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世纪转折：海洋文明VS内陆文明

　　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在皇家的畅春园里，大学士们正与皇帝探讨东南沿海的情势。

　　据福建、广东官员的奏报，最近几年来，南洋海盗频起，尤其是吕宋（菲律宾）、噶啰吧（印尼）等岛屿上聚集了大量荷兰人，这些“红毛鬼”扰乱沿海，抢劫闹事，又有内陆许多汉人与他们私自结交，互相贸易往来，乃至规模越来越大，许多中国人在当地聚集，有些成为豪强。

　　在此之前，康熙皇帝曾开放海禁有二十年。中国沿海贸易一度发展迅速，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受到海外极大欢迎，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纷至沓来，此时的东洋、西洋诸国实力不强，相互平等互惠贸易，是中国发展海外的有利时机。

　　只是，随着海外贸易的频繁，许多弊端就出现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的沿海就被海盗威胁。从明朝到清朝，东海、黄海、南海就充斥着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许多生活穷困的汉人也加入其中，变成海盗，打家劫舍，掠夺海上运输的财物。

　　康熙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的目光从北京延伸至南方方向，希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海上，可是鞭长莫及，对于这个驰骋北方草原的皇帝来说，遥远的南洋海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岁末寒冬，紫禁城在皑皑白雪中显得那么宁静肃穆，大清帝国在第三代帝王康熙的统治下，已经趋于稳固。这一年，康熙已经六十二岁了，年过花甲的康熙不希望国家再出什么乱子，他奋斗一生，南征北讨，为的就是让这片土地安稳下来。如今，当听说南洋海盗猖獗时，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在看过奏折之后，康熙喃喃自语着，这位深谋远虑的皇帝已经意识到——百年之后，西洋等国会兴盛发展，到时可能危及中国。然而，他对此采取的措施却是消极防范：

　　“朕临御多年，虽致力于满汉一体，但终究发现汉人难治。如今，朕老了，海外也不太安宁，吕宋岛、噶喇吧等地常常留有汉人，他们偷渡过去就不再回来，早在明朝时就是如此，逐渐沦为海盗……”金銮殿上，康熙眉色深重地对大臣们说，“往年福建运米去广东的民船有三四百只，每只船装载三四十人，那就是上千人、乃至上万人，一旦被海盗抢劫了，损失极为严重，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虽然平定，但台湾人常常与吕宋岛等地互相往来，暗中做些朝廷不知道的勾当，不可不深思远虑啊。”

　　大臣们匍匐在地，细细揣摩着圣意，他们猜想皇帝要改国策。

　　年老的康熙对汉人的戒心提高了，尽管他一生提倡“满汉一体”，但老皇帝还是发现，两个民族之间依旧存在隔阂。他有些担忧，南方汉人偷渡到国外，会不会与南洋海盗联合对抗朝廷？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早年的台湾郑氏家族，就是由海盗发展起来的。

　　鉴于防范海盗，康熙帝开始施行“海禁”政策，于第二年正月向全国下达：中国即刻停止与南洋吕宋、噶喇吧的贸易，沿海所有商船渔船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不得随意出海，禁止向国外出售船只、运米出境，更不能有人留住南洋。并严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水师加强巡查，一旦抓住违禁者，严加治罪。如果有人私自将船卖给外国人，一旦查出，立即将卖者、买家全部斩首示众！

　　在康熙帝封锁南方海域的同时，他对西北方边疆却显得颇有兴趣。这位擅长骑马射箭的帝王曾三次征伐西北准噶尔，三十六岁时出兵二十万，在乌兰布通大败游牧领袖噶尔丹，四十二岁时又发兵十万，在昭莫多再次击败噶尔丹，四十三岁时又出兵西征，在宁夏彻底剿灭噶尔丹部，西北尽皆臣服大清。可以说，正是康熙大帝为中国近代版图奠定了广袤的基础，功不可没。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一切之根本。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帝尽他所能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在十七世纪达到鼎盛，北抵西伯利亚，西达新疆盆地，蒙古、西藏等全部归属于中华领土，这些边界已经达到陆地所能超越的极限，因为再过去就是戈壁大漠、寒冷雪山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强敌都来自北方，历朝历代把重点军事防御放在北方，修长城、屯军田几乎是必须做的。传统观念里没有对海洋的关注，人们也从不认为那些浩渺无垠的大海上会出现什么隐患，即使有隐患，我泱泱中华只要关起大门来，海贼们如何能上得陆地？

