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四节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主义

　　近年来，在研究五四运动的热潮中，出现了许多可贵的成果，也出现了一些怪论。例如，在某些研究者看来，甚至连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主义都似乎成了问题。另外，还有的人对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多加非难和贬斥，说什么这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看来，史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确定无疑的历史定论，只要它妨碍了某些人的现实利益，就要遭到折腾一番、颠倒一番的命运。然而，历史事实并非是某些人手里的一块胶泥，它的真相也必然要在争辩中更加清楚地显露。

　　一、五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久远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沦为被压迫民族以后爱国主义得到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历史。在这一值得自豪的历史背后，有着值得探寻的深刻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局面的久远和分裂阶段的短暂，就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且不说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卖国求荣的事。清朝的道光皇帝，执政期间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丢失了香港这块领土，自惭形秽，在祖宗面前有负罪之隐，不得不亲笔手谕，决定在自己的陵墓前不再修建气势宏伟的所谓“圣德神功牌楼”。他在“手谕”中嘱托，即使后代要立碑撰文，“亦不可以‘圣德神功’字样，率加尊称”。嗣皇帝咸丰在追思其父的功绩的神道碑碑文中，称颂其父“谦冲”，嘱咐其后代“陵寝断不可建立大牌楼，遽称圣德神功字样”。皇帝这么做虽然是不得已，但在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中，他们自然对自己的卖国行为甚感羞愧。

　　爱国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在近代，中国一步一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耻叠累，民族危亡，使民族无法正常发展。但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的奋斗从未止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击，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激起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一不是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救亡”和“救国”的说法就开始在民间流行。可以说，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国人基本的国格、人格。

　　五四运动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前夕，人们已经明白了当务之急是把国家从列强的压迫和控制下解救出来，在种种危机面前开始觉醒。这样，“救国”这一口号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1915年1月18日，日本炮制的“二十一条”秘密递交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中，日本要求控制中国的满洲、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灭亡中国的文件。由于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进行敦促，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表示接受其主要条款。这一消息通过一些报刊的透露，立即激起了抗议日本的舆论和反日的情绪。每天都有无数信件和电报“潮水般涌进”总统府。5月7日和5月9日立即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先进的中国人觉悟到：要求生存必须抵抗外族的侵略，要救中国就必须铲除所有的军阀和卖国者。日后流行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主张已经酝酿成熟。

　　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国内和海外中国人的强烈反应。仅1915年上半年，就出现了许多爱国团体的活动：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爱国会”，专门反对“二十一条”；2月底，美国三藩市的中国商人主张抵制日货；3月18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在公共粗界召开民众大会抵制日货，参加者达十几万人；5月13日，汉口的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5月间，上海成立了“知耻社”和募集资金帮助本国工业发展的“救国储金团”。抗议日本的浪潮遍及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和海外。

　　6月，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境内的“反日运动”。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协商进一步出卖中国的“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消息透露后，当月中国留日的3000多学生掀起了回国运动，5月20日北京2000多名学生为抗议签订中日协定而举行游行示威，天津、上海、福州都发生了类似的游行活动。这可以看做五四运动的预演。看来，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五四运动前夕的爱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来的，是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先进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觉悟。这种爱国主义既是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又是这个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发展。

　　二、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的旗帜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和基本史实，充分说明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的旗帜，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看，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祖国于危亡中，是爱国主义激情的喷发。1918年11月17日，由于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北京约6万师生举行了庆祝欧战胜利结束的大游行，但不久就遇到了无情的现实：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第8号第156、157、158条，规定了德国在山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权、“领土”、文件档案以及矿山、铁路、建筑、海底电缆等财产，都“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提出的维护民族利益的要求全被拒绝。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巴黎条约”上签字。5月1日至3日，消息传来，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群情激奋，筹备了5月4日的游行。筹备会上，学生提出，断送国土主权就是卖国贼，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主要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因此攻击的目标集中对准政府的亲日派人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5月4日下午1时，3000多名来自13所高校的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游行中分发的传单上，清楚地写着游行的原因和目的：“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赋。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可见，五四运动的出现，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

　　从五四游行中出现的口号，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这场斗争集中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上。五四游行队伍中的口号，分为两类：（1）“外争主权”方面的内容有16条。例如，“还我青岛”，“誓死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保卫国土”，“反对强权政治”等。（2）“内惩国贼”方面的内容有9条。例如，“打倒卖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曹汝霖”，“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卖国贼宜处死刑”等。游行队伍前方还高举着一幅巨大的传统式的挽联，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下联是“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横批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游行示威口号，是运动参加者心声的直接表达，由这些爱国主义的口号，足见当时五四运动参加者爱国救亡的政治动机。另外，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社团，几乎都以“救国”为宗旨；五四时期出现的刊物都以讨论“救国”为主旨；有的干脆以“救国”来命名，例如，“广西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该团出版的刊物就叫《救国旬刊》。这都说明了，五四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

