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北海》与遐想
芮少麟
笔者撰写《《神州游记》的面世与反思》博文,浏览相关网页时,阅见过博友陈向阳2013年所写《永远的北海》美文(请见下附)。在这篇《中国新闻电脑网络》出版的《华夏文摘》里,他述及到故国旧地场景时,感触别具,也深情道出了北海周边的某种情景变迁。笔者从陈文对谢冰莹当年遊北海的文字转述里,主观判断当时他对冰莹女士的相关情景,或未必完整知晓。联想文革后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1930年12月光华书局《读书月刊》一卷六期刊载家父《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文学评论成名作的页面上,目睹过冰莹女士《理智的胜利(小说)》之名,历历在目,基于她与家父作品同期刊出,今再闻其名,并不陌生。近日,笔者检索冰莹女士文创业绩,从台灣文學館介绍中,获知:
谢冰莹(1906—2000年),原名谢鸣岗,字凤宝,湖南新化县铎山镇(今冷水江市)人,中国近代首位女兵作家。1921年发表作品,在谢婉莹、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最年轻。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校,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期间创作《从军日记》开启文学生涯,1931年首次赴日留学,因拒迎溥仪遭酷刑遣返,1935年更名再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创作《抗战日记》,记录前线见闻。1948年赴台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1971年移居美国旧金山。她的創作文類以散文及小說為主,兼及論述、報導文學、傳記、兒童文學及佛教文學,出版著作80余种。16歲發表小說《剎那的印象》及《小鴿子之死》于《大公報》副刊,並學寫古典詩、新詩、劇本,從此踏上寫作之路。抗战期间,她一面做救護和宣傳工作,一面寫作《從軍日記》,于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後經林語堂譯成英文。其《從軍日記》是她邁向文學之路的開始,而《女兵自傳》則是其創作巔峰,內容道出從軍、北伐、抗戰二十多年的生活實況,代表了抗战女性從軍與自我意識的歷史問題。創作取材廣泛,描述現實世間的種種風貌,林林總總的世相人生皆納於筆下,站在純粹客觀和真實的角度,是一個“典型的、忠於自己的、而又執著的人”,作品內容不仅反映時代生活情狀,充滿民族大愛和乡土氣息,也道尽中华兒女的痛苦與磨難,使我們看到那个時代的悲壯與吶喊,以及一份固執於生命理想的勇毅,一種不屈服於艱苦生途的樂觀精神。
冰莹女士的代表作《女兵自传》,已译成多国文字,其《小桥流水人家》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其故居湖南新化,即冷水江市铎山镇,2008年被作为重点涉侨文化遗产上报。2024年冷水江市成立谢冰莹研究会,推动学术研究 。
陈文十余年前,从海外清楚看到北海的是“不管外面有多少疾苦,公园只见证欢乐”,乃至某种物是人非、时代变迁的演变情境,笔者现从中国对现代文学研究态势,感觉到的,则是谢冰莹已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里,被视而不见了。毕竟中国读者看到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多为琼瑶小说,却对谢冰莹女士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尤其是对女性作者抗战文学创作的默然无视,所知甚少,这已不是性别之差了。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时,对抗战文学的关注度,尤其对女性著作关注尤其不够,如对冰莹女士的在典著作及作品声誉,出于某种偏见,至今网上权威资料在对现代文坛人物资料介绍中,对谢冰莹的评价里,依然画龙点睛地表述是:“因为历史原因,加在她诸多作品中,多有不随潮流的言论,因而她的许多作品难以在大陆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在很遗憾”之语,其意已经自明。
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抗战文学是否重视的层面,来观察思考,联想原紫禁城里的北海及曾叙写过相关遊记的过来人,其盛名都曾犹似历史上的黄鹤楼与歌咏者那般,北海曾属宫廷内湖,黄鹤楼系千年著名建筑物,皆在华夏大地久负盛名,且于文坛被经久颂揚,其歌遊者无数。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的扬起,当代北海周边,又被佩戴过红袖章的现时老者在继领舞唱着,然早年文坛诸如陈文所留让人忆念的北海作品留迹者,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以各种“不随潮流”的借口,删减“遗忘”。崔颢当年那《黄鹤楼》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留诗,也随着时代变迁后的景象感触,令人感慨,倒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它令人唏嘘,只是应允了那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古语。
附:陈向阳:《永远的北海》
发表于 2013年9月10日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猜一猜,下面描写的是哪个年代的北海?