　　其实，早在十五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就关起了海洋大门，“寸板不许下海”，为的是防止国民与外国人串通。岂料愈是闭关自守，海外势力愈是猖獗，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东洋倭寇兴起，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十七世纪清王朝曾一度开放海禁，但由于聚居南方的汉人纷纷踏足南洋，让远在北方的满洲贵族心怀忧虑，久而久之，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索性还是把海洋大门关起来算了。

　　这是中国皇帝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是开疆拓土的永恒梦想，一方面，是“寸板不得下海”的严酷禁令。

　　1716年康熙帝的“海禁”政策，将影响到后世中国。而正是在这两年前，远在欧洲的俄国，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彼得大帝，力排众议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目的就是使俄国由内陆向海洋扩张，与西欧各国频繁接触，学习先进科技。

　　16、17世纪的世界格局已然发生变化，从陆地到海洋，这是东方天朝大国所未能意识到的——

　　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率领三百艘帆船，到达加勒比海，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大航海时代”，这一年，中国明朝的弘治皇帝拨国库银两，全力整修辽东长城，目的是维持北方边疆的稳定；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一百七十名船员，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印度，这一年中国北方又遭受蒙古人袭击，甘肃、宁夏等地发生混乱，政府再次调集重兵防守；

　　1519年，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率船到达菲律宾群岛，经过长达三年时间，向世界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一年中国的头号“顽主”正德皇帝又闹着要离开京城，南巡出游，遭到群臣反对，一气之下，把大臣们全都打了P股；

　　1529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萨拉哥斯新条约》，在东印度群岛划分势力，在亚洲成为两大殖民国，而正是在几年前，中国的嘉靖皇帝正与群臣为“大礼仪”事件争吵不休，置国事于不顾；葡萄牙海盗侵入广东，日本贡使抢掠宁波府，海盗开始盛行。十年后明朝海患发展到猖獗地步，东海倭寇杀死江浙军民数十万人，南海的葡萄牙人占领中国澳门，强行“借用”此地做港口；

　　1596年，荷兰人征服印尼群岛，靠香料、矿藏等获取暴利，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殖民者，这将在一百多年后对中国南海造成直接威胁。正是在这几年之前，中国的东海出现另一个强敌：日本。日本实现全岛统一，国力蒸蒸日上，丰臣秀吉推行军国主义，制定了“十年三步走计划”：三年内灭亡朝鲜，五年内灭亡中国明朝，迁都北京，最后征服印度支那，称霸世界。日本二十万大军直扑朝鲜，明朝军队前往支援，与日军展开殊死奋战，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历经七年抗战，最终以“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财元”的高昂代价获得惨胜。但是，三百年后，日本再次卷土重来，征服朝鲜，攻入中国腹地，中国历经八年抗战方战胜日本。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印度成为英国新财源，此后英国开始崛起，在世界各地扩张，号称“日不落帝国”，这时的中国万历皇帝与群臣大争“国本”，双方互不相让，万历心灰意冷，荒废国事，齐、楚、浙、东林党各政治派别纷纷亮相，相互攻讦，党争开始，明朝已是日落黄昏；

　　1648年，荷兰殖民者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全球各地都拥有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曾一度征服台湾，海上贸易达到巅峰，经济鼎盛，荷兰率先成立了世界第一家银行，英国、西班牙纷纷购买荷兰股票；此时中国正陷于满汉两族残杀，南明朝廷仓皇逃往缅甸，多尔衮率清军席卷中原，全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江南地区惨遭屠城，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血流成河。

