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

第一章 从文化层位上看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

　　炳灵寺第 1 窟对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断代的启示——以麦积山西崖立佛龛与周边洞窟的层位关系为基础推断<；/h2>；

　　前言

　　关于麦积山石窟是否现存在着十六国时期的遗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第78窟开窟时代的判定上，形成主张北魏开窟和十六国开窟的两派分歧。分歧是学者们对第78窟仇池镇供养人题记（北魏时期）与洞窟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所致。一派认为题记时间表明开窟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北魏时期的[1]；一派认为题记时间乃重修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十六国时期的。[2]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给麦积山石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历史价值的定位带来困惑。我们认为，第78窟作为一个孤例，对它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故难以说明孰对孰错，如果仍纠缠于对第78窟的争论，将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到另外的窟上呢？我们可将目光关注到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即麦积山石窟第98窟。同时，由于为了解决北魏与十六国的时代分歧，我们需要十六国时期的题记这种直接的证据，因为麦积山石窟缺乏十六国时期具有题记的考古学标型洞窟，我们不得不将目光从麦积山移向具有十六国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并连带地移向炳灵寺第1窟大佛龛。这样，我们就在麦积山石窟本身和麦积山石窟之外开拓了视野，或许将有利于我们解决上述争论，将石窟研究深入下去。

　　一、炳灵寺的摩崖接引佛

　　首先，我们看炳灵寺石窟第1窟。

　　该窟位于炳灵寺下寺西南端的姊妹峰下，型制为对天然悬崖稍事修整的摩崖大龛。此窟利用天然悬崖横向凸脊部分作窟檐并将悬崖稍事凿平作为此窟的正壁，顺便减地凿出佛的石胎，再上薄泥塑出佛像。

　　龛中原存1立佛2胁侍立菩萨，表面明代重修，后来，剥离出立佛底层塑像。

　　底层立佛高4.6米，高肉髻，发较薄，发髻上为浅阴刻线的水圈纹，面相丰阔，长眉大眼，抿嘴，唇较细长，嘴角上翘，双耳长而垂肩，颈粗壮，躯体健伟，着通肩袈裟（透体），衣纹呈V字型。立佛手及小臂残失。

　　炳灵寺寺沟的走向是东北（高）、西南（低）方向。第1窟的位置在炳灵寺石窟寺沟的西南端的西北坡山崖上。故当古代信徒由西南端自下而上进入寺沟拜佛的时候，首先于左手上方的西北坡上山崖，第一眼看到的是此炳灵寺石窟西方姊妹峰下之第1窟立佛。

　　第一：因为此立佛在整个石窟寺的西端或西部、西崖。

　　第二：此立佛位于迎接众信徒的地位，凡从寺沟进出的人，都要从此佛的脚下经过。

　　故此立佛有可能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从天空而降，立于空中高处[3]，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形象，即“接引佛”的形象。

　　那么此立佛的时代是什么呢？根据此立佛的形象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西秦立佛，如第7龛的立佛极为相似，故也应为西秦立佛。这在学术界基本得到公认。如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编的《炳灵寺石窟》图录中[4]，将第1窟立佛的时代标明为西秦；又如宿白先生“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5]一文第三部分中也记有：“炳灵寺西秦龛像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龛像。”

　　另外，无量寿佛这个题材在西秦时代也是一个流行的题材，现按照《炳灵寺第169窟》一书对西秦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题名的登记[6]统计如下：

　　1.北壁（左壁）上层最西侧编号1的浅龛中绘有一佛结跏趺坐于覆莲上，禅定印，着通肩袈裟，彩绘背项光，面积约0.20×0.20平方米，其东侧墨书榜题：“……陀之像”。笔者按，题记当为“阿弥陀佛之像”字样。

　　2.北壁中层崖壁编号6的凹龛内泥塑主佛东侧上方墨书题名“无量寿佛”。右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观世音菩萨”，左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大势至菩萨”。

　　3.第6龛东侧较高处，依崖壁插木桩，以横竖相间的树枝，和草拌泥而做成莲瓣背屏式，编号为 7 的龛中，东侧有一方壁画，残宽0.75米，高0.65米，中绘一小坐佛，墨书题名“阿弥陀佛”。

　　4.上述第7龛壁画阿弥陀佛坐佛右侧原绘一佛二菩萨，现只存一菩萨，题名“大势至菩萨”。故其主尊亦当为“阿弥陀佛”。

　　5.在第7 龛下，在不平整的崖面上敷泥绘制编号为11 的壁画。自上而下分为4组。第3组西侧画面宽0.50米，高0.41米，绘一佛二菩萨，其西侧菩萨左上方有墨书题名“无量寿佛”，应是第10号上层壁画被毁佛像的题名。

　　6.在上述编号为11的壁画下第3组壁画东侧菩萨上方，有两个榜题，其中一方不清，应是此菩萨的题名，一方为“无量寿佛”，应是原来下层壁画佛像题名，原佛像在后来重绘时抹掉。

　　7.上述编号为11 的壁画下第3组中间部分绘一佛说法。画面高0.47米，宽0.23米。佛高0.26米，结跏趺坐于覆莲上，墨书题名“无量寿佛”。

　　8.上述编号为11 的壁画下第4组西侧部分，绘一结跏趺坐佛，其东侧墨书题名“弥……”。笔者按，因“弥”之前有一字，故很有可能此题名为“阿弥陀佛”。

　　9.北壁下层近洞口处，在崖壁凹进处敷泥作背屏式、编号为 14的龛中，其龛正上方斜壁墨书《佛说未曾有经》，其上方绘1组壁画，残存2坐佛，其中东侧1身题名为“阿弥陀佛”。

　　以上共9处西秦时代的阿弥陀佛题记说明，西秦时期，炳灵寺石窟存在着普遍的（阿弥陀）无量寿佛崇拜，而其他题材的墨书题名在西秦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中，均未发现有9处之多。故可以说，无量寿佛崇拜是当时炳灵寺石窟或西秦佛教的主要内容。

　　所以，炳灵寺石窟第1窟大立佛，作为“西秦无量寿佛”不是孤立的。而历史上大力提倡无量寿佛崇奉的主要在东晋，庐山慧远的影响波及四方。因此，炳灵寺西秦石窟存在着那么多无量寿佛方面的题材就不奇怪了。

　　另外，与东晋佛教界分庭抗礼的后秦长安佛教界也崇拜无量寿佛。其国师鸠摩罗什在长安于弘始四年（402年）译出了《无量寿经》。同时，长安佛教界与东晋庐山慧远有着密切的联系，慧远同鸠摩罗什和后秦主姚兴均有通信。[7]因此，无量寿佛崇奉思潮因有后秦帝王对慧远思想和鸠摩罗什译经的亲自关注，在后秦也会盛极一时，与东晋庐山相呼应。那么，作为曾是后秦的藩属国[8]，同处于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文化圈中的西秦，其佛教必然受到后秦长安佛教崇奉无量寿佛的影响，故特别多无量寿佛题材就更不奇怪了。

　　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情况看，炳灵寺石窟寺沟口西部山崖上的，第1窟摩崖大立佛，当为站立的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即“接引佛”。

　　二、麦积山的摩崖接引佛

　　其次，我们观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此立佛位于西崖正中最显要的位置，高 12.44 米。大佛的头顶上方的崖面上有一道横向的罅痕，其上有一横向凸脊，大佛及其左右胁侍菩萨所在的第98窟就利用此脊作为其上檐。另外，檐下于崖面上取平，减地凿出大佛及其胁侍的石胎，形成第98窟摩崖浅龛的规模。

