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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 天安门风雨见证!如磐夜曙光在前(16)

  游行主席团几经交涉无效,乃决定到省政府请愿。上午11时,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这时候,省政府已戒备森严,门前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保安队。学生要求见主席万耀煌,没有得到答复;学生几次想冲进去,由于防守严密,没有成功。双方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下午一点多钟,省政府秘书长出来见学生,他说:“万耀煌主席到鄂北视察去了,有什么意见我可以转达。”学生要求下令复航,他表示无权处理。学生代表说:“省主席外出,秘书长代拆代行,你不能推卸责任!”他无言以对,默默地溜走了。军警与学生又出现对峙局面。当局企图这样拖到天黑,游行队伍也就自然散去;学生前进不得,后退又不甘休,内心十分焦急。

  双方僵持好一会儿,武大先修班两个学生急中生智,擎起“武大先修班”大幅横标,缓缓向前移动,一直到队伍的最前面,顶到大门前哨兵的枪尖上。他们趁哨兵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那幅又宽又长的横标向门前的哨军劈头盖脑地蒙了过去,并高喊:“同学们,冲呀!”当哨兵正忙着撕扯横幅时,学生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拥进省政府,军警被冲到一边,束手无策。

  学生冲进省政府时,省政府大小官员早已逃之夭夭,少数没走的,学生就向他们宣传,有的官员表示同情学运。学生在墙壁上、门窗边、屏风上写了不少标语:“打倒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打倒官僚资本”……在朱红油漆柱上,用油墨写了对联一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雪白的粉墙上更是琳琅满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打倒好战分子”的标语,还配了一幅漫画,为一胖一瘦两人,旁边大书:“民瘦官肥”。秩序一度混乱,少数学生击破玻璃窗两片,经纠察和多数学生制止,秩序恢复正常。主席团一再呼吁学生不要破坏东西。

  在僵持过程中,武大训导长朱萃046赶到,向学生讲了话,他说站在学校的立场,希望同学能够渡江,因为这样方能完成游行,早日恢复上课。他表示愿竭力交涉轮渡复航。到下午4时,仍无动静,学生有点焦躁。这时,训导长又来到,说电话不通,交涉没结果。此时,学生觉得这次游行虽没能游成,足见国民党当局连渡江的自由亦不给予人民,这不能不使他们提高警惕,遂一致决定,暂时回校。事后,三青团湖北支团部秘书田秉德召集武大三青团、青年军骨干分子在饭店聚餐,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虽然没有抓他们,但他们也没游行成。”

  武大学生自治会于5月23日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游行善后事宜。大会接到500多同学的建议书,要求继续罢课;其中90多人还要求继续游行。大会议决,通电抗议国民党当局剥夺人权,摧残自由之紧急措施办法;抗议武汉当局封闭轮渡;电慰平、津受伤同学;请国民党当局严惩“五一八”“五二”事件凶手,并彻底追究责任;抗议武汉日报歪曲报道(该报报道五二二游行人数只200多人),责成其更正、道歉;征求是否罢课意见,如决定罢课,在罢课期间,组织讲演队、歌咏队下乡宣传,由教授主持反内战、争和平专题演讲,举行时事座谈会、文艺晚会等;关于“六二”反内战大游行,到5月底再征求意见决定,继续发动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参加反内战、争和平运动;―内战不停,我们工作一日不止。武大学生自治会征求意见结果:自5月24日起继续罢课三天。

  为了响应“六二”反内战总罢课大游行,武大学生自治会紧张地做了准备工作。在5月28日至30日晚上,举行了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会上缪朗山、朱君允、金克木、梁园东、刘颖等教授相继发言,强烈谴责国民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晚会上,学生还演出活报剧《凯旋》以及《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节目。

