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遭厄运: 被批、被禁、被下架、被烧毁
家里两个又高又大的桔黄色书柜，本来装满了爸爸妈妈的医学、外语书籍和”革命导师”、文学大师们的选集、全集，可姐姐和我一天天长大，拥有的书也越来越多，终于占领了全部书柜。我们也给弟弟留一层，放他的小人书。爸爸只好另买了书柜装他们的书。
我和姐姐读的不止是小说了，还有爸爸读过后转赠给我们的各种回忆录、文选、纪实之类的书，有妈妈在所有节日、我们过生日时赠予的科幻小说、智力游戏、科学实验、谜语汇编和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还有我们用零花钱买的自己喜欢的书，有点五花八门了。书柜是我们姐弟三人最宝贵的财富，装着我们的世界，永远都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晚饭后不再出去跑跳了，而跟着爸爸一起坐在写字台旁翻看报纸了。爸爸订了好几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锦州日报》、《参考消息》，此外，还有《共产党员》、《红旗》、《时事手册》等杂志。爸爸一份份仔细的浏览标题，然后一版一版的翻看，我和姐姐则是东一下西一下乱翻一通。我们喜欢看的都是最后一、两版，那里偶尔有熟悉名字的作家、诗人的小作品、评论。我也翻看《锦州日报》二、三版中间的电影预告，和姐姐探讨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的电影。
后来我发现《参考消息》上常有新鲜的东西，有别的报纸所没有的《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发的短消息，还时不时登载一点关于台湾“蒋匪帮”的报导，我最先看到的“洗脑”一词就是从那里看到的，我还问过妈妈，但妈妈的解释我那时根本听不懂。
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是从五年级开始的。那时我换了学校，被称为“高年级”学生，我觉得自已已经长大了。就在那一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称为“九评”的文章，是和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我和姐姐除了看报纸，还听广播，每当晚上有重要新闻广播，我们就早早的爬上床，躺在被窝里一字一句认真地听新闻，夏青、葛兰、费纪平那慷慨激昂、真理在握的语调久久在空中飘荡。那些重要广播我差不多听了一年，现在还记得的题目一个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个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有一个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第一次听到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全民国家全民党”、“个人崇拜”、“修正主义”这些新奇的语句和词汇，还有那些陌生的名字：多列士、陶里亚蒂。我很兴奋：赶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战斗,也很茫然：这些不容置疑的批判和反诘我搞不清楚，想问都不知道从何问起。爸爸妈妈好像不那么轻松了,他们只是看报，听广播，然后像研究学术问题似的用英语对话，不和我们讨论了，只剩下我和姐姐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着。
从此，我们的敌人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又加上了修正主义，虽然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依然每天翻看报纸，希望自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96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围在爸爸身边翻看报纸，《人民日报》第六版的“学术研究”栏里一篇醒目的长篇论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姚文元。姚文元是谁？《海瑞罢官》又是怎么回事？好奇心引导我一口气读完了报纸，并且盯上了这个栏目，看所有的发表在“学术研究”上的评论，想知道对姚文元文章赞赏或者反对的观点。
可我看不明白那些评论。他们在讨论海瑞该不该上书嘉靖皇帝，也在讨论嘉靖皇帝该不该罢海瑞的官，在讨论贪官多么罪恶，也在讨论清官在蒙蔽和麻痹百姓。还有人说：清官比贪官的社会作用更坏，它使人民对皇帝抱有幻想，不想反抗封建的帝王统治，而使腐朽的社会制度得以延续。我不懂历史、不懂政治，看着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