　　从西崖大立佛是立姿，和其龛较浅的情况看，与炳灵寺石窟第1窟立佛有相似之处。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立佛也位于窟群的西部，位于最显赫的部位，也是古代信众自下而上，自西而东进入窟区的第一眼之所见。唐之前的一些木构寺院建筑正在西崖和中崖下[9]，古人是由西崖下山坡的凹处进入“石窟寺”的（其余的地方均沟深坡陡）。故，麦积山西崖更是古人首先参拜的地方，是主要的进出之地。同样，西崖大立佛也位于进入寺区时的左手上方。这些因素均与炳灵寺第1窟大立佛，位于窟区西端主要必经之地，也位于由此进入时的左手上方的情形相似。

　　因此，同炳灵寺第1窟相似，麦积山西崖立佛也似应该是从西方净土自空而来的“接引佛”。

　　如果这只是推论的话，那么此大立佛脚下的云头（现存为隋至宋代所补塑。）就更证明了这一推论。因为根据佛经，无量寿佛是立于空中云间接引众生的，立于云头之佛更应该理解为“接引佛”，至少宋代人给我们下了这样的“注脚”。因为古人比现在的我们，了解的，尤其是亲眼看到的实物，在麦积山石窟题材方面的信息要多，他们的注脚应该得到重视。从本文其他方面的分析看，也是吻合的，因此，宋人的注脚使我们更应该相信西崖大立佛为接引佛。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佛脚下编号为第167窟，面向西方的隋代小龛，与大立佛所踏云头之间的关系也佐证了大佛为无量寿（接引）佛这一推断。

　　因为虽然此龛中主佛已残失，但存在其长方形佛座，后有背光和火焰纹，故其主尊是坐佛。而云头正好选在从法座右侧上沿塑出升起。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呢？联系到西崖大佛为无量寿佛就好理解了。这种现象可以同“接引佛”联系上。第167窟体积较小的，面向西方的主尊可以被看成远处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具体地看，第167窟与西崖大佛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远处西方的阿弥陀佛，从法座（因坐佛面向西，故从法座右侧）上腾身向东北方向飞来，飞向此地娑婆世界的西北地区，接触麦积崖西壁而现身接引。由此，进一步佐证了西崖大佛为无量寿佛的推论。否则，用别的佛教观念似乎很难与此种现象挂钩，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因此，麦积山石窟第98窟，其中1立佛应为无量寿接引佛，与2立胁侍菩萨（应为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共同组成西方三圣。

　　三、麦积山摩崖接引佛大龛与周边洞窟考古学层位关系分析

　　那么，麦积山西崖的这尊接引大立佛能早到什么时候呢？能否同炳灵寺石窟第1窟大立佛的时代相联系呢？

　　这里要具体分析。炳灵寺第 1 窟的接引佛已被揭露出原作的面目，可以从风格方面就判断出此立佛的时代为西秦。但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未被揭示出原作部分，而是被覆盖着后代重修的层位，因此，其时代仅从表象上，往往被推后。比如，从其右胁侍菩萨装束风格似北周至隋的特点，此西崖大佛曾被认为是隋代作品。[10]

　　但如此断代，西崖大佛所在的第98窟则与其周边北魏和西魏洞窟在崖面上的布局相矛盾。

　　因为，从考古学层位上看，第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可划定为一个某时代的文化层位。在第98窟左、右旁边的窟，分别是北魏或西魏的第100窟、第128窟、第115窟、第117窟、第132窟、第133窟、第123窟等，这些窟总体可代表一个北魏至西魏时代的文化层位。

　　于是形成一种格局，即第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文化层位在中间，似打破了北魏至西魏时代的崖面文化层位。但仔细考察后，发现并没有上述打破关系，因为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并没有发现北魏、西魏洞窟被破坏和被掩盖的痕迹。北魏、西魏洞窟一般较深，如果被浅龛打破，必留痕迹，但无，说明不是打破关系。于是至少是共存关系，即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和周边洞窟部分都是北魏至西魏文化层。

　　下面是具体解释，即：

　　假如我们设想，第98窟摩崖大佛龛为较晚的北周或隋代文化层，但是，按常理，较早的北魏和西魏人不会在开洞窟时，为后来的北周或隋代的人留下“中间”这么好的一大片崖面来修大佛龛，因此，第98 窟摩崖大佛龛不可能作为北周或隋代文化层的窟龛。于是，此麦积山西崖大佛龛只可能早至北魏至西魏这一时间段，才能解释其鹤立于西崖上北魏至西魏众窟中心位置的景况。甚至根据此窟被3个北魏窟（第115窟、第100窟、第128窟）包围，被1个西魏窟（123窟）打破的情况看，此窟可早至北魏。

　　实际上，“西崖大佛北魏说”早已有之。1987年，在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出的《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第98窟的图版说明（李西民，蒋毅明撰）中，此窟的时代被定为北魏，惜无论证。或许他们文外的论证同本文一致，也或许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但都加强了上文的观点。

　　那么，西崖大佛所在的第98窟在北魏又能早到什么阶段呢？笔者认为，位于第98窟下部左、右的第128窟和第100窟为北魏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的窟[11]，因此，麦积山第98窟至迟可到文成复法到迁洛前期这一阶段。

　　然而遍查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甚至整个北魏乃至以后的西魏时期，摩崖大立佛为主的窟龛几乎没有（更不用说有摩崖西方三圣龛了）。北魏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的第16、18窟虽有大立佛，但窟型却非敞口，立佛雕凿于穹隆壁上，不符合摩崖形式，因此，麦积山西崖第98窟假定为“北魏”的摩崖龛，乃“孤例”，难以成立。因此，麦积山西崖第98窟大佛龛这一文化层，并不存在与北魏文化层“共存”的可能性。

　　根据上文考古学文化层位的推断，麦积山西崖大佛龛这一文化层，又不存在比北魏晚的情况，故只能把它看成是北魏之前的作品了。其层位在北魏文化层之下。

　　在麦积山，北魏文化层之下即十六国文化层，故麦积山西崖大佛的时代可早至十六国时期。

　　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地区有大立佛的相关材料可佐证上述结论。

　　1.龟兹石窟大立佛

　　龟兹石窟的早期，公认可早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即3、4世纪，此时已多有大像窟。如克孜尔石窟第47窟，其中的大立佛像在10米以上。虽然其大立佛像为窟内中心柱上的大立佛像，但此种于垂直壁面上的高浮雕式的大立佛，应对摩崖立佛的雕凿有诱导作用。

　　后秦长安多西域来往僧人，国师鸠摩罗什亦从龟兹来，故后秦佛教界当知西域有大立佛像，且是贴壁大立佛。

　　2.炳灵寺石窟大立佛

　　首先，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有多身十六国时期西秦立佛，其中较大较完整的2身，正壁中间上方偏左石胎泥塑1身，高约4米。左壁泥塑1身，高2.30米。

　　其次，上文已论及的炳灵寺十六国时期西秦的第1窟接引大立佛龛，同麦积山第98窟西崖接引大立佛龛，在具体细节上很相似。

　　从洞窟形制上看，两者都是摩崖浅龛窟，都曾利用山崖横向之脊作为窟龛之上檐。从造像题材上看，都可能是表现无量寿佛自空而来的接引佛的形象。从造像风格上看，都是石胎泥塑的高浮雕形式。佛的姿态都是头部紧贴于崖壁，作昂头挺胸，双腿微叉的立式，目视前方。炳灵寺第1窟立佛虽残损，仍可见其双小臂原是伸向前的。麦积山第98窟之立佛，虽因后代重修的情况多，仍可见左小臂向前伸的相似之处，其右小臂于十六国时期也有可能向前伸。

