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挤到角落的年代
1982年春季，我大学毕业分到区职工教育办公室，同时到业余中学做兼职教师。
那时，仅崇文区业余中学就有3200多名学员，74个教学班。每当有课，学员们下班不回家，直接就来教室。他们来自京城四面八方：有的从郊区赶来，路途要一个多小时；有的年轻母亲，扔下吃奶的孩子，就来听课。我和他们常常都饿着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点放学。
现在回忆起来，仍觉惊异：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这个字眼）着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写作班，不像基础班那样授课与文凭直接挂钩。那几年，大批青工补习文化课，必须拿到合格证；而写作班不发文凭，却依然有许多人来上我的课。
我一边教课，也偶尔写点小稿，稿费不过两三块钱。有时自己还没收到编辑寄来的样报，就已有学员举着当天的报纸进来：“邓老师，您的大作又见报了！”全班同学立刻投来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热泪盈眶。
然而，时过境迁，这种“舞文弄墨”的人，渐渐显得多余起来。我离开职工教育后，先后在两家杂志社供职。到了九十年代，这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武警后勤处长——他和我的同事是同乡，开着一家不知做什么买卖的公司。他十分热情。当得知我是杂志编辑时，笑着说：“不就是卖书的吗？”一句话让我尴尬不已，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更让我沮丧的是，连一些自称“文化人”的人，也觉得你迂腐。1995年，杂志社调来一位美编。这位时髦的女士见我办公室里两大架子书，笑着说：“你这些书都是摆设吧？你也不看看，现在谁还装模作样地读书！”她的话让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声中，我真是无地自容。
后来，我在小说里给她起过“安妮塔”的名字，也叫过“阿倩”。在她们眼里，读书和读书人，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挣了多少稿费？文章能值几个钱！”在那个年代的价值尺度里，人民币才是硬道理。你读了半天，写了半天，没挣着钱，在他们看来，几乎一文不值。
那位后勤处长，其实还无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卖书的”，恐怕早就发财了。我们有位负责推销杂志的书商，连中学都没上完，却在北京买了好几处房子。时代一路向前，而我却像个“刻舟求剑”的人。
令人沮丧的还有：你写的东西越来越难发表，即便发表了，也很少有人阅读。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看书读皮儿、看报读题儿”，大多数人翻翻广告便罢，文学副刊鲜有人问津。
可你若说“没人读书”，书却又越出越多。那几年，出版业全面放开，从过去的“拨款出版”转为“自负盈亏”，图书被推向市场。记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书大约有十九万种。有人还做过统计——也不知具体算法如何——说这一年出的新书，如果不歇气地读，要读上五百年。这个数字本身，或许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书多，并不等于好书多。不能否认，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学术或文学价值的作品，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评职称需要出书，便到出版社买书号，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书印出来，自己拉走，爱卖爱送，悉听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书，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后如何处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那些年我卖废品时，常见有人一捆一捆地卖书，许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无错不成书”，这并非笑谈。我曾替领导修改过已经出版的书，五六万字的篇幅，每页都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病句更不必说，也不知书稿是否真正经过细致审读。
还有更奇特的：用金银把书打造成奢侈装饰品。我在杂文《不敢爱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家书局与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开本《二十四史》，封面选用优质小山羊皮，封面与书脊文字、图案均用24K金箔烫成，书口滚金。一套售价16万元，几乎可以买一辆中档轿车了。这篇拙稿曾获北京市1996年杂文一等奖，知道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编辑和评委。
说到编辑是否看书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行当里，同样是良莠不齐。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说她没文化，她有大专文凭；可校对起文稿来，十处差错能漏掉八处，剩下的两处也未必改得对。像“舟”和“丹”、“宠”和“庞”这样的字常常混淆，还把“巴勒斯坦”与“巴基斯坦”混为一谈。
可你真能说她没文化吗？有一天，她忽然问我读没读过村上春树。我一时语塞，只好红着脸说，读过川端康成，却不熟悉村上。她对兰蔻、雅诗兰黛等高端美妆品牌如数家珍，服饰搭配也颇为讲究。文化的形态，在她那里，显然有着另一种标准。像我这样的“乡巴佬”，只能在小说里悄悄描绘她们。
当然，问题并不只出在个别编辑身上。2003年，有人让我审读几位高考状元写的学习经验。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点大学，其中不乏中文系、英语系的高材生，遗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顺，甚至生造词语。再往后，据报载，某名牌大学校长把“鸿鹄之志”读成“鸿浩之志”，把“莘莘学子”读成“jingjing学子”；而一位风靡网络的教授，也曾在节目中把“耄耋”读成“毛至”。当连知识界的权威人物也频频失手时，学生们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写到这里，我不免反问自己：何苦拉拉杂杂地回忆这些往事？也许，只是想为那些曾被轻视、被挤到角落的读书人，为真正把书当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点尊严的空间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面这篇小小说是写当前一些所谓“务实”的“文化人”，其实骨子里是没有文化，他（她）们把真正的读书人当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还在写作的人。请您继续浏览——