　　从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来看，五四运动的基本要求集中在“外争主权”与“内惩国贼”两个侧面。其直接的要求就是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以此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纯粹是爱国主义的主张。而且，这种爱国主义是新型的、高级的爱国主义。说它是新型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把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中来观察，眼界与以往不同；说它是高级的，是由于它带有更加科学的成分，把爱国定位于民族的未来发展，把爱国与反对卖国政府相联系，而不存在以往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对本国统治者的愚忠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五四运动直接要求的内容来看，经过罢课、罢工、罢市等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运动取得了胜利。北洋军阀政府的6月9日夜间的内阁会议，罢免了群众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官僚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的学潮停止。作为狭义的五四运动的主体事件，其始发与收兵，始终围绕事关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事。可见其明确的宗旨。

　　从参加五四运动的先进人物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1919年10月，李大钊在演说中说：“我们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清洗民族的耻辱。”这种争主权、雪国耻的五四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的特殊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爱国主义的口号，制止了卖国政府的卖国行径，而且还在于成功地解决了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它找到了救国图存的有效途径，这就是只有走苏俄社会主义的路，才能救中国；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这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人阶级在这次运动中登上政治斗争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和学生运动胜利的支撑，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各界反帝爱国的力量共同奋斗；还找到了指导爱国主义继续前进的科学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主流，改换了以往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从此走上了振兴的希望之路。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学生运动才能动员广泛的群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才能为中国的20世纪发展创造转折点。80多年后，任何怀着自己目的而企图扭曲和改变五四运动旗帜的做法，都是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三、五四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与思想启蒙

　　近年来，有人指责五四运动中断了原来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使“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样，就把爱国主义与思想启蒙运动对立起来了。这既不符合实际，又走入了歧途。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开始，思想启蒙随着“德、赛两先生”而高扬。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前，所谓启蒙是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当时人们看到的“德先生”明明白白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在观念上不外是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权等。当时报刊上对法兰西式的民主大加鼓吹，极力赞誉，便是证明。当时的“赛先生”，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在社会科学方面，只不过是美国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唯心主义的玩意。总之，是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五四运动期间和五四运动之后，启蒙运动并未止息，更没有被“救亡”所压倒，而是改换了面貌，走向了科学，提高了层次。这时的启蒙，不再是弘扬资产阶级文化，而是弘扬更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时的启蒙，从追求法兰西式的民主提升到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从启蒙极少数人，提升到启蒙大多数人；从简单地追求自然科学提升到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应该说，这才是符合当时和今后中国国情的、有效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启蒙。这种新的启蒙内容和方式，与五四运动前的旧的启蒙相比，其水平不知高出多少倍，其意义不知深远多少倍，其实效不知大出几千万倍！一句话，新的启蒙是旧的启蒙无法相比的。

　　然而，两个启蒙的阶段又是有联系的，由旧启蒙提升到新启蒙，是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人们之所以扬弃了旧启蒙，开始了新启蒙，是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千载难逢的事变。这些事变包括：

　　（1）人们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惊人的灾难，使很多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人丧失了希望，谈论革命和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新追求。一向主张温和改良的梁启超考察了大战刚刚过后的欧洲，写下“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句话，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惟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起草的《新青年》宣言说：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是抛弃的时候了。”他还在1920年9月著文指出了某些大叫德谟克拉西而攻击人民专政的人：“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帝国主义的大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模式的追求。

　　（2）人们看到了发生在邻国苏俄的革命。吴玉章回忆当时的思想情况说：

　　“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李达在1919年6月谈到，法兰西虽然推倒了皇帝，结果弄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上受到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这说明法兰西式的民主不是先进青年的追求了。蔡和森与毛泽东1920年8月的通信也说明了这一点。蔡和森信中说：“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的回信中的话则更为深邃：“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都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3）人们看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和无能，丢掉了幻想，激起了责任。

　　他们亲眼目睹了，靠封建军阀实现民主建设，等于缘木求鱼。

　　（4）中国人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精神为之一新。李大钊1919年8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已经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李大钊、陈独秀的著述内容来看，当时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若干知识，如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倍倍尔之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方向，也有较多的了解。先进入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必然使原来的政治追求升华。

　　从“德赛两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提升到追求苏俄式的社会理想，就使当时的爱国主义具有崭新的内涵，因而也具有动员和团结各界的凝聚力，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使爱国主义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与原来虚无缥渺的抽象启蒙相比，更加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效。

　　有人为旧式的思想启蒙的变化而“遗憾”，遗憾那次新文化运动变了味，使自己想象的抽象的德谟克拉西变成了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似乎只有为了启蒙而启蒙，不与国家的兴亡和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才符合今日“遗憾”者的心意。