　　因此，进一步推断，结合与麦积山石窟较近，同在黄河以东黄土高原秦地上的，炳灵寺第1窟西秦摩崖接引佛大像龛，麦积山西崖第98窟摩崖接引佛大像龛，似可认为能早到十六国阶段的西秦时。

　　然而，结合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西秦政权主要影响了炳灵寺石窟，而对距离其根据地较远的麦积山石窟的影响较小，它与麦积山石窟有联系的史料较少。但后秦政权与麦积山石窟相关的史料较多。因此，麦积山石窟西崖大佛更有可能早至十六国阶段的后秦时。

　　具体地看：

　　1.西秦政权与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的关系（较少）

　　西秦政权与麦积山发生关系，当在后秦政权灭亡之际，即西秦政权向东扩张，并攻占麦积山所在地上邽地区之时。

　　据《资治通鉴》（以下所引纪年及史事多出自此书，一般不再注明），后秦永和二年（417 年）八月，东晋刘裕克长安，后秦帝姚泓降，后秦灭。十月，西秦左丞相昙达等击原后秦上邽镇将姚艾，艾谴使称藩，炽槃以艾为秦州牧。按，此时，西秦政权才与麦积山所在地的上邽发生关系，但还只是称藩的关系，而非实际的统治，就如同西秦、北凉、南凉、西凉政权也曾经称藩于后秦政权一样，既有联合，又有斗争，非一心，宗主国非真正统治藩地。因此才有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九月，姚艾叛西秦，降于北凉之举。后来姚艾叔父隽率众逐艾，复归于西秦，西秦以昙达为秦州牧，镇南安，实际上统治秦州（包括上邽），但是在12月，终于徙上邽民五千户于枹罕。说明西秦政权即使实际在上邽统治，其基础也不牢固，因为在战乱后迁民，那么这五千民似应包括一些动荡因素而不得不被迁往西秦的首都加以监视。即使不是这样，也说明西秦政权无心在上邽这个地方经营，如同北魏无心注重经营凉州和长安，迁凉州和长安民户和工匠于平城一样，目的都是要经营自己的首都。同时，西秦政权把州治不是放在上邽而是南安，一来说明上邽可能动荡不安，二来说明西秦政权也不把上邽作为重点地区而着重经营了。而确实是这样，西秦政权逐渐失去了对上邽地区的统治。因为，西秦建弘二年（421年）春正月，西秦攻上邽，遇霖雨而还，说明上邽此时已非西秦所有。以后西秦政权直至灭亡，再未占领过上邽。因此，从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九月至西秦建弘二年（421年）正月，西秦政权实际统治上邽至多两年半，而且头尾处有战乱，其余时或许也不稳定。

　　因此，一来时间短，二来不重视经营上邽，虽然西秦在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前后在炳灵寺造像，麦积山西崖大佛造于西秦的可能性亦较小。且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造得比西秦首都附近的炳灵寺第1窟无量寿立佛要大，这在西秦更应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玄高继西秦统治上邽之后来麦积山时，麦积山佛教的盛况[12]可以说明西秦麦积山佛教的兴盛，也可以说明后秦时麦积山佛教的兴盛，因兴盛似非西秦短短的统治时间内所能形成。

　　除此再未见到其他的史料说明西秦政权与麦积山无量寿佛大立佛有什么更紧密的联系。

　　2.后秦政权与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的关系

　　（1）后秦时已有开凿石窟的可能因炳灵寺石窟在公元420年已开始建造，此时，离后秦灭亡的公元417年不久，并与后秦同属于以后秦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文化圈内，故推测在公元417年之前一段时间，后秦国内开佛窟是有可能的。同时，开窟造像与禅观有关。后秦国师鸠摩罗什译有《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经》、《思维略要法》，[13]后秦坐禅风行[14]，客观上鼓励了开窟造像。在这个大气候中，东晋的佛陀跋陀罗也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和《观佛三昧海经》[15]。麦积山西崖大立佛符合当时对立佛禅观的需要。并且，鸠摩罗什原从龟兹来，龟兹至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就有佛窟的开凿和大立佛的兴造，故，后秦国内于此时的开凿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更是有条件和可能性的。

　　（2）后秦政权统治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的时间较长

　　后秦建初元年（386年）九月开始，后秦帝姚苌以弟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上邽。后来于次年失去上邽。但从396年开始，后秦陇西王姚硕德镇上邽，至公元416年秦州上邽地区陷于战乱，并于公元417年成为西秦藩属，这段时间，有约20年的时间处在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官方还是僧人和民众都更有条件于麦积山从容开窟造像。

　　（3）麦积山所在的秦州地区正是后秦皇帝的老家故里

　　其始祖皇帝姚弋仲的墓就安置于秦州冀城，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在今甘谷县境内，故秦州也是其祖陵所在地。[16]后秦重臣尹纬也是秦州天水人。后秦主姚苌、姚兴、姚泓也多以皇族人员镇秦州上邽，如姚硕德、姚弼、姚嵩、姚艾等。因此，作为其皇族的发祥地，后秦统治者应当是非常重视经营此地的。那么，在姚兴统治以后，崇佛日盛，视同国教，后秦政权的佛事活动在此地自然应当也是一个重点地区。而麦积崖作为秦地林泉之冠，“名胜僧占多”，故在此处造佛像是很可能的。

　　（4）后秦主姚兴推崇西方净土崇拜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方僧人观念无量寿佛有一定风气的情况下，姚兴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年）二月复请鸠摩罗什译出《无量寿经》，[17]这应是他崇奉无量寿佛的需要所至。而几乎同时，庐山的慧远在东晋元兴元年（402年）七月大力提倡无量寿佛崇拜，与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同誓，愿往生西方净土[18]。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慧远听说西域国石室中有“佛影”（笔者按，或自然纹理，或绘画，或浮雕等），乃命人背山临流，营筑龛室，绘佛“光相”；第二年著《佛影铭》刻于石上，并请著名文学家谢灵运也著铭“以充刊刻”。[19]

　　笔者按，慧远于龛室中绘“佛影”或“光相”一定会对周边产生很大的影响，因庐山慧远的号召力不但有鉴于中土，而且远播西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测也”[20]。姚兴作为一个大力提倡佛教的君主，很注意代表中华文化正统所在地的东晋王朝的佛教动态，有仰慕、效仿、交流甚至超越的想法都是是很正常的。因此他一方面与慧远有书信来往，并赠慧远礼物及鸠摩罗什的译作[21]，一方面受影响，使得他或后秦佛教界，也于野外背山临流处，兴造龛室，是有可能的。而在奉拜无量寿佛具有广泛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受影响于庐山和西域石窟，加之创新超越的想法，后秦信徒于秦地名山，背山临流，造大型无量寿佛摩崖山龛，应是很有可能的。几乎与此同时或以后的西秦炳灵寺石窟中，许多坐或立式无量寿佛龛也旁证了这一点。