“……只觉得一叠叠的山影,一重重的树影,一层层的云影,一条条的船影,一晃晃的人影,向眼帘交织着。我们的前前后后,一时尽为鸟语声、音乐声、流水声、唱歌声包围了。海里,挤着满满的人在弄船;岸上,挤着满满的人在品茗。面前一片红红绿绿的,分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俏!……身旁,桌旁,是来来去去的人;不,是晃来晃去的衣影、鬓影、钗影、裙影。眼边,耳边,是去去来来的人;不,是忽去忽来的情话喁喁声、新装擦擦声、革履橐橐声、高跟皮鞋嗒嗒声。……”
多热闹,简直喧嚣!但你可能已猜出这不是“新中国”的北海,虽然那热闹劲十分熟悉。答案是1935年。这段文字的作者叫芮麟,写过不少游记。芮先生早已作古,他的儿子(芮少麟)于2005年把他早年零散发表的文字编纂成书《神州游记》。上面那段便摘自此书,小标题为“春在北海”。
读到芮先生的文字,先有几分感慨。我辈曾经只知道旧社会政治黑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却不知那时也有过和新社会里一样热闹的北海,不知道旧社会的北平也曾经满不错,中等以上人家日子过的相当可以。
再看下面一段,摘自谢冰莹女士的散文《北平之恋》,写的也是北海:
“漪澜堂和五龙亭以及沿着北海边的茶座,一到晚饭后,游客便坐满了。他们有的陪着女友,有的带着全家大小,有的邀集二三知己,安静的坐着,慢慢地喝着龙井香片,吃着北平特有的点心豌豆糕,蜜枣,或者油炸花生;他们的态度是那么清闲,心境是那么宁静。年轻的男女们,更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微风轻摇着荷叶,发出索索的响声,小鱼在碧绿的水里跳跃着;有时,小舟驶进了莲花从里,人在画图中,多么绮丽的风景!有时风起了,绿波激荡着游艇,发出‘的冻’‘的冻’的响声,年轻的男女有的对着绿波微笑,有的轻吟低唱,有的吹奏口琴,或者哼着自己心爱的调子,他们真像天上的安琪儿那么无忧无虑,快乐非常。”
这段文字气氛一变,北海不再喧嚣,而是一片温馨和优雅。这又是哪个年代?《北平之恋》发表于1947年,但描写的却不一定是当年。谢女士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曾在北平女师大读书,之后离开了北平。所以,十之八九她的印象来自那时的北海。
总之,远在七八十年前,北海不仅同样美丽,也一样充满过欢声笑语。当然,公园那种地方只有光景不错的人才去,哪怕只是暂时不错。所以,不管外面有多少疾苦,公园只见证欢乐。真的,就连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北海公园里人也不少。那时门票才5分钱,而黑市上一斤粮食好几块,逛公园是很便宜的。还记得那时父母也带我去过北海,还在仿膳餐厅吃了顿饭:一人一碗蛋炒饭,那是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在我辈的记忆里,北海是和一首歌连在一起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半的北海是“红领巾的北海”。那时的小孩特别多,一家三四个,五六个,甚至七八个。父母也放心,三四年级的小学生过队日(少先队的活动),十几个孩子就敢跑到北海去玩,用不着大人带着。还记得我们满山爬上爬下,在山洞里钻来钻去,玩“抓特务”。那时还有北海少年宫,有个红领巾水电站(只有点模型机器)。儿童游乐场更不用说,一直都在那里。
