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人物卷

第一节 革命英烈

　　刘翰章

　　刘翰章，字含初，男，汉族，1895年12月出生，陕西省黄陵县备村人。1920年北京大学文史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西安中山学院院长，革命烈士。

　　一

　　刘翰章出生在一个地主家里，幼读私塾，后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尤喜爱文学和历史，成绩优异，并练得一手好字，甚得师友赞赏。

　　1916年在北大求学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和北大文科为阵地，传播的新思潮、新文化，对刘含初影响很大，使他的思想日渐倾向进步。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刘含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参加了包围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羁捕数日，后经校方和社会各界营救而获释。

　　“五四”运动使刘含初第一次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使刘含初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在李大钊等人的亲切教诲和引导下，刘含初和广大青年一样，学习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刘含初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宣传活动。这年10月，他和在北京的陕西同乡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翌年10月，他们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杂志。1922年10月，他们以《共进》半月刊社为基础，创办了共进社，以此作为团结进步青年的阵地，同黑暗的社会展开斗争。其时，共进社的活动经费来源比较困难，刘含初经常捐出自己的工资，作为共进社活动的费用。有的同志生活上发生困难，他亦解囊相助。刘含初在共进社里担负着繁忙的社务工作，是共进社的骨干和核心人物之一，还为《共进》杂志撰写了《我主张一部分的排外运动》《旧国会恢复后的罪恶》等文章，针砭时弊，揭露中国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唤起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军阀斗争。这时，盘踞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在议会选举中实行包办选举，激起了陕西人民的反对。刘含初与屈武、杨晓初等130多名陕西旅京学生联合在一起，在北京宣外大街关中会馆集会，声讨刘镇华。刘含初在大会上即席发言，慷慨陈词，指出：“在刘镇华未赶出之前，我们想在陕西做合法的事业，那简直是梦想。解决陕局的根本办法，只有驱刘，并驱客军出境，此外，别无他途。”他在介绍了关中五县人民抗议刘镇华，坚决罢选的斗争情况后指出：“要驱逐刘镇华，我们必须有坚固的团体”，和陕西人民相配合，“作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驱刘运动”。②他还代表大会发出六道开展驱刘斗争的通电，决定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刘镇华。

　　二

　　从1923年初到年底，刘含初先后应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和开封大学等学校之聘，从事教学工作。他每到一处，都十分重视改革教学内容，抛弃旧教材中的糟粕，讲授“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他教育学生既要埋头读书，又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教员尤其要注意利用讲坛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岭南大学任国文教员时，以《对国文教员的批评》为作文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各抒己见，大胆抨击时政和教育的弊端，被当地督学听见，便在岭南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以刘含初“鼓动”学生闹事为名，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并勒令他立即离开岭南大学，刘含初便往广东信宜县任教育局局长，但不久又被当地政府借故停职。于右任得知刘含初在广东屡次受挫的境遇，甚为同情，聘请刘含初到由他主管的上海大学任教。后又经刘天章介绍，刘含初曾一度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职务。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瞿秋白、蔡和森、萧楚女、邓中夏等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和革命志士，和他们朝夕相处，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含初常常和他们交流思想，聚谈时局的发展，思想上吸取了更多的营养，也促使他由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在这一时期，刘含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天，他应聘回陕，先在陕西省教育厅供职，后转入西北大学和杨虎城主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教。

　　1925年夏季，在上海“五卅”运动斗争浪潮推动下，陕西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也发展很快。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组织决定协助成立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8月10日，刘含初和李子洲、杨明轩、魏野畴、王授金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首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刘含初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推为俱乐部主席，杨明轩为书记。9月，在中共北京区委派来的安存真的指导下，又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刘含初和张含辉、王授金、杨明轩等9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刘含初任宣传委员。他和杨明轩具体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并把西安城区划分为六个宣传区，派员向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讲解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三大政策。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开展党的建设活动，先后派出张仲实、王尚德和王超北等去三原、渭南、华县、肤施（今延安）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使这些地区国民党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除出陕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8师之众倾巢犯陕，直逼西安城下，围城达8个月之久，给西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刘镇华部围攻西安的日子里，刘含初和黄平万、魏野畴、吴化之、赵葆华、张含辉、王授金、雷晋笙等出生入死，坚定地领导城内各界人民积极配合杨虎城、李虎臣将军开展反围城、反军阀的斗争。这年夏天，西安各学校放暑假，因刘军围城，学生不能回家，刘含初和吴化之、王授金等便将城内学生组织起来，开办了千余人的暑期补习学校，一面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一面帮助守军解决物质上的困难，配合守军抗击刘镇华部。当时，由于围城时间长久，城内居民粮源无着，代之以食树皮和草根，饿死者甚多。刘含初目睹惨状，动员家人拿出家中的千余斤大米和两包衣服，送给缺吃少穿的居民，并同城内当局交涉，采取措施，救济饥民，使许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市民得以幸存。刘镇华得悉后，对刘含初怀恨在心，以死相威胁，声称：打进西安城后，要先杀掉刘含初。对此，刘含初却毫不畏惧，依然奔波在反围城斗争的第一线。

