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文学青年阿邓
第一次见到阿邓，我还以为他是从部队来的。那笔直的身板，健壮的体魄，棱角分明的五官，还有那一身正气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像是部队转业干部。没想到，他竟然和我一样是知青，是从插队的粤北农村考上来的。在我的印象里，知青都有点痞气和匪气，像老华，不用介绍，一眼就能看出是知青。不过也不算我眼拙，阿邓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他的做派和为人确实具有党员的风范和进步青年的面貌。
后来我知道，阿邓在青年点时是点长，他的对象，也是他后来的夫人是司务长。他是我们班位数不多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们俩的恋爱有点像我的表哥和表嫂，不过我表哥是司务长，我表嫂是点长。
身为党员的阿邓也是个文青。在大学那会儿，我和老邓属于既不像学霸小端那么聪明，也不像学模茂田那样用功的人，我们俩都属于错考进工科院校的文学青年。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超过对各种力学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可鄙的虚荣心和当时对文科生的鄙视链，我们应大概率去考文科院系。
我们的大学时代正值中国文学的春天，一大批在文革中挨批斗没得写的中年作家焕发了青春，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不断问世，让我们这种文学青年犹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大口地吸吮着文学的雨露。晚上熄灯后，我们并不马上入睡，而是躺在被窝里大谈对某小说的感想。刘心武、王蒙、张洁、谌容、从维熙、礼平、陈建功、宗璞、萧平等作家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就如今天九零后们所崇拜的明星一样。那时的贾平凹和莫言还没什么名气，尚处于学徒阶段。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王蒙、谌容这些中年作家。
记得我们看完王蒙的《风筝飘带》、萧平的《墓场与鲜花》、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谌容的《人到中年》后，讨论读后感常常讨论到半夜，弄得第二天跑操都爬不起来。我和阿邓在文学欣赏上有太多的共鸣，有无数的神交。那种心灵的共鸣和价值观的高度一致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心心相印的幸福感，还让我们彼此成了心灵相交的好朋友，按现在的说法我们就是兽妹关系(英文灵魂伴侣的谐音)。我想如果我们是一对男女，估计我和阿邓会双双坠入爱河，成就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
阿邓可贵的品质是正派，大气，重情重义，尤其重视同学情谊。记得每次南方同学从家里回来都会带一些南方小吃，阿洪经常带一些小核桃，话梅什么的。老邓带的是广东小吃，我记忆最深的是广东油角，以前从来没吃过那么甜腻的东西。我们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就是阿邓提议并在阿邓第一次母校之行后定下来的。我见证了他对聚会望穿秋水般的期盼和那份浓浓的同窗之情。
做个文学青年也不都是浪漫的事，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
八一年暑假，大概是不堪旅途折磨，阿邓留在学校没回家。那年夏天，学生会的王辉邀请到正在大连开笔会的几个著名作家到学校演讲，记得是有王蒙，刘心武，谌容和张洁。这对文学青年阿邓来说犹如歌迷们碰到刀郎和王菲到学校演唱一样，那激动的心情无与伦比。一开始学生会安排讲座在阶梯教室进行，后来没想到参加的学生人数超出预料，就临时改到大礼堂。结果这一改，现场乱了套。同学们蜂拥而出，把跑在前面的阿邓一下子挤到三馆的玻璃大门上。因为冲击力太大，玻璃被挤碎，阿邓下颌被碎玻璃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落下了一块大大的疤。这块疤成了阿邓作为文学青年的纪念章。
十、运动达人安子
