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8、“好”“糟” 之年
2016年的日历拿在手里，习惯性地翻找刻骨铭心的日子：父母的生日、祭日、家人和朋友们的生日，然后查看春节的日期，“2月8日”这个数字跳到我的眼前，好心情立刻烟消云散，2月8日竟然是正月初一，今年的春节。看着它鲜红的字体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真让我百感交集，思绪飞到了49年前的那一天。
1967年的2月8日，是大年三十，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滴水成冰。我和几个朋友刚刚从锦西化工厂劳动归来，我们是回来过春节的。大街和小巷，马路和广场，完全没有节日的气氛，商店里顾客稀稀落落，货架上商品缺东少西，“购销两旺”是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词汇。没有烟花爆竹，没有彩旗汽球，没有新衣新裤，映入眼帘的是满世界的大字标语,墙壁上用红漆涂写，柏油路上用白漆涂写。
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一定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像节日的春节，因为它也要“革命化”了。一个个绑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巨大的声浪控制了这座城市。从清晨到夜晚，一篇《锦州日报》的社论被播音员连续不断地读着，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第二天还是如此，第三天依然照旧。我实在闲得无聊，给它计数，最多的一天，这篇社论被念了二十四遍，“革命”年代，播音的时间也打破常规，变得特别漫长。记忆力超强的姐姐听了几遍后已经倒背如流，记性不佳的我也能听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了。
这篇社论印在2月8日锦州日报的第一版，它的题目是“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叠报纸的时候，就把这份我不喜欢的报纸扔到了一边，现在也不得不拿起来，和姐姐一起研究。社论的主旨是:主管锦州市工业的书记杜良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走资派”，他所领导的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如果有人持反对意见，那就是给杜良翻案，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右派。社论以强硬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告，锦州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就是打倒杜良，打倒杜良主管的新兴工业的各个单位的厂长（以马占一为首），批判锦州新兴工业这个“黑典型”。这是锦州日报有史以来最富“盛名”的一篇社论，也是锦州历史上阅读量最大，听众最广，影响最深，作用最强的一篇社论，它才是锦州之“最”。
节日的晚上，昏暗的路灯下，蜂拥的自行车和行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去:坐落在上海路上的锦州日报社，那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每个人都用最大的音量发声，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语气，高声呐喊和激烈辩论把寒冷的夜晚变得热气腾腾。
我和姐姐在人群的缝隙中钻来钻去，看着一群又一群的人们在议论，在辩论，在大声叫嚷，甚至推推搡搡。那是1967年的2月1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我们听说，反对派的人占领了报社。夜很深了，激烈辩论的人们还不愿散去。我们回家时，一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一边飞快地蹬车，一边高声喊叫：“二·八社论好得很!”声音没落，就会有一个声音响起：“糟得很!”“好得很”“糟得很”的喊声此起彼伏，走路和骑车的人都在喊，向东走和往西去的人都在喊。
从此，这个城市，再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所有的居民，无论在什么单位工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大、中、小学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了一个叫“观点”的称谓：“糟得很”或“好得很”。
春节过后，我和慧洁又凑到一起，讨论“二·八”社论，我们又拿出“较真”的架式，认为“翻案”一说莫须有，因为谁给杜良定的案？什么时候定的案？“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的称号是国务院1966年3月命名的，人民日报为此登载了关于锦州新兴工业的专题报道并发表社论《全国都能有大庆》。新兴工业城成了锦州人的骄傲。我们还学唱了一首歌:《锦州人之歌》，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劫夫谱曲的。我记得有这样的歌词，“延安的精神大庆的路，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革穷的命穷革命，锦州人创出一个新兴工业城，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攀世界科学的高峰，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锦州人永远跟着毛泽东”。
怎么文化革命一来，它就成了黑旗了？1966年9月，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全市规模的大会，专门批判杜良、马占一，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和市委派的工作组对抗,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可工作组已错，已撤，为什么还要穷追猛打，抓住他们不放呢？
