏复法之后。而在龟兹石窟中此种佛教文化因素却是如此孤立，在此塑像之前阶段，无论是塑像或壁画中几乎未找到其他相似的例子，故应是接受其东边文化因素，如北魏云冈时期佛像，尤其是云冈二期时代的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佛像因素的影响。故此塑像的塑造应偏晚到5世纪下半叶，考虑到传播的因素，也可能晚到以后的6世纪。

　　5.其袈裟的下部在佛双腿上的分片，右宽左窄，这种做法显得较为灵活，乃在前代佛像双腿上袈裟分片左右对称的较为端正作品之后产生的富于变化的作品，应时代稍晚。现发现的这种形式的雏形和发展形，均时代较晚，如5世纪下半叶的北魏佛像中才出现这种做法[7]，有这种做法的新疆休尔楚克彩塑半偏袒袈裟坐佛像也已晚至7至8世纪了。这种情况旁证了上述对库GK20窟泥塑佛像断代的推测。

　　6.库 GK20 窟泥塑佛像双腿上袈裟其右侧分片部分之所以较宽，是为了能盖住伸在左腿之上的右足，而且双足均隐约在袈裟下显现。足在袈裟下隐约显现，这应是一种比较灵活特殊的风格，乃在前代佛像普遍跣足或足在袈裟下不隐约显现之形象基础上的富于变化的作品，是新出现的风格，应时代稍晚。这种形式在中外早于5世纪下半叶的佛像中不见，而在东土北魏双领下垂佛像中出现，在北周和唐宋阶段的佛像中出现[8]，说明这种形式比较流行的时期不会太早，顶早也可能是在5世纪下半叶开始，而在以后的时代中不断地采用，这种较晚流行的形式，也旁证了上述对库GK20窟泥塑佛像断代的推测。7.库 GK20 窟中，此佛像半偏袒袈裟右臂膀前部垂下的部分，其衣领边缘比较接近于前胸的中部，几乎盖住了整个右臂部，又因左胸前的袈裟衣领缘垂直搭下，使得整个袈裟的面貌接近于双领下垂，这种形式在云冈石窟2期造像中有相似的例子，已经是半偏袒袈裟的晚期形式。河西地区北凉石塔上佛像的半偏袒袈裟，其时代先后排列的顺序趋势，正是右肩偏袒裸露部分被袈裟掩盖渐多的趋势，也是左胸部袈裟边缘逐渐垂直的趋势。这说明了接近于双领下垂式的半偏袒袈裟的时代较晚，旁证了库木图喇的这尊塑像的上述断代。

　　8.库 GK20 窟塑像身上的彩绘和窟中同时代共存的壁画，其色调大体偏暖，应属于龟兹石窟偏晚的时代风貌，也旁证了上述对塑像时代的推断。同时，新疆其他地区自身的历史背景中，也没有文献资料说明产生这种半偏袒袈裟特殊的人文因素。

　　如果说新疆其他地区的自然因素，如多有天气寒冷或温差大的情况，造成偏袒袈裟向半偏袒袈裟过渡的话，那么中亚其他地区甚至内地的北方和山区都有这种可能，新疆地区并非有这种独特的因素。况且这种较极端的而不是中和平稳的气候中，最有可能流行的袈裟形式应是通肩袈裟和偏袒袈裟这两种较极端的、较差别大的袈裟（中和平稳的气候中，才有可能流行中和的、折中样式的半偏袒袈裟）。

　　所以，新疆其他地区，包括古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等石窟中，没有特殊的证据说明其自身会较早出现半偏袒袈裟。

　　至少，在未发现确凿较早的新材料之前可以说，新疆其他地区如古龟兹地区等，不是古高昌石窟的这种半偏袒袈裟的来源地。

　　那么，兴盛、成熟、形成规模的向外传播之地，必在吐鲁番以东的东方地区，而东方地区的古河西地区、古河州、古秦州地区，确实出现了较多、成规模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且其出现时期均在5世纪上半叶。

　　四、河西北凉佛教遗物中出

　　现了较早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在河西地区石窟中，无确凿证据举出北凉时期的半偏袒袈裟形象。

　　但河西地区出土的几座确凿证据的北凉石塔中，出现了较多的半偏袒袈裟的佛像，这至少说明半偏袒袈裟在北凉时的河西地区曾流行。目前，凡是其上刻有半偏袒袈裟佛像的河西北凉石塔，其时代均在433—439年之间，故，吐峪沟44窟半偏袒袈裟，受到河西北凉时期433—439年这段时间半偏袒袈裟的影响是可能的。

　　况且，在吐鲁番也发现2座北凉石塔，也存在半偏袒袈裟的佛像。此石塔为河西北凉政权迁往高昌以后，安周统治高昌时期（442—460 年）的北凉石塔，是受河西北凉石塔影响的同一系列品种，因此，相应地证明，吐峪沟44窟半偏袒袈裟形象，受到河西北凉时期半偏袒袈裟形象的影响是更可能的了。

　　但河西北凉时期半偏袒袈裟又是受到什么地方的影响呢？河西地区的北凉佛教，也难说有自身产生半偏袒袈裟这种独特造型形式的可能，也没有相应的文献与之对应，因此，如上文所述，无证据表明半偏袒袈裟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就只能从东方来寻找其源泉了。

　　五、河州炳灵寺石窟西秦佛像中出现了更早的半偏袒袈裟形象

　　河西以东的古河州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存在许多十六国西秦时代的塑像和壁画，这些塑像组合中的主尊佛，以及壁画中的主尊佛，多有半偏袒袈裟的形象[9]。

　　这些西秦半偏袒袈裟佛像中的代表，为有明确纪年建造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第169窟第6龛的塑像主尊，要比北凉石塔上的半偏袒袈裟佛的年代（433年出现）要早。

　　因此，古河西地区所出现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有可能经由古河州地区传来。

　　但古河州地区的西秦也不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也无证据表明自身创造了半偏袒袈裟形式。

　　西秦169窟中，第6龛的供养僧人，大禅师昙摩毗的画像也还是穿着偏袒袈裟，说明半偏袒袈裟似与胡僧有距离，与西方地区关系并不密切。

　　也说明此种袈裟穿着形式更不是昙摩毗所创，否则，其画像当是有纪念意义的着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因此炳灵寺西秦时期半偏袒袈裟的来源，就应当向古河州以东的地区探索了。而古河州以东地区便是古秦州地区，这里有麦积山石窟。