　　（5）在政治上，后秦政权需要造无量寿佛

　　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后秦与东晋在当时是南北方政权的代表。因在这时之前，前秦与东晋分庭抗礼，而后秦是以正统的地位取代前秦定都长安的。故姚兴在政治上对于东晋是采取分庭抗礼的态度的，那么，在文化上，尤其是佛教上亦向这方面努力。他除大力推崇儒学等文化之外，尤为突出的是对佛教的弘扬和利用，主要是为其政权的政治服务。因此，他不惜动用大军从遥远的河西将佛学大师鸠摩罗什请到长安，给鸠摩罗什以国师的待遇。而鸠摩罗什与东晋的佛教领袖慧远有书信往来，探讨佛理，不分高下。因此，后秦佛教的兴盛面貌，与东晋佛教独特精神的远近闻名，可谓旗鼓相当。姚兴一方面有仰慕、效仿东晋佛教的愿望，一方面有使后秦佛教与东晋佛教相抗衡的愿望。因此在东晋地区崇拜西方无量寿佛的风气日盛之时，姚兴复请鸠摩罗什重新翻译了更畅晓易懂的《无量寿经》后，在西域和庐山都出现“石室”“佛龛”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家乡的麦积山也建造后秦自己特色的无量寿佛摩崖（西方三圣）“佛龛”。

　　况且，从世俗政治的角度考虑，后秦在西北，故崇拜西方有政治含义，有利于后秦。同时，后秦国更接近于西方，后秦国就更应该崇拜西方净土，更有条件往生西方净土，更应营造西方净土飞来的“佛影”。而麦积山不但是后秦主的老家之名胜，而且是在后秦国较稳定的西部地区的名胜，故后秦的从西方净土飞来的佛影，理应在此营造。北魏崔浩曾评姚兴曰：“好事虚名而少实用”[22]，因此，在麦积山造无量寿佛也应是姚兴政治方面一个“尚虚名”的体现。那么，出于分庭抗礼的因素，出于“西方”净土的因素，出于秦地林泉之冠的因素，出于皇族家乡的因素，应当较早就有僧人活动的麦积山自然就成为“后秦的庐山”，从而造出更雄伟的无量寿佛“佛影”了。

　　（6）在大乘佛理探讨方面，姚兴的佛学理论执拗地认同净土崇拜

　　令人奇怪的是，在后秦的长安，鸠摩罗什的哲学是反对任何实体存在的，按理，姚兴应崇尚“无”，但姚兴却认同“有”。姚兴在《答安成侯姚嵩》中有载：“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太迳廷，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圣人当然指的是佛教等圣人，其中应包括无量寿佛。慧远为了同中国文化的实际相结合，提倡崇拜无量寿佛，自然强调“有”，致力于对神不灭的宣传，并与鸠摩罗什在有无实体方面展开了辩论。鸠摩罗什虚幻而冷漠的抽象哲理，可能不会被姚兴在现实实践中接受，而慧远永恒的无量寿佛的“有”却与他希望国运永恒，万世一统的帝王思想产生了共鸣。因此，姚兴与慧远取得了一致，故特别强调造无量寿佛是合情合理的，他的佛学理论和佛教实践，无非也是立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实际和政治“虚名”的。在长安佛教界与姚兴观点基本一致的还有僧睿、僧肇等，且僧睿、僧鉴、慧通等皆愿往生西方安养，其中僧睿、僧肇、僧鉴皆是鸠摩罗什的门生弟子[23]。

　　（7）后秦皇族中多有信奉佛教者

　　如姚兴之弟左将军安成侯姚嵩、大将军常山公姚显，曾受姚兴影响，同信奉佛教，屡请鸠摩罗什在长安讲说新经[24]。姚兴曾赐姚嵩珠佛像和自己的佛学论文，姚嵩上表感谢，并提到姚兴曾亲营“像事”[25]。

　　笔者按，不管亲营“像事”是指珠佛像还是其它佛像，都说明姚兴对佛像的兴造很感兴趣。后来，姚兴又命姚嵩把珠佛像赠送给庐山的慧远。

　　当初，姚嵩也曾写信给慧远告知鸠摩罗什已到长安[26]。据《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姚嵩于公元412年曾任秦州刺史。此年慧远在庐山造“佛影”，鸠摩罗什也仍在世。公元416年，姚嵩也曾任上邽守将。姚兴、慧远与鸠摩罗什的影响及自己对佛教的热忱，不能不使他在秦州任上有佛事活动的特殊作为。

　　公元412年，慧远造“佛影”，姚嵩也被姚兴派往秦州任刺史，这难道是巧合吗？根据上文的分析可能不是，他到秦州可能与营“像事”有关。按《庐山记》卷1载，慧远营“佛影”时，当时江州刺史孟怀玉、别驾王乔之、晋安太守殷隐、黄门毛修之皆为之撰写铭赞，说明这是当时庐山的一件盛事。同时，在佛教圣地营造像事的盛举，在当时多得到了地方官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皇帝的老家故里地区，由当地刺史或官员出面，由皇族人员出面，代表皇家，选择僧占的名胜麦积崖造佛像不是不可能的。而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姚嵩作为具体承办的供养人则是最有可能的。

　　后语

　　从诸多方面的因素看，麦积山石窟第98窟摩崖大佛龛的开凿，与西秦时代的关系较少，而与后秦时代的关系较密切。

　　而宋人的有关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麦积山东崖有宋人题记曰：“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姚秦（后秦），成于元魏”。宋本《方舆揽胜》卷69云：“姚兴凿山而修。”宋人的《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有“东晋起迹”之说。

　　笔者按，无论此“东晋”是指后秦还是后秦之前的时间，均不影响麦积山第98窟上述开凿于后秦的判断，因为，如果“东晋”是指后秦之前，其“起迹”佛窟，可理解为利用自然漏斗状自然洞窟（如57窟等）而修的佛窟，而后秦时的所谓“胜迹”当是指第98窟这类的人工开凿的大龛。何况后秦之前并无证据与第98窟相联系，故上述记载则更加证明麦积山第98窟是后秦时所造。

　　宋人更有可能比我们占有一些麦积山石窟始凿的信息。一方面宋代时已塑造麦积山西崖大佛足下所踏云头，表明此佛为西方无量寿（阿弥陀）佛，与我们从其它角度对此佛名称的判断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我们以考古学文化层位为基础分析，结合历史背景，判断此大立佛兴造的时代为后秦，这与宋人的麦积山胜迹始开凿于“姚秦”，乃“姚兴”开凿等内容的记载也正相符。

　　后秦与西域交通便利，长安多西域来往僧人，故后秦佛教界当知西域有大立佛像，且是依壁形式的大立佛。因此在东晋庐山又造“佛影”的氛围中，在无量寿佛崇拜风行的氛围中，后秦政权在麦积山造摩崖接引大立佛是合理的，是受庐山和西域共同影响的结果。于是，出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要求，处于“无量寿佛”自空而来接引众生的要求，为达到令人极力仰视之目的，故麦积山西崖大佛（同炳灵寺第1窟大佛一样）开凿于高高的山崖之表的敞口浅龛中，与山崖浑然一体，使立佛如悬于半空，而令众生于较遥远处也易看见佛的形象。

　　虽然此西崖大立佛表面主要为宋代重修层，使我们目前难窥其内部，但据20世纪80年代维修此大佛龛的工作人员[27]回忆，透过宋代重修泥层残破面部的孔洞和裂隙，可看到内层比较古朴的佛像面貌。

　　当时维修的工作人员所看到的古朴佛像可能是隋或北周重修层，而愈内愈古，则最内部的大立佛、大立胁侍菩萨石胎，应是后秦石胎。

　　总之，对麦积山石窟西崖摩崖大立佛所在的第98窟的认识，通过炳灵寺石窟第1窟的启示，并参照其与周边洞窟的考古学层位关系等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作为代表，作为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口，使我们认识到，麦积山石窟的开创时期，推断能早至十六国的后秦。当时，同炳灵寺石窟一样，崇奉无量寿佛也是麦积山石窟中非常主要的思想内容之一。