文革一来,停课闹革命一年有余。北海更挤满了少年,不上课了,玩吧。不过,脖子上的红领巾不见了,因为少先队是“修正主义”,被取消了(后来1978年恢复)。还记得那时和院里的哥们儿一起去北海划船,你三毛我两毛凑那两块钱的押金。
但不久,上山下乡和“疏散”几乎扫光了到处闲逛的孩子,北海一度冷清了许多。直到1972年后的“回潮”,公园里的人气才恢复过来。不过,北海已不再是少年人的北海,他们已经成了青年。
上大学时,全班一起去过北海。好像是1978年,我们还在濠濮涧看了“星星画展”。
1980年代我到了澳大利亚。一别北京好些年,再回去探亲时,免不了把萦绕心头的旧地重游了一遍,当然包括北海。直到现在,每一次回北京,如果想去公园了,径直就奔北海,虽然还有好几个公园离家更近。
今天的北海是老年人的世界。退休了,不再是节假日来游览,而是每天到北海来“生活”。这一拨,那一群,到处是人。唱歌,跳舞,健身操,舞剑,耍扇,抛球,踢毽子,抖空竹,玩乐器,五花八门,一玩一上午。有人还带了午饭,一玩一天。公园就是半个家。
一年又一年,老人们“进步”了。早先只跳交谊舞,现在跳“探戈”、“恰恰”、“桑巴”、“踢踏舞”。一开始唱当年的“革命歌曲”,现在唱抒情的,还男女声,多声部,高技巧。
不过,还有另一种变化。1990年代,扭秧歌、打腰鼓曾风靡北京的街头和公园,也进了北海。可是,扭了一大阵之后,不知什么时候消声匿迹了。那些一身大红大绿扭秧歌的老太太们不见了。是“品位”提高,放弃了“土秧歌”?不,是人“谢幕”了。他们是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青壮年,到2000年代最少也七老八十了,即使人还没“走”,也扭不动了。如今公园里的主力已经是“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1950年代的少年,当年的红领巾。
北海还是北海,人却换了代,物比人长久。北海已经几百年了,还会存在几百年,也许几千年?对人的一生,那就是永远。从童年的第一眼开始,直到最终向她告别,北海总在那里。
人在风华正茂时,常会高估了人,低估了物。公园里的一座凉亭,一处山坡,一片水面,尽由你和朋友们享用。想多玩一会儿?随便。明天或哪天再来?当然可以。明年,后年?也没问题。可二十年呢,三十年,五十年呢?人消失了,北海依旧。芮先生、谢女士都不在了,只有留下的文字还那么鲜活。
最后再请看一段已故的蹇先艾先生的文字。他曾在小小的松坡图书馆工作。那是为了纪念蔡锷将军(字松坡)创办的,就设在北海公园北岸的快雪堂。几年前我还在快雪堂见到过一块木牌“松坡图书馆旧址”。蹇先生曾每日出入北海,整整十年,大约也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他目睹了十个北海的春夏秋冬:
“我看见春花怒放,春水绿波。我听见各种鸟类的歌喉的婉转,知了不断的长吟,秋虫在故宫殿的石砌中,草堆里唧唧的悲鸣,它们好像凭吊着琼楼玉宇的荒凉。我有时和几个朋友泛着小舟,从五龙亭出发,用船桨拍打着残荷,经过“琼岛春阴”,往金鳌玉栋桥下穿过,又缓缓的归来,只听见一船轻碎的笑声与咿哑的桨声。冬天来到,我很喜欢孤独地踏过冰海,跨上白塔去俯瞰负雪的古城。故宫的红墙黄瓦,迤逦的西山,都换上了银装。雪慢慢的溶化了,紫禁城的朱垣,松柏的青翠,琉璃屋顶的澄黄,和东一片西一片的皓雪交映着,更觉得炫目动心。我以前对于自然是比较淡漠的,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知道自然的伟大,才开始领略自然的伟大!”