《海瑞罢官》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指控在全国的文艺界、史学界，甚至哲学界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狂涛巨浪。“大毒草”、“翻案风”、“阶级分析”、“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平冤狱”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语句一窝蜂的涌进了我的脑袋里，让我应接不暇。
几个月后，《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揪了出来，罪名为“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后台”，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也被揪了出来，被指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将。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随着每一天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讨伐檄文，广播里来势汹汹的呐喊、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快覆盖了机关单位、大、中、小学校。学校停课了，我们姐弟三人和全中国的同代人一样，全都失学了。妈妈的学校也停了课，但她每天仍然按时去上班，因为图书馆增加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下达的“禁读”书单清查全馆书籍。每天都会有新的指令，每天都有新公布的要“下架”的图书，妈妈每天都得认真核对书单、下架图书。
最先被勒令下架的小说是《刘志丹》和《保卫延安》。后来，爸爸曾推荐给我们的李六如、萧三、周而复、矛盾的书“下架”了，妈妈介绍给我们的外国小说、巴金、欧阳山的书“下架”了，我和姐姐喜欢的赵树里、柳青、艾明之、冰心的小说也“下架”了。
运动向“纵深”发展，下架的图书有增无减，著名的红书《红岩》下架了，《欧阳海之歌》下架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通通下架了，更别说什么《腐蚀》、《强盗的女儿》、《大波》、《火种》、《变天记》”、《虾球传》等等“残留”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书了。
终于，所有的小说都“下架”了，所有的作家都成了“黑线”上的人。全国的书店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只剩下了一本《艳阳天》再加上后出版的《金光大道》”，浩然成了唯一革命的红色作家。
妈妈心事重重，几次和我们商量把书柜里的书收起来，哪怕先放到纸箱子里，免得太惹眼，因为那里面几乎都是“大毒草”，作者中有很重要的“黑线”作家。可是我们不同意：我们家又不是图书馆，没有人来检查，把书收起来，我们看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一本《燕山夜话》妈妈被押上陪斗现场，成了运动初期就被触及的人，又因为一本《康熙辞典》妈妈第二次被押上高台陪斗。
在妈妈烧毁了黑白照片和所有证件、信件后的一个夜里，趁着我们三个熟睡之际，爸爸和妈妈一起将我们书柜里被点名的书籍全都“下架”，装进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纸箱里，放进贮藏间。我们醒来时，空空荡荡的书柜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剩下了《斯大林全集》和《资本论》。看到几乎所有的宝贝都不见了，我们很生气，指责爸爸，埋怨妈妈。爸爸妈妈不解释，不辨白，沉默着。在星期日爸爸休息的时候，把所有纸箱里的书和储藏间里爸爸积攒多年的堆积如小山一样的报纸、杂志全都卖了废品。那天，收废品的大爷来来回回好几趟，用推车推走了我们的全部“废品”。
失去了宝贝图书之后，也失去了我们乐园般的住所，我们家从此走上了搬迁之途。在一次次的迁徙路上，我们仅存的图书也被逐渐淘汰，因为住房越来越小，小到没有它们的安身之处，也因为形势越来越逼人，爸爸妈妈的处境日益险恶。那些幸存的没有卖掉的书籍，成了点火做饭、烧炕的引柴，成了给“贫下中农”包药材的包装纸。那高大空荡的书柜却没被丢弃，最后成为了“合作医疗站”的药柜。
很多年过去了,运动的遗痕还在，想起我们曾经失去的宝贝书籍，都会心疼肝疼。我责怪过爸爸“焚书坑我”,是秦始皇的后代,还讽刺过爸爸《红楼梦》都没读过，难怪不珍惜书”。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过的话就不再想。爸爸卧于病榻的时候，遗憾万分的对我说:“我这一辈子连《红楼梦》都没有看过，现在想看也看不动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对爸爸说:“没看过《红楼梦》的人太多了，你看过的那些医学书籍我不是也没有看过吗？”还开玩笑地对爸爸说，“你写的自传、检查、交心材料加在一起，字数也赶上《红楼梦》了，如果把它们印出来，让后代人看，也够精彩的了。”
历史渐行渐远，我们又可以看书了，可以买到一些好书了，有些往昔的书也被重印了。但是，还远远不够，距我的梦想很远很远，很多好书我看不到了，一些让我怀念、留恋的书不会再重印，它们永远消失了。