　　六、麦积山石窟后秦大龛中有可能较早出现了半偏袒袈裟

　　学术界已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程度的麦积山早期洞窟为后秦时期所开凿洞窟的共识，本书前文也进一步研究表明：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大龛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代，大约在412年开始开凿，现存大龛内的主要造像为北魏重塑式重修。此麦积山后秦大龛中，重修的主尊三世佛塑像均为半偏袒袈裟的样式。

　　佛像坐在凹字形高坛基上，三佛基本同样大小，肉髻波纹，半偏袒袈裟边缘在胸、肩处除少许简单的折叠装饰纹外，多呈纵向长条状装饰纹。这种组合连同具体的袈裟形式，以及这种坛基所构成的佛教坛场统一体，在北魏石窟中，甚至北魏单体造像中罕见，故可能不是从北魏某地具体学来的。那么就有北魏人在重修时继承后秦时麦积山石窟原创作品形式的可能。

　　北魏时重修塑像的供养人，在供养时请工匠按照北魏时尚塑造，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他们是在原窟形中，对灭法中被毁的塑像等内容进行重建，必然会想到恢复和模仿不久以前在灭法中被破坏的原作的形式，因此，重修时继承后秦半偏袒袈裟这一原创的主要风格是最为可能的。

　　加之，炳灵寺石窟西秦窟龛与麦积山后秦大龛基本上在同一时间开凿，距离也较近，炳灵寺石窟西秦窟龛已出现了半偏袒袈裟，所以，半偏袒袈裟出现在麦积山石窟后秦大龛中是很可能的。具体地看：

　　麦积、炳灵十六国石窟中，从其反映的无量寿佛和三世佛等佛教内容上看，都受到长安佛教文化的较大影响，这在学术界已基本认同[10]，可以说，虽然它们与后秦首都长安在路程上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后秦的国土或老家根据地上的麦积山石窟，作为曾是后秦属国（西秦）中的炳灵寺石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长安佛教文化的共同产物，在题材和艺术形式上多具有相同点，是应该共同都有半偏袒袈裟形式的。

　　那么，半偏袒袈裟形式在别处还未见或在河西地区出现的时代晚，而在关陇地区的后秦、西秦地区较早出现，且在塑像主尊和壁画的主尊（13图）上表现，而尚未发现在千佛中表现（即使以后发现，也是少数或次要的部分），说明，这种形式是一种强势新生事物，作为主流文化而首先推出。这种主流新生事物可能来自于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即后秦的首都长安地区的佛教文化，即，长安地区佛教文化有某种强势主流思想意识影响了此种袈裟的繁荣和推广。而从种种历史迹象看，十六国后秦长安佛教文化，应该可以说是半偏袒袈裟这种袈裟样式繁荣推广的沃土。

　　七、长安佛教有条件较早产生半偏袒袈裟佛装后秦的长安佛教，是当时北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佛教中心。这种情况是后秦广泛吸收各方面佛教领袖及其所弘传的佛教文化的结果。当时，中国东土佛教界最大的两个领袖是西北后秦长安的鸠摩罗什法师和东南的东晋庐山慧远法师。除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外，姚兴还特别感兴趣于来自东晋慧远的思想甚至行为，并与慧远有多方的联系和给以很着重的关注[11]，以致鸠摩罗什所极力推崇的“空”观思想，只是装点了后秦佛教传译经论的门面，而慧远的思想和行为，如因果报应，神不灭论，崇拜无量寿佛，在庐山上修佛龛[12]，制定僧尼的行为规范的“远规”[13]却使姚兴在理论和实践中处处依照，如写了《通三世论》《通圣人放大光明》[14]，以及在实践中，如本书前文已论，还在麦积崖上兴造了以三世佛为主尊的大龛和无量寿接引佛摩崖大立像，在秦地实行“远规”[15]。这是因为慧远的思想更接近于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

　　因此，姚兴认同慧远的主张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需要。

　　而从国情出发，姚兴一定注意到了东晋地区有关“沙门袒服的争论”。

　　所谓袒服，便是偏袒袈裟，一般指袒露右肩的袈裟着装方式。东晋有人从正统文化出发，对沙门袒服提出质疑[16]，主要认为蔑弃俗礼，不符合中国名教，有不敬自恣之嫌，或有碍风化，或有世俗的凶丧意义。慧远从维护佛教正统出发，为袒服辩护，认为袒服正是“敬”，正是“顺”的表现，且认为僧人乃反俗而动，不趋吉避凶，其袒服正是其舍身修德的表现，正是佛教特殊的“礼”。

　　但从文意上看，慧远虽为沙门袒服辩解，却也只是采取守势而已，已经表面形式上是“争”，实质上是向世俗的礼教“妥协”而用世俗的“礼”这一概念，他极力说明袒服同礼教一样，殊途同归，均可为社会正常秩序服务。因此慧远着重说明袒服是佛教服装的“根本”，但并未限制袈裟形式的“变化”，他在文中甚至认为可“专本达变”。

　　笔者认为，众所周知，因通肩袈裟早已与袒服并行，成为公认的佛装了，彗远不可能只认为袒服是唯一的佛装，他只是说明佛教袒服是合理的，是根本。这同时也启示，慧远在世时，袈裟的样式可能已经有所“多样化”了。在慧远看来，在袒服的这个根本上的“变化”是合理的，只要认识到袈裟深层次的袒右根本就可以，而事实上，无论是半偏袒、双领下垂、通肩袈裟都是从右边开合，都有深层次的袒右属性。因此从彗远“专本达变”一语看，半偏袒袈裟在东晋的产生是可能的。

　　总之，应该可以想象到，当时东晋佛教袈裟领域，在保留着偏袒这一根本中，向着“不袒肩”的方向变化着。袈裟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的要求，对“袒服”的非议应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从历史文物上的情况看也符合这种情况，因为在慧远以后，南朝的袈裟形式普遍发生了变化，到齐永明元年（483 年），已成了标准的双领下垂的汉式袈裟了[17]。而在这之前的东晋、宋、齐，应该有一段几十年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便是半偏袒袈裟阶段，但表现在现存造像上，主要应在了关陇[18]。