　　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

　　之前，我们曾主要用考古学文化层位“打破”，“共存”的分析方法，推断了麦积山石窟西崖第98窟摩崖西方三圣大像龛为后秦时开凿。而接下来，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层位“叠压”方面考察，我们还可以将其它一些洞窟进一步列入后秦开凿的范围。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层位，就是焚烧痕迹。

　　一、西崖第78窟

　　1.前人代表性的对于关键焚烧痕迹的观察和推断

　　步连生先生在《麦积山塑像的源流辨析》（载于《麦积山石窟》，阎文儒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写到：

　　“我于麦积山考察时，还看到该画（北魏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剥落处露出基台的木框架，有一段被焚烧炭化的痕迹……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七十八窟塑像和开窟年代都是很好的证据。结合塑像、窟形自身的特点和上引文献等文字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七十八窟应在太武灭法时遭焚烧，因佛像毁损不太严重，所以复法不久，或复法之初就被修复，因此‘仇池镇’供养人画也应在这个时期所画，大概是不会大错。故此，对上述第七十八窟和与其风格相同的第七十四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最早窟龛与塑像，推定下限年代不会晚过十六国西秦时代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笔者观察

　　在坛基壁面上未发现仇池镇壁画直接迭压更下层壁画的痕迹。

　　但此仇池镇壁画的粗泥层，于正坛基前侧壁面叠压了竖置和横置的曾被焚烧过的木材，上部横木的前部和下部有被焚烧出的“圆弧状”的缺口。此木材用于建造坛基前部和上沿部的骨架。且在横置焚木“圆弧状”的缺口凹处填充物中，有一土块，上有残留的壁画图案。此图案发黄，较为古朴，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风格大略相同。

　　3.讨论

　　①第78窟开凿在仇池镇供养之前

　　笔者同意步连生先生将烧木作为重要的研究线索的看法，因为他代表一个层位，可透露出关键的历史信息。

　　如果首次在仇池镇供养时开窟的话，断不会用烧过的木头，甚至用中空残损的木头作为庄严佛殿正中坛基前沿的横向支撑骨架的。因为：一来，供养人虔诚心不会如此，否则乃是“不净”或“不敬”。二来，供养人壁画表明供养人数众多，众人的财力也不至于非要用烧木不可。三来，即使利用烧木建造，也极应将烧木未被烧的一面放在坛基沿的外侧，以便使坛基上部的外边沿，方便于规整的建设目的，但却相反。

　　可以推测，在仇池镇供养之前当已开此窟，然后遭到破坏，其坛基被破坏得露出木骨，且木骨在此次破坏中曾被焚烧，仇池镇供养时乃重修。因为，很好理解，即使原有的东西残损或被焚，重修时，一般依原迹再包一层而已，一般不会大动干戈，去翻动原焚木摆放的阴阳向背，甚至清理出所有原来的东西而不要。因为在劫灰上重建是合情合理的，被焚坏的木头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以被重新利用且不必改动原来的内部结构和木材的阴阳向背。以前的壁画残块同被焚的木材一样，也可作为新建时的填充物，一来可以利用，二来不忍“废弃”，这种做法也是对旧的佛教实物“入藏”于新佛教实物内的一种“功德”。

　　②第78窟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坛基的损坏和焚烧当是“人为”的。因地震不至于损坏坛基，野火也不至于如此凑巧于坛基受损坏而露出木骨时出现，况麦积山区潮湿的气候不致出现野火。故有意的击破和焚烧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失火或废弃后有人在洞内暂居生火，但那也是人为的破坏废弃而失于管理的结果。

　　历史上北魏太武帝曾经下诏：“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烧毁”[28]的历史事实，笔者同意步连生先生的看法，第78窟应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③窟内塑像为仇池镇供养人重塑

　　第78窟右壁坐佛背屏左下侧可见2层泥皮，其下层泥皮与塑像俱为一体，从其延伸的层位关系上看，均迭压在烧木层位之上。

　　背屏下层壁画基本风化，较为模糊，但未发现有较厚重的石色痕迹，其颜色应较为疏淡，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风格较为接近。上层泥皮壁画较为“艳”，有较厚的石色，且图案较紧密，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淡雅、古朴的风格不同，为更晚的一次重修现象。

　　右壁背屏下层壁画的颜色虽模糊和古朴，但可能不会早至仇池镇供养之前，因其风格不能肯定早，故有可能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同一层位。

　　另外，在仇池镇供养之前，坛基已遭到人为的破坏，其塑像、背屏和壁画当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因为它们更显著，更易遭到破坏，且其破坏也应彻底些。因此，仇池镇供养之前的背屏当已不复存在，故现存底层背屏和塑像更进一步判断当为仇池镇供养时所为。

　　如此，则与此窟众多[29]的供养人的情况在用工规模上相符合，如果仇池镇供养人壁画中反映的几十个供养人的重修而不去塑像，则不太可能。

　　因此，步连生先生在《麦积山石窟塑像的源流辨析》中，把塑像也认为其“下限年代不会晚过十六国西秦时代”是错误的。

　　笔者观察，虽然第78窟主佛的左臂下袈裟破损处可以看到上下两层，内层较素面，外层为现存有较重颜色的塑像表面。但窟内其余塑像，均未发现有明显相似的两个泥皮文化层的现象。故主佛左臂下的破损处可能是塑造过程中，塑工感觉造型不足后而有所补充的重叠现象。如果这种叠压现象的上层单单被认为是仇池镇供养时期的重修现象，那么它的重修规模就太小了，与众多的供养人相比大显不符，更与塑像的基础即坛基遭到破坏，原塑像不可能存在，于是不可能重修的情况相矛盾，因此，单单一小块重叠的上层，不应是仇池镇的重修以前塑像的现象。

　　而如果此左臂破损处的上层真是重修现象的话，那也是仇池镇供养时期重造塑像之后的又一个更晚的时代的又一次小规模重修时所为，底层较素的面可以被认为是仇池镇供养人所造塑像的一块较素的表面，这也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风格较素是一致的。

　　而且此窟塑像基本只有塑像层和重修层2层，塑像表层与窟内背屏和壁画表层为一个层位，其颜色为较厚重鲜艳的风格，这也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大相径庭，故那种认为仇池镇只重修了塑像的表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更说明了，基于塑像叠压在焚烧层上，塑像同层的背屏壁画又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风格不矛盾，现存塑像不应是开窟时原塑，而是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重塑的，是重塑性质的重修塑像。

　　二、西崖第90窟

　　无独有偶，笔者进一步发现，第90窟同样出现了烧木层位现象，同样应引起我们对第90窟开凿时代的思考。

　　观察：

　　在其凹字形坛基上，在正中坛基前沿横放着一木，并延伸至左右坛基上。在正壁前坛基与右壁前坛基的交角处，此横木被烧断，且在正坛基口沿部和左坛基口沿部上的木头均遭焚烧，以至木头外侧表面有寸余的厚度被焚烧掉，其现存表面呈坑凹的焚余状态，但其前部和上部基本被磨掉了炭迹，呈现为光滑的面貌，而正、左坛基口沿上的横木下方，尚余一些黑炭迹。

　　在坛基上，在正壁前主尊佛像右侧，在清理了鸟粪等垃圾之后，可以看到有一段纵向的被焚毁的木头，此烧木乃是从上述横木烧断处延伸进去的。在坛基上，与此纵向烧木交接的另2段横木亦在交接处被烧断，可见炭化的断面等残留，位置在正坛基上主坐佛的右前侧和右坛基坐佛的左侧。