　　西方各国已经雄心勃勃地在海洋上进行争夺，毛瑟枪、火炮、炸药、战舰等新式武器一一登场，而中国士兵还在骑着战马、挥舞弓箭进行征伐。当英国女王鼓励海盗们出海探宝、彼得大帝引领俄国建立海军时，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帝们则希望把百姓牢牢拴在土地里，禁止海外贸易，更拒绝与西洋、南洋人打交道。

　　清承明制，明朝有“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更有“闭关锁国”。早在清顺治年间，为了防止内陆居民与台湾郑氏串通，清政府就下达禁海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磔死连坐”，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所有村庄尽皆焚毁。这种做法是台海战争需要，但后果也极为严重，福建、广东沿海一代，竟是荒凉不堪，经济破坏严重。据《清史资料》第一辑中《榕城纪闻》记载：“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食之粮，饿殍已在眼前。”

　　在中国东南，福建、广东两省山地居多，人稠地狭，耕田本不足以供给人们的生活。沿海居民纷纷出海谋生，占到了总数一半以上。海禁之前，闽、广两地贸易发达，人民生活比较不错，利用海洋优势发展渔业、煮盐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但海禁之后，“片帆不得下海”，渔盐业衰败，货物不通，民生凋敝，顿时陷入窘困境地。

　　沿海居民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船只上，耗尽家财建造的商船，如今都被搁置荒废，让人痛心疾首。一条船废弃了，就代表着上百人的生活没有来源。这种情况下，生活无着的穷苦渔民被迫亡命海上，遂至铤而走险，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海禁越严，人民生活越困窘，海盗数量也就越多，南洋也就越乱，政府的控制就越发严酷……而且，“海禁”不仅关系到闽广江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西洋流入中国银元的减少，又影响到全国财政、金融的正常运行。

　　清朝的禁海政策，比明朝更为严酷。自康熙五十五年再次重申海禁后，清廷将此政策一直延续下去，雍正、乾隆朝每况愈下，束缚日渐加深。

　　雍正帝曾下旨：严令海外国人三年内回国，按期不回，则撤销户籍，不再是中国人。许多百姓迫于生存压力，私自偷渡南洋者不在少数，于是法律越来越严峻，到最后，政府规定：一旦抓住偷渡南洋的，就地正法，斩首示众。

　　公元1740年，乾隆五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起残酷的“红溪河大屠杀”。

　　当时南洋群岛已经到处是中国人，这些华人在当地落户生根，做各种生意，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等行业，成为当地富裕阶层。荷兰人眼红华人，杀心渐起。在荷兰总督军队的部署下，有计划地对华人进行大规模屠杀，杀死华人近一万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华侨居住区的红溪河被染成了红色，至于被焚毁的房屋、抢夺的财产不计其数，消息传来，震惊华夏。

　　事后，荷兰人害怕中国报复，派遣使节前来北京和解。此时《大清律例》刚刚编纂完成，按《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如有私自出洋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反叛律处斩立决。”——在皇帝和政府眼中，南洋华人根本不是“大清子民”，被荷兰人杀了也无所谓。相反，乾隆皇帝竟然还安抚荷兰使节：“这些人本就不是良民，违抗朝廷旨意私自出海，即使是回来了也要全都斩首。现在他们在南洋生事被你们杀了，是咎由自取。”（“内地违旨不听召回，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在乾隆看来，荷兰人正好帮了他大忙，帮他处决了那些鞭长莫及的华人，或许高兴还来不及。

　　当然，对于西洋人，乾隆帝也是很反感的。在这位自负帝王的眼中，那些红毛鬼、黄毛鬼都是些不懂礼法的蛮夷，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血腥手段。海外的屠杀无所谓，但如果是在大陆国土上，就不得不防了，尤其这些西洋人如果与汉人联合起来对抗清廷，就更是令人担忧。

　　当乾隆帝下江南游玩时，在苏州、宁波等地看到许多西洋商船，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而且这些西洋人还随身携带武器。乾隆皇帝愈发担心起来：我中华本土如何能充斥这些外籍蛮夷？万一哪天发生变乱，或是汉人联合他们造反，该怎么办？这种事件不是没有发生过，早在明朝嘉靖时期，澳门岛就被葡萄牙人占据，一边做贸易，一边生产军械火药，最后明朝政府只好与葡萄牙签订“借地条约”。