　　因此我们可以应有这种认识，在 5 世纪初的东晋慧远的那个时期，汉式袈裟已开始萌芽，佛教受玄学和儒家名教的影响在所难免。从玄学和儒家的角度上看，通肩袈裟还勉强可以接受，并且还可以变通，向着汉式双领下垂式袈裟过度，但袒服却是特有的异端。玄学家可以袒胸露怀，但一般在服装形式上不设计成“露肩式”，儒学家就更稍严谨了。因此，对袒服的攻击应集中在对其露肩膀的不满上了。慧远出身本儒生，他曾在庐山热心讲授儒家的《丧服经》的礼教制度，后来受业的雷次宗还为皇太子讲授过此书。同时，慧远也还在庐山讲授过儒家的《诗经》。因而，具有儒家情结的慧远，其周围吸引了一批文人学者、名流儒生，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继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因此当时的佛教受儒学的影响是必然的，彗远也必然会调和佛教和儒教在服饰制度方面的矛盾。所以慧远在他对袒服的讨论文章中并没有坚持袈裟要露右肩，只是论述（右）袒服使得右手对于做事是“顺”的、是“正”的、是敬的[19]，因此（右）袒服是“顺”的、是“正”的、是敬的，乃袈裟之根本。因此，在不妨碍右手做事的情况下，“不露肩”的袈裟也应是合理的，故，当时的佛教界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袒服向社会习俗妥协的形式，即肩膀不露，但袈裟右肩衣襟可下裹至右臂肘下，然后仍然在胸前呈斜披上左肩的形式。这种形式，既保留了偏袒袈裟的某种形式，给予了右手自由劳作的“顺”“正”的意思，又部分地或绝大部分地用袈裟一角覆盖了右肩膀。这种袈裟的右手臂可自由地上下左右在身体的前侧露出，基本符合慧远所谓袒服“右顺”的目的，故可称之为半偏袒袈裟。

　　如此，既照顾到偏袒袈裟之“右顺敬”根本，又照顾到礼教世俗服制，且可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半偏袒袈裟在东晋当时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在东晋温差不是很大的温带气候条件下的产生是很有可能的（在稍热、稍冷、温差比较大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偏袒和通肩袈裟的形式。当然，东晋半偏袒袈裟的产生也不排除受到中亚地区也许早就出现的，右手于通肩袈裟领口伸出形象的影响，因为只需将这种形式中右手臂向前下方伸出，压于袈裟边缘之上就是半偏袒袈裟，就符合右顺，又便于劳作的半偏袒袈裟标准了）。

　　一直关注东晋佛教的后秦佛教界中的皇帝信徒姚兴，当会受到东晋“沙门袒服之争”中慧远思想的影响，也会从中了解到东晋佛教服饰的新潮，进而效法，甚至会以皇帝之尊迅速地在长安佛教界推行半偏袒袈裟这种形式。事实上，与后秦长安佛教和古秦州佛教有紧密关系的西秦炳灵寺石窟中，出现了这种典型的半偏袒袈裟的造型就是对上述推断的明确证明。

　　因此，虽未能举出东晋的这种半偏袒袈裟样式在文物上的遗存例证，但至少长安佛教界影响的河州炳灵寺石窟甚至秦州麦积山石窟，有了这种袒服向世俗礼制妥协的“折中样式”，这应该说是受到了东晋地区有关“袒服之争”及其相应的袈裟服饰改革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加之，由于有皇帝的亲自参与，后秦长安佛教很可能是这种半偏袒袈裟从意识和实践方面更有力的推广和繁荣之处。

　　学术界一般认为，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褒衣博带袈裟是东土文化的产物，同样，可以考虑，与之紧密联系的半偏袒袈裟也应是东土文化的产物，其思想根源从代表中华文化正统的东晋地区出发，并在实践上主要影响到了关陇地区。

　　八、关陇石窟的麦积炳灵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

　　从汉朝曾在此地设戊己校尉以及以后不断曾隶属于东方政权的情况看，从吐鲁番地区曾出土后秦白雀元年文书的情况看，古高昌与河西与后秦的联系应是畅通的，在佛教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可能的。

　　从东晋世俗礼教界与佛教界在5世纪初“沙门袒服之争”的历史事实，和炳灵、麦积石窟出现早期半偏袒袈裟的现象（420年及其之前，有可能早到麦积山石窟大规模开凿的412年），以及河西北凉石塔上的半偏袒袈裟佛的出现的时间在433年，并进一步影响到古高昌吐峪沟44窟的情况看，可勾勒出半偏袒袈裟在5世纪时，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产生，以及向西传播的思想源流和现存文物方面的“西渐”轨迹：

　　即由东晋到长安，到麦积、炳灵，到河西北凉石塔，到新疆吐鲁番北凉石塔、吐峪沟44窟，然后再进一步向西传播。

　　目前看，5—6 世纪已初步传播到今库木图喇的古龟兹地区了。历史上，安周北凉残部在5世纪中叶以后的继续西遁所到达地区，有可能也带去半偏袒袈裟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证明。

　　在炳灵寺石窟中，其西秦半偏袒袈裟是在塑像主尊和壁画的主尊中出现，未发现在千佛中出现，而土峪沟44窟壁画中，主尊、千佛、供养人中均出现了半偏袒袈裟的形象，说明了半偏袒袈裟的表现，有一个从开始的主要的领域，渐变到后来多领域的普遍化过程，也说明吐峪沟44窟中的半偏袒袈裟的出现是受别处影响来的，否则不会一下子出现在较多领域。

　　上述这种传播是半偏袒袈裟早期的西渐。

　　半偏袒袈裟后期的西渐在以后的世纪中继续存在，这种西渐不断地从中国东方开始进行，并将中原新风格带去西域，以至在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和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等均出现了后期半偏袒袈裟的形式，并且有许多壁画中出现了新型的具有唐代吴道子线描形式的半偏袒袈裟。

　　同样，东土北方地区从北魏开始，也继承了后秦、西秦、北凉时期就在麦积、炳灵和凉州出现的半偏袒袈裟，并且不断创新，在右肩搭一角这一特点上，还出现了在已经穿着了衣物的右肩上也还象征性地又斜搭了袈裟一角的形式[20]。到了隋唐，半偏袒袈裟形式显得更加自然写实，并影响以后各代。