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不知道新兴工业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市委和杜良、马占一为什么这么势不两立，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拔掉新兴工业的旗帜，还要批倒批臭, 可是我喜欢“新兴工业”这个称呼，喜欢我的家乡有这样的工业发展。我跟着妈妈随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参观过石英玻璃厂，我穿的第一双锦纶丝袜就产自锦州合成纤维厂，它光滑柔韧，好像永远都不会穿坏。妈妈买的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就产自锦州半导体厂，它代替了那个笨重的大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听妈妈说过，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叫王灿文的犯人，关押在监狱十多年了，竟发明了全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
锦州市的新兴工业有多项发明创造填补了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空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知道以前锦州两个最大的企业一石油六厂和锦州纺织厂都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很多老年人张口闭口的“合成”“东棉”说的就是它们。可是现在靠着“白手起家”、“土法上马”我们的城市就有了这样的发展，为什么要摧垮它，我看不懂。
我和慧洁每天都穿梭在高喊“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人群中，寻找着答案。我们去了锦州工学院，看了大字报，访问了叫做“反到底兵团”的接待站，我们又去了医学院，听了红色造反团头头的讲演。我们看了油印材料《新兴工业”概况介绍》,还看了中央大街两侧所有的大字报, 认同了“糟字派”的观点。
我和慧洁回到学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讨论了很久，终于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叫做“海燕”，公开表明我们是“糟字派”。虽然在班里仍然是少数派，但我觉得已经很强大了，我和慧洁已经从孤立中走出来了。我们的战斗队里不仅有我的好朋友刘临，国丽文，柳力利，还有黄世宇、吴洪流、李玉山、于志刚这些人品、教养都很好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参加活动、讨论问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心里很舒服。我在心里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成立“海燕”后，其它班级的组织来找我们“串联”，要将全校的“糟字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就在“糟字派”这个唯一一致的认同下，我们加入了锦州中学由高中同学主导的联合组织,红闯将造反总部。从此，我们每天到学校参加“糟字派”活动，开会、游行、写大字报、贴大标语，从学校走向了社会。我们的组织加入了市里的大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糟字派”又成立了全市的联合组织:锦州市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春天，我成了一个坚定的“糟字派”，积极投入每一个活动，我确认保卫锦州市的新兴工业，保卫新兴工业的主导者杜良，就是我们革命的“大方向”。我不知道那些比杜良官大的能够左右报社发社论的当权派，是不是抛出杜良来当文革的挡箭牌，保护自己过关，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们不惜搞垮锦州市的工业生产，制造这么大的混乱就太卑鄙了。
因为有了这些念头，我特别敬重被“好字派”一再批斗、游街、追打得无处安身的杜良。七十年代初，我去过杜良的家，那是站一小学南边的一户平房,大约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铺火炕，还有连着火炕的灶台，什么摆设都没有。正在生病的杜良和他的妻子谷信就住在那里, 那是斗争高潮渐渐退去，他“靠边站”的时候。
后来我到防疫站工作，遇到了一位我称为“叔叔”的人，我小时候和他住在一个住宅区，可我知道了在文革中他在卫生局的批斗会上曾把谷信打倒在地上，还踩在她身上又踢又踹。那是杜良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时候，他一个有妻儿老小的成年男人殴打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女人，我鄙视他，再也叫不出“叔叔”了。我最瞧不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
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的时候，一次遇到小时候的邻居，他对我说：“当年我们的父母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冤案就是由杜良亲手处理的，平反材料上还有他当年的签字，可你在文革中还死保杜良，你得有多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杜良与爸爸的“渊源”。可我很平静，没有大惊失色，没有义愤填膺，没有仇恨，也没有后悔。我知道：爸爸的冤案即使不是杜良处理和批示，也一定会有别人来处理和批示，杜良和爸爸素昧平生，没有个人恩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只要有运动就一定要整人，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就一定有冤案！我惊叹的是我的爸爸自始至终对“文革”抱着抵触态度，最不赞成我参加派性斗争，可是他却从来未告诉过我这个“秘密”。如果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杜良曾经“整”过我的爸爸，我一定不会参加“糟字派”，一定会乐于打倒杜良，为爸爸出口气。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爸爸一辈子都不希望我因为“私仇”而做出自己的选择，更不想对我进行“仇恨教育”，“冤冤相报”不是爸爸的做人之道。