□ 读者投稿
日期: 13-09-10 09:27
专题: 华夏快递
《永远的北海》与遐想
青岛苍龙岭 (2026-01-19 16:07:22) 评论 (0) 《永远的北海》与遐想
芮少麟
笔者撰写《《神州游记》的面世与反思》博文,浏览相关网页时,阅见过博友陈向阳2013年所写《永远的北海》美文(请见下附)。在这篇《中国新闻电脑网络》出版的《华夏文摘》里,他述及到故国旧地场景时,感触别具,也深情道出了北海周边的某种情景变迁。笔者从陈文对谢冰莹当年遊北海的文字转述里,主观判断当时他对冰莹女士的相关情景,或未必完整知晓。联想文革后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1930年12月光华书局《读书月刊》一卷六期刊载家父《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文学评论成名作的页面上,目睹过冰莹女士《理智的胜利(小说)》之名,历历在目,基于她与家父作品同期刊出,今再闻其名,并不陌生。近日,笔者检索冰莹女士文创业绩,从台灣文學館介绍中,获知:
谢冰莹(1906—2000年),原名谢鸣岗,字凤宝,湖南新化县铎山镇(今冷水江市)人,中国近代首位女兵作家。1921年发表作品,在谢婉莹、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最年轻。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校,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期间创作《从军日记》开启文学生涯,1931年首次赴日留学,因拒迎溥仪遭酷刑遣返,1935年更名再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创作《抗战日记》,记录前线见闻。1948年赴台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1971年移居美国旧金山。她的創作文類以散文及小說為主,兼及論述、報導文學、傳記、兒童文學及佛教文學,出版著作80余种。16歲發表小說《剎那的印象》及《小鴿子之死》于《大公報》副刊,並學寫古典詩、新詩、劇本,從此踏上寫作之路。抗战期间,她一面做救護和宣傳工作,一面寫作《從軍日記》,于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後經林語堂譯成英文。其《從軍日記》是她邁向文學之路的開始,而《女兵自傳》則是其創作巔峰,內容道出從軍、北伐、抗戰二十多年的生活實況,代表了抗战女性從軍與自我意識的歷史問題。創作取材廣泛,描述現實世間的種種風貌,林林總總的世相人生皆納於筆下,站在純粹客觀和真實的角度,是一個“典型的、忠於自己的、而又執著的人”,作品內容不仅反映時代生活情狀,充滿民族大愛和乡土氣息,也道尽中华兒女的痛苦與磨難,使我們看到那个時代的悲壯與吶喊,以及一份固執於生命理想的勇毅,一種不屈服於艱苦生途的樂觀精神。
冰莹女士的代表作《女兵自传》,已译成多国文字,其《小桥流水人家》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其故居湖南新化,即冷水江市铎山镇,2008年被作为重点涉侨文化遗产上报。2024年冷水江市成立谢冰莹研究会,推动学术研究 。
陈文十余年前,从海外清楚看到北海的是“不管外面有多少疾苦,公园只见证欢乐”,乃至某种物是人非、时代变迁的演变情境,笔者现从中国对现代文学研究态势,感觉到的,则是谢冰莹已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里,被视而不见了。毕竟中国读者看到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多为琼瑶小说,却对谢冰莹女士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尤其是对女性作者抗战文学创作的默然无视,所知甚少,这已不是性别之差了。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时,对抗战文学的关注度,尤其对女性著作关注尤其不够,如对冰莹女士的在典著作及作品声誉,出于某种偏见,至今网上权威资料在对现代文坛人物资料介绍中,对谢冰莹的评价里,依然画龙点睛地表述是:“因为历史原因,加在她诸多作品中,多有不随潮流的言论,因而她的许多作品难以在大陆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在很遗憾”之语,其意已经自明。
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抗战文学是否重视的层面,来观察思考,联想原紫禁城里的北海及曾叙写过相关遊记的过来人,其盛名都曾犹似历史上的黄鹤楼与歌咏者那般,北海曾属宫廷内湖,黄鹤楼系千年著名建筑物,皆在华夏大地久负盛名,且于文坛被经久颂揚,其歌遊者无数。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的扬起,当代北海周边,又被佩戴过红袖章的现时老者在继领舞唱着,然早年文坛诸如陈文所留让人忆念的北海作品留迹者,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以各种“不随潮流”的借口,删减“遗忘”。崔颢当年那《黄鹤楼》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留诗,也随着时代变迁后的景象感触,令人感慨,倒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它令人唏嘘,只是应允了那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古语。
附:陈向阳:《永远的北海》
发表于 2013年9月10日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猜一猜,下面描写的是哪个年代的北海?