  与此同时,武汉当局按照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官邸会报”)的密令,为了镇压学生“六二”总罢课大游行,多次召开军警宪特和三青团、青年军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会上,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作了指示:“尽量从各方面阻挠学生的游行,如果游行得逞,则准备以武昌伤兵同游行队伍相冲突,政府乘混乱时捕捉首恶分子。”还成立联络中心小组,由警备司令部和各校三青团代表一人组成,每三天汇报一次,特别强调进一步调查黑名单。会后,武大三青团公开组织反罢课、反游行的签名活动,并向特务机关汇报了黑名单。5月31日下午10时,稽查处密召军警宪特开会,由稽查处长胡孝扬主持,进行到深夜,行动科长陈肇鸣宣布命令:今夜出动逮捕武大、华中大学共党学生,分两股出发,一股到武大,由胡孝扬任总指挥,带领步兵一个连、宪兵一个连和警总一个分队,全副武装,用汽车八辆;另一股到华中大学。

  在这过程中,武汉地下党派了不少同志,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与各大专院校,特别是武大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先是徐远(当时化名李子固)与武大进步社团“文谈社”负责人夏雨亭建立了联系,接着刘实在武大找到他的中学同学贾道恒;刘锦找到他的陕西同乡袁宽寿,李昌伧通过党的外围组织“姊妹团”骨干在武大发展郭祖斌为团员。依靠这些进步学生,武汉地下党对武大学运情况能随时掌握并提出建议。“六一”惨案前两天,地下党派徐远到武大对夏雨亭说:“从我们得到的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国民党当局可能要下毒手,我们的意见是最好取消游行或改期举行。”夏雨亭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武大地下党员王尔杰(现名王一平,当时他的组织关系还在钱瑛那里,没转到武汉地下党)。他们商量后,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取消游行或改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但是,还是决定对第一线积极分子采取保护措施。

  武大“六一”惨案

  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调动了七一旅、八二旅、宪后十二团、汉口警总、武昌警总和武汉警司稽查处等单位的军警宪特1000余人,除一部分布置在街道口、杨家湾、洪山、农学院、东湖边等地布防外,包围了武大,封锁了学生住宿的整个斋舍和教员住宅。他们在制高点架设机关枪、迫击炮,仅男生宿舍就有机关枪阵地五处以上,斋舍内每条走廊也实行戒严,不许自由走动,逐室进行搜捕。教授住宅和女生宿舍也遭到同样的搜捕,梁园东、缪朗山、金克木、刘颖、朱君允教授在睡梦中被叫起抓走。武大就这样被他们蹂躏到清晨。

  天亮前,军警用两辆汽车载走了两批被捕学生。当东方发白,他们正打算“胜利”地“凯旋”,准备用第三辆汽车载走最后一批被捕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赤足光背,在麻绳裹腿的牢牢捆绑下,悲痛地站在车上。在斋舍里的学生再也忍不住了,怒火与同情在每个人的内心燃烧着。一个学生大声疾呼:“冲出去,营救我们的同学!”学生纷纷冲出斋舍,齐集在大路上汽车旁。有的与军警说理,有的钻到车底破坏汽车油路、电路,有的砸烂玻璃,有的跳上车为被捆绑的同学松绑。混乱中,一个士兵企图用枪杆子解围,但他刚一挥动枪支,就被学生抓住,接着是一场夺枪的斗争。就在这时候,一声信号枪响,预谋的屠杀开始了。遍布宿舍四周山上山下的军警,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以及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构成了密密的火网,枪声、爆炸声、子弹破片掠过声,响成一片,手无寸铁的学生一个个卧伏在路边树旁。一时珞珈山上枪弹横飞,硝烟弥漫,血流遍地,学府竟成了残杀学生的屠场。学生齐声痛哭,哭喊着:“有人受伤了!打死人了……请你们不要再开枪了!”哭诉与哀求并没使杀人者稍发慈悲。大约经过十分钟的密集射击,枪声才渐渐停止。多么悲惨啊!不少学生浑身是血,皮破肉裂,武大学生中当场牺牲的有:历史系学生黄鸣岗、土木系学生王志德、政治系台湾籍学生陈如丰。此外,还有重伤3人,轻伤16人,被抓走的师生员工22人。这一天,华中大学也有学生三人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校师生无不悲恸欲绝。大家集结在体育馆里,号啕声、啜泣声控诉声汇合在一起。学生噙着眼泪,一面将死难烈士的遗体抬到工学院(今之行政大楼)安放,一面把受伤同学送往武昌医院抢救。上午9时,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议决:

  (一)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

  (二)即日起无限期罢课;

  (三)2日抬棺游行;

  (四)派代表晋京请愿,向社会各界控诉。下午,教授也开大会,议决:

  (一)罢课一周。

  (二)提出四项要求,严惩肇祸凶手,并追究责任;立即释放被捕的教师和学生;抚恤已死学生之家属,并赔偿受伤学生一切物质与精神上之损失;保证以后不再派遣军警或特务分子任意侵入学校,非法逮捕。

  (三)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和营救委员会。

  当天,武汉地下党负责同志很快派人到武大了解情况;经过研究,武汉地下党提出如何进行斗争的六条意见,派专人徒步送到武大。当晚,武大地下党员王尔杰、赵萌兰和夏雨亭等人开会,研究决定从各进步社团中抽一批骨干建立秘密的领导机构,并研究了公开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派遣赴京请愿团,要求撤办程潜(武汉行辕主任),严惩彭善(武汉警备司令)。立即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难家属,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今后军警宪特不进入学校非法捕人一系列问题,中心思想和总的目标是:打破封锁,冲出学校,向各界人士揭露惨案真相,争取社会声援,把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当晚,为了防备军警宪特再下毒手,全体学生集中到图书馆过夜,并派人轮流站岗放哨。入睡前,大家坐在图书馆台阶和草坪上开会,听取刘秉麟报告一天来奔走的经过,愤怒地揭露武汉当局对这一惨案的诬蔑和抵赖。一位老教授声泪俱下地劝大家“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抬棺游行,以免再次发生血案,耗损国家仅有的一点元气!”学生擦着泪,在无声的啜泣中,决定停止第二天抬棺游行。

  惨案发生后,武汉当局为掩盖罪行,采取断绝交通、电讯等卑劣手法,企图封锁消息。中央社玩弄造谣伎俩,在2日发布一条消息,说什么“由于××等私藏军火,企图暴动……军警为了自卫,于是开枪射击,互有伤亡”等等。警备司令部还煞有介事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拿出自己屠杀学生的子弹,说是“从学生中缴获的”。中央社3日电讯中又造谣说:“军宪重伤人员仍未脱离危险阶段,闻各界曾派代表前往慰问。”武汉行辕发表书面谈话,除歪曲惨案真相外,还威胁学生“不得轻举妄动,以免自毁前途”。

  惨案真相是封锁不了的。武大学生文治平、王可达等受处委会的委托往汉口购棺木寿衣时,在武昌司门口发了电报,被特务扣发;他们又借邮局的电话,把惨案经过告诉了华中大学、医学院,农学院的学生自治会,请求声援。这样各兄弟院校不顾军警和校方的威胁,陆续抬着花圈到武大吊唁和慰问。有的同学还以各种方法使国内兄弟院校和海外人士也知道惨案真相。

  6月3日,以武大校长周鲠生为首,约集教授会18名教授,赴武汉行辕要求保释被捕学生,抗议中央社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并要求追究责任。下午4时,被捕师生释放回校。

  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6月3日致电校方,故作震惊地说:“武大学生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大之素怀,实深痛惜。刻已电令武汉行辕程主任负责查办,秉公处理,望对伤亡学生代为抚恤为盼”云云。行政院长张群也煞有介事地表示:“已派教部杭次长前往查明,依法处理。”