　　总之，5世纪上叶的关陇佛教，仅从现存半偏袒袈裟这个角度上看，就已经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了。而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石窟 44窟可以说是5世纪关陇佛教文化，在半偏袒袈裟文化因素方面早期西渐的一个重要衔接处，一个较集中的体现处。

　　九、从半偏袒袈裟角度看吐峪沟44窟开凿时代

　　从以上所述半偏袒袈裟从东晋、关陇及河西“西渐”的情况看，半偏袒袈裟在高昌地区吐峪沟44窟的出现，是一种对东土佛教文化吸收或认同的结果。

　　规模稍大的石窟，往往是统治阶级或贵族或高级僧侣所首先开创的。历史上，北凉统治阶级上层曾在河西地区提倡兴建石窟[21]，并对中土文化认同而传播半偏袒袈裟[22]，后来北凉政权因北魏的压迫而败离河西，举国西迁并带去僧人和工匠到高昌（442—460年），可以为上述这种对东土佛教文化吸收或认同的情况作一注脚，即北凉政权的西迁有可能开始带去了这种结果而体现在吐峪沟44窟中。当然，在这之前的高昌郡时期，高昌也有可能受到河西半偏袒袈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在吐峪沟44窟中。这样就可以从半偏袒袈裟的角度推测吐峪沟44窟开凿的上限大略在（北凉石塔出现半偏袒袈裟佛像的）433年。

　　那么其下限从半偏袒袈裟的角度也可作出相应的推论。吐峪沟44 窟中的半偏袒袈裟，其共存的其他袈裟都没有出现双领下垂式袈裟，故窟中袈裟的总体风格是处在稍“古朴”的半偏袒袈裟阶段，还没晚到双领下垂式袈裟由东土西渐到新疆这个阶段，所以此窟开凿时代的下限当在新疆开始出现双领下垂式袈裟之前。而双领下垂式袈裟首先在东土出现于 5 世纪下叶，考虑到向西传播的过程，吐峪沟 44窟开凿时代的下限可放在双领下垂式袈裟已开始基本普遍存在于东土的5世纪末。

　　所以吐峪沟44窟从半偏袒袈裟所看的时代，在433年至5世纪末这个阶段中。这与此前某些学者曾综合地对此窟的断代也大致相合[23]，也说明此窟处于半偏袒袈裟阶段判断的正确性，半偏袒袈裟的断代意义是明显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5世纪中下叶时，以古高昌为起点，半偏袒袈裟在西域的继续西渐拉开了序幕。库木图喇GK20窟中的半偏袒袈裟坐佛塑像，应是吐峪沟44窟之后半偏袒袈裟形式继续西渐的遗存。

　　由于吐峪沟44窟的开凿时代不太晚，基本早于6世纪，故有可能对东边的莫高窟早期洞窟在北魏迁洛前后的重修和开凿产生影响，尤其可能对莫高窟北魏迁洛以后不久（494—528年）开凿的275窟[24]中本生壁画应有所影响。从两者的艺术风格上看似也符合这种推测。莫高窟 275 窟本生壁画体现了稍晚的较娴熟一类的风格，吐峪沟 44窟的本生壁画体现了稍早的更具有龟兹风格的紧劲连绵而朴实凝练的描绘。在构图上，吐峪沟44窟的本生壁画也显得是开创阶段的，有较多龟兹风的朴茂、紧结风格，莫高窟275窟本生壁画也显得是继承阶段的，少了些龟兹风的，乃自由、宽博一些的风格。

　　结语

　　随着地缘和政治的链接，也显示出文化传播的链接。5世纪东土佛教文化与高昌石窟中的吐峪沟44窟在半偏袒袈裟这一现象中的联系，显示出东土佛教文化在此阶段西渐的轨迹。

　　东晋的沙门袒服之争是半偏袒袈裟产生于东土的理论基础，麦积、炳灵石窟中的半偏袒袈裟遗物是我们西渐结论的现实文物依据，是枢纽和关键所在。而吐峪沟44窟内袈裟的其他具体方面的东方因素也还有，在前人对此窟汉风壁画因素研究[25]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在半偏袒袈裟西渐这一现象的启示中更加地指出。

　　本文认为，半偏袒袈裟作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表现，作为汉式袈裟过渡阶段的一个方面，既可照顾到佛教重要特征的偏袒袈裟的特点，又能照顾到中国的国情，所以一直兴盛到现在。

　　而无独有偶，北魏时出现的“偏衫”[26]同样也是这种照顾到中国国情要求的进一步反映。

　　同时，北魏的一些半偏袒袈裟佛像的右肩处，一般应较绷紧的袈裟边缘中，作出一特意设计的向下圆状凸出，其加强覆盖肩膀的意图十分明显[27]。

　　故，照顾中国国情风俗“不露肩”的要求，而产生半偏袒袈裟的推断，似更肯定。因此，结合佛教的东传和西渐，半偏袒袈裟应该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是我们应着重注意的对象。以往一般认为大约7—8世纪，东土佛教文化对西域石窟艺术产生了大的影响，如存在着许多汉风绘画，且分布在高昌和龟兹等较大的地区，但在谈到5—6世纪时的此种汉风影响到高昌时，没再谈到此阶段汉风由高昌继续向西的影响，而且，在汉风艺术的论述中，未曾刊布半偏袒袈裟这一重要的因素[28]。

　　笔者认为，半偏袒袈裟也应是一种汉风的体现，是汉文化对佛教文化改造或相互尊重、相互适应的体现，且是在佛教文化较为核心的服饰文化部分的取向，就更具有直接性和深刻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东土佛教文化在5世纪中下叶这个阶段中，就已经开始对西域石窟艺术产生较深刻的影响了，只不过是初步的，早期的。

　　早期的东方佛教文化对西部石窟艺术的影响，不是只到河西走廊地区或微弱地到高昌地区就结束了，目前看，5世纪中下叶时，已初步且较深刻地影响到了新疆东部的古高昌地区，5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甚至影响到了新疆古龟兹的部分地区了，对其他新疆地区的早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

　　以上的推论，基于半偏袒袈裟形象，未在国外或新疆西部发现更早实物，于是乃产生于中国东土的认识。而，即使今后发现或确认西域和印度及新疆西部其他地区存在更早期半偏袒袈裟形象而推测影响了中国佛教艺术，但，从吐鲁番以东现存有关半偏袒袈裟文物遗存的时间、类型和组合的情况看（见上文多处提示），关陇地区也更倾向于是接受半偏袒袈裟的早期繁荣、推广之地，故，吐峪沟44窟的半偏袒袈裟形式，仍然应该存在来自东土的传播因素。