书遭厄运: 被批、被禁、被下架、被烧毁
旭子 (2026-08-27 09:10:26) 评论 (4)
书遭厄运: 被批、被禁、被下架、被烧毁
家里两个又高又大的桔黄色书柜，本来装满了爸爸妈妈的医学、外语书籍和”革命导师”、文学大师们的选集、全集，可姐姐和我一天天长大，拥有的书也越来越多，终于占领了全部书柜。我们也给弟弟留一层，放他的小人书。爸爸只好另买了书柜装他们的书。
我和姐姐读的不止是小说了，还有爸爸读过后转赠给我们的各种回忆录、文选、纪实之类的书，有妈妈在所有节日、我们过生日时赠予的科幻小说、智力游戏、科学实验、谜语汇编和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还有我们用零花钱买的自己喜欢的书，有点五花八门了。书柜是我们姐弟三人最宝贵的财富，装着我们的世界，永远都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晚饭后不再出去跑跳了，而跟着爸爸一起坐在写字台旁翻看报纸了。爸爸订了好几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锦州日报》、《参考消息》，此外，还有《共产党员》、《红旗》、《时事手册》等杂志。爸爸一份份仔细的浏览标题，然后一版一版的翻看，我和姐姐则是东一下西一下乱翻一通。我们喜欢看的都是最后一、两版，那里偶尔有熟悉名字的作家、诗人的小作品、评论。我也翻看《锦州日报》二、三版中间的电影预告，和姐姐探讨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的电影。
后来我发现《参考消息》上常有新鲜的东西，有别的报纸所没有的《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发的短消息，还时不时登载一点关于台湾“蒋匪帮”的报导，我最先看到的“洗脑”一词就是从那里看到的，我还问过妈妈，但妈妈的解释我那时根本听不懂。
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是从五年级开始的。那时我换了学校，被称为“高年级”学生，我觉得自已已经长大了。就在那一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称为“九评”的文章，是和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我和姐姐除了看报纸，还听广播，每当晚上有重要新闻广播，我们就早早的爬上床，躺在被窝里一字一句认真地听新闻，夏青、葛兰、费纪平那慷慨激昂、真理在握的语调久久在空中飘荡。那些重要广播我差不多听了一年，现在还记得的题目一个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个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有一个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第一次听到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全民国家全民党”、“个人崇拜”、“修正主义”这些新奇的语句和词汇，还有那些陌生的名字：多列士、陶里亚蒂。我很兴奋：赶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战斗,也很茫然：这些不容置疑的批判和反诘我搞不清楚，想问都不知道从何问起。爸爸妈妈好像不那么轻松了,他们只是看报，听广播，然后像研究学术问题似的用英语对话，不和我们讨论了，只剩下我和姐姐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着。
从此，我们的敌人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又加上了修正主义，虽然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依然每天翻看报纸，希望自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96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围在爸爸身边翻看报纸，《人民日报》第六版的“学术研究”栏里一篇醒目的长篇论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姚文元。姚文元是谁？《海瑞罢官》又是怎么回事？好奇心引导我一口气读完了报纸，并且盯上了这个栏目，看所有的发表在“学术研究”上的评论，想知道对姚文元文章赞赏或者反对的观点。
可我看不明白那些评论。他们在讨论海瑞该不该上书嘉靖皇帝，也在讨论嘉靖皇帝该不该罢海瑞的官，在讨论贪官多么罪恶，也在讨论清官在蒙蔽和麻痹百姓。还有人说：清官比贪官的社会作用更坏，它使人民对皇帝抱有幻想，不想反抗封建的帝王统治，而使腐朽的社会制度得以延续。我不懂历史、不懂政治，看着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
