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古代中国的文明历程,人们多从政治史的视点,看到安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的演换和反复。其实,如果重视经济史的演变,也不能不注意到繁荣与衰落、富足与贫困的演换和反复。而考察社会生活史,特别是社会风习的历史变迁,又可以发现世风之淳质与浮华、俭朴与奢侈的演换和反复。
汉文帝时代,由于经济的恢复,社会在追逐富贵的风气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浮侈的苗头。贾谊较早提出浮侈世风危害的警告。汉文帝注意到相关现象“破业”“伤生”的恶劣影响,特别注意以自身的俭朴为贵族官僚作出榜样。
秦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然而不久,就因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渐起。
贾谊这样的开明之士,比较清醒地注意到浮侈世风的社会危害。他提醒社会上下警惕这种危害的告诫,呼吁执政集团抑制这种风气的努力,表现出值得称许的政治识见和历史责任心。
贾谊在批判浮侈世风时指出,这种风习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首先,消费生活的极度奢侈,往往导致社会财富的无端流失,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贾谊《新书·瑰玮》中指出,风俗浮侈,使得“雕文刻镂害用之物繁多”,“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致产品质量普遍下降。而所谓“冒主务侈,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而民愈寒”,所谓“以末予民,民大贫”等,实际上也生动地揭示了浮侈世风对社会经济活力的严重的蛀蚀。
其次,社会风气的浮侈倾向,有败坏人心、摧伤道德的严重的腐蚀作用。贾谊《新书·瑰玮》所谓“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汉书·礼乐志》所谓“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
第三,奢侈世风往往会导致政治危局乃至王朝覆亡的悲剧发生。贾谊《新书·无蓄》指出,“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风俗之奢侈,使得经济破坏,政局也会波动。贾谊于是指出:“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指出了奢侈之风和政治危局之间的关系。贾谊又警告说:“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惊者?”帝王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形和如上所说的道理,怎么能够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局而不惊心呢?
汉文帝遗诏所谓“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其实是十分接近贾谊反对“佚乐”,反对“淫侈”的思想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以赞同的口气记述这一见解,又称美文帝之政“德至盛也”,表明他也认为这是当时比较清醒的认识,比较先进的观念,比较开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