　　其实，世界上从来没有为了启蒙而启蒙的事实。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从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达兰贝尔，到宣扬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论述到极致。但是他们也并非宣扬抽象启蒙学说的单纯学者。在他们的头脑里，分别装着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共和国、人民主权的共和国等不同的政治理想。当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经过血与火的三个发展阶段，正是几派启蒙思想家学说的实现。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阶段，就是卢梭最民主的学说的兑现。可见，启蒙思想家的目的是实现其政治理想，这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求得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国启蒙思想家处于一个主权没有受到外国侵犯的国家；时间处于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和要求革命的时候。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家就不同了。他们所处的国家，是一个被西方诸列强严密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国家搞起了互相杀戮的世界大战；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这个新的社会背景，不论启蒙思想家原初的个人想法如何，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列强，是封建主义统治者；他们面对的思想既有老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有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他们面对的现实政治制度，既有资本主义的法兰西模式，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在这个新的环境里的启蒙，假如置这一切变化于不顾，仍然照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样子去做（且不说那时的启蒙思想家也并非一致），并不顾一切地贯彻到底，那就无异于刻舟求剑。这样启蒙的结果必然导致“告别革命”，导致中国人民走更大的弯路。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必然会成为不齿于人的历史垃圾。

　　当然，历史上并没有出现今日“遗憾派”所理想的代表人物，今日就更不可能。如果今天在我们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里，再来一个完全的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过程，那结果只能是回到旧式资本主义的轨道。谁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充当国家和历史的罪人？

　　所以，不是救亡压过了启蒙，而是新的启蒙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爱国的思想家不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必然理论联系实际，在救亡与爱国的过程中体现新的思想启蒙，作出新的选择与追求。

　　四、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其他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的主流和传统也是爱国主义。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近年来颇有争议。

　　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应该更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动“自由主义”这种据说不知是什么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喊：

　　“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既然今天有人想搞自由主义，就有人说“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价值”。既然把自由主义吹捧成“全球价值”的东西，就有人把历史事实当作可以捏弄的胶泥，企图把五四运动以来先进的人们追求的东西说成是自由主义。有人说：“在已经到20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

　　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就这样被偷换为自由主义了。

　　其实，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接受的众多思潮的一种。当时的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特权观念而提出的民主、人权、言论自由、个性发展等概念。自由主义在当时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升华，这些民主、自由的观念也具有更加明确的内涵。自由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更谈不上是什么仁人志士追求的“主流思想”。正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发动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自由主义也从来不可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连企图祭起自由主义亡灵的人也承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可怜的历史命运：“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这种处境的自由主义，说是五四运动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追求的主流，真是痴人说梦。

　　五四时期的青年确实提倡过个性解放。但是，这种个性解放并不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对立的东西，而是投身革命潮流的前提条件。“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只是极少数人的信条，他们不但无所作为，并且往往被历史的主流抛到远离社会中心的地方。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被人企图曲解为自由主义，主要是因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唾弃了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走上了追求和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没有按某些人的意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们指责新中国的最初30年里的建设，是企图“建立一个与西方制度文明完全对立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只是学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而“不包括学习和建立西方那样的制度文明”。难道今天提倡自由主义是全球性的价值观念的人，是以改变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回到“建立西方那样的制度文明”为纲领的吗？那就有悖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道德准则。

　　还有人把爱国主义斥之为“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又掩盖了自由主义，罪莫大焉！这样一来，他们彻底否定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爱国主义的行动。在企图“告别革命”的人那里，把一切爱国主义和革命行为都说成“过激”，是可以理解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有人指责爱国和革命为“过激”或“激进主义”。1919年5月，鲁迅就在《随感录五十六“来了”》中，揭露了反动分子污蔑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是“过激主义”，同时描写了在“过激主义”面前如临大敌的丑态。同年8月，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也提到反动势力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过激主义”的情况。“布尔什维主义”被“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译做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种“过激主义”的帽子颇有点像今日自由主义鼓吹者们随意给人扣上的“左”的帽子。真想不到，这种所谓“放弃激进话语”的转变，竟使有些人倒退到五四以前的思想水平或北洋军阀时期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人们的思想水平。

　　还有人把爱国主义斥之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从而大加批判。据某位批评者说，“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来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他把北大学生向克林顿发问、青年人写了《中国可以说不》、青年人抗议北约轰炸南联盟，都说成是“装腔作势”、“拙劣姿态”，并把这些表现与义和团“扶清灭洋”、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相提并论。很难想象一个称作中国人的人会说出这等言辞。按照这位批评者的逻辑，中国青年人只有像他们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地奉行为外国人当儿子、孙子的“孙子战略”，才算清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才能适应“全球化的价值”吗？这算不算“媚”了什么东西呢？单单因为国家内部还有这么一类人，爱国主义就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必讳言，否定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殖民文化心理，是殖民地时期养成的奴才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五四运动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了。但它所高举的爱国主义旗帜至今仍然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心灵，启迪着中华儿女的才智。我们不能忘记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旗帜，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原作发表于《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