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如蓝

第六节

　　为了给“省示范”创造条件，沉木一中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开放了学生阅览室，课外活动允许阅读报纸杂志什么的。章第中在翻阅省日报副刊的过程中，无意间读到孙映雪老师的一篇随笔。

　　永远的感激

　　当我光头赤脚入读村学的时候，仲先生已经是年轻的老教师了。

　　村学相当袖珍，四十多个学生，三位教师。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学阶段的年级建制一个不缺。教师少年级多，只好就办复式班。所以我的五年小学一直跟或高或低不同年级的同学坐一间教室。我不清楚有谁像我一样曾坐在复式班的教室里上过课，但我知道这种课堂的好处至少是促使学生将许多喜欢的字词课文正儿八经过了两遍——低年级时，仲先生布置我默记生字，他给高年级开新课，于是《东郭先生和狼》《狼和小羊》《小英雄雨来》等有趣的文章，无法抗拒地提前灌入了我幼稚好奇的耳朵；而高年级时，我们又在仲先生的指导下，为师弟师妹们当小老师，从而将学过的内容复习巩固了一遍。总之在仲先生复式教学的课堂上，“一心不能二用”这个成语所含的训诫和哲理，让淘气的我们给偷偷颠覆了。

　　仲先生是老三届高中生，不仅语文教得好，还创作旧体诗发表。小学阶段的我不止一次目睹过穿墨绿服装的邮递员送来的卷成筒状的报纸杂志（编辑部寄的吧），目睹仲先生笑眯眯剥去那邮件封包的情景。那很容易让封闭山村的单纯少年产生无穷美妙的想象，想象与筒状邮件关联的遥远世界，想象仲先生笑眯眯阅读的欣慰心情。当时文革已风起云涌了，可对偏僻乡村的冲击并不明显，仲先生一如既往按时到校，教我们琅琅诵读，教我们辨形识字——纸笔是稀罕珍贵之物，我们经常把生字习写在校园地面上，用一端磨得光光的小木棒，用废电池中取出的铅芯，或用竹棍镶个难得的玻璃珠子……双腿蹲伏一行行写去，每人面前就有了长长的一片。仲先生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鼓励说那是我们的“自留地”，让尽其所能精耕细作。边说像地道的老农般检查评比。

　　仲先生教作文尤其有趣，仿佛牵引姗姗学步的孩童，趟着生活的河流磨洗语言的贝壳，比如“学校对面的小山，形状像奶奶过年蒸的馒头”，比如“队里的老山羊病了，咳嗽得比放羊老汉还难听”等活鲜鲜的句子，都出自三四年级的我们之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现在回想，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所在的村子之所以能一下考上十多名文科大学生，不能说不与仲先生有直接关系吧。

　　仲先生家里孩子多，又有年迈老母需要赡养，生活一直比较困难，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午餐晚餐顿顿喝稀粥。早晨第四节课，常听到他的肚子唱山歌那么般咕咕乱吼，可仲先生好像习以为常了，若无其事讲他的课，脸上带着投入的笑意，并伴有唾沫星子缤纷溅落，春风扶雨般飘撒在我们脸上和书上。

　　多年之后文革结束，当我辗转考进高中的时候，仲先生也调到那所学校任教了。浩劫之后百废待兴，能胜任高中教学的教师寥寥无几。面对嗷嗷待哺的学子，学校不得不安排露天大堂课。尤其盛夏季节，烈日炎炎，气温蒸腾，老师让学生背对太阳坐了，他们却头戴麦秸草帽，顶着直射的阳光轮番讲授，一个个无不大汗淋漓，粉笔灰泥满手满脸……这无疑是堪称艰苦的岁月，也是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仲先生除正常上课外，承担了大堂作文辅导。那时根本没有《高考作文秘笈》之类，仲先生在批改上便煞费苦心，针对具体问题将学生作文分门别类，以便讲解评析时，得心应手地拿出相关的例证，用带浓重方音的“仲氏普通话”加以朗读，有的放矢地纠编补正。有时也会选优秀作文宣读示范，我就很有几篇幸运地被仲先生当众“发表”过，那种感觉，比自己的文章后来真正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杂志上都爽得多。