　　此窟塑像有2个层位，底层是与第78窟坐佛像相似风格的北魏坐佛像，叠压在上述被焚烧的木头上。

　　讨论：

　　第90窟虽比第78窟略小，无正壁上方左右的2个小龛，但其敞口形大龛的形式以及坛基的形式和三坐佛的造像题材都一样，均属早期洞窟。

　　第90窟虽然没有底层叠压关系在题记方面的断代依据，但根据同第78窟同属早期洞窟，窟内层位现象接近，尤其是都出现下层焚烧痕迹的情况看，在历史上二者有同样或相似的际遇。

　　具体地看，底层的烧木竟然被拦腰烧断，并一直烧到洞窟内部，烧到位于坛基泥底的骨架至殆尽，故须破坏坛基才能如此。其主佛右侧的烧木明显在北魏塑像层的下面，其时间应在后代香客在洞内烤火的情况之前。因此，第90窟的烧木情况极有可能同第78窟的情况一样，属太武帝灭法对洞窟的破坏所形成的景象。

　　至于叠压在烧木上的塑像，或者与第78窟仇池镇供养人同一拨所塑，或者在此时间左右不久。

　　同第78窟一样，开始开凿时不会用烧木，故第90窟当也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三、西崖第74窟

　　观察：

　　在第74窟，虽然没有找到明显的烧木痕迹，但与正坛基交汇的右坛基的上沿处，有一段纵向木头残件，与横担在正坛基前沿，并延伸至左右坛基上，插入底层塑像下的横木以榫卯相接。

　　图774 窟坛基前焚木残形

　　此残件贴附坛基的一侧较平，而其显露在外的侧面，因为其形态为近乎凹面的斧锛形，凹面边缘呈“圆弧状”，而且是“天然”非人工削成的，只能理解为经火焚后，再经人工和自然的因素磨掉其炭迹的状态。

　　除此以外，既不像虫咬的，也不像水蚀的，也不像被砸断的茬口。如果硬要理解为被地震坠岩砸断的茬口，其与横木连接的榫卯处应有连带震裂的损伤，却无。何况其上方的窟口和窟顶并无明显的坍塌痕迹，因此只能理解为烧木的遗留。木被烧的时间较早，故因木被烧短，不伸出，即使隋唐地震中此窟的窟口处有零星的坠岩，也未能砸及，才得以榫卯完好。

　　因山区木材丰富，以及功德主的虔诚，初凿窟也不会用残件。那只能理解为：“重修”时原利用被焚的木头。

　　可能当时的人们就对其炭迹进行了清理，如同第90窟坛基沿的烧木的上面和前面被磨去炭迹的情况一样。

　　第74窟塑像，除清代重修主佛头部外，同第78窟塑像风格相同。同样，无论是在始开窟和重修时，烧木和塑像都不允许、不可能为同层现象，故第74窟的底层塑像也应是叠压在烧木层之上的文化层。

　　推论：

　　第74窟和第78窟、90窟都有烧木现象，其叠压情况也基本相似，且第74、78窟的窟形、坛基、塑像等内容基本相同，故第74窟和第78窟有可能基本上同时为北魏仇池镇供养人所重修，同第90窟一起，均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第74窟塑像也是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重塑的。

　　四、西崖第165窟

　　观察：

　　根据其敞口大龛的基本情形，同样属于早期洞窟。

　　此窟底层塑像有正壁前的束帛座，以及交脚菩萨的披巾和背屏浮塑，还有左右壁胁侍立菩萨身体和披帛印痕以及其背屏浮塑。其菩萨形象同第74窟、第78窟、第90窟现存的北魏菩萨的风格一致。

　　在左壁内侧下方，有与地面相接的北魏供养人小残塑像，与麦积山北魏早中期第80窟供养人小塑像相似，残高约30厘米，与现存底层菩萨塑像同一层位，贴附于底层菩萨塑像层以下的此窟最底层的一块泥皮上。从供养人小塑像残损处可见，小像下方最底层的这块泥皮较粗，曾被烟熏得较为浓重，北魏小供养人正贴在此烟熏浓重的粗泥之上。古时候，小像上部残失后露出的最下层泥皮上的烟熏痕迹，已被小动物抓得几乎无存，须仔细才能看到几点微尘似的痕迹。

　　判断：

　　因最底层粗泥层上烟熏的现象，第165窟同第78窟、第74窟、第90窟同样有被焚烧的痕迹，且被焚烧的痕迹同样在最下层中出现。

　　第165窟在最初建造过程中没有必要烟熏粗泥层，如要烘烤，其黑色要淡些，而现存这种浓黑的烟熏效果，只能理解为：当时与地面相接的裸露粗泥层，为近地面的浓烟近距离所熏，或为焚烧的火灰覆盖焖熏所致。结合上述洞窟均有木构件遭焚烧的情况，此窟也当有木构件放置于地面角落处焚烧的情况。在北魏及其以前，只能判断与太武帝灭法有关，当时窟内壁画泥皮遭到破坏，而左壁内侧下面的角落尚余与开窟同时的最底层壁画的内部粗泥层，并被堆放在角落的焚烧物近距离并有段时间地熏烧过。

　　故此窟也当开凿于太武帝灭法之前。

　　在仇池镇人供养第78窟或在第80窟塑造小供养人那个时间的左右，第165窟也应曾进行过重修，因第78、165、80窟的塑像风格基本一致，第80窟可能略晚一些，但时间差距不会太大。

　　五、西崖第51窟

　　观察：

　　第51窟在西崖下层靠近地坪。它与第78窟一样，同样为敞口大龛，有凹字形坛基，其正壁左右上方有小龛。因此公认也属于早期洞窟。

　　尚未发现明确的，与仇池镇供养时风格一致的北魏遗存叠压在底层焚烧层上的情况。

　　推测：

　　从上述几乎同时代的早期大龛的情况看，此窟也应该有底层被破坏和遭焚烧迹象，没有发现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位置。

　　因靠近地面，逢太武帝灭法，人为破坏可更方便和彻底，故壁画、塑像和木头可能都被清理到窟外了。人为有意的焚烧，多当在龛外。

　　如在灭法后有人想暂居龛内，其普遍烧木也不会被北魏人重修时利用。

　　同样因靠近地面，即使此窟原有一些重要线索，但在后代的灭法中也更容易遭到破坏和清理，同样也容易在平时被破坏，也容易被多次重修，且在不断的重修中也会不断地清理和彻底改变古代的遗存，故窟中才会缺乏早期的遗物。虽然如此，但有些蛛丝马迹可供参考。正壁左侧上方发现4层壁画泥皮，似可说明此窟的久远，从窟内情况看，最底层至少可上溯到北魏，结合窟形，有重修后秦窟的可能。在右坛基前侧，也有似北朝泥皮，似叠压在烟熏石壁的情况。

　　并且窟口上部边缘的裸露岩石上有被烟熏的痕迹，除历史上香火烟熏的因素外，有窟前木构窟檐遭焚烧的因素。这些虽不能全肯定与北魏太武帝灭法有关，但也不能肯定全无关。

　　因此，结合它与上述早期大龛的类型一致，和它自身近于地面的特殊情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第51窟有底层焚烧层和北魏重修层叠压的确凿证据，同样可把它放在太武帝灭法之前所开凿洞窟的序列中。