　　西安军民忍饥挨饿，浴血奋战，坚持了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终于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取得了胜利，于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部，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三

　　192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刘含初被选为常务委员，与赵葆华、魏野畴等主持党务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共产党的力量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成为领导核心和方针、政策的决定者。3月，刘含初和李子洲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利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由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西安中山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运班和组党班，后又增设妇女运动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刘含初和李子洲密切配合，共同制定了学院的章程、制度和教学计划，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学院的宗旨，从教学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刘含初和李子洲的建议，教学中要求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要求学员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严格的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授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讲演会，聘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到校作报告。刘含初也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经常参加学员组织的讲演会、讨论会，发表意见，帮助学员解决疑难问题。他每天早晨都要听取各班的汇报，或向学生作时事报告。刘含初和李子洲还亲自组织学员到工厂、街道、农村搞社会调查，协助成立工会和农会，学院办得生动活泼。就这样，在刘含初和李子洲的辛勤努力下，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他们在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此严重危机的关头，刘含初毫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25日，刘含初和李子洲、魏野畴、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植党树私”，“投靠英美”，“与卖国军阀妥协”；“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的罪恶事实。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残民以逞”，“何异于万恶军阀”。同时，刘含初指示各级党部要组织好民众的讨蒋运动。5月5日，刘含初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的名义，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约10万人的讨蒋大会。刘含初在大会上致开会辞，愤怒声讨蒋介石新军阀勾结美英帝国主义，破坏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在南昌、九江、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指出这种行为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等毫无区别。大会宣布蒋介石的12条罪状和武装工农、减免苛捐杂税等决议案，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打倒一切反革命”见1927年5月6日、7日陕西《国民日报》。

　　4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消息传到西安，刘含初和陕西人民万分悲痛。5月l6日，刘含初和魏野畴、李子洲、赵葆华、杨明轩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省各级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详细说明李大钊等遇难的经过，高度评价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界的泰斗，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北方中国革命的导师，指导国民革命最忠诚、最努力、最勇敢之领袖”，“他的牺牲是为中国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牺牲”。指示各级执行委员会“必须郑重追悼此次死难诸同志”，“继续死难烈士的遗愿，为促成中国革命成功而奋斗”，5月17日，在西安各界人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刘含初携带全家大小参加，痛悼先烈，寄托哀思。

　　四

　　1927年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陕西地区国民革命的形势日益危机，冯玉祥下令封闭了西安中山学院，撤了刘含初的院长职务。而这时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负责人却致信刘含初，劝他“认清时务”，同去南京国民政府，并许以高官厚禄。刘含初对这些都予以断然拒绝。后来，国民党陕西当局缉捕他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党组织考虑刘含初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不宜留在西安，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刘含初即返回故乡，准备安排好家眷后再赴太原，绕道北去。

　　刘含初在家乡短暂的几天里，热情地向乡亲们作革命宣传。他白天与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解农村情况，晚上和他们一起乘凉，促膝长谈，用浅显易懂的话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那时，陕北农村贫困落后，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加上天灾人祸，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都弄不清楚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刘含初言简意赅的道理，给乡亲们分析几千年来农民受压迫的原因，说：现在农民生活贫困，是这个社会不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任意欺压，剥削农民。只要大家一条心，组织起来，一块抗租、抗税、抗债，打倒了官僚、地主，将来一定会有好光景过的。他还向乡亲们介绍说：现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名叫苏联，工人、农民已经推翻了反动政府，过上了幸福自由的日子。咱们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民众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据杨昆山同志的回忆。这些话，在祖祖辈辈受压迫、相信菩萨和命运的山区农民听来，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压迫”、“剥削”、“革命”、“自由”这些名词，感到很新鲜，都来找刘含初交谈。他还启发家乡的青年学生要上新学、念新书、长见识，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不料，陕北军阀井岳秀得知刘含初回到家乡的消息。8月15日，在井岳秀的命令下，国民党驻洛川旅长杨甫珊派遣7名便衣特务，南下中部追捕刘含初。他们先赶到备村，后又追到县城刘含初二哥家中，都扑了空。当特务们得知刘含初去宜君县石铺村探亲的消息，又于当日下午赶到石铺村。当时，刘含初正在院子里为乡亲们书写“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条幅。墨迹未干，特务们已闯了进来。刘含初当即怒斥特务：“这样胡作非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话音未落，枪声即起，刘含初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刘含初牺牲后，被安葬在黄陵备村故里，1934年夏，刘志丹将军率领红二十六军一部分部队经过备村，对革命烈士刘含初进行祭奠，红军将士鸣枪向先烈致意。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57年10月15日追认刘含初为革命烈士，以褒扬刘含初对中国革命的功绩。1975年5月10日，党和政府又将刘含初遗骨移葬黄陵桥山。

