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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光武神武不可测

  郁郁舂陵旧帝家,黍离千古此兴嗟。萧王何事为天子,本爱金吾与丽华。

  ——[宋]宋庠《怀古》

  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是新莽末年、东汉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东汉王朝的奠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胸怀复汉志

  刘秀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北),当时,他的父亲刘钦是济阳县县令。在刘秀九岁之时,父亲刘钦去世。刘秀跟着叔父刘良度过少年时代并长大成人。

  据说刘秀小时候是个十分乖巧的孩子。他在家表现得尤为勤快,处处干些实事,给人一种诚恳憨厚、性格平和的印象。为此,他的哥哥刘□很是看不起他。刘□自比刘邦,而把刘秀比作刘邦的二哥刘喜,认为刘秀就像刘喜那样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并常常以此来嘲笑刘秀,但刘秀并不在乎。新莽地皇年间,刘秀在长安读书,由于家境并不富裕,他带的学费很快用完了。为了能够继续读下去,刘秀一边拉脚挣钱,一边坚持读书。也就是在此期间,刘秀通读了《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据说有一次当他读到《论语·卫灵公》一节中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句时,高兴极了,便说: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一针见血啊!从此以后,刘秀就以此为圭臬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由于他学习十分刻苦,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同舍都称赞他“高才好学”。

  刘秀在长安一呆就是四五年,其间的所见所闻使得他对新莽政权丧失了信心,于是,他决定回归故乡,等待时机。

  刘秀在长安游学,不仅增长了学识,对王莽统治的时政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而且还锻炼了社会活动的能力,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皇三年(22),南阳一带闹饥荒,“诸家宾客多为小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刘□家的宾客也到处抢劫,结果刘秀受到株连。他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不“避吏于新野邓晨家”。在新野,刘秀结识了宛县(今河南南阳)的李通,并做起了谷商。一天,二人无事上街游玩,正赶上庙会,只见夫人、小姐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刘秀、李通二人看得眼花缭乱,驻足不前。忽然一漂亮女子从身旁走过,刘秀双眼发直,情不自禁地说道:好一个绝代佳人。

  正当刘秀二人发愣之时,旁边一位老者发话了:这位女子美是美,但和阴丽华相比,那就差远了,年轻人真是少见多怪。听罢,刘秀都傻了,阴丽华又是谁呢?刘秀把这一名字深深地记在心里。刘秀哪里知道,这老汉就是阴丽华的父亲。阴丽华生得十分漂亮,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美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据说有好多达官贵人上门求婚,老汉都没有答应。阴老汉与李通有过一面之交,从李通的谈话中了解到刘秀的身世和为人,认为这个刘秀不是一般的人,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便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秀。于是,阴老汉让李通做媒,但李通深怕刘秀陷入儿女情长之中,荒废了大业,便劝阴老汉等到刘秀功成名就之时再来提亲。于是,才出现了此前这一段佳话。

  而当此时,反抗王莽的斗争此起彼伏,社会开始出现了大动荡。在荆州,由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分兵作战。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下江兵,西入南郡。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统率新市兵,北上南阳。新市兵的出击,使得南阳一带迅速骚动起来,包括刘□、刘秀兄弟在内的地方豪强都积极准备公开起兵反抗王莽。这年十月,刘□、刘秀兄弟抱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了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并与新市、平林兵联合,把队伍归并到绿林军,拥立刘玄为更始皇帝。

  刘玄称帝时,刘□十分不高兴,他的这种心情被刘玄察觉了。刘玄明白刘□性情蛮横,野心勃勃,再加之以刘□为首的舂陵兵在与王莽作战中节节胜利,刘□战功卓著。他担心夜长梦,总想找借口杀掉刘□,以除心头之患。