《海瑞罢官》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指控在全国的文艺界、史学界，甚至哲学界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狂涛巨浪。“大毒草”、“翻案风”、“阶级分析”、“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平冤狱”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语句一窝蜂的涌进了我的脑袋里，让我应接不暇。
几个月后，《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揪了出来，罪名为“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后台”，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也被揪了出来，被指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将。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随着每一天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讨伐檄文，广播里来势汹汹的呐喊、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快覆盖了机关单位、大、中、小学校。学校停课了，我们姐弟三人和全中国的同代人一样，全都失学了。妈妈的学校也停了课，但她每天仍然按时去上班，因为图书馆增加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下达的“禁读”书单清查全馆书籍。每天都会有新的指令，每天都有新公布的要“下架”的图书，妈妈每天都得认真核对书单、下架图书。
最先被勒令下架的小说是《刘志丹》和《保卫延安》。后来，爸爸曾推荐给我们的李六如、萧三、周而复、矛盾的书“下架”了，妈妈介绍给我们的外国小说、巴金、欧阳山的书“下架”了，我和姐姐喜欢的赵树里、柳青、艾明之、冰心的小说也“下架”了。
运动向“纵深”发展，下架的图书有增无减，著名的红书《红岩》下架了，《欧阳海之歌》下架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通通下架了，更别说什么《腐蚀》、《强盗的女儿》、《大波》、《火种》、《变天记》”、《虾球传》等等“残留”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书了。
终于，所有的小说都“下架”了，所有的作家都成了“黑线”上的人。全国的书店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只剩下了一本《艳阳天》再加上后出版的《金光大道》”，浩然成了唯一革命的红色作家。
妈妈心事重重，几次和我们商量把书柜里的书收起来，哪怕先放到纸箱子里，免得太惹眼，因为那里面几乎都是“大毒草”，作者中有很重要的“黑线”作家。可是我们不同意：我们家又不是图书馆，没有人来检查，把书收起来，我们看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一本《燕山夜话》妈妈被押上陪斗现场，成了运动初期就被触及的人，又因为一本《康熙辞典》妈妈第二次被押上高台陪斗。
在妈妈烧毁了黑白照片和所有证件、信件后的一个夜里，趁着我们三个熟睡之际，爸爸和妈妈一起将我们书柜里被点名的书籍全都“下架”，装进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纸箱里，放进贮藏间。我们醒来时，空空荡荡的书柜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剩下了《斯大林全集》和《资本论》。看到几乎所有的宝贝都不见了，我们很生气，指责爸爸，埋怨妈妈。爸爸妈妈不解释，不辨白，沉默着。在星期日爸爸休息的时候，把所有纸箱里的书和储藏间里爸爸积攒多年的堆积如小山一样的报纸、杂志全都卖了废品。那天，收废品的大爷来来回回好几趟，用推车推走了我们的全部“废品”。
失去了宝贝图书之后，也失去了我们乐园般的住所，我们家从此走上了搬迁之途。在一次次的迁徙路上，我们仅存的图书也被逐渐淘汰，因为住房越来越小，小到没有它们的安身之处，也因为形势越来越逼人，爸爸妈妈的处境日益险恶。那些幸存的没有卖掉的书籍，成了点火做饭、烧炕的引柴，成了给“贫下中农”包药材的包装纸。那高大空荡的书柜却没被丢弃，最后成为了“合作医疗站”的药柜。
很多年过去了,运动的遗痕还在，想起我们曾经失去的宝贝书籍，都会心疼肝疼。我责怪过爸爸“焚书坑我”,是秦始皇的后代,还讽刺过爸爸《红楼梦》都没读过，难怪不珍惜书”。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过的话就不再想。爸爸卧于病榻的时候，遗憾万分的对我说:“我这一辈子连《红楼梦》都没有看过，现在想看也看不动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对爸爸说:“没看过《红楼梦》的人太多了，你看过的那些医学书籍我不是也没有看过吗？”还开玩笑地对爸爸说，“你写的自传、检查、交心材料加在一起，字数也赶上《红楼梦》了，如果把它们印出来，让后代人看，也够精彩的了。”
历史渐行渐远，我们又可以看书了，可以买到一些好书了，有些往昔的书也被重印了。但是，还远远不够，距我的梦想很远很远，很多好书我看不到了，一些让我怀念、留恋的书不会再重印，它们永远消失了。