锦州日报的二八社论让这个城市分裂成两大阵营。“糟”和“好”的争论渗透进每个家庭，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有的家庭夫妻反目，有的家庭兄弟姐妹翻脸，有的家庭同仇敌忾，到处是争执的双方，到处是辩论的场所。一次，我在百货大楼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同学，我们之间的对话只有：你是“糟字派”还是“好字派”？恰巧观点相反，于是就站在来往购物的人群中辩论起来,好像我们真的是主人，真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如果没有二八社论，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呢？仍然会的。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没有对立面，没有假想敌，人民不分裂，怎么斗争？跟谁斗争？文革十年，全中国的人民都是分裂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边疆。不同的只是，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各种各样巧合，二.八社论只是一个偶然的导火索,“好”“糟”的对立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特有标记。
历史已经走过了四十九年，可这关于糟、好的烙印依然没有褪去。我们这一代人谈起文革来，常用的词汇仍是“红五类”“黑五类”“出身好”“出身不好”“糟字派”“好字派”。这些特殊年代的标志，似乎要陪伴我们终生。
这些极具文革色彩的词汇和充满杀气的文革歌曲、造反语录深深的植根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它左右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能力，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和视野，隔断了我们和文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更阻碍了我们对过往的反思和忏悔，使本来缺少文化涵养的一代人更显得无知和苍白。是的，我们已经日益老去，文化、教养对我们也许来不及补偿，可是我们会给后代留下怎样的熏陶？怎样的耳濡目染？
少年迷茫 (8): “好”“糟” 之年
旭子 (2026-01-04 08:00:04) 评论 (1)
第二章 少年迷茫
8、“好”“糟” 之年
2016年的日历拿在手里，习惯性地翻找刻骨铭心的日子：父母的生日、祭日、家人和朋友们的生日，然后查看春节的日期，“2月8日”这个数字跳到我的眼前，好心情立刻烟消云散，2月8日竟然是正月初一，今年的春节。看着它鲜红的字体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真让我百感交集，思绪飞到了49年前的那一天。
1967年的2月8日，是大年三十，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滴水成冰。我和几个朋友刚刚从锦西化工厂劳动归来，我们是回来过春节的。大街和小巷，马路和广场，完全没有节日的气氛，商店里顾客稀稀落落，货架上商品缺东少西，“购销两旺”是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词汇。没有烟花爆竹，没有彩旗汽球，没有新衣新裤，映入眼帘的是满世界的大字标语,墙壁上用红漆涂写，柏油路上用白漆涂写。
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一定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像节日的春节，因为它也要“革命化”了。一个个绑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巨大的声浪控制了这座城市。从清晨到夜晚，一篇《锦州日报》的社论被播音员连续不断地读着，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第二天还是如此，第三天依然照旧。我实在闲得无聊，给它计数，最多的一天，这篇社论被念了二十四遍，“革命”年代，播音的时间也打破常规，变得特别漫长。记忆力超强的姐姐听了几遍后已经倒背如流，记性不佳的我也能听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了。
这篇社论印在2月8日锦州日报的第一版，它的题目是“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叠报纸的时候，就把这份我不喜欢的报纸扔到了一边，现在也不得不拿起来，和姐姐一起研究。社论的主旨是:主管锦州市工业的书记杜良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走资派”，他所领导的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如果有人持反对意见，那就是给杜良翻案，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右派。社论以强硬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告，锦州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就是打倒杜良，打倒杜良主管的新兴工业的各个单位的厂长（以马占一为首），批判锦州新兴工业这个“黑典型”。这是锦州日报有史以来最富“盛名”的一篇社论，也是锦州历史上阅读量最大，听众最广，影响最深，作用最强的一篇社论，它才是锦州之“最”。
节日的晚上，昏暗的路灯下，蜂拥的自行车和行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去:坐落在上海路上的锦州日报社，那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每个人都用最大的音量发声，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语气，高声呐喊和激烈辩论把寒冷的夜晚变得热气腾腾。
我和姐姐在人群的缝隙中钻来钻去，看着一群又一群的人们在议论，在辩论，在大声叫嚷，甚至推推搡搡。那是1967年的2月1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我们听说，反对派的人占领了报社。夜很深了，激烈辩论的人们还不愿散去。我们回家时，一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一边飞快地蹬车，一边高声喊叫：“二·八社论好得很!”声音没落，就会有一个声音响起：“糟得很!”“好得很”“糟得很”的喊声此起彼伏，走路和骑车的人都在喊，向东走和往西去的人都在喊。