  更始元年(23)四月,刘□的部将刘稷听到刘玄当了皇帝,十分不满,发牢骚说:我们起兵反抗王莽图谋大事,全部是伯升(刘□的字)您的功劳,他刘玄凭什么做这个皇帝?这件事被刘玄得知,刘玄想收买刘稷,便封其为抗威将军,刘稷却拒而不受。刘玄大怒,要将刘稷处死,刘□坚决不答应。于是,刘玄一不做二不休,便将刘□、刘稷一起杀掉。尔后,为了斩草除根,又有了杀死刘秀的想法。

  刘玄派人去向刘秀宣读诏书,以察看刘秀的动静,为自己寻找借口。来使说:太常偏将军刘秀英勇善战,特封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还没来得及谢恩,来使又紧接着宣布道:大司徒刘□,素谋不轨,常有抗帝之意,故杀之。刘玄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趁机来试探一下刘秀的心思,如果刘秀稍有悲愤之情,就会马上遭致杀身之祸。刘秀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因此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慌忙向来使磕头谢恩,说:谢主隆恩,陛下赏罚分明,我刘秀建功甚小,不值一提,皇上如此嘉奖,刘秀实在受之有愧。兄长刘□素有反意,我也常常劝他不可多生野心,但他不听,终于遭致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刘秀的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一方面兄长刘□有反心,遭到这样的下场,是他自找的,怨不得别人,我也不管;另一方面我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功劳,那些都是分内的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通过这两方面诚心诚意的表白,任何人也不会相信刘秀对更始政权怀有二心。来使听了这番话,对之深信不疑,就连刘秀的下属也都为刘秀的大义灭亲所感动。

  事实上,等到使者走后,刘秀再也无法伪装下去,他急忙跑回自己的帐内,紧紧闭上帐门,扑倒在床上,大声嚎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兄之仇不报,何为人耳?哭罢,刘秀还是镇静下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还不到时候,还必须忍下去,等待时机。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又急匆匆地跑到刘玄住处,向刘玄谢恩,这下刘玄对刘秀更加深信不疑。为了不再使刘玄和刘玄的心腹们怀疑自己,刘秀平时谈起此事,连一点点哀伤的表情都没有,也不为兄长刘□服丧。至此,刘玄彻底打消了对刘秀的猜忌,以为刘秀确实对自己忠心耿耿。

  天下名士归

  随着形势的发展,刘玄想派一个亲近的人到河北去发展。因为河北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河北的中心城市邯郸,北通燕、涿,南邻郑、卫,是漳(水)、(黄)河间的一大都会。漳河、滏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殷富,而邯郸正处于中间位置,向来是河北战局成败的关键。正因为此,自春秋以来,邯郸就是河北战略要地。而河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整个战局。也就是说,占据河北,就可以控制中原,进而可以定天下大局。

  当时有人推荐刘秀,刘玄也认为刘秀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对刘秀一直存有戒心的大司马朱鲔坚决反对。朱鲔也参与了杀害刘□之事,同时,他认为刘秀绝非等闲之辈,要是脱离了更始政权,远走高飞,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会对自己极为不利。因此,他极力反对把刘秀派到河北。由于朱鲔等人的异议,刘玄也犹豫不决,但是,在另外一位大臣刘赐的一再劝说下,举棋不定的刘玄终于下定决心,拜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前往河北发展。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以河北监军的名义,带着极少数随从,离开洛阳北行。当时的河北地区并不在更始政权的控制之下,形势十分复杂混乱。既有像铜马、青犊这样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有许多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刘秀知道更始皇帝刘玄虽然发布过安抚诏书,但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拥有武装的地方豪强,并非都听从更始政权的命令和指挥,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心怀鬼胎,抱有种种幻想。刘秀决心脚踏实地把事情一件件地干好,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会前功尽弃,一切都无从谈起。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个地方,就以汉朝名义抚慰当地州郡百姓,同时考察当地各级官吏的政绩,对政绩显著者予以褒奖,对那些贪官污吏给予一定的惩罚,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任以官职,并恢复汉代官名,废除王莽所制定的法律制度,释放监狱中一些无辜获罪的囚徒。应当说刘秀于河北各地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还是深得人心的,刘秀因此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都争相杀牛携酒,慰问刘秀及其部下。刘秀热情地接待他们,对他们送来的慰劳品则一一婉言谢绝。这使得老百姓更加感动,也使得刘秀声名远播。