　　仲先生还带正上初中的儿女读书，周末打发师弟或师妹跟着我搬运粮草。师弟师妹常背几斤白面粉，是先生从口中省下为老母亲加强营养的，而返校的时候，师弟师妹的肩头和我一样总悬着两疙瘩，一疙瘩莜麦炒面粉，一疙瘩糜谷面馍馍。炒面粉最大的特点在便于贮存，糜谷面馍馍就不同了，三两天后准会变质，表面起一层浓雾般的白毛，掰开看时，里面的霉菌丝不绝如缕。学校也办学生灶，可条件所限，上顿下顿供应玉米面馍馍玉米面粥，馍硬，粥凉，吃久了胃里像点了火，酸潮滚滚，苦不堪言，因此糜谷面馍馍作为最好的调味品，即使发霉也舍不得丢弃。可仲先生担心吃坏肚子，强迫我把馍从学生宿舍拿到他的住处，和他同样发霉了的糜谷面馍馍揉在铝锅里，点煤油炉好好炒上一阵，才盛给我和师弟师妹共同享用。

　　其实生活上受惠于仲先生的何止这些。比如喝水——喝水完全是跟吃饭一样令人发愁的事情。学校只装了一只用煤油桶改的小锅炉，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几百名住宿生一边举着书本记诵相关内容，一边拿着碗或搪瓷缸子，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由后勤处的老师监督打开水；每人一碗或容量跟碗差不多的一搪瓷缸，任何人不能例外，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没的喝了。毕业的那学期，仲先生考虑到排队打水太耽误时间，就让我去他的宿舍喝——四个多月一百多天日子，我不知道从仲先生的竹篾暖壶里倒喝了多少碗开水！再比如洗脸，其实碗在那时候不仅是用来喝水吃饭的，还做洗脸的器具。每天下了晚自习，仍然由后勤处老师监督，给每个班打一桶窖水，由班长负责分盛到学生碗里，放在床铺下面，备第二天早晨洗漱之用——大冬天，水碗结了一层薄冰，室友们只好含进嘴里热一热，然后点点滴滴淋在手上搓几下，抹几下脸，用衣袖或帽子（很少有人备得起毛巾）擦擦干，便急急去操场晨练，进教室早读……而我正由于有仲先生照顾，在洗脸问题上没经受同学们这样的艰难。

　　伟人们认为，苦难是一笔财富。可这财富的积累是多么难熬的过程！

　　学校当时没有电，晚上一张课桌一盏墨水瓶改制的小油灯，高考前夕开夜车的人多了，教室里更是烟斜雾横，熏得同学们个个如黑面无私的包文正，鼻孔眼窝更惨不忍睹，第二天冷水洗不净，包文正又变成了大熊猫，国宝级动物充斥于校园各个角落，滑稽固然滑稽，更饱含了奋斗的艰辛和悲壮。老师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小的宿舍兼作办公室，常挤满了络绎不绝请教问题的学生，加上备课查资料，半夜三更总无法入睡，个别老师负担太重，昏倒在了讲台之上……仲先生有周未和我们一起回家，六十多公里山路，喘息得歇了好多次。可即便如此，仲先生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雅兴不减，笔耕不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校园抒怀》等组诗，曾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和广泛传诵。

　　在沉木县，仲先生是最早的省诗词协会会员，有着显著的先行拓荒意味。仔细品味仲先生的作品，朴素之外，浑然天成，极像他的为人，也酷似他的授课风格。读仲先生的诗词多了，会陶醉于其内在的魅力；听仲先生的课久了，会激发对语文的浓厚兴趣。掐指细算，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当年学制共九个春秋，其中大半时光里，我不仅在生活方面深受仲先生的恩惠，掌握了不少知识和技能，在学业方面更沐浴着他的春风渐次成长。我私下常想，自己之所以在“三百六十行”的人生道路中独独选择语文教师这个职业，并且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零星写点文章点缀平庸的日子，跟仲先生影响和教育密不可分。

　　心里，永远盛满了对这位长者的感激！

　　岁月深处的类似艰辛，章第中从父亲中嘴里听得耳熟能详了，读完孙老师的文章更倍感亲切。也就在一瞬之间，他动了带走这张报纸的念头。偷觑左右，似乎没人注意，章第中便轻轻将报纸卷了，迅速掖进袖管，贼一般逃离阅览室。

　　他小心翼翼地把孙老师的文章撕下，粘贴在自己的读书笔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