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七节 青年的最大利益是自身发展

　　只要对青年运动作一纵向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在波澜壮阔的青年运动和丰富多彩的青年思潮背后，存在着一个物质基础和物质根据，这个基础和根据就是青年自身的利益；而其中最重要的利益，是青年发展的利益。

　　一、青年发展的利益及其作用

　　青年处在人生发展的黄金时代，人生的青年阶段，这一进程对一生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人生理想实现的情况，在于青年阶段奠定的基础。因此，不能用一般的利益得失观衡量青年，而应该用发展的状况来计量青年的利益得失。青年的最大的利益是发展，这是由青年的特点、青年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透过纷纭复杂的青年思潮，可以看到其本源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青年的发展利益。这是区别于中老年人利益的一个鲜明特点。

　　青年发展的利益，以长远利益为主。这主要是指社会提供的发展环境，以及青年对这一环境的认同。当社会环境与青年发展一致、并得到青年认同的时候，就会形成社会的整合状态，青年就会爆发出较高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环境与青年发展不一致，或青年对这一环境不认同时，则容易引发青年骚动，产生社会动荡，带来社会的混乱，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青年的精神状态是衡量上述因素的晴雨表。

　　青年发展的利益的另一方面是具体利益得失以及眼前利益。在一个时期内，青年的短期处境和利益得失，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他们的生活必需、发展必需是否畅通无阻，同样为青年所看重。青年发展必需的生活、学习、就业、精神宣泄得到较好的解决，青年就呈现安定、秩序、促进社会的发展的状态；否则，青年的这些需求得不到解决，就会出现青年风潮，冲击乃至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两个方面的青年发展利益，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社会制度合理，思想教育得力，青年的发展大环境好，就会使青年超脱具体的、眼前的利益得失；相反，社会制度腐朽或社会环境恶化，思想政治工作无力或被放弃，这种总体利益上的损失，就会使得青年不愿失去任何一分一毫的具体利益和眼前利益。

　　外来思潮的影响，社会弊端的激发，与青年自身发展受到阻塞的情况相汇合，就会产生动荡不安。只有一个方面的因素，则不易发生动荡。

　　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讲话，就体现了对青年的发展利益的重视。他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全国各族青年展示才华，实现志向，提供了广大的舞台。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是幸福的。广大青年一定要虚心向革命先辈和人民群众学习，在为祖国的竭诚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1998年5月5日《人民日报》）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发展利益的重视，体现了从发展利益人手对青年的引导和鼓励。

　　二、从五四运动到“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破坏一个旧世界

　　综观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在20世纪的上半期，由于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之中，严重阻塞了青年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爆发了接连不断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青年运动，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具有一个共同的大目的：破坏一个旧世界。

　　五四运动是开辟现代青年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原因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黑暗、腐朽到了广大青年不可容忍的地步。在卖国政府的统治下，挂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招牌的中国竟然继续向日本割让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保留所有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而卖国政府竟然决定在这样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国家将进一步陷入无休止的分裂状态，被人宰割。国之破败，何以家为？这一消息对于追求发展为第一利益的青年来说，其发展的利益将没有任何保障，因此这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无法接受的现实，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青年自身的利害所在。有了这一基础，加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青年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只有把当时青年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与青年发展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看清思想意识后面的物质基础。

　　在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东北青年学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深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许多流亡到关内的学生无家可归，漂泊动荡。东北青年的遭遇和处境，使全国青年预感到日本侵略的致命的威胁。1935年日本又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成为日本控制的特殊殖民地。为此，蒋介石政府竟然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意华北五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华北政权特殊化”。这样，继东北沦陷之后，蒋介石又将华北五省拱手相送。中国就陷入更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破家亡，青年谈何发展？在民族危亡面前，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接连不断，一浪高过一浪。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这说明，青年学生将国家危亡与自身发展利益相结合，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

　　在蒋介石政府黑暗统治的末期，青年发展遇到的威胁和破坏更加深重。经济上，民不聊生；政治上，独裁专制；文化上，黑暗钳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更加激化了青年和人民大众与腐朽黑暗统治的矛盾。这等于从根本上堵塞了青年发展的任何渠道，把战争强加于全国青年和人民之上，使青年和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5月爆发了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当时指导这一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引导青年从生活斗争人手，向政治斗争升华，从眼前生活利益的苦难认识蒋介石统治反动性的进程。由于根底深厚，引导得方，由上海开始的这一运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革命大风暴，极大地冲击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统治，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20世纪上半期，青年运动立足于青年根本的发展利益，以改造社会、破坏一个旧世界为宗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青年运动在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终于“天翻地覆慨而慷”，迎来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三、新中国最初30年的青年运动与思潮：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青年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道路。优越的社会制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吸引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潮流之中，广大青年学文化、勤劳动，向生产和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们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

　　50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个凯歌行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青年模范不断出现，青年人才健康成长，青年热情空前高涨，青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比较坚定，青年参与的社会风气健康高尚。

　　但是，新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状况是基本适应又有不适应的情况。因此也会发生矛盾，而且人民内部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发展和调整问题。如果这些利益关系处理得当，社会的发展就顺畅；否则，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出现不安定的青年思潮。

　　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重视和调节青年发展利益的课题，弄得不好，也会出现不安定的现象。如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听说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率只有5%，对这一过分狭窄的独木桥产生了不可容忍的情绪，结果闹出了集合队伍冲击县政府、请愿的事件。事件中发生了学生捆绑、押送县政府干部、学生与干部互相扭打的现象。当然，把这一事件称为“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但称为一个小风波，并无不可。河南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从这些事件的起因来看，大都是涉及青年发展的利益问题时，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激化了矛盾。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十分注意处理好青年的发展利益问题，否则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不安定的局面。