从此，这个城市，再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所有的居民，无论在什么单位工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大、中、小学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了一个叫“观点”的称谓：“糟得很”或“好得很”。
春节过后，我和慧洁又凑到一起，讨论“二·八”社论，我们又拿出“较真”的架式，认为“翻案”一说莫须有，因为谁给杜良定的案？什么时候定的案？“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的称号是国务院1966年3月命名的，人民日报为此登载了关于锦州新兴工业的专题报道并发表社论《全国都能有大庆》。新兴工业城成了锦州人的骄傲。我们还学唱了一首歌:《锦州人之歌》，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劫夫谱曲的。我记得有这样的歌词，“延安的精神大庆的路，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革穷的命穷革命，锦州人创出一个新兴工业城，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攀世界科学的高峰，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锦州人永远跟着毛泽东”。
怎么文化革命一来，它就成了黑旗了？1966年9月，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全市规模的大会，专门批判杜良、马占一，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和市委派的工作组对抗,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可工作组已错，已撤，为什么还要穷追猛打，抓住他们不放呢？
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不知道新兴工业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市委和杜良、马占一为什么这么势不两立，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拔掉新兴工业的旗帜，还要批倒批臭, 可是我喜欢“新兴工业”这个称呼，喜欢我的家乡有这样的工业发展。我跟着妈妈随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参观过石英玻璃厂，我穿的第一双锦纶丝袜就产自锦州合成纤维厂，它光滑柔韧，好像永远都不会穿坏。妈妈买的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就产自锦州半导体厂，它代替了那个笨重的大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听妈妈说过，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叫王灿文的犯人，关押在监狱十多年了，竟发明了全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
锦州市的新兴工业有多项发明创造填补了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空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知道以前锦州两个最大的企业一石油六厂和锦州纺织厂都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很多老年人张口闭口的“合成”“东棉”说的就是它们。可是现在靠着“白手起家”、“土法上马”我们的城市就有了这样的发展，为什么要摧垮它，我看不懂。
我和慧洁每天都穿梭在高喊“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人群中，寻找着答案。我们去了锦州工学院，看了大字报，访问了叫做“反到底兵团”的接待站，我们又去了医学院，听了红色造反团头头的讲演。我们看了油印材料《新兴工业”概况介绍》,还看了中央大街两侧所有的大字报, 认同了“糟字派”的观点。
我和慧洁回到学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讨论了很久，终于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叫做“海燕”，公开表明我们是“糟字派”。虽然在班里仍然是少数派，但我觉得已经很强大了，我和慧洁已经从孤立中走出来了。我们的战斗队里不仅有我的好朋友刘临，国丽文，柳力利，还有黄世宇、吴洪流、李玉山、于志刚这些人品、教养都很好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参加活动、讨论问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心里很舒服。我在心里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成立“海燕”后，其它班级的组织来找我们“串联”，要将全校的“糟字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就在“糟字派”这个唯一一致的认同下，我们加入了锦州中学由高中同学主导的联合组织,红闯将造反总部。从此，我们每天到学校参加“糟字派”活动，开会、游行、写大字报、贴大标语，从学校走向了社会。我们的组织加入了市里的大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糟字派”又成立了全市的联合组织:锦州市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春天，我成了一个坚定的“糟字派”，积极投入每一个活动，我确认保卫锦州市的新兴工业，保卫新兴工业的主导者杜良，就是我们革命的“大方向”。我不知道那些比杜良官大的能够左右报社发社论的当权派，是不是抛出杜良来当文革的挡箭牌，保护自己过关，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们不惜搞垮锦州市的工业生产，制造这么大的混乱就太卑鄙了。
因为有了这些念头，我特别敬重被“好字派”一再批斗、游街、追打得无处安身的杜良。七十年代初，我去过杜良的家，那是站一小学南边的一户平房,大约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铺火炕，还有连着火炕的灶台，什么摆设都没有。正在生病的杜良和他的妻子谷信就住在那里, 那是斗争高潮渐渐退去，他“靠边站”的时候。