若 素
邓 乃 刚
若素是女儿的客人。她的儿子刚来州立大学时，是我女婿从机场把他接来，并在女儿家住了些日子，直到这孩子搬进学生公寓。看看儿子已大四了，可仍旧贪玩，学分差得太多，妈妈着急了，便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也来到这里。儿子是学基础化学的本科生，妈妈在国内大学教的是公共法律课，还真不知怎么帮助他、辅导他。
这是端午节后那个星期六，老伴儿包了一大锅粽子，女儿请若素来家吃饭，我们就认识了这位访问学者。若素白衣红裙，要不是笑的时候眼角泛起浅浅的鱼尾纹，还以为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头的人。很讲礼仪，是那种见面就熟的人，说着，笑着，把蟹黄味蚕豆、黄老五花生糖、高桥松饼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两个小外孙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来了，女儿和她母亲还在厨房那边忙活，若素就争着给两个小家伙解粽子，一边给她们讲起端午节的故事。她绘声绘色地讲着，忽然说屈原是跳长江而死的。我一愣，没好意思当面纠正，人家毕竟是堂堂的大学老师，谁还没个口误呢？
女儿落座以后，她俩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老俩孤陋寡闻，就在一旁做听众，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些访问学者也是八仙过海，在大洋彼岸这边各显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国宝宝，还吃着一种叫WICK的福利 ，每月凭票从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鸡蛋和diaper （婴儿尿不湿）等等；有的把子女带过来插班上学，练习一年英语，没有身份美国学校照样收他们，一样享受免费教育；还有的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瀑布到拉斯维加斯，体验他们早年在英语《走遍美国》录像带里未竟的课业……吃着，不知怎么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原来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报的老总。这时，女儿不知那根神经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还在晚报上……”我赶紧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说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许我会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为这等龌龊事，岂不让我老汉脸面挂不住？
谁知，未等女儿说完，若素就接过话茬。她呷了一口啤酒，两个酒窝笑得分外妩媚：“啊呀，老伯还能码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没有几个还写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写了……”接着又银铃般的笑，“老伯不知，没人看的哩，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们这代人到了含饴弄孙享清福的年岁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没沾一口，可头嗡嗡得就是说不出话，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眼前就差没条地缝。
感谢若素心直口快，实话实说。这一夜，我失眠了。亲朋好友奉劝过我，同事同窗奉劝过我，今天又一个总编辑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只有一个亲生女儿理解老爸，你要让老爸一条道走到黑吗？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刻舟求剑的人，世事变迁了，还在船沿上打捞那些已经迂腐了的东西……
若素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还是她自己改的，可谓意味深长。这样的女孩，表面上好像对什么都视若平常，毫不在意，实际上内心是极度的聪明厉害。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旧时，现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面容，你要有一定的学历，有正高、副高这类名头，有没有学问都在其次，要紧的还要有一个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门心思苦呵呵拼到黑的学问女孩，是连丈夫都讨不到的，最终成了命运的失败者。我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找寻，在莫泊桑的小说里找寻，在《红楼梦》里找寻，皆枉然，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剑。
这以后，又见了若素一面。那是在州立大学hub楼的一个英语班，主办者把访问学者和探亲家长分成两个小组，不知怎么她混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了。她的口语比我们这些连字母都没学过的老头老太强多了，她一个人和老师会话了大半堂，把我们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师觉察出来了，让她到那个班去了。隔着几排座儿，老远向我招手，她是真诚的，而我却感到有点儿虚假。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眼下，又要开学了，我们又要去美国，不知这次还能不能见到若素，还能不能尝到那诱人的高桥松饼和花生糖，她的儿子已经毕业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说，收入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若素》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说，暂未收入该集。该书目前处于KDP Select 开放阅读期，Kindle 订阅读者可在相应范围内阅读。