  邓禹,南阳新野人,字仲华,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当年刘秀游学长安时,邓禹也正在长安读书。他比刘秀年轻一些,二人也正是在这时相识的。邓禹认为刘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更始政权建立后,南阳豪杰有很多人向刘玄推荐邓禹,刘玄也希望邓禹能在更始政权内任职,但邓禹却一直没有前往。当他听到刘秀要监军河北之后,便马上收拾行囊,渡过黄河,一直追到邺县(今河北临漳西)才追上了刘秀。二人见面后,刘秀问: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做官吗?邓禹回答说不是。刘秀又问,不是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呢?邓禹回答道:愿明公的威德施之四海,垂功名于青史,在下愿为您效劳。

  夜深人静,二人仍在促膝谈心。邓禹说:更始帝虽然都城在洛阳,但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并不太平,赤眉、青犊有几万人马,三辅地区也有人假号称王。更始帝尚未遭受大的挫折,自以为是,手下诸将都是平庸之人,目光短浅,只知道争权谋利,无深谋远虑尊主安民之人。从古到今,任何一位圣人的兴起,无不靠的是天时和人事,更始帝就二者而言,无一强项,如今天下分崩离析,您仅仅想做一个辅佐他人的人,是远远不够的。您具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信服。当今之计,莫如招揽天下英杰,顺应民心,立高祖之大业,救万民于水火。以您的才智,取得天下是不成问题的。

  应该说邓禹实际上看到了天下形势的发展,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思想。他是在劝刘秀趁天下大乱之际,彻底摆脱更始政权,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邓禹的想法和刘秀不谋而合。此后,邓禹跟随刘秀打天下,常常为刘秀出谋划策,成为刘秀得力的臂膀。

  刘秀于河北攻克邯郸后,力量大增,虽然刘玄封他为萧王,但他已经不再听从刘玄的调遣,而是伺机称帝。此后,刘秀派吴汉发兵征服铜马部,但幽州牧苗增拒不出兵,刘秀便立即派人将其就地正法,大振军威,一举攻克铜马、高潮、重连、大彤、青犊、尤来、大枪、王幡等部农民起义军。

  在打败铜马起义军后,刘秀对其投降部众将领不仅不加惩罚,而且一一依其级别进行封赏,加以重用,有许多将领得以封为列侯之爵。当招降高潮、重连部后,刘秀也同样对其部众进行了封赏。但归降部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刘秀搞的权宜之计,说不定哪天又会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当中。刘秀知道后,便让他们各自回归军营,担任自己原来队伍的将领,自行管理自己的队伍,刘秀等人不加干涉。而刘秀更是常常独自一人骑马到各部队,和各部队的将领士兵们平和交谈,没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使得归降将士深受感动,称赞道:萧王如此推心置腹,平等待人,我们还有什么疑虑,怎能不为萧王效死尽力呢?他们还亲切地把刘秀称之为“铜马帝”。