　　附记：本文写作中参阅了《刘含初墓志》《刘含初烈士墓志续》《刘含初烈士事略》，及访问方仲如、马文彦、赵伯平、刘仁静、罗章龙、屈武、吴化之、吴岱峰、王超北、陈云樵、杜松寿、梁俊琪、刘依仁、张耀斗、李天笃、刘孟邻、刘素真、刘光智、刘树基、杨昆山等人的记录和给笔者的信函。

　　（梁星亮）

　　苏继堂

　　苏继堂（1902—1934），陕西省黄陵县隆坊镇苏家峁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宜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

　　苏继堂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他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上学，勉强读完小学，回家务农，但仍维持不了家计，向本村财东苏红胜借了高利贷。因没收入无法偿还，苏红胜就指示人对他多次毒打。他忍气吞声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刘志丹将军领导的红军来到中部，对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打富济贫。红军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苦大仇深的苏继堂，他决心加入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他四处联络穷苦百姓，成立起一支游击队，名字就叫“苏继堂游击队”，由他本人担任游击队队长。

　　有了穷苦百姓的大力支持，苏继堂如鱼得水，带领游击队员灵活机动，时刻寻找战机，消灭零星分散的小股反动军队和土匪，缴获他们的武器壮大自己。苏继堂练得一手好枪法，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无论是与国民党正规部队，还是与地方民团作战，敌人都被打得伤亡惨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打其他部队一营，不打苏继堂一人”。苏继堂游击队的威名大震，士气十分高涨。1933年，他率领10名战士在双龙、建庄、隆坊、太贤等地方抓获100多名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缴获了100多条枪，给穷苦百姓出了气！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42师骑兵团政治指导员。苏继堂作战勇敢，也善于作政治工作，所以，很受战士们的拥戴。为了建立苏区革命武装，1934年6月，苏继堂受组织委派，组建中宜游击队（中部、宜君），并担任队长兼指导员。收编土匪邵富林的30多人，扩大了革命队伍。

　　苏继堂带领游击队活跃于中部、宜君两县。在短短几年时间，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歼灭大量敌军，其中也镇压了许多反动保长，使现有的保甲长们不得不为游击队送情报、送弹药，以换得游击队不杀的恩赐。国民党在农村的组织名存实亡，有的还被游击队教化而为游击队服务。苏继堂游击队搅得敌人晕头转向，日夜不宁。因此，中部、宜君、洛川3县的国民党驻军和地主武装千方百计，不惜代价要消灭苏继堂游击队。

　　1934年9月，苏继堂率领一个支队30余人，住在建庄川高松树村一卖豆腐的老头家中（此人系仓村乡秦家塬人，常为游击队送信）。不料，老头被敌人收买，偷偷将苏继堂住在他家的情报送给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出动了驻店头的一个团、驻焦坪民团夏老幺的一个营和地方民团近2000人扑向高松树村。在游击队进驻高松树村的第三天早晨赶到，并把游击队暂住的一个小院团团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游击队员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苏继堂游击队另一支队在槐树庄得到地下党的情报后，和红军一部分星夜赶到高松树救援时战斗已结束，苏继堂不幸被俘。

　　敌人将苏继堂押到中部县城，多次严刑拷打。每次审问，他总是英勇不屈痛斥敌人的罪行。敌人确信从苏继堂口中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时，于1934年9月19日将他枪杀于中部县南门外，时年32岁。苏继堂在牺牲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高贵品质。

　　李瑞成

　　李瑞成（1910—1937），黄陵隆坊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春，投奔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任石谦旅护兵十连连长，与共产党员谢子长合作发表《告父老乡亲书》。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动清涧起义后，起义部队与宜川县守敌康子祥（代旅长）部激战，得到从延川县、清涧县赶来的起义部队有力配合，康子祥部败退，起义的3支部队在宜川县会合，李象九旅长委任李瑞成为营长。后来起义部队因敌高双成部的围攻，李瑞成率领部队突围到韩城县转入地下斗争。后又转移到黄龙山和洛川一带，在洛川县秦关与土匪贾德功相遇，战斗中李瑞成壮烈牺牲，时年27岁。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树信