把文化挤到角落的年代
光耀翁 (2026-01-30 03:58:18) 评论 (2)
把文化挤到角落的年代
1982年春季，我大学毕业分到区职工教育办公室，同时到业余中学做兼职教师。
那时，仅崇文区业余中学就有3200多名学员，74个教学班。每当有课，学员们下班不回家，直接就来教室。他们来自京城四面八方：有的从郊区赶来，路途要一个多小时；有的年轻母亲，扔下吃奶的孩子，就来听课。我和他们常常都饿着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点放学。
现在回忆起来，仍觉惊异：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这个字眼）着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写作班，不像基础班那样授课与文凭直接挂钩。那几年，大批青工补习文化课，必须拿到合格证；而写作班不发文凭，却依然有许多人来上我的课。
我一边教课，也偶尔写点小稿，稿费不过两三块钱。有时自己还没收到编辑寄来的样报，就已有学员举着当天的报纸进来：“邓老师，您的大作又见报了！”全班同学立刻投来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热泪盈眶。
然而，时过境迁，这种“舞文弄墨”的人，渐渐显得多余起来。我离开职工教育后，先后在两家杂志社供职。到了九十年代，这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武警后勤处长——他和我的同事是同乡，开着一家不知做什么买卖的公司。他十分热情。当得知我是杂志编辑时，笑着说：“不就是卖书的吗？”一句话让我尴尬不已，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更让我沮丧的是，连一些自称“文化人”的人，也觉得你迂腐。1995年，杂志社调来一位美编。这位时髦的女士见我办公室里两大架子书，笑着说：“你这些书都是摆设吧？你也不看看，现在谁还装模作样地读书！”她的话让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声中，我真是无地自容。
后来，我在小说里给她起过“安妮塔”的名字，也叫过“阿倩”。在她们眼里，读书和读书人，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挣了多少稿费？文章能值几个钱！”在那个年代的价值尺度里，人民币才是硬道理。你读了半天，写了半天，没挣着钱，在他们看来，几乎一文不值。
那位后勤处长，其实还无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卖书的”，恐怕早就发财了。我们有位负责推销杂志的书商，连中学都没上完，却在北京买了好几处房子。时代一路向前，而我却像个“刻舟求剑”的人。
令人沮丧的还有：你写的东西越来越难发表，即便发表了，也很少有人阅读。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看书读皮儿、看报读题儿”，大多数人翻翻广告便罢，文学副刊鲜有人问津。
可你若说“没人读书”，书却又越出越多。那几年，出版业全面放开，从过去的“拨款出版”转为“自负盈亏”，图书被推向市场。记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书大约有十九万种。有人还做过统计——也不知具体算法如何——说这一年出的新书，如果不歇气地读，要读上五百年。这个数字本身，或许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书多，并不等于好书多。不能否认，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学术或文学价值的作品，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评职称需要出书，便到出版社买书号，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书印出来，自己拉走，爱卖爱送，悉听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书，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后如何处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那些年我卖废品时，常见有人一捆一捆地卖书，许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无错不成书”，这并非笑谈。我曾替领导修改过已经出版的书，五六万字的篇幅，每页都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病句更不必说，也不知书稿是否真正经过细致审读。
还有更奇特的：用金银把书打造成奢侈装饰品。我在杂文《不敢爱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家书局与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开本《二十四史》，封面选用优质小山羊皮，封面与书脊文字、图案均用24K金箔烫成，书口滚金。一套售价16万元，几乎可以买一辆中档轿车了。这篇拙稿曾获北京市1996年杂文一等奖，知道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编辑和评委。
说到编辑是否看书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行当里，同样是良莠不齐。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说她没文化，她有大专文凭；可校对起文稿来，十处差错能漏掉八处，剩下的两处也未必改得对。像“舟”和“丹”、“宠”和“庞”这样的字常常混淆，还把“巴勒斯坦”与“巴基斯坦”混为一谈。
可你真能说她没文化吗？有一天，她忽然问我读没读过村上春树。我一时语塞，只好红着脸说，读过川端康成，却不熟悉村上。她对兰蔻、雅诗兰黛等高端美妆品牌如数家珍，服饰搭配也颇为讲究。文化的形态，在她那里，显然有着另一种标准。像我这样的“乡巴佬”，只能在小说里悄悄描绘她们。
当然，问题并不只出在个别编辑身上。2003年，有人让我审读几位高考状元写的学习经验。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点大学，其中不乏中文系、英语系的高材生，遗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顺，甚至生造词语。再往后，据报载，某名牌大学校长把“鸿鹄之志”读成“鸿浩之志”，把“莘莘学子”读成“jingjing学子”；而一位风靡网络的教授，也曾在节目中把“耄耋”读成“毛至”。当连知识界的权威人物也频频失手时，学生们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写到这里，我不免反问自己：何苦拉拉杂杂地回忆这些往事？也许，只是想为那些曾被轻视、被挤到角落的读书人，为真正把书当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点尊严的空间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面这篇小小说是写当前一些所谓“务实”的“文化人”，其实骨子里是没有文化，他（她）们把真正的读书人当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还在写作的人。请您继续浏览——