　　东土传播因素，现存文物证据的关键是十六国时期的关陇石窟，而当时关陇石窟的最大规模者是后秦开凿的麦积山石窟，正是由于麦积山石窟较早在后秦长安佛教时期开窟造像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认，使得半偏袒袈裟从长安的西渐纽带得以加强。而西渐事实的确认也进一步绑定麦积山后秦开窟的结论。

　　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炳灵、麦积、云冈、龙门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麦积山石窟后秦洞窟是佛窟中国化的重要纽带

　　前言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其原型乃一较大的自然洞窟，其作为大型佛殿窟的开始时间，学术界公认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公元420年之前不久[29]）。这时佛教主要从西域传来中原。

　　笔者注意到：

　　在此之前的西域，国内外佛教石窟的窟形已经较为成熟，如在国外的印度、中亚地区的石窟中，国内的新疆、敦煌地区的石窟中，在5世纪以前，及5世纪初，已出现了人工建造的，较为规整的中心柱窟、佛殿窟、僧房窟等其它类型的洞窟，且以中心柱窟为主[30]。其绝大部分洞窟形制在做工方面的特点是较“规整”。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这种完全利用自然洞窟作为其佛殿洞窟的大轮廓，在总体窟形方面较少人为加工的，好像“自然大龛”的，多自然因素类型的洞窟，显然以其“自然因素”有别于“人工因素”，有别于其西方地区大量出现的早期石窟的成制。其出现，与上述已成风气的西方人工因素洞窟相比较，显得较为突兀，显然并没有接受西域传来佛教石窟形制的规整传统。

　　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为最具自然因素，还有一批在时间和地域上紧密联系的，具有自然因素的洞窟。故，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凸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值得探讨。

　　一、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的早期阶段普遍存在着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

　　中原北方地区（这里不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乃传统的中原主流文化所主导区域，存在着无论是时代上和规模上都较早和较大的佛教石窟群，即：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此四个较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型制，普遍存在着自然因素。它们主要是：炳灵寺石窟第 169 窟，麦积山石窟的“姚秦五龛”（第 90 窟、第 165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和第98窟和第57窟，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第20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第1443窟）。

　　1.炳灵寺石窟

　　第169窟基本为自然洞窟的轮廓，人工得修造较少，其平面为较为横扁的马蹄形，顶为穹隆形，口稍微收，但因为整个窟龛较大，故整体感觉是自然敞口大龛。

　　2.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第90窟、第165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均为人工开凿的敞口大龛，且如同较为敞口的自然洞窟状。其转角处均较为浑圆，不作较规整状，因此其大致横长方形的底平面近似横扁平马蹄状，大致横长方形的顶部近似低平的穹隆顶，洞窟整体乃人工开凿的追求一种自然的淳朴效果，第165窟顶部的仿天宫的盝顶也仅仅用没有任何装饰感的阴刻线表示了一下微意。

　　第98窟为摩崖窟，在自然崖壁横凸岩之下，人工依崖势浅浅开凿为敞口龛。第57窟为自然洞窟，正壁上方渗水，口微收，整体为敞口大龛状。

　　第57窟为自然洞窟，正壁上方渗水，口微收，整体为敞口大龛状。

　　3.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均作平面马蹄形，穹窿顶，虽大多有前壁，非敞口（20 窟推测原无前壁，为敞口状[31]），但窟内各壁大多浑朴状，为明显仿自然洞的作派，有“天似穹庐”之态。

　　4.龙门石窟

　　古阳洞是天然溶洞经人工改造的洞窟，只是比起上述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诸早期洞窟，在纵深方面较显著，乃纵向狭长式敞口洞窟[32]，初为山体内泉水长期溶蚀所形成的管状纵向敞口石洞，后被工匠在顶部和三壁上因势修整开凿龛像。

　　上述各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反映了一种共性或共同的取向，即在开始开窟时，对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有所“着重”偏好，在洞窟设计理念上，自然因素是一种“着意”的选择。

　　二、四大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

　　1.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第169窟的原型是较大型自然洞窟，因此，仅从自然大洞窟的角度，当闻名得最早，有可能作为最早的名胜而为世人所知，尤其为方士和宗教界人士所知，而被他们最早利用。有些零星的文字也廓定了些许情况：

　　（1）《水经注》引《秦州记》，记载积石山（今炳灵寺石窟所在地）这段黄河岸边高崖上有“唐述窟”、“时亮窟”，并且时亮窟曾藏古书五笥[33]。《秦州记》这里并未记佛教的内容，说明这种大型天然洞窟成为大型佛窟[34]之前，已被人们广为传说了。

　　（2）炳灵寺石窟正位于传说中，上古大禹导河的积石山上，山下即是黄河，黄河之上层岩中神秘的石穴，应当被古人所注意到，故围绕神秘的天然石洞，比《秦州记》所处时代更早，就可能有“禹穴”的传说。唐杜甫诗中所谓“藏书闻禹穴，读书忆仇池”[35]的诗句，当是上述这种古代传说的追记。

　　总之，炳灵寺第169窟开始闻名于世的时间，当在人们将它利用为佛窟（5世纪初）之前。因为作为一个传说，其产生和发展的时间段不会较短暂，故炳灵寺第169窟，作为著名洞府，为世人所熟知，或传说为宗教界所利用的时间，早于5世纪是没有问题的。

　　2.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及第98窟，开凿在5世纪初的412年至417年之间[36]，其闻名也在412年之后。

　　还有一个自然洞窟第57窟，被人们利用为宗教服务的时间要稍早于“姚秦五龛”及第98窟，是三泉圣水中最大的一股圣水洞[37]，当在412年之前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就闻名，其闻名虽可能早过5世纪，但未见更早内容的记载或传说，故其闻名于世的程度比不上有“禹穴”传说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3.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的开凿，晚至北魏时的5世纪中期[38]，亦闻名在这之后。

　　4.龙门石窟

　　古阳洞，未见其早于5世纪晚期就有所闻名的记载。

　　故，4处石窟早期具有自然因素的洞窟，其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是：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第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第2，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第3，龙门石窟早期洞窟第4.