后来我到防疫站工作，遇到了一位我称为“叔叔”的人，我小时候和他住在一个住宅区，可我知道了在文革中他在卫生局的批斗会上曾把谷信打倒在地上，还踩在她身上又踢又踹。那是杜良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时候，他一个有妻儿老小的成年男人殴打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女人，我鄙视他，再也叫不出“叔叔”了。我最瞧不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
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的时候，一次遇到小时候的邻居，他对我说：“当年我们的父母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冤案就是由杜良亲手处理的，平反材料上还有他当年的签字，可你在文革中还死保杜良，你得有多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杜良与爸爸的“渊源”。可我很平静，没有大惊失色，没有义愤填膺，没有仇恨，也没有后悔。我知道：爸爸的冤案即使不是杜良处理和批示，也一定会有别人来处理和批示，杜良和爸爸素昧平生，没有个人恩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只要有运动就一定要整人，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就一定有冤案！我惊叹的是我的爸爸自始至终对“文革”抱着抵触态度，最不赞成我参加派性斗争，可是他却从来未告诉过我这个“秘密”。如果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杜良曾经“整”过我的爸爸，我一定不会参加“糟字派”，一定会乐于打倒杜良，为爸爸出口气。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爸爸一辈子都不希望我因为“私仇”而做出自己的选择，更不想对我进行“仇恨教育”，“冤冤相报”不是爸爸的做人之道。
锦州日报的二八社论让这个城市分裂成两大阵营。“糟”和“好”的争论渗透进每个家庭，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有的家庭夫妻反目，有的家庭兄弟姐妹翻脸，有的家庭同仇敌忾，到处是争执的双方，到处是辩论的场所。一次，我在百货大楼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同学，我们之间的对话只有：你是“糟字派”还是“好字派”？恰巧观点相反，于是就站在来往购物的人群中辩论起来,好像我们真的是主人，真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如果没有二八社论，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呢？仍然会的。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没有对立面，没有假想敌，人民不分裂，怎么斗争？跟谁斗争？文革十年，全中国的人民都是分裂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边疆。不同的只是，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各种各样巧合，二.八社论只是一个偶然的导火索,“好”“糟”的对立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特有标记。
历史已经走过了四十九年，可这关于糟、好的烙印依然没有褪去。我们这一代人谈起文革来，常用的词汇仍是“红五类”“黑五类”“出身好”“出身不好”“糟字派”“好字派”。这些特殊年代的标志，似乎要陪伴我们终生。
这些极具文革色彩的词汇和充满杀气的文革歌曲、造反语录深深的植根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它左右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能力，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和视野，隔断了我们和文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更阻碍了我们对过往的反思和忏悔，使本来缺少文化涵养的一代人更显得无知和苍白。是的，我们已经日益老去，文化、教养对我们也许来不及补偿，可是我们会给后代留下怎样的熏陶？怎样的耳濡目染？
8、“好”“糟” 之年
2016年的日历拿在手里，习惯性地翻找刻骨铭心的日子：父母的生日、祭日、家人和朋友们的生日，然后查看春节的日期，“2月8日”这个数字跳到我的眼前，好心情立刻烟消云散，2月8日竟然是正月初一，今年的春节。看着它鲜红的字体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真让我百感交集，思绪飞到了49年前的那一天。
1967年的2月8日，是大年三十，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滴水成冰。我和几个朋友刚刚从锦西化工厂劳动归来，我们是回来过春节的。大街和小巷，马路和广场，完全没有节日的气氛，商店里顾客稀稀落落，货架上商品缺东少西，“购销两旺”是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词汇。没有烟花爆竹，没有彩旗汽球，没有新衣新裤，映入眼帘的是满世界的大字标语,墙壁上用红漆涂写，柏油路上用白漆涂写。
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一定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像节日的春节，因为它也要“革命化”了。一个个绑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巨大的声浪控制了这座城市。从清晨到夜晚，一篇《锦州日报》的社论被播音员连续不断地读着，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第二天还是如此，第三天依然照旧。我实在闲得无聊，给它计数，最多的一天，这篇社论被念了二十四遍，“革命”年代，播音的时间也打破常规，变得特别漫长。记忆力超强的姐姐听了几遍后已经倒背如流，记性不佳的我也能听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了。