　　从江南回京后，乾隆立刻下旨：关闭浙江、江苏等地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是为“广州十三行”。不仅如此，还规定外商在广州只能住在会馆里，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四处游玩，中国普通百姓不得与外商接触，谨防受到西洋人的蛊惑。这是继康熙五十五年之后，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又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这种极端保守思想在乾隆帝身上可见一斑。此后，广州一口岸贸易的体制，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没有变化。

　　“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对外界知之甚少。皇帝害怕人们出海，限制船只的政策越发严厉：“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当年郑和下西洋所建造的大船技术已经失传，清朝中后期的海船变得又破又小，被限制得只能在浅海域划行。这正是清朝皇帝们所期望的，这样百姓就无法出海，不能与海外蛮夷接触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访华，这是中、英两种文明的一次零距离接触。

　　正是在这次访华过程中，马嘎尔尼敏锐地发现中国庞大下的虚弱，看到中国军队的落后腐化，尤其对于中国水师，马嘎尔尼认为几乎不堪一击：“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英国使团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在日记中感慨道：“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二百五十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此时，距郑和下西洋已有四百年，距万历年间击败日本舰队有两百年，距郑成功击败荷兰海军也有一百年，当年西洋人、东洋人对中国海军的惊叹，已经荡然无存了，当历史走到乾隆时代，中国舰船已经衰落到被欧洲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这一切，被“日不落帝国”看在眼里，英国人已经开始考虑用什么政策对付中国了。

　　乾隆皇帝应该是幸运的，他一生都生活在“天朝大国”的意识里，所有灾难都在他死后才发生。当1740年那一场印尼群岛上屠杀华人的事件被乾隆帝轻描淡写忽略时，他怎么可能知道，整整一百年后，在1840年，他的后世子孙要为他当年的自负浅薄付出惨痛代价——英国人因鸦片纠纷，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的当时，清朝全国水师的外海战船共约九百三十艘，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的水师兵力共约十万人，大小战船约七百多艘。数量上颇为可观，也一直让大清朝的臣民得意不已，对付欧洲那些蛮夷小国的数千兵士，我大清每个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

　　可是，当我们仔细比较一下，就能悲哀地看到，中英双方的差距之大：清廷战船全是松杉木质制造的，用布帆作驱动导航，船上安有十门左右的小型火炮，但行动弛缓，吃水很浅，只能在近海作战，一旦进入深海则有颠覆的可能；英国的十几艘远航战舰，采用的是当时最新发明蒸汽机驱动，装有六十至八十门大炮，船身全是以铁壳建造，在海上如庞然大物，行动迅速而沉稳。

　　中国木质舰船在英国铁甲战舰面前，几乎毫无还手能力，更为糟糕的是，中国“重陆轻海”的思想使清廷放弃了海上控制权，只在沿岸布置火力。这使得中国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任英国人随意游弋，英国战舰进攻广州、攻占虎门、攻陷厦门、又北上宁波，一路上指哪打哪，清廷束手无策，只能跟在P股后面追。英军的炮火轰灭了清王朝的大国梦，海洋的力量击败陆地，中国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被攻破，数千上万的兵士无谓地战死，依然阻挡不了大英帝国海军的前进。最后，英军攻占南京，兵临城下，切断京杭大运河的南北通道，东南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北方地区物资供应不足，北京也陷入恐慌之中。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在炎热的南京城外，在英军“汗华丽”的战舰上，清王朝与英国双方代表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所有条文均为英国单方面制定，中国无权商量、修改。

　　陆地VS海洋，中国已经在世界大潮的兴起中输了。从明朝到清朝，从嘉靖皇帝的海患到乾隆皇帝的闭关锁国，从明朝的澳门被占领到清朝的海岸线全面崩溃，中华彻底丧失了自己在海洋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