  6月4日,武汉行辕宣布了将稽查处长胡孝扬、行动科长陈肇鸿、八二旅营长解洪叶、宪兵排长张文堂四人“押解行辕军法处,迅即以军法审判,从严惩处”的命令,并代表国民政府主席送给武大伤亡人员抚恤费、医药费两亿元法币。行辕副主任孙蔚如到武大“慰问”和“道歉”,并口头作了“保证”:“以后军警不得任意进入学校逮捕”。6月6日,蒋介石发出手谕:“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对于宪警管制无方,致发生逮捕武汉大学员工事件,着即撤职查办,遗缺派阮齐代理。”不久,彭善和胡孝扬等被调任其他要职。

  为了揭露惨案真相,驳斥中央社歪曲报道,控诉武汉当局镇压学生的暴行,武大“六一”惨案处委会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建议,成立“答谢团”,于9日至13日分赴武昌兄弟学校报告“六一”惨案真相,取得了各校同学的坚决支持和同情。10日,晋京请愿代表团五人飞往南京,先后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递交了请愿书和军警屠杀学生的照片;向行政院长张群、教育部长朱家骅当面控诉了武汉当局制造惨案的暴行。接着,分别参加了中大、金大、音乐院、剧专等校为“六一”惨案举行的追悼会,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中央社的造谣。代表团还派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向大会报告了“六一”惨案真相。

  “六一”死难烈士出殡

  蒋介石发出“手谕”后,武大教授会竟认为“政府此次处置迅速明确”,决定,从9日起复课;致电中央当局对处置表示满意;从速追悼和安葬死者。对教授会这些决定,学生自治会感到突然,乃于8日晚召开全体学生紧急大会,会上群情激昂,一致认为教授会措施失当,并决定,晋京请愿代表立即起程;婉请教授会停发感谢中央电文;死者尚未入土,惨案并未圆满解决。讲师、助教会随即也召开大会,认为惨案并未圆满解决,决定暂不复课,并吁请处委会重新组织联合机构。

  6月11日,教授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校长周鲠生在会上提出四点“希望”,接受中央对此事件的处理办法;停止一切刺激性的标语宣传及其他对外活动;通知晋京请愿代表从速返校;赶快办理死亡同学善后事宜。大会上,工学院一个教授威胁说:“彭善系蒋主席的嫡系,是省政府主席的后备人选,不是好惹的;如果再继续闹下去,他们一不罢二不休,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大家慎重从事,赶快收兵复课。”

  会后,学校当局还出了这样的布告:“此次事件由于中枢皆极为重视,故能立于肇祸人员以严厉撤办处分,是惨案之责任已明,是非大白,今后自应静候政府依法惩治,顾全学校责任至重,体念当前处境艰危,互相劝勉,迅复常态,勿令各方同情得而复失,转陷本校于不可收拾的地步,庶可远慰诸生堂上之心,而无久废学业之失!”

  三青团湖北支团部书记这时候也召集武大青年军骨干分子开会,指使他们发动复课,破坏抗暴斗争。

  就在这关键时刻,武汉地下党主要负责同志曾到了上海,向上海局领导人钱瑛汇报。

  “六一”惨案的详情。为了进一步加强地下党对武大学运的领导,钱瑛把武大两位学生党员(王尔杰、赵荫兰)的组织关系交给了曾,并同意在武大发展党员。曾回武汉后,立即派人与王尔杰接上关系,并成立了由陈克东、李循棠、王尔杰三人组成的学运组,随即研究抬棺出殡、发动各界人士吊唁和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以把斗争推向高潮。

  22日,武大师生和校外来宾两千人,举行追悼大会,追悼黄鸣岗、陈如丰、王志德三位死难烈士。大会在体育馆灵堂内举行。会场内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无非是骗术;

  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慰英魂。

  灵堂前的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武大全体学生挽联是: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敲,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缪朗山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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