　　六、中区第57窟

　　第57窟为自然渗水大龛。从龛内底部和壁面有桩孔，以及左壁前侧有人工开凿的浅龛且顶部有泥皮的情况看，此龛被人工利用。且此龛为3泉水所出处之一，较靠近崖下地面，故此龛一般被认为是麦积山石窟最早的东晋“起迹”[30]部分，比所有人工开凿的洞窟尤其是上述较早的人工开凿大龛要早。

　　此龛顶部泥皮和岩面也出现了较严重的烟熏现象（虽有历代进香烟熏的成分），侧壁岩面上部也有烟熏痕，同样也不排除有可能与太武帝灭法焚烧有关。

　　七、若干断代问题的归纳

　　（一）早期人工大龛开凿于太武帝灭法之前

　　由上述大龛，尤其是第78窟和第90窟最为明显，可知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当在较早的阶段遭遇到了历史上的一次破坏。具体地看，第 78 窟和第 90 窟出现了明显的窟内木构件被人为焚烧的现象，第165 和第 74 窟，也有在最底层壁面被烟熏，和最底层形如火烧木构件等方面遭焚烧的证据，那么连同基本同时代的第51窟和更早一些的第57窟也有被烟熏的现象，这批早期洞窟都有可能在历史上同时遭到同样的浩劫。

　　根据层位关系，这个浩劫只能在北魏仇池镇供养之前，那么这场浩劫只能在历史上联想到北魏太武帝灭法。因此上述早期人工大龛，当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二）早期人工大龛的开凿可更提前至后秦麦积山早期人工开凿大龛的规模不小，能与之相匹配的只有关于后秦的相关记载。

　　（1）南宋本《方舆胜览》：“麦积山在天水县东南百里，状如麦积，为秦地林泉之冠，上有姚秦所建寺。”

　　（2）同上书：“瑞应院在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象，转崖为阁，乃秦川胜境，又有隋时塔。”

　　（3）麦积山摩崖题刻：“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南宋绍兴年间）

　　讨论：

　　关于第（1）条。因“状如麦积”，则麦积山指雄伟的麦积崖，故“上有姚秦所建寺”当指麦积崖上有姚秦所建寺。既称“寺”，其寺最有可能是规模较大，且有“佛殿”的“石窟寺”，否则很难被称作寺。

　　关于第（2）条。“千崖万象”比喻很多崖面有丰富的内容。“象”并非通“像”，“万象”本身是固定的词。故虽后秦时可能造像不是大量的，但“千崖万象，转崖为阁”可指后秦洞窟景象。下文“又有隋时塔”。这说明文意指：以后秦为代表，开始在崖面上开窟，架设栈道。以隋为代表，开始在麦积山造塔。因此，即使“千崖万象，转崖为阁”包含北魏、西魏、北周等时代的内容，至少说明后秦时已开始了这种情景的大规模工程。

　　关于第（3）条。既称“胜迹”，则规模当不小。“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则指姚秦时初具规模，到元魏结束时，大大小小的洞窟已遍布西崖，乃至发展到东崖了。这同第（2）条的讨论相符合。

　　总之，3则历史文献的文意均表明，姚秦时麦积山就有一定规模的兴造。且后秦统治麦积山所在地区的古秦州天水上邽地区达20来年之久[31]，这从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及经济力量的凝聚方面保障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

　　另外，陇右是后秦皇帝的老家故土，秦州更是姚兴祖父姚弋仲的葬地，今麦积山附近的甘谷县就有其坟墓[32]。加之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故历史上，秦州地区是后秦皇族重要成员长期在此任地方行政长官，长期经营的地方[33]。这也从政治的重要背景方面印证了上述记载。

　　姚兴又甚为崇佛，使大军从河西迎罗什入关中，奉为国师[34]，与东晋庐山慧远书信往来以及赠送彗远法物[35]。曾任秦州刺史的其弟弟姚嵩，在书信中曾经与皇帝姚兴讨论佛学理论并提到姚兴先曾“亲营像事”[36]。且当时东晋的庐山慧远闻西域国石室有佛影，也曾在庐山开凿“佛影龛室”[37]，基于相互影响的关系，且后秦更近西域，姚兴所代表的皇族有可能在麦积山开窟造像，并有所创新。这又从具体的佛教社会风气和事件上印证了上述记载。

　　姚兴曾著《通三世论》、《通三世》[38]，强调三世的实有。秦州刺史姚嵩也对姚兴的《通三世》也曾恭敬地进行了评论[39]。对姚兴有很大影响的东晋庐山的慧远也持“三世实有”的观点[40]。而麦积山早期大龛中现存重修的主要造像组合是坛基上的“三佛”。因窟内坛基基础基本未被破坏，故始凿时的造像组合也应是坛基上的“三佛”。这从数量内容上暗合姚兴所强调应实有的“三世佛”。

　　第78窟的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题记“供养十方诸佛时”也佐证了麦积山早期始凿大龛中造了三世佛的情况。因据前文考证，窟内主要造像是仇池镇供养人所重塑的3身大坐佛，因此所谓“供养十方诸佛时”（按，既称“诸”，“时”），只能理解为供养“去、来、现在三世十方诸佛”，以“三佛”为主（可能也辅以画小千佛，今无存），代表“三世十方诸佛”。[41]

　　北魏重修时是这样，始凿时也应如此。即“三佛”在始凿洞窟时代表“三世诸佛”或“三世佛”。所以始凿时第78窟内造像在组合方面着重表现了佛的“三世实有”。

　　除第165窟外，早期人工大龛佛造像在组合方面均与第78窟相同，均着重表现了佛的“三世”实有。第165窟中的交脚弥勒也与三世实有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姚兴是“三世实有”的大力倡导者，所以这种“三世佛”和“未来世当成佛的弥勒菩萨”所结成的造像组合，正可与姚兴的思想相互印证，从而大大证明了“姚兴凿山而修”的事实。[42]

　　其他的在太武帝灭法之前统治秦州，尤其是天水上邽地区的政权，均缺乏与麦积山石窟早期人工大龛从规模和内容等方面更相匹配的记载。且它们统治天水上邽地区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在天水统治时的环境也不安定，故社会实力也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从文献记载和实物相结合的分析情况看，较有规模的麦积山早期西崖人工大龛的开窟造像活动，当在后秦。

　　（三）麦积崖现在的“中区”非后秦所主要开凿处

　　或许根据记载，多数人也承认后秦在麦积山开了窟，但猜想后秦洞窟可能与第57窟相邻，开凿在现今的中区古代崖面上，并因地震而坍塌了。因此，猜想现存最早的西崖人工大龛（74、78窟等），可能是北魏统治天水初期时所造，或西秦、夏等政权所统治的时间内所造，再遭太武帝灭法被损坏和焚烧，虽然缺乏较直接的历史背景资料。

　　但笔者观察，中区的下部分多半为三大漏斗状渗水窟（第 57、58、173窟）所占据。隋唐地震坍塌之前的古代，现三大漏斗的口部应向外延展得更大一些，占据了较多的崖面，形成下部不太平整的崖面，并不适合于在中区下部，或于三漏斗的左侧开（东）凿较有规模的窟。

　　事实上也无痕迹证明。后秦的窟也不会在中区三漏斗的下方开凿。因这里为崖根缩处，自无坍塌迹象，且此处崖面有与其他窟不相连接的密集成单位的桩孔（现为水泥覆盖），应为早期寺院建筑和僧人禅居处，并不符合后秦较大规模开凿的“显赫”选址。

　　又据上文关于第57窟的注释，并按《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的判断，中区此三大漏斗正是所谓“三泉圣水”的东晋“起迹”处，后秦时如要在中区开凿较有规模的窟，应在它们的上部。