若 素
邓 乃 刚
若素是女儿的客人。她的儿子刚来州立大学时，是我女婿从机场把他接来，并在女儿家住了些日子，直到这孩子搬进学生公寓。看看儿子已大四了，可仍旧贪玩，学分差得太多，妈妈着急了，便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也来到这里。儿子是学基础化学的本科生，妈妈在国内大学教的是公共法律课，还真不知怎么帮助他、辅导他。
这是端午节后那个星期六，老伴儿包了一大锅粽子，女儿请若素来家吃饭，我们就认识了这位访问学者。若素白衣红裙，要不是笑的时候眼角泛起浅浅的鱼尾纹，还以为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头的人。很讲礼仪，是那种见面就熟的人，说着，笑着，把蟹黄味蚕豆、黄老五花生糖、高桥松饼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两个小外孙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来了，女儿和她母亲还在厨房那边忙活，若素就争着给两个小家伙解粽子，一边给她们讲起端午节的故事。她绘声绘色地讲着，忽然说屈原是跳长江而死的。我一愣，没好意思当面纠正，人家毕竟是堂堂的大学老师，谁还没个口误呢？
女儿落座以后，她俩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老俩孤陋寡闻，就在一旁做听众，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些访问学者也是八仙过海，在大洋彼岸这边各显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国宝宝，还吃着一种叫WICK的福利 ，每月凭票从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鸡蛋和diaper （婴儿尿不湿）等等；有的把子女带过来插班上学，练习一年英语，没有身份美国学校照样收他们，一样享受免费教育；还有的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瀑布到拉斯维加斯，体验他们早年在英语《走遍美国》录像带里未竟的课业……吃着，不知怎么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原来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报的老总。这时，女儿不知那根神经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还在晚报上……”我赶紧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说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许我会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为这等龌龊事，岂不让我老汉脸面挂不住？
谁知，未等女儿说完，若素就接过话茬。她呷了一口啤酒，两个酒窝笑得分外妩媚：“啊呀，老伯还能码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没有几个还写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写了……”接着又银铃般的笑，“老伯不知，没人看的哩，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们这代人到了含饴弄孙享清福的年岁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没沾一口，可头嗡嗡得就是说不出话，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眼前就差没条地缝。
感谢若素心直口快，实话实说。这一夜，我失眠了。亲朋好友奉劝过我，同事同窗奉劝过我，今天又一个总编辑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只有一个亲生女儿理解老爸，你要让老爸一条道走到黑吗？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刻舟求剑的人，世事变迁了，还在船沿上打捞那些已经迂腐了的东西……
若素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还是她自己改的，可谓意味深长。这样的女孩，表面上好像对什么都视若平常，毫不在意，实际上内心是极度的聪明厉害。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旧时，现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面容，你要有一定的学历，有正高、副高这类名头，有没有学问都在其次，要紧的还要有一个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门心思苦呵呵拼到黑的学问女孩，是连丈夫都讨不到的，最终成了命运的失败者。我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找寻，在莫泊桑的小说里找寻，在《红楼梦》里找寻，皆枉然，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剑。
这以后，又见了若素一面。那是在州立大学hub楼的一个英语班，主办者把访问学者和探亲家长分成两个小组，不知怎么她混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了。她的口语比我们这些连字母都没学过的老头老太强多了，她一个人和老师会话了大半堂，把我们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师觉察出来了，让她到那个班去了。隔着几排座儿，老远向我招手，她是真诚的，而我却感到有点儿虚假。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眼下，又要开学了，我们又要去美国，不知这次还能不能见到若素，还能不能尝到那诱人的高桥松饼和花生糖，她的儿子已经毕业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说，收入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若素》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说，暂未收入该集。该书目前处于KDP Select 开放阅读期，Kindle 订阅读者可在相应范围内阅读。