  更始帝败降赤眉军后,原刘玄大司马朱鲔仍坚守洛阳,刘秀连续三个月都未攻下,十分着急。他想到了岑彭,岑彭是刘秀称帝之后新投降过来的。当时,刘秀率兵进攻河内(今河南武陟),守将韩歆坚守城池,岑彭劝他说:更始无道,光武大度,又是汉室皇族,我们不如弃暗投明,将来也好有个归宿。韩歆不听,直至粮尽才被迫投降。刘秀要杀韩歆,重用岑彭。岑彭则上书刘秀,说:人各为其主,为主尽忠难能可贵,杀死他没有任何的好处,理应好好款待。刘秀采纳了岑彭的建议,拜岑彭为廷尉,仍封归德侯,行大将军事,派韩歆到邓禹手下当了一名军师。这使岑彭、韩歆二人感激不尽,同样,刘秀也获得了更大的声望。刘秀招来了岑彭,述明己意,岑彭欣然前往。岑彭见到朱鲔,对他称赞刘秀宽宏大量,然后,岑彭又分析了形势,说:如今天下归心光武,大势所趋,你为何还死守洛阳一个孤城不放呢?朱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刘秀英明,我朱鲔也早已有所耳闻,十分钦佩。怎奈其兄刘□被杀,我也参与其中。刘玄派刘秀去河北时,我也曾力阻,这一切都是刘秀所不容的。因此,我也只好以死守城力战。岑彭无法说服朱鲔,回去向刘秀报告,刘秀听罢,笑道:将军不是曾说各为其主吗?朱将军原为刘玄信将,当然应为其忠心耿耿,出谋划策,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这也正是朱鲔有才识之处。况且事情已经过去,朱将军不必忧虑。刘秀虽才疏学浅,然计较小事,拒绝贤才,这不是我刘秀的做法。岑将军可以回去向朱鲔言明,若真意来降,官爵保留,何谈治罪。刘秀的诚意感动了朱鲔,朱鲔随即投降。其后,刘秀封其为平狄将军,拜扶沟侯。

  在刘秀英名的感召下,南阳卓茂也来归附。卓茂幼年聪明好学,精通儒学,并且为人温恭谦让,有才干。西汉哀帝、平帝年间曾为密县县令,据说他治理密县几年时间,县境内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后升京官。刘玄称帝后,卓茂任侍中祭酒,尽管职位不高,但他亦能勤勤恳恳。因为他认为刘玄是西汉皇室,有资格做皇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到刘玄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好皇帝,所以对更始政权十分失望。此间,卓茂对刘秀也有所耳闻,认为刘秀必成大器。当他听说刘秀在河北称帝后,便不辞而别,步行到河北投奔刘秀。对于卓茂的才能,刘秀也早有所闻。于是他便派专使去迎接卓茂。卓茂来到后,即刻召见,并下诏任为太傅,封褒德侯。

  邓禹、岑彭、韩歆、朱鲔、卓茂等一大批贤能之士的归附,使刘秀实力大增,很快统一了全国,重建汉朝,史称东汉。

  还汉世轻法

  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和饥荒疫疾,社会经济凋敝。刘秀生长于民间,还从事过商贸活动,对百姓的疾苦和稼穑之艰难还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后,面临着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迫切问题,因此,他废除了王莽时许多苛酷的法令,并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注意倾听下层百姓的呼声,认真检查督促地方官吏,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王朝建立的几十年间,由于统治者们的暴虐和战乱破坏,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全国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户,人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但经过王莽篡汉、更始政权等大大小小政权的统治,再到刘秀中兴统一全国的中元二年(57),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全国只剩下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户,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出现了“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悲惨景象,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土地大量抛荒的情况。

  面对这一局面,刘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宽政以安民。他简政措施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通过废除王莽暴政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简政轻刑,以达到“务用安静”的目的。