安子是鞍山人，父母都是鞍钢焦研院的工程师，可他看着就不像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倒像出身于体育世家。安子的各项运动素质在我们班都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属于干廋型，善于中长跑，耐力和爆发力都很好。体育课学跳跳箱时，他像空中飞人一样，腾空很高，跳得很远。我估计俩跳箱放一起他也能跳过去。引体向上对我是个难题，可对他来说非常轻巧。特别是悠双杠，他身如飞燕，悠得又高又轻巧，有时还能双手腾空。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没被伯乐发现的体操天才。打篮球也是，他凭着弹跳可以轻松给老华盖帽。
他不仅身体素质好，胆子也大。我们班同学胆大的不少，如果说洪洞学是那种张扬的大胆，那安子则属于蔫大胆。在南海头游泳时，大部分同学游到海带区就往回游了，因为海带养殖区的海带很可能把人缠住，可安子经常是独自一人游到海带种植圈外面的深水区。有一次水太凉，他腿抽了筋，多亏大徐离他不远，听到他的呼救，才把他救了回来。我记得横渡长江那次也有他一个。尽管没少遇到危险，可安子似乎毫不畏惧，竟多次打算游到对面的无人海岛去，最终因没人响应和大家的劝告才悻悻作罢。南海头泳区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下海没几步就是深水区，几乎每年都会收走我们一个校友。我们毕业那年，南海头接连收走两个校友，一个是物理系的女生，一个是机械系的男生。
毕业时，安子和我都分在航五，他和大李在一队做翻车机房，我在五队拖沉箱修码头。我们两个队的宿舍紧挨着，一下班我就翻墙过去与他俩会合，或者一起去游泳，或者一起打扑克，或者一起下馆子改善伙食，再就是一起复习考研。后来我俩都考上了，他考回了大工，主修爆炸力学。我去了人大工经系。而因为英语成绩没考上的大李成了我们班最事业有成的同学----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水运建造大师。
安子也是知青，从农村考上的大学。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高兴起来不管不顾的。有一次在国内探亲结束从沈阳飞新加坡，我和来沈阳出差的老头为他送行。那天喝得高兴，安子和老头都上了头，不管我多次提醒飞机要误点了，他俩都像没听见似的，只顾着喝。被我催得不耐烦了，明开竟然说，今天不走了，明天再飞。那天安子还真就没走，因为等他俩喝够了，飞机早飞了。
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和安子一样的性格，比如班长阿邓，广东人。我在珠海时，有一次阿邓来为我送行，我俩在珠海一家饭馆边吃饭边聊，越聊越高兴，我说了几次再不走恐怕赶不上飞机了，可阿邓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时间肯定够用。结果时间卡的太死，一上路就傻了，堵车。那天我们紧赶慢赶到广州番禺新机场后，执机柜台已经关了，我只好改签了第二天的飞机。
研究生毕业后，安子在大连规划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志坚的哥哥有一个去新加坡的机会，他不想去，就问安子去不去。安子当时很犹豫，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去了。
到了新加坡后，安子有点寂寞。这点我很理解，哪个出国的人一开始都经历过寂寞期，尤其是对于喜欢热闹和哥们义气的安子来说日子有点没滋没味。于是，他就挨个动员他的研究生同学去新加坡。随着他的同学一个个过去，他家就成了客栈。每个去新加坡的人一开始都找不到房子，都要在他家住几个月。安子不仅一点不烦，还很高兴，终于有人陪他喝酒侃大山了。我们大家都佩服他太太心眼好，脾气好。也确实，安子和老华一样都找了个好太太。
我的大学同学没有几个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大多数人都是毕业后被同学朋友或家长牵线搭桥给撮合的。安子的媳妇是辽宁中医毕业的中医，后来他太太又把她的同学介绍给了志坚，算上大李、老唐和我，我们班有五个同学都找了个医生做老婆。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男同学都娶了个好老婆，所以大家都过得很滋润。男人这辈子，一半的命是交在自己女人的手里的，大半的幸福也是由身边的女人决定的。
老天不会啥好事都给你，给你个好媳妇，就不一定让你事业上顺心。我知道安子对自己在新加坡的事业是不满的，与留在国内的同学比，他的成就感相对要差些，但人老心倦，安子现在也安心了。在哪都是一辈子，人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
同去新加坡的另一个同学（不是我同班的），事业风生水起，成了超级富豪，可家庭不顺。所以，幸福生活到底是啥样，只有自己知道。