1982年春季，我大学毕业分到区职工教育办公室，同时到业余中学做兼职教师。
那时，仅崇文区业余中学就有3200多名学员，74个教学班。每当有课，学员们下班不回家，直接就来教室。他们来自京城四面八方：有的从郊区赶来，路途要一个多小时；有的年轻母亲，扔下吃奶的孩子，就来听课。我和他们常常都饿着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点放学。
现在回忆起来，仍觉惊异：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这个字眼）着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写作班，不像基础班那样授课与文凭直接挂钩。那几年，大批青工补习文化课，必须拿到合格证；而写作班不发文凭，却依然有许多人来上我的课。
我一边教课，也偶尔写点小稿，稿费不过两三块钱。有时自己还没收到编辑寄来的样报，就已有学员举着当天的报纸进来：“邓老师，您的大作又见报了！”全班同学立刻投来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热泪盈眶。
然而，时过境迁，这种“舞文弄墨”的人，渐渐显得多余起来。我离开职工教育后，先后在两家杂志社供职。到了九十年代，这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武警后勤处长——他和我的同事是同乡，开着一家不知做什么买卖的公司。他十分热情。当得知我是杂志编辑时，笑着说：“不就是卖书的吗？”一句话让我尴尬不已，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更让我沮丧的是，连一些自称“文化人”的人，也觉得你迂腐。1995年，杂志社调来一位美编。这位时髦的女士见我办公室里两大架子书，笑着说：“你这些书都是摆设吧？你也不看看，现在谁还装模作样地读书！”她的话让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声中，我真是无地自容。
后来，我在小说里给她起过“安妮塔”的名字，也叫过“阿倩”。在她们眼里，读书和读书人，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挣了多少稿费？文章能值几个钱！”在那个年代的价值尺度里，人民币才是硬道理。你读了半天，写了半天，没挣着钱，在他们看来，几乎一文不值。
那位后勤处长，其实还无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卖书的”，恐怕早就发财了。我们有位负责推销杂志的书商，连中学都没上完，却在北京买了好几处房子。时代一路向前，而我却像个“刻舟求剑”的人。
令人沮丧的还有：你写的东西越来越难发表，即便发表了，也很少有人阅读。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看书读皮儿、看报读题儿”，大多数人翻翻广告便罢，文学副刊鲜有人问津。
可你若说“没人读书”，书却又越出越多。那几年，出版业全面放开，从过去的“拨款出版”转为“自负盈亏”，图书被推向市场。记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书大约有十九万种。有人还做过统计——也不知具体算法如何——说这一年出的新书，如果不歇气地读，要读上五百年。这个数字本身，或许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书多，并不等于好书多。不能否认，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学术或文学价值的作品，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评职称需要出书，便到出版社买书号，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书印出来，自己拉走，爱卖爱送，悉听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书，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后如何处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那些年我卖废品时，常见有人一捆一捆地卖书，许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无错不成书”，这并非笑谈。我曾替领导修改过已经出版的书，五六万字的篇幅，每页都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病句更不必说，也不知书稿是否真正经过细致审读。
还有更奇特的：用金银把书打造成奢侈装饰品。我在杂文《不敢爱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家书局与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开本《二十四史》，封面选用优质小山羊皮，封面与书脊文字、图案均用24K金箔烫成，书口滚金。一套售价16万元，几乎可以买一辆中档轿车了。这篇拙稿曾获北京市1996年杂文一等奖，知道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编辑和评委。
说到编辑是否看书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行当里，同样是良莠不齐。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说她没文化，她有大专文凭；可校对起文稿来，十处差错能漏掉八处，剩下的两处也未必改得对。像“舟”和“丹”、“宠”和“庞”这样的字常常混淆，还把“巴勒斯坦”与“巴基斯坦”混为一谈。
可你真能说她没文化吗？有一天，她忽然问我读没读过村上春树。我一时语塞，只好红着脸说，读过川端康成，却不熟悉村上。她对兰蔻、雅诗兰黛等高端美妆品牌如数家珍，服饰搭配也颇为讲究。文化的形态，在她那里，显然有着另一种标准。像我这样的“乡巴佬”，只能在小说里悄悄描绘她们。
当然，问题并不只出在个别编辑身上。2003年，有人让我审读几位高考状元写的学习经验。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点大学，其中不乏中文系、英语系的高材生，遗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顺，甚至生造词语。再往后，据报载，某名牌大学校长把“鸿鹄之志”读成“鸿浩之志”，把“莘莘学子”读成“jingjing学子”；而一位风靡网络的教授，也曾在节目中把“耄耋”读成“毛至”。当连知识界的权威人物也频频失手时，学生们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写到这里，我不免反问自己：何苦拉拉杂杂地回忆这些往事？也许，只是想为那些曾被轻视、被挤到角落的读书人，为真正把书当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点尊严的空间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面这篇小小说是写当前一些所谓“务实”的“文化人”，其实骨子里是没有文化，他（她）们把真正的读书人当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还在写作的人。请您继续浏览——