家里两个又高又大的桔黄色书柜，本来装满了爸爸妈妈的医学、外语书籍和”革命导师”、文学大师们的选集、全集，可姐姐和我一天天长大，拥有的书也越来越多，终于占领了全部书柜。我们也给弟弟留一层，放他的小人书。爸爸只好另买了书柜装他们的书。
我和姐姐读的不止是小说了，还有爸爸读过后转赠给我们的各种回忆录、文选、纪实之类的书，有妈妈在所有节日、我们过生日时赠予的科幻小说、智力游戏、科学实验、谜语汇编和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读物，还有我们用零花钱买的自己喜欢的书，有点五花八门了。书柜是我们姐弟三人最宝贵的财富，装着我们的世界，永远都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晚饭后不再出去跑跳了，而跟着爸爸一起坐在写字台旁翻看报纸了。爸爸订了好几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锦州日报》、《参考消息》，此外，还有《共产党员》、《红旗》、《时事手册》等杂志。爸爸一份份仔细的浏览标题，然后一版一版的翻看，我和姐姐则是东一下西一下乱翻一通。我们喜欢看的都是最后一、两版，那里偶尔有熟悉名字的作家、诗人的小作品、评论。我也翻看《锦州日报》二、三版中间的电影预告，和姐姐探讨有没有可能看到新的电影。
后来我发现《参考消息》上常有新鲜的东西，有别的报纸所没有的《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发的短消息，还时不时登载一点关于台湾“蒋匪帮”的报导，我最先看到的“洗脑”一词就是从那里看到的，我还问过妈妈，但妈妈的解释我那时根本听不懂。
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是从五年级开始的。那时我换了学校，被称为“高年级”学生，我觉得自已已经长大了。就在那一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称为“九评”的文章，是和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我和姐姐除了看报纸，还听广播，每当晚上有重要新闻广播，我们就早早的爬上床，躺在被窝里一字一句认真地听新闻，夏青、葛兰、费纪平那慷慨激昂、真理在握的语调久久在空中飘荡。那些重要广播我差不多听了一年，现在还记得的题目一个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个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有一个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第一次听到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全民国家全民党”、“个人崇拜”、“修正主义”这些新奇的语句和词汇，还有那些陌生的名字：多列士、陶里亚蒂。我很兴奋：赶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战斗,也很茫然：这些不容置疑的批判和反诘我搞不清楚，想问都不知道从何问起。爸爸妈妈好像不那么轻松了,他们只是看报，听广播，然后像研究学术问题似的用英语对话，不和我们讨论了，只剩下我和姐姐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着。
从此，我们的敌人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又加上了修正主义，虽然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依然每天翻看报纸，希望自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96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围在爸爸身边翻看报纸，《人民日报》第六版的“学术研究”栏里一篇醒目的长篇论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姚文元。姚文元是谁？《海瑞罢官》又是怎么回事？好奇心引导我一口气读完了报纸，并且盯上了这个栏目，看所有的发表在“学术研究”上的评论，想知道对姚文元文章赞赏或者反对的观点。
可我看不明白那些评论。他们在讨论海瑞该不该上书嘉靖皇帝，也在讨论嘉靖皇帝该不该罢海瑞的官，在讨论贪官多么罪恶，也在讨论清官在蒙蔽和麻痹百姓。还有人说：清官比贪官的社会作用更坏，它使人民对皇帝抱有幻想，不想反抗封建的帝王统治，而使腐朽的社会制度得以延续。我不懂历史、不懂政治，看着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
《海瑞罢官》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指控在全国的文艺界、史学界，甚至哲学界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狂涛巨浪。“大毒草”、“翻案风”、“阶级分析”、“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平冤狱”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语句一窝蜂的涌进了我的脑袋里，让我应接不暇。