　　刘树信（1920—1968），黄陵县太贤乡备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白银市市长。

　　8岁在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到中部县城关小学上学，受一位姓吴的进步老师影响，读了许多进步书籍。1934年刘志丹带领红军到备村祭奠革命先烈刘含初，宣传革命，当时只有14岁的刘树信就懂得许多革命道理。1935年刘树信小学毕业到陕北绥德师范上学。1937年初，红军进驻绥德，他在红军战士的感召下，参加了绥德地方党组织的“抗日下乡宣传队”。1938年1月，下乡宣传队工作结束后，党组织正式派他去延安“陕北公学”第10队参加学习。由于他工作积极，不断进步，同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后，他被分配到陕公分校合作社担任领导工作。1939年7月经陕公分校高级队培训后又到陕西眉县难童教养院做党的秘密工作。1941年1月，党调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7个月，结业后先后在张村驿区委任宣传科长，富县宣传部任干事。又在中部县（黄陵），黄龙地委任宣传干事、政治指导员、工委委员、政务秘书等职。

　　1948年，宜君县解放后，刘树信任宜君县宣传部长、代理县长。他克服重重困难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宣传方面尤为突出。他一到宜君，就着手创建了146人的“群众业余剧团”，配合土改斗争组织编排了《血泪仇》《穷人恨》《兄妹开荒》等十几个好戏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欢迎，群众先后给他们赠送了“为民服务”“感化民心”“教育群众”“启迪民心”四面锦旗，给予很高评价。

　　1952年5月，组织调派刘树信去甘肃省天水市建新面粉厂任厂长。建新面粉厂是个即将倒闭的公私合营企业，设备老化而简陋。刘树信克服了业务生疏、人员复杂的困难，依靠工人，充分发挥党、政、工、团的作用，逐步理顺了各个环节，带领全厂职工对设备进行检修、改装，并新建职工宿舍45间，新修两条厂里道路和3条排水渠道。1953年底，面粉厂一举甩掉了亏损企业的帽子。1955年5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调到甘肃天水市任副主任。

　　1956年10月，刘树信调任甘肃省白银市委副书记，筹建白银市。1958年改任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面对“一片荒滩罕炊烟，千里风沙万重山”的恶劣自然条件，在境内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以顽强的开拓精神，硬是把一个偏僻荒凉的戈壁滩，改造、建设成一个工业、商业、卫生、文教、交通运输全面发展的新兴城市。

　　三年困难时期，粮站给市上领导每人送一袋面粉，唯有刘树信没有收。他深情地对粮站人员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作为市领导我不能在群众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自己吃面粉，我吃不下去呀！”使送面的同志非常感动！1963年白银市建制撤销，改为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组织调他到省城工作，可他离不开自然条件差的白银市，留了下来。1965年以后，刘树信被罢官审查，并以“翻案总头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错误批斗，监督劳动。1968年8月2日，刘树信检修白银区委机关大楼暖气管道时，因喷灯爆炸被严重烧伤，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68年8月16日逝世，年仅48岁。1970年3月21日，经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党委批准，追认刘树信为革命烈士。1979年3月2日，中共兰州市白银区委召开追悼大会为刘树信平反。其遗骨安放在革命烈士陵园。

　　任仲文

　　任仲文（1963—1984），黄陵县桥山镇南城村人，1976年考入黄陵中学，1982年高中毕业参军，1983年加入共青团。

　　任仲文自小爱看书，特别喜欢看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小说和文章，以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为学习榜样，勉励自己。他言行一致，在村里经常帮助别人。南城村老汉张有发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其妻痴呆，家庭十分困难，任仲文就帮他们担水劈柴干重活两年之久，直至参军。在部队，战友张小峰的父亲病重住院，但经济困难，任仲文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45元存款送给小张。他热爱劳动，利用废旧材料为连队焊制书柜、脸盆架、防蝇罩等用具。为连队节约2000余元资金。连队的同志说：任仲文做的好事如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完。

　　1984年10月3日晚，某部炮兵团弹药库38号坑道起火，如引爆库内弹药将危及整个部队安全，任仲文所在防化连奉命紧急扑救。这时，身为后勤兵的任仲文正在休假，听说这一消息就毅然主动放弃休假，申请到坑道扑火，他以最快速度冲进着火地点，寻找水源抢救战友。在救出一名战友后，滚滚浓烟已使他感到精疲力尽，但他仍鼓起全身力气，第二次冲进坑道，被毒气窒息，英勇牺牲在火场上。年仅21岁。

　　1984年12月，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追记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