　　由于青年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对国家和自身发展的利益坚信不移，所以60年代前半期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没有动摇他们的意志。三年困难时期，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青年与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历史罕见的困难，取得了国民经济好转的辉煌成绩。这个时期青年风貌的反映有：中国青年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健儿获得冠军的优势；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典型；欧阳海、王杰等英雄形象的出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上演；共青团“九大”的召开等辉煌的纪录。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了一代青年的成长。

　　“文革”十年，青年遇到了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特殊社会环境，“左”的政治路线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引发了畸形的青年运动。红卫兵、造反派等青年群体在错误路线指导下成为不可遏制的狂潮。这一青年运动的过程结束的时候，无论在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青年，都没有得到他们原来追求的一切。他们似乎忘记了中断学业对于自身发展的后果。“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使青年在漫长迷茫的乡下生活中才逐渐意识到自身发展的损失，这种悔恨惆怅的心情，已经孕育着某种反抗的因素。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证明。这一心境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青年人的“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流行口号中也可以准确无误地体验到。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思潮的起落：推进改革，认同变革

　　我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经历了20年的历程。这20年历程的前十年与后十年呈现大不相同的特点。在整个80年代，青年成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先锋；但同时又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发展态势和特点大有陌生感。因此形成了在不断的震荡中追寻时代主旋律的景象。他们在流行歌曲中喊着“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不知是世界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世界”。其实，他们迎来了一个青年发展的大好时代，他们改变了世界，但又常常对自己改变了的世界发生陌生感。

　　青年在80年代确实创造了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主旋律。自1980年起，先后出现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喊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北京大学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涌现出张海迪这样的青年模范人物，涌现出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出现了“一山两湖”英雄集体。可以说，这是青年对自身发展利益的良好感受，才能出现的现象。

　　面对新时期青年发展的前景，青年十分振奋，冲锋在前，同时也更加敏感地体验着自身的发展利益，对自身发展利益过于关注，有时却限制了自己的眼光，忽略了对长远发展利益的理解。改革初期出现的新现象，青年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青年欢呼高校恢复招生，但认为校舍困难影响自身发展，不可容忍，所以游行示威、冲击中央机关，闹起了“校舍风波”。他们拥护对外开放，参与对外交流，但认为那些似乎享受某种“特殊待遇”的外国留学生损害或影响了自身的利益和尊严，闹出校园里中外“两大阵营”，现在看来多么可笑。他们赞成农村的改革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却认为调价使自己蒙受损失。他们赞成对外贸易和交流，但却认为与日本的交往是什么“亲日”，闹起了1985年的“新九一八运动”的学潮。他们目睹了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但却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局部农村出现的弃农经商不能接受，对改革的进展速度不满，闹出了1987年的“元旦风波”。他们赞成人才流动，但1987年北京、上海高校在毕业分配中有5000多大学毕业生破天荒地被退回来，国家宣布自1993年起对大学生不包分配；他们在经商热中跃跃欲试，但没有社会背景又难以成功；这些对现实的认识，使青年大学生觉得自身利益受损，所以出现了到天安门广场擦皮鞋赚钱的举动。

　　青年在80年代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向前推进的，曲折是有的，主流也是很明显的，1989年风波的平息，结束了青年在曲折和震荡中追寻主旋律的阶段，迎来了长期稳定发展的90年代，这十年，青年自身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自身发展利益的经验。

　　五、青年思想在90年代的平稳发展的原因

　　与80年代不同，在90年代里，青年展示的思想政治状态呈平稳发展的态势，这是值得研究的，深究其因，从宏观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原因。

　　9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态势，是从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开始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持续两年左右，使青年受到难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看到自身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走向理性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主办了第11届亚运会，激发了青年维护民族尊严的高昂热情，扭转了当时青年中存在的沉默气氛，活跃了青年的思想，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角度来说，这是近十年青年思想情绪平稳发展的基础。

　　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是满足青年发展利益的疏导。我国自1992年实施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新阶段。这一新局面的开辟，开阔了青年发展的途径，增加了青年发展的机会，使青年追求发展的迫切愿望得到满足。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引导青年坚定了对建设良好社会风气的信心，舒展了青年的情绪。本来，党和政府机关中极少数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几次激起青年的不满，90年代，对这种现象没有取得理想的根治效果，在极少数地方消极腐败现象甚至在继续蔓延。然而，对此青年并没有像80年代那样冲动。其主要原因就是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及时作了引导，表明了党中央对消极腐败现象的鲜明的态度。青年不再觉得某些腐败现象会永久存在下去，更不相信这些腐败现象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封闭和阻碍。一句话，青年自身的发展利益，还能够得到发展，而且在将来会得到更加理想的社会环境。

　　香港回归祖国，激发了青年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对现实的认同程度更加深刻。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百年国耻得以洗雪，在全国青年中激起极大的反响。香港回归祖国，引导了青年思想稳定的潮流。这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以上诸因素的综合作用，青年思想在90年代呈现平稳发展的好形势。这个好形势的后面，存在着青年发展的利益得到基本满足或没有被严重伤害这一事实。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事实的反面来思考，那就是，作为政策的决策和推行，作为与青年教育相关的社会各方面，如果不注意为青年创造发展的良好环境，就会造成青年思想的不稳定，影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从这里出发，才能找到近十年青年思想顺畅发展的根源。

　　（原作发表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