年近古稀忆同学（五）
为人父 (2026-09-08 13:43:20) 评论 (0)九，文学青年阿邓
第一次见到阿邓，我还以为他是从部队来的。那笔直的身板，健壮的体魄，棱角分明的五官，还有那一身正气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像是部队转业干部。没想到，他竟然和我一样是知青，是从插队的粤北农村考上来的。在我的印象里，知青都有点痞气和匪气，像老华，不用介绍，一眼就能看出是知青。不过也不算我眼拙，阿邓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他的做派和为人确实具有党员的风范和进步青年的面貌。
后来我知道，阿邓在青年点时是点长，他的对象，也是他后来的夫人是司务长。他是我们班位数不多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们俩的恋爱有点像我的表哥和表嫂，不过我表哥是司务长，我表嫂是点长。
身为党员的阿邓也是个文青。在大学那会儿，我和老邓属于既不像学霸小端那么聪明，也不像学模茂田那样用功的人，我们俩都属于错考进工科院校的文学青年。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超过对各种力学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可鄙的虚荣心和当时对文科生的鄙视链，我们应大概率去考文科院系。
我们的大学时代正值中国文学的春天，一大批在文革中挨批斗没得写的中年作家焕发了青春，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不断问世，让我们这种文学青年犹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大口地吸吮着文学的雨露。晚上熄灯后，我们并不马上入睡，而是躺在被窝里大谈对某小说的感想。刘心武、王蒙、张洁、谌容、从维熙、礼平、陈建功、宗璞、萧平等作家在我们心里的位置就如今天九零后们所崇拜的明星一样。那时的贾平凹和莫言还没什么名气，尚处于学徒阶段。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王蒙、谌容这些中年作家。
记得我们看完王蒙的《风筝飘带》、萧平的《墓场与鲜花》、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谌容的《人到中年》后，讨论读后感常常讨论到半夜，弄得第二天跑操都爬不起来。我和阿邓在文学欣赏上有太多的共鸣，有无数的神交。那种心灵的共鸣和价值观的高度一致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心心相印的幸福感，还让我们彼此成了心灵相交的好朋友，按现在的说法我们就是兽妹关系(英文灵魂伴侣的谐音)。我想如果我们是一对男女，估计我和阿邓会双双坠入爱河，成就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
阿邓可贵的品质是正派，大气，重情重义，尤其重视同学情谊。记得每次南方同学从家里回来都会带一些南方小吃，阿洪经常带一些小核桃，话梅什么的。老邓带的是广东小吃，我记忆最深的是广东油角，以前从来没吃过那么甜腻的东西。我们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就是阿邓提议并在阿邓第一次母校之行后定下来的。我见证了他对聚会望穿秋水般的期盼和那份浓浓的同窗之情。
做个文学青年也不都是浪漫的事，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
八一年暑假，大概是不堪旅途折磨，阿邓留在学校没回家。那年夏天，学生会的王辉邀请到正在大连开笔会的几个著名作家到学校演讲，记得是有王蒙，刘心武，谌容和张洁。这对文学青年阿邓来说犹如歌迷们碰到刀郎和王菲到学校演唱一样，那激动的心情无与伦比。一开始学生会安排讲座在阶梯教室进行，后来没想到参加的学生人数超出预料，就临时改到大礼堂。结果这一改，现场乱了套。同学们蜂拥而出，把跑在前面的阿邓一下子挤到三馆的玻璃大门上。因为冲击力太大，玻璃被挤碎，阿邓下颌被碎玻璃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落下了一块大大的疤。这块疤成了阿邓作为文学青年的纪念章。
十、运动达人安子