　　三、四大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程度的比较

　　上述四石窟早期洞窟中，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最多，窟中人工修造成分相对很小。

　　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虽大多系人工开凿，但均无前壁，顶稍穹隆，较多地保持着自然山龛的意象。

　　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均系人工开凿，虽内部大多追求浑朴的自然结构，但多数洞窟存在着规整的前壁和规整的明窗。

　　龙门石窟早期洞窟，虽也是利用天然原始洞窟，但对原始洞窟进行了规整化的开凿，雕凿上显得更为精细，洞窟形制也较为精致了，故除了敞开的窟口及少许顶部保留着自然因素外，其余部分的自然成分则较为改观。

　　因此，从自然因素程度由高到低的依次排列看，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第 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第 2，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第 3，龙门石窟早期洞窟第4.

　　四、四大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的关系

　　上述4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以及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递减变化，提示我们这4石窟早期洞窟形制在自然因素方面的关系。

　　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缘起

　　由于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这种自然洞窟较早出现并较早闻名，麦积山石窟早期一批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较浓的洞窟，不能排除受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等自然洞窟的影响。

　　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除敞口、底平面圆角横长方形和低穹隆顶外，有的窟（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还存在正、左、右三壁前的凹字形坛基，并且有的窟（第 74 窟、第 78窟、第51窟）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二小龛。这种窟形较为特别，在此之前并未见有如此洞窟的样板。

　　由于凹字坛基上，在正、左、右3面壁前塑造三世佛形象，且在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的二小龛内，分别造思惟菩萨和交脚菩萨，故此坛基和两小龛的布局设计不排除受内容题材要求的影响。但题材的要求，并不能决定这种洞窟设计的全部，其他洞窟形制也可以表现这种内容题材，如中心柱窟也可。故上述这种特殊的窟形似乎还应有其他的特殊诱因。笔者注意到：

　　（1）炳169窟底平面中间下部为缺外部的漏斗状，但基本上在窟内正、左、右壁前，有较为突出的 3 处较宽的底圈部分，围成了一个类似凹字形的坛基。这是缺外部漏斗的口沿部分，这种漏斗口沿3/4部分的凸沿，可作为一种借鉴。即：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似受到炳灵寺第169窟那样的自然敞口山龛“漏斗状底平面”漏斗口沿形制的影响。

　　（2）无独有偶，麦积山石窟第57窟也是漏斗状敞口山龛，也同样存在着似凹字形坛基的漏斗3/4口沿，于是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亦可能就近直接受到了麦积山石窟第57窟的影响。

　　至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在其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二小龛的设计，除了别的原因[39]外，在设计位置上，很可能也受到自然洞窟的影响。

　　（1）炳灵寺石窟第172窟亦为自然洞窟，其位置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左侧同一水平面上，相距不远。在巨大的崖面上结合这两个窟统一观察，能有所启发。在巨大的崖面上，在包括这两个窟和这两个窟之间朝下处的很大一个面积上，有一处自然的凹陷，虽其进深相对稍浅，但整体也不失如同一个巨大的山龛。这样，形成一种格局，即，在此一巨大的山龛正壁左、右上方的2个三壁面交角处，正好是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在总体观感上，亦形成一个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两个小龛的敞口大龛形象。这种宏观的自然洞窟形象，也可诱导这种形式的人工模拟。

　　（2）麦积山石窟第57窟，同样在其正壁左、右上方的两个三壁面转角处，也各有一天然的小龛（右小龛已自然风化模糊）。因为此两处渗水，水蚀形成了两个小龛。二小龛的形成，与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形成是同样的原理，且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应当在麦积山石窟开创时期的十六国后秦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于是，这样的自然面貌，就更有可能就近直接启发麦积山石窟早期，人工开凿的注重自然因素的大龛，在其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做出二小龛的设计了。

　　麦积山石窟第98窟的形制，只是对自然崖面的稍事改造，弱化了窟室的人工开掘效果，强化了露天自然效果。这明显也是受到自然浅山龛的影响。

　　2.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缘起

　　从四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渐变的时间次第看，昙曜五窟的自然因素是通过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综合传达的。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基本有两种，由窟内主尊造像的姿势而形成区别。第16窟、第18窟、第19窟为立佛窟，第17窟为高座修长的菩萨窟，第20窟为坐佛窟。因此，第20窟为较敦实型的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为较瘦高型的窟。

　　第20窟为敞口的低栱龛，其自然平缓隆起之顶的样式，更接近于麦积山“姚秦五龛”。这种样式可体现出，大佛于敞口大龛中直接面对众生的宽宏气魄，似受到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多为坐佛主尊）形制的影响。

　　瘦高型窟的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虽然在人工建造自然效果的方法上，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一致，但其高穹隆顶更接近于炳灵寺第169窟，有可能受到炳169窟自然高穹隆顶的影响。在建造中取高穹窿顶，有加固窟室的作用。

　　因先造的敞口第20窟推测当时就有所坍塌[40]，影响了其余几个洞窟的设计，于是起瘦高形窟，并留出前壁进一步加固。

　　另外，“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规模”，也是受到麦积山石窟早期大型自然效果龛群和炳灵寺石窟第 169 窟这种大型自然龛室的影响的。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群中，虽某些单个龛并不太巨大，但龛群在山崖上的整体规模较大。第98窟高14余米，其立佛高近14米。这种规模都是“昙曜五窟”所要具体参照和欲超过的。

　　“昙曜五窟”在开凿之始，因当时北魏政权已统一北方，必然要考虑到在整体规模和同类单窟规模上要超过麦积山石窟。在上下规模无条件层层加高的情况下，于是在水平排列上下工夫，基本上在整体规模上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规模。同时，在同类单窟规模上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而且，其窟中的立佛、坐佛、菩萨主尊高度也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同种造像。

　　炳169窟的窟内自然高度大约为15米，窟内是立佛主尊。于是“昙曜五窟”的立佛、立菩萨窟高度要超过之，其高度在15米至17米之间。昙曜五窟窟内的宽、深度，也基本上与炳灵寺第169窟的自然宽深度大体相仿或超越之。昙曜五窟更具有整体规模的超越优势。这些均应是在借鉴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所建造的优势。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正壁中间部分明显凸出，这在云冈昙曜五窟中的第16窟、17窟、第18窟、第19窟中相同位置处，同样表现明显。云冈昙曜五窟形制的这种作式，虽然有附着正壁前造像的目的，但这样的设计，明显借鉴了炳灵寺第169窟自然构造的特点，借鉴了炳灵寺第169窟也于此处顺势附着造像的创意。从形制整体看，如此作为，洞窟结构也更趋稳固。