“……只觉得一叠叠的山影,一重重的树影,一层层的云影,一条条的船影,一晃晃的人影,向眼帘交织着。我们的前前后后,一时尽为鸟语声、音乐声、流水声、唱歌声包围了。海里,挤着满满的人在弄船;岸上,挤着满满的人在品茗。面前一片红红绿绿的,分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俏!……身旁,桌旁,是来来去去的人;不,是晃来晃去的衣影、鬓影、钗影、裙影。眼边,耳边,是去去来来的人;不,是忽去忽来的情话喁喁声、新装擦擦声、革履橐橐声、高跟皮鞋嗒嗒声。……”
多热闹,简直喧嚣!但你可能已猜出这不是“新中国”的北海,虽然那热闹劲十分熟悉。答案是1935年。这段文字的作者叫芮麟,写过不少游记。芮先生早已作古,他的儿子(芮少麟)于2005年把他早年零散发表的文字编纂成书《神州游记》。上面那段便摘自此书,小标题为“春在北海”。
读到芮先生的文字,先有几分感慨。我辈曾经只知道旧社会政治黑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却不知那时也有过和新社会里一样热闹的北海,不知道旧社会的北平也曾经满不错,中等以上人家日子过的相当可以。
再看下面一段,摘自谢冰莹女士的散文《北平之恋》,写的也是北海:
“漪澜堂和五龙亭以及沿着北海边的茶座,一到晚饭后,游客便坐满了。他们有的陪着女友,有的带着全家大小,有的邀集二三知己,安静的坐着,慢慢地喝着龙井香片,吃着北平特有的点心豌豆糕,蜜枣,或者油炸花生;他们的态度是那么清闲,心境是那么宁静。年轻的男女们,更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微风轻摇着荷叶,发出索索的响声,小鱼在碧绿的水里跳跃着;有时,小舟驶进了莲花从里,人在画图中,多么绮丽的风景!有时风起了,绿波激荡着游艇,发出‘的冻’‘的冻’的响声,年轻的男女有的对着绿波微笑,有的轻吟低唱,有的吹奏口琴,或者哼着自己心爱的调子,他们真像天上的安琪儿那么无忧无虑,快乐非常。”
这段文字气氛一变,北海不再喧嚣,而是一片温馨和优雅。这又是哪个年代?《北平之恋》发表于1947年,但描写的却不一定是当年。谢女士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曾在北平女师大读书,之后离开了北平。所以,十之八九她的印象来自那时的北海。
总之,远在七八十年前,北海不仅同样美丽,也一样充满过欢声笑语。当然,公园那种地方只有光景不错的人才去,哪怕只是暂时不错。所以,不管外面有多少疾苦,公园只见证欢乐。真的,就连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北海公园里人也不少。那时门票才5分钱,而黑市上一斤粮食好几块,逛公园是很便宜的。还记得那时父母也带我去过北海,还在仿膳餐厅吃了顿饭:一人一碗蛋炒饭,那是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在我辈的记忆里,北海是和一首歌连在一起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半的北海是“红领巾的北海”。那时的小孩特别多,一家三四个,五六个,甚至七八个。父母也放心,三四年级的小学生过队日(少先队的活动),十几个孩子就敢跑到北海去玩,用不着大人带着。还记得我们满山爬上爬下,在山洞里钻来钻去,玩“抓特务”。那时还有北海少年宫,有个红领巾水电站(只有点模型机器)。儿童游乐场更不用说,一直都在那里。
文革一来,停课闹革命一年有余。北海更挤满了少年,不上课了,玩吧。不过,脖子上的红领巾不见了,因为少先队是“修正主义”,被取消了(后来1978年恢复)。还记得那时和院里的哥们儿一起去北海划船,你三毛我两毛凑那两块钱的押金。