这篇社论印在2月8日锦州日报的第一版，它的题目是“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叠报纸的时候，就把这份我不喜欢的报纸扔到了一边，现在也不得不拿起来，和姐姐一起研究。社论的主旨是:主管锦州市工业的书记杜良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走资派”，他所领导的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如果有人持反对意见，那就是给杜良翻案，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右派。社论以强硬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告，锦州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就是打倒杜良，打倒杜良主管的新兴工业的各个单位的厂长（以马占一为首），批判锦州新兴工业这个“黑典型”。这是锦州日报有史以来最富“盛名”的一篇社论，也是锦州历史上阅读量最大，听众最广，影响最深，作用最强的一篇社论，它才是锦州之“最”。
节日的晚上，昏暗的路灯下，蜂拥的自行车和行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去:坐落在上海路上的锦州日报社，那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每个人都用最大的音量发声，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语气，高声呐喊和激烈辩论把寒冷的夜晚变得热气腾腾。
我和姐姐在人群的缝隙中钻来钻去，看着一群又一群的人们在议论，在辩论，在大声叫嚷，甚至推推搡搡。那是1967年的2月1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我们听说，反对派的人占领了报社。夜很深了，激烈辩论的人们还不愿散去。我们回家时，一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一边飞快地蹬车，一边高声喊叫：“二·八社论好得很!”声音没落，就会有一个声音响起：“糟得很!”“好得很”“糟得很”的喊声此起彼伏，走路和骑车的人都在喊，向东走和往西去的人都在喊。
从此，这个城市，再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所有的居民，无论在什么单位工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大、中、小学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了一个叫“观点”的称谓：“糟得很”或“好得很”。
春节过后，我和慧洁又凑到一起，讨论“二·八”社论，我们又拿出“较真”的架式，认为“翻案”一说莫须有，因为谁给杜良定的案？什么时候定的案？“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的称号是国务院1966年3月命名的，人民日报为此登载了关于锦州新兴工业的专题报道并发表社论《全国都能有大庆》。新兴工业城成了锦州人的骄傲。我们还学唱了一首歌:《锦州人之歌》，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劫夫谱曲的。我记得有这样的歌词，“延安的精神大庆的路，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革穷的命穷革命，锦州人创出一个新兴工业城，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攀世界科学的高峰，锦州人艰苦奋斗闹革命，锦州人永远跟着毛泽东”。
怎么文化革命一来，它就成了黑旗了？1966年9月，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全市规模的大会，专门批判杜良、马占一，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和市委派的工作组对抗,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可工作组已错，已撤，为什么还要穷追猛打，抓住他们不放呢？
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不知道新兴工业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市委和杜良、马占一为什么这么势不两立，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拔掉新兴工业的旗帜，还要批倒批臭, 可是我喜欢“新兴工业”这个称呼，喜欢我的家乡有这样的工业发展。我跟着妈妈随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参观过石英玻璃厂，我穿的第一双锦纶丝袜就产自锦州合成纤维厂，它光滑柔韧，好像永远都不会穿坏。妈妈买的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就产自锦州半导体厂，它代替了那个笨重的大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听妈妈说过，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叫王灿文的犯人，关押在监狱十多年了，竟发明了全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
锦州市的新兴工业有多项发明创造填补了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空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知道以前锦州两个最大的企业一石油六厂和锦州纺织厂都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很多老年人张口闭口的“合成”“东棉”说的就是它们。可是现在靠着“白手起家”、“土法上马”我们的城市就有了这样的发展，为什么要摧垮它，我看不懂。
我和慧洁每天都穿梭在高喊“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人群中，寻找着答案。我们去了锦州工学院，看了大字报，访问了叫做“反到底兵团”的接待站，我们又去了医学院，听了红色造反团头头的讲演。我们看了油印材料《新兴工业”概况介绍》,还看了中央大街两侧所有的大字报, 认同了“糟字派”的观点。