若 素
邓 乃 刚
若素是女儿的客人。她的儿子刚来州立大学时，是我女婿从机场把他接来，并在女儿家住了些日子，直到这孩子搬进学生公寓。看看儿子已大四了，可仍旧贪玩，学分差得太多，妈妈着急了，便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也来到这里。儿子是学基础化学的本科生，妈妈在国内大学教的是公共法律课，还真不知怎么帮助他、辅导他。
这是端午节后那个星期六，老伴儿包了一大锅粽子，女儿请若素来家吃饭，我们就认识了这位访问学者。若素白衣红裙，要不是笑的时候眼角泛起浅浅的鱼尾纹，还以为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头的人。很讲礼仪，是那种见面就熟的人，说着，笑着，把蟹黄味蚕豆、黄老五花生糖、高桥松饼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两个小外孙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来了，女儿和她母亲还在厨房那边忙活，若素就争着给两个小家伙解粽子，一边给她们讲起端午节的故事。她绘声绘色地讲着，忽然说屈原是跳长江而死的。我一愣，没好意思当面纠正，人家毕竟是堂堂的大学老师，谁还没个口误呢？
女儿落座以后，她俩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老俩孤陋寡闻，就在一旁做听众，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些访问学者也是八仙过海，在大洋彼岸这边各显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国宝宝，还吃着一种叫WICK的福利 ，每月凭票从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鸡蛋和diaper （婴儿尿不湿）等等；有的把子女带过来插班上学，练习一年英语，没有身份美国学校照样收他们，一样享受免费教育；还有的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瀑布到拉斯维加斯，体验他们早年在英语《走遍美国》录像带里未竟的课业……吃着，不知怎么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原来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报的老总。这时，女儿不知那根神经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还在晚报上……”我赶紧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说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许我会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为这等龌龊事，岂不让我老汉脸面挂不住？
谁知，未等女儿说完，若素就接过话茬。她呷了一口啤酒，两个酒窝笑得分外妩媚：“啊呀，老伯还能码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没有几个还写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写了……”接着又银铃般的笑，“老伯不知，没人看的哩，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们这代人到了含饴弄孙享清福的年岁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没沾一口，可头嗡嗡得就是说不出话，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眼前就差没条地缝。
感谢若素心直口快，实话实说。这一夜，我失眠了。亲朋好友奉劝过我，同事同窗奉劝过我，今天又一个总编辑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只有一个亲生女儿理解老爸，你要让老爸一条道走到黑吗？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刻舟求剑的人，世事变迁了，还在船沿上打捞那些已经迂腐了的东西……
若素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还是她自己改的，可谓意味深长。这样的女孩，表面上好像对什么都视若平常，毫不在意，实际上内心是极度的聪明厉害。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旧时，现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面容，你要有一定的学历，有正高、副高这类名头，有没有学问都在其次，要紧的还要有一个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门心思苦呵呵拼到黑的学问女孩，是连丈夫都讨不到的，最终成了命运的失败者。我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找寻，在莫泊桑的小说里找寻，在《红楼梦》里找寻，皆枉然，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剑。
这以后，又见了若素一面。那是在州立大学hub楼的一个英语班，主办者把访问学者和探亲家长分成两个小组，不知怎么她混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了。她的口语比我们这些连字母都没学过的老头老太强多了，她一个人和老师会话了大半堂，把我们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师觉察出来了，让她到那个班去了。隔着几排座儿，老远向我招手，她是真诚的，而我却感到有点儿虚假。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眼下，又要开学了，我们又要去美国，不知这次还能不能见到若素，还能不能尝到那诱人的高桥松饼和花生糖，她的儿子已经毕业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说，收入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若素》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说，暂未收入该集。该书目前处于KDP Select 开放阅读期，Kindle 订阅读者可在相应范围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