　　而在三漏斗的正上方，正是可早至麦积山北魏早中期的第80窟。同时也说明后秦并没有在三大漏斗的正上方开凿，因为如果要在中区开凿，此处因在“三泉圣水”之上，应是最好的位置，现被北魏的第80 窟所占。后秦没有选择在这里，很可能说明后秦根本没在中区开凿较大规模的窟龛。

　　在第80窟的上方现存还是北魏及其以后的窟，它们之间的崖面并不宽裕，如果后秦在此较高处造了较有规模的窟龛，似不应在下方给以后的北魏第80窟留下开窟的余地，何况窟与窟，尤其是上下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相互的安全，稍大的第80窟为了安全，也不会硬挤进去。这样看来，第80窟上部空白崖面也似不应是后秦主要开窟的地方了。

　　后秦如在第80窟上方开窟，可能不比第80窟小，第80窟在地震后有遗留，为何后秦窟却无，也说明后秦未主要在此处开窟。

　　①……中区坍塌部分边缘线②A—BC—D 古西崖左右转角位置③E—F古西崖主要崖面中轴线

　　中区其余的地方在“三泉圣水”东侧上方，为北魏、西魏、北周的窟龛，即第143、176、145、146、80、47、46、45、44、22、18、17、172、16窟所左右围绕，虽然有一定的面积，但左右边缘被上述洞窟所交错，并不规整，难说适合于后秦的较有规模的统一规划。笔者注意到，崖面自上而下坍塌遗留了梭形面痕迹，其纵向中轴正通过中区上文所述坍塌崖面的中心位置。而梭形面的中轴正是未坍塌前的“古东西崖面转角”处。因为今西崖的“平面”向中区的延伸，和中区东面牛儿堂（第5窟）上部崖“平面”向中区延伸的交角正在此处。故，一个巨大的古崖转角纵脊贯穿上文所述的中区坍塌崖面的原始面貌上，将它分为两半。因此这片崖面未坍塌前更显不规整，后秦较有规模和统一规划的窟开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这种凸凹不平的崖面很可能显现出许多裂缝等不安全的因素，坍塌即是明证。故此处不利于造窟，尤其是大一些的窟。因此，此处不是后秦主要洞窟安然“居中”于麦积崖的地方。

　　何况周围的洞窟，越近中区坍塌面的中心，其窟的时代越晚，如靠近中心的第146、44、22、18窟分别是西魏和北周时代左右较晚期的窟。说明现在所称的中区有可能是较晚期的中小型窟所涉及的地方。

　　又据笔者观察，中区崖面坍塌的厚度大约2米左右，越靠上将会更薄，而坍塌后没有留下较纵深的较大洞窟痕迹，说明了中区空白处向更高的崖面延伸处也无早期较大规模洞窟的事实。

　　在自然漏斗处，即第57窟、第58窟、第173窟处，因有水浸，不可能有较大的兴造和规整的统一成组的兴造。如果有，也应是起迹以来，渐渐形成的像炳灵寺第169窟下部，分散罗列的小泥龛和泥塑，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兴造，从《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关于石窟历史的序列记载上看，只能被认为是“起迹”部分，不可能是后秦“胜迹”，因后秦在记载中较有规模，故后秦在《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的序列上，属于第二个小阶段，且是较大改观的重要阶段，它的兴造不会是较分散的和不规则的。

　　后秦会不会如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出现较大的塑像一样，于现中区崖面或古东西崖面间转角上，贴崖浮塑较高大的立像或坐像，从而形成较有规模的所谓“胜迹”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却无蛛丝马迹，也不太符合后秦开始首先于崖上建“寺”、“凿山”的记载，故很难成立。

　　同时还应看到，中区的坍塌主要是隋唐时期的地震造成的，如后秦“胜迹”在此，又被震毁无存，宋人是看不见其“胜迹”的。宋人文献上多次提到后秦所谓“胜迹”，如胜迹无存，似不必要着重夸耀所谓胜迹，读者不禁要问：“胜迹”在哪里呢？按一般常例，凡提到所谓“胜迹”，必不是指“有史无迹”的这种情况。故宋人文意必然是指麦积山“后秦胜迹赫然在焉”的情况。而根据现有遗迹和记载看，宋以后的地震均无如隋唐地震破坏的面貌大，隋唐地震坍塌后的麦积山主体无甚改观，尤其是中区当还是隋唐地震后的老样子。中区在隋唐以后的宋代，当已如现在一样基本空荡荡的了。这说明宋人所指“后秦胜迹”必不在中区。

　　又，在重点经营的秦州“老家”地区，做地方长官的后秦皇族成员，和记载中直指的后秦最高统治者姚兴，应是麦积山佛事活动的最大的独立开窟的施主。而于中区漏斗处，于残裂局促、无规整平整稳定岩面的小规模或较单薄的兴造，不符合皇族的身份。即使在此处后秦有兴造，也非后秦的主要开凿，其最胜迹限于自然条件，当不在此。认为后秦的窟当开凿在中区的人可能还认为，后秦皇帝姚兴如开窟，当选择在麦积崖的“中心”位置以示尊贵，因现崖面分东、中、西崖3个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在中区。而现在看上述西崖人工开凿大龛的位置也确实有点偏僻。

　　但笔者通过仔细地观察认为：隋唐大地震以前的麦积山的崖面，实际上只分为“东小崖”和“西大崖”两个部分，其分界线就是在上文已有论述的，在今中区坍塌梭形面的中轴处，即古代原有崖面转折角处的纵向凸嵴。

　　这样看来，从第5窟（牛儿堂）西侧的古代崖面的转角处，一直向西北的整个崖面连为一体且较平整，总体大致为面积明显较大的不规则长方形，牛儿堂及其以东的崖面为相对较为局促的不规则三角形崖面。

　　隋唐以前古崖的转角基本指向正南，故其东、西崖均为不分优劣的向阳面。因此后秦首次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当首先选址在堂堂正正的古西崖。但从古西崖的情况看，现“起迹”处的中区应是处在“偏东”的位置。故给“姚兴凿山而修”留下了古西崖正中心的位置了。这个“正中心”的位置，也应该是首次较有规模的人工开凿洞窟时，一般所应占据的最好的位置。

　　而据笔者观察，以古西崖的情况看，上文已提到了其左边（东）的崖转角。而在其右部（西）的第63、81、103窟的右（西）侧，在第191窟的上方亦有一较缓的崖面转角，带动整个西崖的右（东）侧作圆弧状内收。东西二转角之间的崖面就是古西崖的主要崖面。而恰恰现存早期人工开凿大龛的位置，就是古西崖主要崖面的中间位置。甚至早期人工所开凿大龛所在位置的纵向中轴正是上述二“崖转角”之间整个古西崖主要崖面的纵向中轴。

　　这应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说明上述现存西崖早期人工所开凿大龛正是后秦所开大龛。如后秦主要在现在的中区开龛，则是偏在古西崖东部一隅，失去了堂堂正正的从容裕如的风貌，显得无总体统一规划，也无尊贵居中的气度。而首先开凿较有规模的窟时，应先占据较平整的雄伟崖面中间最好的位置。因此后秦所开大型窟不应在现在的中区，而应在现在的西崖。

　　总之，中区的坍塌未给我们遗留下后秦在中区开窟的有力证据，非但掩盖不了后秦于现在西崖开凿洞窟的事实，相反却从种种因素的分析方面更加强了这种事实的凸现。

　　（四）西崖是十六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