　　昙曜五窟均有“敞口”情结，第20窟原即敞口。其余窟虽有前壁，但其前壁与左、右壁交汇的转折却较明显，大大区别于其正、左、右壁转折处较浑朴，较具自然因素的状态，实际上表现了其正、左、右壁组合成的“原始敞口”状态。这明显地受到自然敞口大龛形象的影响，那么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早期敞口大龛对它们的影响就不能排除。如果说自然敞口洞窟的口部，有的还存在些许自然“收口”的情况，麦积山“姚秦五龛”却是追求较“敞口”的典型。那么，“昙曜五窟”这种“敞口”情结，似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更有联系些。

　　总之，今山西省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有可能主要“就近[41]”

　　受到更早出现的，今甘肃省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是“自然因素”。

　　3.龙门石窟古阳洞洞窟形制的缘起

　　古阳洞佛窟的初期建造，大约在5世纪末到6世纪初，此时的佛教洞窟形制已经多样，但龙门石窟的最初洞窟却选择了自然因素的窟型，不能不让我们认为，它还是延续了某种传统，即继承了从炳灵寺石窟，到麦积山石窟，到云冈石窟，其早期洞窟形制均多自然因素的传统。

　　炳灵寺第169窟基本是自然洞窟，故基本无需谈到具体模式方面的缘起，但其中少许的人工，实际是尊重自然因素的顺势而为。麦积山于412年左右，后秦皇家的大规模开窟，在秦地影响是巨大的。炳灵寺第169窟之中的人工佛事修造，只做敞口龛，不做有前壁的洞室，应该也是与麦积山早期敞口龛兴造的互动。

　　五、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与“时亮窟”

　　从《秦州记》的记载上看，“时亮窟”的突出特点是，区域中最高、最深、最大的洞窟[42]。在炳灵寺石窟及其周边区域内的洞窟中，唯一能满足这些特点的洞窟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43]。

　　自然溶洞，因水从山的内部渗透溶蚀而出，故洞子能一直向山体内部延伸，其渗水的分支小穴在大洞穴的幽暗处有莫测之感。加之有漏斗自内向外、自高向低延伸而来，故从下观之，进深似比洞口的面阔尺寸要长，因此才有洞深很大于洞宽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看，溶洞让人们感到幽深和玄妙，更能有神仙洞府之感。故，《秦州记》记载中稍小的“唐述窟”[44]，也应是天然溶蚀洞，只不过风化和溶蚀得稍小和稍浅一点。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周围的山体上，多分布着众多的不规则溶蚀孔洞（也会洞中有洞），点缀在崖面上，形成奇怪的凸凹，会使崖面如同鬼面，形成山水画中“鬼脸皴”或“骷髅皴”的原型。《秦州记》记载中的“唐述窟”，不应是众溶蚀孔洞中的较小者，而应是比较大者。大的溶蚀孔洞，装饰在高崖上，远远望去，本身就有“鬼面”或“骷髅”之感。故《水经注》中，将“唐述”一词训为“鬼”义[45]，排除神话传说（有“神鬼游走于其间”）的成分，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

　　进一步讲，所谓“鬼面”，首先轮廓不规则，其次孔洞如骷髅。

　　因此大窟本身就像鬼面轮廓，小孔洞3个组合也像骷髅。故所谓“唐述窟”，即“鬼窟”，即“鬼面窟”，即“骷髅窟”。《秦州记》中与“时亮窟”并记的“唐述窟”，应是炳灵寺石窟区域内，第169窟附近（根据记载在其东边）的“鬼面窟”中的一个稍大者。

　　因此，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是区域内最大的鬼面窟，“唐述窟”应是其附近的一个较著名的鬼面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同第172窟及其下方凸凹的崖面所形成自然龛，从宏观上看，也是一个巨大的“鬼面”或“骷髅”，上方二窟分别似流淌液体的眼窝，下方根据其凸凹，可以想象其狰狞或恐怖之面形。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附近的野鸡沟中有一大石缝，并非水溶蚀所形成的“鬼面窟”大洞，乃大石斜横向断裂的裂口，在山坡上可随意登临，有近在眼前、一览无余之感，故不玄妙，且口大开，不深，更谈不上是奇妙洞府。故不应是时亮窟[46]，也不应是唐述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作为溶蚀风化洞窟，其顶部还遍布溶蚀风化后的石纹所形成的自然美丽的花纹，因此，这个“时亮窟”的特点，除了高、深、大外，还应该加上一个“玄”字。

　　来自“东方”的“读书人”时亮[47]对此窟的青睐，也说明此窟符合“东方”中原文化的审美标准，故有条件作为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洞府，而利用为佛窟，并进一步影响“东方”文化区域内佛窟形制的设计。

　　六、佛教洞窟形制东方化

　　1.“自然因素”乃贵族供养人的有意选择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古阳洞”，乃最高统治者和亲贵所供养兴造的石窟[48]。显赫的帝王亲贵们本来有能力造作精美的大工程，但所造佛窟形制如此简陋，说明，其“简陋”，并非主要为了节省，其决定因素是设计取向。

　　因此，上述洞窟，应当是在洞窟开凿之初，被有意识地开凿为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被有意识地与西域地区大多数较为规整的石窟区别开来，使之带有“东方”地域特点。

　　2.洞窟形制的主流从中心柱窟到佛殿窟发生了改变

　　在佛教洞窟形制中，西域中心柱窟主流，到了中原北方地区，突然改变。表现是，强调自然因素的佛殿窟的异军突起。这种在洞窟形制中强调自然因素的“创新”影响深远，以至于在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中就不再出现中心柱窟了。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中心柱窟亦不再成为主流。以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为主要标志，中原北方地区佛教洞窟形制的主流发生了变化，中心柱窟虽然还出现，但在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中，佛殿窟亦形成了最重要的势头，在某些石窟中成为主流或唯一洞窟形制。