几个月后，《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揪了出来，罪名为“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后台”，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也被揪了出来，被指控“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将。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随着每一天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讨伐檄文，广播里来势汹汹的呐喊、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快覆盖了机关单位、大、中、小学校。学校停课了，我们姐弟三人和全中国的同代人一样，全都失学了。妈妈的学校也停了课，但她每天仍然按时去上班，因为图书馆增加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下达的“禁读”书单清查全馆书籍。每天都会有新的指令，每天都有新公布的要“下架”的图书，妈妈每天都得认真核对书单、下架图书。
最先被勒令下架的小说是《刘志丹》和《保卫延安》。后来，爸爸曾推荐给我们的李六如、萧三、周而复、矛盾的书“下架”了，妈妈介绍给我们的外国小说、巴金、欧阳山的书“下架”了，我和姐姐喜欢的赵树里、柳青、艾明之、冰心的小说也“下架”了。
运动向“纵深”发展，下架的图书有增无减，著名的红书《红岩》下架了，《欧阳海之歌》下架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通通下架了，更别说什么《腐蚀》、《强盗的女儿》、《大波》、《火种》、《变天记》”、《虾球传》等等“残留”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书了。
终于，所有的小说都“下架”了，所有的作家都成了“黑线”上的人。全国的书店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只剩下了一本《艳阳天》再加上后出版的《金光大道》”，浩然成了唯一革命的红色作家。
妈妈心事重重，几次和我们商量把书柜里的书收起来，哪怕先放到纸箱子里，免得太惹眼，因为那里面几乎都是“大毒草”，作者中有很重要的“黑线”作家。可是我们不同意：我们家又不是图书馆，没有人来检查，把书收起来，我们看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一本《燕山夜话》妈妈被押上陪斗现场，成了运动初期就被触及的人，又因为一本《康熙辞典》妈妈第二次被押上高台陪斗。
在妈妈烧毁了黑白照片和所有证件、信件后的一个夜里，趁着我们三个熟睡之际，爸爸和妈妈一起将我们书柜里被点名的书籍全都“下架”，装进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纸箱里，放进贮藏间。我们醒来时，空空荡荡的书柜里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书，就剩下了《斯大林全集》和《资本论》。看到几乎所有的宝贝都不见了，我们很生气，指责爸爸，埋怨妈妈。爸爸妈妈不解释，不辨白，沉默着。在星期日爸爸休息的时候，把所有纸箱里的书和储藏间里爸爸积攒多年的堆积如小山一样的报纸、杂志全都卖了废品。那天，收废品的大爷来来回回好几趟，用推车推走了我们的全部“废品”。
失去了宝贝图书之后，也失去了我们乐园般的住所，我们家从此走上了搬迁之途。在一次次的迁徙路上，我们仅存的图书也被逐渐淘汰，因为住房越来越小，小到没有它们的安身之处，也因为形势越来越逼人，爸爸妈妈的处境日益险恶。那些幸存的没有卖掉的书籍，成了点火做饭、烧炕的引柴，成了给“贫下中农”包药材的包装纸。那高大空荡的书柜却没被丢弃，最后成为了“合作医疗站”的药柜。
很多年过去了,运动的遗痕还在，想起我们曾经失去的宝贝书籍，都会心疼肝疼。我责怪过爸爸“焚书坑我”,是秦始皇的后代,还讽刺过爸爸《红楼梦》都没读过，难怪不珍惜书”。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过的话就不再想。爸爸卧于病榻的时候，遗憾万分的对我说:“我这一辈子连《红楼梦》都没有看过，现在想看也看不动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对爸爸说:“没看过《红楼梦》的人太多了，你看过的那些医学书籍我不是也没有看过吗？”还开玩笑地对爸爸说，“你写的自传、检查、交心材料加在一起，字数也赶上《红楼梦》了，如果把它们印出来，让后代人看，也够精彩的了。”
历史渐行渐远，我们又可以看书了，可以买到一些好书了，有些往昔的书也被重印了。但是，还远远不够，距我的梦想很远很远，很多好书我看不到了，一些让我怀念、留恋的书不会再重印，它们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