  刘秀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前后六次颁布解放奴隶、三次颁布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刘秀下诏说:凡是老百姓嫁出去的女儿,卖给别人的子女,如果想回到父母身边的,悉听尊便。有人胆敢拘拿阻止,一律按法律论处。建武三年七月,又发布诏书说: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妇女随从犯罪的,只要不是逆伦绝理、诏书有名而特许逮捕的,都不得系狱。须验问清楚的应当马上验明正身。女犯可以回家,由本人出钱上山伐木以代罪。建武六年(30)宣布:王莽之时凡是被罚为奴婢而不符合从前法令的,一律放免为庶人。建武十一年(35),又三次下诏:凡是杀死奴婢者不得减罪;敢于使用各种酷刑残害奴婢者,按律论处,放免曾受酷刑的奴婢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的法律。建武十三年、十四年,在陇蜀平定后,刘秀又两次下诏宣布:益州、凉州百姓被掠卖为奴婢的,一律放免为庶人。诚然,刘秀释放奴隶和改善奴隶地位的诏令,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年限上讲,主要是王莽当政之时沦为奴隶的人;从对象上讲,主要是指原来具有吏民身份的人;从地域上讲,主要限于青、徐、凉、益等州,也就是指在刘秀政敌统治区域内沦为奴婢者。尽管如此,这些诏令的颁布与实施,使很多奴婢获得了解放,这对于增加社会劳动力、缓和阶级矛盾是有一定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隶的发展趋势。在东汉一代,奴婢问题比西汉已有所缓和。

  其次是整顿吏治。刘秀明白,吏治的好坏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亲眼见到西汉末年以及王莽政权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后果,深感中兴大业离开清明的吏治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刘秀在建武六年时就下决心归并郡国,裁汰官吏。经过归并,最后省并了十个郡、国,四百多个县、邑、道、侯国,相应的官吏也被裁去十之八九或多或少改变了十羊九牧的状况,并节省了大量的开支,无形中给下层百姓减轻了负担。同时,刘秀还通过各种形式选拔贤能的良吏。察举和征辟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各种名目,把那些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士推荐给政府,经过考核合格后任以官职。所谓征辟,就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一些有声望或具某一才能的人直接任以官职。这种制度,应该说在最初实行之时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为东汉初期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如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刘昆、京兆(今陕西西安西北)人第五伦、陈留人董宣等皆是通过各种方式网罗到的有用人才。

  如董宣,为司徒侯霸所征辟,任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相。他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豪门。据说刘秀姐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家奴黄黑,有一次到洛阳东市闲逛时,遇到一位老人卖珠子,他相中了,便要出钱买下来送给主子湖阳公主,只是给的价钱太低,老人不想卖。黄黑大怒,一剑把老人杀死,抢了珠子扬长而去。围观的百姓被黄黑的举动激怒了,他们联名去洛阳县衙告状。当时洛阳县令就是董宣,他听说湖阳公主的家奴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别人的东西,还把人给杀了,便立即派手下捉拿,眼看就要追上了,可黄黑一下子跑到了湖阳公主家中。这下衙役们傻眼了,谁也不敢进入公主家中捉拿逃犯,无奈只好回县衙报告董宣。董宣也没有办法,只好静等时机。有一天,董宣听说湖阳公主有事出门,要经过夏门亭,黄黑一定会跟随出行,便带领一干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儿。公主的队伍刚刚行到夏门亭,董宣便带人拦住去路,要公主交出犯人。黄黑一见,腿脚就软了,几乎站立不住。公主见状,大声说道:怕什么,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县令胆敢在我面前撒野!回头又问董宣道:你是何人?胆大包天,竟敢拦住皇家车辆?董宣毫不畏惧,上前施礼答道:臣乃洛阳县县令董宣。只因殿下家奴杀人,罪不当恕,请公主交出罪犯。公主拒不交出黄黑,董宣大怒,以刀划地说:公主纵奴行凶,已为过失,如今再包庇罪犯而不交出,过失更大,不交出凶手,公主断不能前行。公主万没料到一个小小的县官竟如此天不怕地不怕,只好对黄黑说:你先随他去吧,谅他也不敢动你一下。公主话还没有说完,在旁边站立的董宣乘黄黑不备,一刀把他给结果了。公主见状,觉得很没面子,一边哭叫大骂,一边转身飞奔到朝廷告状去了。