　　3.石窟受东方或内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中国化或中原化

　　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上述这些早期洞窟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原北方地区有自己特色的初期洞窟，比之西域风格的洞窟，应该说明显地进一步中国化了。具体表现为，由自然因素发展来的佛殿窟。

　　虽然上述洞窟均处在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开创时期，难免会因技术不成熟而有简便为之的因素，但其一贯的，持续的，逐渐形成流派的做法，却提示我们，这可能隐隐受支配于中国中原的主流文化，是一种传统理念使然。

　　中国中原主流传统宗教修行窟室概念，是黄老道学的修行窟，均崇尚自然，

　　大多如自然之洞穴，洞中应玄虚，具自然圆融之气。于是，在这种传统因素的自然修行洞窟影响下的佛窟，一种情况是因地治宜地利用自然洞窟，一种情况是人工造出具有自然因素的洞府。如此，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从佛教石窟开始兴造时，其形制，就以从自然洞府发展来的佛殿式洞窟作为了开端。

　　“自然”有古朴的意境，也有超凡的意韵，故有着“初始”和“祖庭”的意义在内。这也似是中原北方地区初期佛教洞窟，为什么总要追求一些自然因素的原因之一。如此，体现了其作为石窟群初期的龙头老大地位。因为在宗教中，凡出家祖师，并非居住在华屋中，而是岩栖穴处，随遇而安，自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象。朴素的居处，更像其祖庭，也更衬托了其法力的强大，能胜天，能物我两忘。

　　于是，将佛安处在多自然因素的洞穴中，尤其是较自然的敞口龛中，也会更突出佛祖面对自然的从容，突出佛处在自然十方三世中的法力无边。相对而言，华丽的庙堂，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发展居处。

　　所以，谈到佛窟的进一步中国化问题，从中原北方地区初期窟型中的自然因素看，明显地受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佛或佛法也符合这种境界，于是也可将这种境界用在佛窟形制上。上述这些中原北方地区的初期佛教石窟的初期洞窟形制，不但可以说带有自然因素，也可以说带有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因素。

　　同时，对比早期洞窟以后的洞窟，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窟型发展的大体轨迹是，从开始时自然主义较浓，逐渐走向自然主义较减弱，然后走向此基础上的规整，并逐渐加上前壁，并进一步规整（如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等），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即世俗华丽的庙堂式石窟。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合理后续发展形式。

　　故，如果细分窟型，以“敞口”因素和“自然因素”为“龛”，以四壁紧密结合的华堂石窟为“窟”的话，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形制的发展轨迹是：龛在前，窟在后。

　　另外，在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的初期，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洞窟形制上，在其洞窟中的其他方面也多有天人合一的因素，如雕、塑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较为贴壁如浮雕（塑）的“佛影”效果，雕、塑像和壁画中的形象均显得不是那么细谨工整，有朴茂之感，且较穿插分布。这些自然朴拙的因素，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向此基础上的规整化的。

　　追根溯源，印度原也有佛陀在山区出家悟道居止的天然修行窟（如在天竺灵鹫山），这应该是将佛像修造在自然洞窟，或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洞窟的理论基础。

　　于是，当佛教及佛窟开凿活动传到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时，与中国中原流行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互动，使佛像处在自然环境中的，多自然因素的洞窟中，即是自然而然的。

　　较早的（约建造在东汉）今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石窟[49]就是如此，其凿出的简朴浅显的石佛像和佛龛，错落在高低起伏的自然山岩上，在中国佛教石窟或石刻形制中，在多自然因素方面，是更早的滥觞处之一。

　　东晋时，慧远在庐山所造的佛影龛，依其龛铭的文意，背山临流，亦多具自然因素[50]。

　　这些其它的早期的佛教石窟，而且是较处在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佛教石窟，更早或基本上同时也出现了“自然主义天人合一”式佛教石窟。有此铺垫和相互影响，中原北方地区早期佛教石窟，较为普遍地流行自然因素的洞窟，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参考基本同时或之后的，南朝中心地区佛教，也基本上可得出同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南朝中心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其地域中的佛教石窟较少，且其洞窟形制，正巧也多是自然因素较多的山龛型[51]。我们知道，南朝是当时最代表中国汉文化的主要地域，一般来说是当时中国正统文化所在地，其山龛型的佛窟形制正说明，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教洞窟型制，正合中国主流思想传统。

　　因此，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其多具自然因素的洞窟形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的结果，是西来佛窟经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是佛教石窟进一步“中国化”或“中原化”或“汉化”或“东方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因为，从洞窟多种现象变化的比较上看，在佛教石窟“中原化”或“汉化”的进程中，洞窟形制应是首先变化的部分，其它的方面，诸如造像面型、造像服饰等方面的变化，则不及洞窟形制方面的变化“早”或“幅度大”。

　　虽然在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之后的历史阶段中，佛教洞窟形制总体有所“规整化”，但个别洞窟形制的多具“自然因素”的例子仍然存在，较为自然一些的山龛形式在某些地点仍然出现。

　　如甘肃省武山县水帘洞石窟中北周大坐佛所在的自然悬崖浅龛，及其千佛洞等处的北周至隋时期造像的自然悬崖龛；甘肃省西和县八峰崖石窟中宋代造像的自然山龛；四川省乐山大佛（唐）龛；四川省安岳石窟卧佛（唐）龛，浙江省杭州西湖石窟（五代一明）等等很多。这些佛窟形制，以其自然的形态，点缀着自然山川，形成宗教与山水的一种和谐艺术，不断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

　　结语

　　综上所述，窟型作为佛教石窟的重要载体，其面貌的变化是石窟大体方面的变化，因此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在5世纪，佛教主要从西域传入内地，西域佛教洞窟形制主要是较规整的中心柱窟，但5世纪上半叶传到中原北方地区黄河以东的第一批佛教洞窟，或黄河以东四大石窟群中的早期佛教洞窟，却普遍地未曾采用这种中心柱窟形制，而采用了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殿窟形制，这说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所介入和选择。佛教石窟艺术的进一步中国化（或东方化、中原化、汉化）进程迈出了明显的步伐。对自然因素的借重，应该说是此步伐的开端。

　　由于麦积山石窟较早开窟于后秦，较早借重自然因素，由人工大规模开凿出（炳灵寺169窟基本是利用为）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殿窟，必然会影响到以后中国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窟的开凿，因此在佛教石窟中国化的步伐中，相对于其它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