我和慧洁回到学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讨论了很久，终于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叫做“海燕”，公开表明我们是“糟字派”。虽然在班里仍然是少数派，但我觉得已经很强大了，我和慧洁已经从孤立中走出来了。我们的战斗队里不仅有我的好朋友刘临，国丽文，柳力利，还有黄世宇、吴洪流、李玉山、于志刚这些人品、教养都很好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参加活动、讨论问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心里很舒服。我在心里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成立“海燕”后，其它班级的组织来找我们“串联”，要将全校的“糟字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就在“糟字派”这个唯一一致的认同下，我们加入了锦州中学由高中同学主导的联合组织,红闯将造反总部。从此，我们每天到学校参加“糟字派”活动，开会、游行、写大字报、贴大标语，从学校走向了社会。我们的组织加入了市里的大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糟字派”又成立了全市的联合组织:锦州市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春天，我成了一个坚定的“糟字派”，积极投入每一个活动，我确认保卫锦州市的新兴工业，保卫新兴工业的主导者杜良，就是我们革命的“大方向”。我不知道那些比杜良官大的能够左右报社发社论的当权派，是不是抛出杜良来当文革的挡箭牌，保护自己过关，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们不惜搞垮锦州市的工业生产，制造这么大的混乱就太卑鄙了。
因为有了这些念头，我特别敬重被“好字派”一再批斗、游街、追打得无处安身的杜良。七十年代初，我去过杜良的家，那是站一小学南边的一户平房,大约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铺火炕，还有连着火炕的灶台，什么摆设都没有。正在生病的杜良和他的妻子谷信就住在那里, 那是斗争高潮渐渐退去，他“靠边站”的时候。
后来我到防疫站工作，遇到了一位我称为“叔叔”的人，我小时候和他住在一个住宅区，可我知道了在文革中他在卫生局的批斗会上曾把谷信打倒在地上，还踩在她身上又踢又踹。那是杜良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时候，他一个有妻儿老小的成年男人殴打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女人，我鄙视他，再也叫不出“叔叔”了。我最瞧不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
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的时候，一次遇到小时候的邻居，他对我说：“当年我们的父母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冤案就是由杜良亲手处理的，平反材料上还有他当年的签字，可你在文革中还死保杜良，你得有多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杜良与爸爸的“渊源”。可我很平静，没有大惊失色，没有义愤填膺，没有仇恨，也没有后悔。我知道：爸爸的冤案即使不是杜良处理和批示，也一定会有别人来处理和批示，杜良和爸爸素昧平生，没有个人恩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只要有运动就一定要整人，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就一定有冤案！我惊叹的是我的爸爸自始至终对“文革”抱着抵触态度，最不赞成我参加派性斗争，可是他却从来未告诉过我这个“秘密”。如果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杜良曾经“整”过我的爸爸，我一定不会参加“糟字派”，一定会乐于打倒杜良，为爸爸出口气。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爸爸一辈子都不希望我因为“私仇”而做出自己的选择，更不想对我进行“仇恨教育”，“冤冤相报”不是爸爸的做人之道。
锦州日报的二八社论让这个城市分裂成两大阵营。“糟”和“好”的争论渗透进每个家庭，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有的家庭夫妻反目，有的家庭兄弟姐妹翻脸，有的家庭同仇敌忾，到处是争执的双方，到处是辩论的场所。一次，我在百货大楼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同学，我们之间的对话只有：你是“糟字派”还是“好字派”？恰巧观点相反，于是就站在来往购物的人群中辩论起来,好像我们真的是主人，真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如果没有二八社论，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呢？仍然会的。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没有对立面，没有假想敌，人民不分裂，怎么斗争？跟谁斗争？文革十年，全中国的人民都是分裂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边疆。不同的只是，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各种各样巧合，二.八社论只是一个偶然的导火索,“好”“糟”的对立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特有标记。
历史已经走过了四十九年，可这关于糟、好的烙印依然没有褪去。我们这一代人谈起文革来，常用的词汇仍是“红五类”“黑五类”“出身好”“出身不好”“糟字派”“好字派”。这些特殊年代的标志，似乎要陪伴我们终生。
这些极具文革色彩的词汇和充满杀气的文革歌曲、造反语录深深的植根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它左右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能力，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和视野，隔断了我们和文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更阻碍了我们对过往的反思和忏悔，使本来缺少文化涵养的一代人更显得无知和苍白。是的，我们已经日益老去，文化、教养对我们也许来不及补偿，可是我们会给后代留下怎样的熏陶？怎样的耳濡目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