  湖阳公主来到朝廷向弟弟刘秀哭诉,要求一定要严惩董宣。刘秀大怒,下令将董宣绑进宫,准备用鞭子将董宣活活打死。董宣面对刘秀面不改色心不跳,对刘秀说:陛下您暂时息怒,听臣下把话说完再杀也不迟。随后,董宣讲道:陛下圣德,中兴汉室,而今竟要包庇亲属的家奴枉杀无辜,臣不知陛下将何以治天下,何以让天下臣民信服呢?臣不愿受鞭笞,请让臣自杀。董宣说完便向龙柱撞去。刘秀没有想到董宣会来这一手,忙命人将其拉住。但总得给公主一个台阶下吧,也得给自己留点儿面子,便对董宣说道:朕念你为官清廉,可免你一死,但你必须向公主叩头请罪。董宣就是不肯叩头请罪,旁边几个太监马上上前来按住董宣的头给公主赔罪,董宣却使劲挺住,就是不叩。刘秀见状大笑,打心底佩服董宣的骨气,当下也顾不得公主的面子,笑着说:好一个犟县令!就凭这一点,我也得赏你三十万。

  湖阳公主见了,很不理解。等下朝后对刘秀说道:当初你是老百姓的时候,大哥的事情牵涉到你,你不怕,官吏也不敢上门搜捕。如今你做了天子,是天下之主,却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治不了。刘秀笑道:就是因为做了天子,才不能和老百姓一样办事啊!公主无奈,只好回宫去了。

  后来,刘秀专门宴请董宣。董宣吃罢饭后,把空碗覆在饭桌上。刘秀问是怎么回事,董宣回答说:臣下吃饭不剩一粒米,犹如奉职尽忠不留一点儿力气。刘秀听罢,十分高兴,令他统领当地官吏。此后,大家对董宣更加钦佩,各地豪强无不震惊,人们把他称为“卧虎”。后董宣死在任所,家中唯一财产是大麦数斛,破车一辆。刘秀也为之感叹,说:董宣真是廉洁!总之,刘秀对于吏治是十分关心的,可谓奖罚分明。

  图谶宣天下

  西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堕落而成了谶纬神学。这一经学谶纬化思潮是以天人感应为其理论基础的,它兴起于西汉哀帝和平帝之际,盛行于东汉初年,在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之时,发展到了极至。

  西汉之时的董仲舒是传授《春秋公羊传》的大师,曾任景帝博士。汉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天人感应论”。

  他附会《春秋》一书,认为孔子做《春秋》的目的就是来说明天道与人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都是上天对君主的政事有所不满而显示的警告。如果君主仍不加悔改,上天会再进一步降下灾祸使他亡国丧命,然后把政权转交给别人。这说明上天对君主非常慈爱,愿意帮助君主制止灾祸。只要不到一定的程度,上天都会保全君主的。这是告诫君主,作为最高权力的主宰者,一定要奉行天意,着重德治教化,辅之以法治,兴办学校,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影响和培养人们良好的习惯,如果真如此,上天也会降下吉祥,使得天下太平无事。在这里董仲舒公开宣扬君权神授,用天命来为皇帝唱赞歌;同时,也包含有借助神权,规劝皇帝改正过失的意义。但是,最高统治者主要是想为自己的权力进行论证和宣传;作为最高权力者的维护者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放弃了对皇帝过失进行规劝的一面,而只是强调君权神授,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唱赞歌,由此,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今文经学进而发展成为谶纬神学。

  谶纬之所以出现在西汉哀帝和平帝之际,这与当时社会政治矛盾极端尖锐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哀帝、平帝之时,阴阳错缪,连年歉收,国库空虚,百姓挨饿受冻,父子离散,相望于道。而政府中的官吏玩忽职守,惰怠不力,使得社会上十分混乱,“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豪强、宗室以及后党、外戚为争夺统治政权,展开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谶纬应运而生,成为各种势力达到自己卑鄙的政治目的的工具。