安子是鞍山人，父母都是鞍钢焦研院的工程师，可他看着就不像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倒像出身于体育世家。安子的各项运动素质在我们班都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属于干廋型，善于中长跑，耐力和爆发力都很好。体育课学跳跳箱时，他像空中飞人一样，腾空很高，跳得很远。我估计俩跳箱放一起他也能跳过去。引体向上对我是个难题，可对他来说非常轻巧。特别是悠双杠，他身如飞燕，悠得又高又轻巧，有时还能双手腾空。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没被伯乐发现的体操天才。打篮球也是，他凭着弹跳可以轻松给老华盖帽。
他不仅身体素质好，胆子也大。我们班同学胆大的不少，如果说洪洞学是那种张扬的大胆，那安子则属于蔫大胆。在南海头游泳时，大部分同学游到海带区就往回游了，因为海带养殖区的海带很可能把人缠住，可安子经常是独自一人游到海带种植圈外面的深水区。有一次水太凉，他腿抽了筋，多亏大徐离他不远，听到他的呼救，才把他救了回来。我记得横渡长江那次也有他一个。尽管没少遇到危险，可安子似乎毫不畏惧，竟多次打算游到对面的无人海岛去，最终因没人响应和大家的劝告才悻悻作罢。南海头泳区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下海没几步就是深水区，几乎每年都会收走我们一个校友。我们毕业那年，南海头接连收走两个校友，一个是物理系的女生，一个是机械系的男生。
毕业时，安子和我都分在航五，他和大李在一队做翻车机房，我在五队拖沉箱修码头。我们两个队的宿舍紧挨着，一下班我就翻墙过去与他俩会合，或者一起去游泳，或者一起打扑克，或者一起下馆子改善伙食，再就是一起复习考研。后来我俩都考上了，他考回了大工，主修爆炸力学。我去了人大工经系。而因为英语成绩没考上的大李成了我们班最事业有成的同学----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水运建造大师。
安子也是知青，从农村考上的大学。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高兴起来不管不顾的。有一次在国内探亲结束从沈阳飞新加坡，我和来沈阳出差的老头为他送行。那天喝得高兴，安子和老头都上了头，不管我多次提醒飞机要误点了，他俩都像没听见似的，只顾着喝。被我催得不耐烦了，明开竟然说，今天不走了，明天再飞。那天安子还真就没走，因为等他俩喝够了，飞机早飞了。
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和安子一样的性格，比如班长阿邓，广东人。我在珠海时，有一次阿邓来为我送行，我俩在珠海一家饭馆边吃饭边聊，越聊越高兴，我说了几次再不走恐怕赶不上飞机了，可阿邓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时间肯定够用。结果时间卡的太死，一上路就傻了，堵车。那天我们紧赶慢赶到广州番禺新机场后，执机柜台已经关了，我只好改签了第二天的飞机。
研究生毕业后，安子在大连规划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志坚的哥哥有一个去新加坡的机会，他不想去，就问安子去不去。安子当时很犹豫，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去了。
到了新加坡后，安子有点寂寞。这点我很理解，哪个出国的人一开始都经历过寂寞期，尤其是对于喜欢热闹和哥们义气的安子来说日子有点没滋没味。于是，他就挨个动员他的研究生同学去新加坡。随着他的同学一个个过去，他家就成了客栈。每个去新加坡的人一开始都找不到房子，都要在他家住几个月。安子不仅一点不烦，还很高兴，终于有人陪他喝酒侃大山了。我们大家都佩服他太太心眼好，脾气好。也确实，安子和老华一样都找了个好太太。
我的大学同学没有几个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大多数人都是毕业后被同学朋友或家长牵线搭桥给撮合的。安子的媳妇是辽宁中医毕业的中医，后来他太太又把她的同学介绍给了志坚，算上大李、老唐和我，我们班有五个同学都找了个医生做老婆。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男同学都娶了个好老婆，所以大家都过得很滋润。男人这辈子，一半的命是交在自己女人的手里的，大半的幸福也是由身边的女人决定的。
老天不会啥好事都给你，给你个好媳妇，就不一定让你事业上顺心。我知道安子对自己在新加坡的事业是不满的，与留在国内的同学比，他的成就感相对要差些，但人老心倦，安子现在也安心了。在哪都是一辈子，人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
同去新加坡的另一个同学（不是我同班的），事业风生水起，成了超级富豪，可家庭不顺。所以，幸福生活到底是啥样，只有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