但不久,上山下乡和“疏散”几乎扫光了到处闲逛的孩子,北海一度冷清了许多。直到1972年后的“回潮”,公园里的人气才恢复过来。不过,北海已不再是少年人的北海,他们已经成了青年。
上大学时,全班一起去过北海。好像是1978年,我们还在濠濮涧看了“星星画展”。
1980年代我到了澳大利亚。一别北京好些年,再回去探亲时,免不了把萦绕心头的旧地重游了一遍,当然包括北海。直到现在,每一次回北京,如果想去公园了,径直就奔北海,虽然还有好几个公园离家更近。
今天的北海是老年人的世界。退休了,不再是节假日来游览,而是每天到北海来“生活”。这一拨,那一群,到处是人。唱歌,跳舞,健身操,舞剑,耍扇,抛球,踢毽子,抖空竹,玩乐器,五花八门,一玩一上午。有人还带了午饭,一玩一天。公园就是半个家。
一年又一年,老人们“进步”了。早先只跳交谊舞,现在跳“探戈”、“恰恰”、“桑巴”、“踢踏舞”。一开始唱当年的“革命歌曲”,现在唱抒情的,还男女声,多声部,高技巧。
不过,还有另一种变化。1990年代,扭秧歌、打腰鼓曾风靡北京的街头和公园,也进了北海。可是,扭了一大阵之后,不知什么时候消声匿迹了。那些一身大红大绿扭秧歌的老太太们不见了。是“品位”提高,放弃了“土秧歌”?不,是人“谢幕”了。他们是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青壮年,到2000年代最少也七老八十了,即使人还没“走”,也扭不动了。如今公园里的主力已经是“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1950年代的少年,当年的红领巾。
北海还是北海,人却换了代,物比人长久。北海已经几百年了,还会存在几百年,也许几千年?对人的一生,那就是永远。从童年的第一眼开始,直到最终向她告别,北海总在那里。
人在风华正茂时,常会高估了人,低估了物。公园里的一座凉亭,一处山坡,一片水面,尽由你和朋友们享用。想多玩一会儿?随便。明天或哪天再来?当然可以。明年,后年?也没问题。可二十年呢,三十年,五十年呢?人消失了,北海依旧。芮先生、谢女士都不在了,只有留下的文字还那么鲜活。
最后再请看一段已故的蹇先艾先生的文字。他曾在小小的松坡图书馆工作。那是为了纪念蔡锷将军(字松坡)创办的,就设在北海公园北岸的快雪堂。几年前我还在快雪堂见到过一块木牌“松坡图书馆旧址”。蹇先生曾每日出入北海,整整十年,大约也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他目睹了十个北海的春夏秋冬:
“我看见春花怒放,春水绿波。我听见各种鸟类的歌喉的婉转,知了不断的长吟,秋虫在故宫殿的石砌中,草堆里唧唧的悲鸣,它们好像凭吊着琼楼玉宇的荒凉。我有时和几个朋友泛着小舟,从五龙亭出发,用船桨拍打着残荷,经过“琼岛春阴”,往金鳌玉栋桥下穿过,又缓缓的归来,只听见一船轻碎的笑声与咿哑的桨声。冬天来到,我很喜欢孤独地踏过冰海,跨上白塔去俯瞰负雪的古城。故宫的红墙黄瓦,迤逦的西山,都换上了银装。雪慢慢的溶化了,紫禁城的朱垣,松柏的青翠,琉璃屋顶的澄黄,和东一片西一片的皓雪交映着,更觉得炫目动心。我以前对于自然是比较淡漠的,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知道自然的伟大,才开始领略自然的伟大!”
□ 读者投稿
日期: 13-09-10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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