  谶的本义是应验,《说文》解释为:“谶,验也,从言,谶声。”是一些方士和巫师制造出来的“诡为隐语,预决凶吉”的宗教预言。谶或谶语,是依据星相或自然界的变化,或假托神来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语,但其主要内容是政治性的。这就是所谓的“谶者预决凶吉”,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则被称为谶书。谶书的作者为了增强其神秘性,还在谶书中画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图画,因此谶书也叫做图书、图谶。

  谶或称图谶,作为一种“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的宗教迷信,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据史料记载,秦穆公于梦中会见上帝,上帝告诉他晋国将要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秦谶于是出矣”。晋顷公十三年(前513),扁鹊为赵简子治病,赵简子从梦中醒来,告诉身旁的大夫说:我到了“帝”的住所,“帝”对我说,“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这是有记载的较早的谶语。从此以后,秦代也出现了不少的谶语,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们假上帝之名发出来的预言。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才达到它的全盛时代。当此之时,上帝几乎每天都有要王莽准备做皇帝的预示。时至东汉,刘秀要做皇帝,又出现了《赤伏符》四十二篇。但是,在古文经学出现之前,谶语并没有被编成有系统的文献。直至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利用这些上帝的言语,来神化这些翻版的《圣经》,于是所有的谶语,才被编辑成书,而名之为“纬书”。

  史料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可见,纬是相对经而言的。经本义是直线,而纬是横线,这里纬也就引申为对经书的解释。汉代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加上《乐》,称为六经。按纬书的说法,孔子作了六经,又作了一些补充的著作,就是《易纬》、《诗纬》、《春秋纬》、《乐纬》等。纬的特点是对经学作神学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托之于孔子。有学者研究认为,儒学之谶纬神学化大致有两个来源,远的是自古以来天地鬼神信仰的宗教传统,近的是战国后期邹衍的阴阳灾变宗教学说。

  据史料记载,谶纬之书秦汉之时应该是较多的,但是,自“楚书”之后大都散亡,保存至今的仅有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其余的都系残篇断片。谶纬的主要内容是符命、预言,故又叫作“符命”、“谶记”,或称“经谶”。从残存的文字来看,谶纬内容庞杂,主要是天官星历、灾异感应、谶语符命,也有对经学的发展和解释,以及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文字训诂,旁及驱鬼镇邪、神仙方术及神话幻想等等。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它是今文经学迅速政治化、庸俗化并和汉代神学迷信相结合而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对于谶纬深信不疑。他从造反到登上皇帝的宝座,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谶纬。最初是李通等人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他,使其动了心发动起义的。到了后来刘秀于河北征途中匆匆称帝,又是因为他早年在长安时的同学疆华送来谶书《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为刘秀找到了做皇帝的根据,也才促使刘秀下决心定此大计。他和当时割据四川一带自称“白帝”的公孙述各自对谶书作不同解释,争论谁应当代替王莽为皇帝,也搞得煞有介事,十分认真。

  谶纬是刘秀当皇帝的天命符,同时也是他决策用人的指南。可以说,刘秀对于谶纬已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因为谶语中有“孙咸征狄”一句,就任命一个叫孙狄的人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即最高武官,以至于引起了众武官们的强烈反对。一次,朝廷议选大司空,大臣们提不出合适的人选。刘秀突然想起“河图赤伏符”中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战国末年,卫国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玄武是水神名,司空是管水土的官职。恰好当时野王县县令就是叫王梁。姓名、地点都恰如其分,刘秀认为这正是天意。于是,下令把王梁超升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

  建武三十年(54),群臣建议刘秀到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刘秀下诏说虽然建国已经三十年,但是百姓怨声载道,怎么能向上天报功呢?可是,两年之后,他读了《河图会昌符》后,却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决定去泰山封禅。原因就是刘秀在读此符时,里面有一句“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认为是叫他这位刘邦的九世孙到泰山封禅。于是,刘秀便立即决定到泰山封禅,其后并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以后,谶纬神学思潮便正式取得了任何人不得非议的官方学术的地位,从而得以凭借政治的护身符而盛行于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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