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游记》的面世与反思

青岛苍龙岭 (2026-01-16 04:39:22) 评论 (0)

         《神州游记》的面世与反思

                    芮少麟

     2005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独具的思维识见,将先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版、笔者八十年代合集编纂二十余年未能面世的长篇山水风情录《神州游记(1925-1937)》一书出版,助其携洒着白玉兰的飘逸芳香,故地重游,再跻神州。该书得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长江文艺出版社精心筛选的上世纪中华百篇经典游记一起,文苑并蒂,春花烂漫,与读者共览所记华夏时年风采,欣赏研究两相宜,并以其在山水文学园地的踽行独步,终结并展现了家父半世纪来被摒弃的命途。现撰文诠释若干读者对该书面世之艰的困惑,并补叙些许面世后的反思。

     家父芮麟(1909-1965)字子玉,号玉庐,江苏无锡人,今人鲜知。出身清贫,农耕之家。文革抄家的1966年10月,笔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八系二年级研究生红卫兵、我大妹同斑同学来青岛抄家带走“审查”家父诗文书稿,将剩余资料焚烧残留的余烬纸灰旁,拨弄到先人1925-1926年在《无锡农民旬报》发表《回忆》文章所载“贫病长苦饥”及“万种伤情无说处,此心只有瓦灯知”等断文残句,足以透显出他儿时与祖父的家居草根之状。

     1926年家父在无锡发表散文处女作《香海雪影》,跻入文坛,1929年他至南京,考入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该校后在无锡改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毕业。他向往爱国民主,师事追随国内著名教育家、同邑高阳(践四)、俞庆棠(凤歧),愧列门墙,毕业后视民众教育复兴祖国为已任,是时年社会教育活动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家父名彰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中国出版月刊》、《读书月刊》,在相关典籍中被称著名文艺理论家之一,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是有过点滴文坛成就的现代诗人、作家。他以写作文学评论、山水游记、格律诗、戏剧等,驰骋才情,耕耘于文苑,以散发着九一八后爱国情怀为宗旨的现代山水游记著称,艺术风格鲜明,独领风骚。

     在中国传统文化滋育植根下,为拯赴九一八后的近代国难,洗刷国耻,家父勤奋苦读,将参加高等考试,当作施展个人精忠报国志愿的人生风云际会,1935年应第三届高考,跳过龙门,旋即转事青岛特别市的教育行政管理。高等考试及格入士,改变了他原来固有的生活轨迹,但他依然是二十世纪里雁塔题名,却又心系文坛、发表文学作品的孑遗独行者。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苑,家父既是文学作品的积极创作者和评论者,又是1931年后文化抗敌呐喊与启蒙救亡者。抗战全面军兴后,在履行沦陷区敌后抗战的使命中,他是所到之处,挥洒文学艺术和民众教育的抗敌宣讲者,又是嗣后以身御敌的敌后行动者。七七事变前,他未参与过任何党派及关联组织的政治活动。1939年他作为一介书生和善良的爱国者,应召赶赴敌后,参与山东省政府的游击抗战,成就了个人的时代抱负。在历经八年的抗战洗礼后,他获得国民政府主席签颁抗战胜利勋章,到考试院荐推肯定其抗战诗集《莽苍苍行》文学创作成果的褒奖殊荣。家父生活在二十世纪,其命途自然也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质。而恰好是他那“不知荣利不忧贫”的书生抗战经历,和不愿置身党派政治的超脱个性,在特定历史条件导引下,天意弄人,又铸就了他后期的磨难人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版行于世的“吾生除却名山业,都作浮云过眼看”、“不向仕途争得失,千秋角逐是诗名”、“吾生名世无他物,百卷文章万首诗”等文坛留言,坦荡凝炼了对文学创作有过的痴心情结与追求。

      跨进二十一世纪后,笔者回顾1930年12月上海光华书局《读书月刊》一卷六期载家父长篇诗论文章《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的饮誉海内、1931年4月10日《读书月刊》二卷一期光华书局将父亲与郁达夫、赵景琛、谢六逸、钟敬文、付东华、洪琛等二十一人,在《文艺创作讲座》第一卷要目中被称谓国内著名文艺理论家的推介评价,以及1946年父亲的抗战诗集《莽苍苍行》评获国民政府考试院颁优等奖审查意见公诸于世的热烈反响等陈迹,乃至新世纪初,他高品位《神州游记》的重吻大地,既可对其民主爱国思想追根溯源,又或能从某种程度映衬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记载的留迹,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文坛过客,有经传在典,有史可稽。

      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发展和时局变迁,1947年家父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要求党员重新登记,他拒绝登记,退出党派政治活动;1949年6月2日青岛市易政,9月20日,父亲在家中清理出卖闲置藏书,因抗战期间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及出售藏书问题,被以“政治嫌疑”论罪获刑蒙冤。在嗣后情势下,他黯然淡出文苑,杏坛执鞭,声名不彰达半个多世纪。1956年他于青岛从事中学教育时,病休中潜心抱负于研究学术诗文,曾应上海某出版社之邀,将五十年代所著长篇《陆游评传》书稿,经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校委会领导荐推,送审合格,签约待版。惜翌年反右风起,上海市该出版社编辑部全体责编皆遭落难,家父所签出版合同,亦约废未果,而他在抗战后人生相对平静时期内大量诗文作品的期望发表,及关于个人旧作合集再版的点滴心愿,亦只能随情势变化,成为生前易碎的美好幻梦,飘渺殇落。

    将灵感倾注心血,落笔为文,寄予发表,祈得认同,是每个学有所成的文化人,孜孜以求的共同进取心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所谓全面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时,因父亲的特有身份,和不为人们全面知悉的经历人生,尽管时至文革之后,其早年的诗文作品,仍难避政治滤光,依然临禁忌,遭摒弃,蒙命运多舛冷遇,被扫入忘川。

      中国的长期国情和笔者从文革亲历中,深思并醒悟到人子需力求替已离世家父解脱政治与历史错案的羁绊,已属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脑际中,家母整理父亲遗留诗文书稿、饮泣书房悲戚情景的不断浮现,亲承先父母谆谆言之的“要做一个有人格尊严的文化人”、“要留清白在人间”、“家祭勿忘告乃翁”,以及家母遗诗里“莫教伏龙山上月,笑汝负娘万缕情”等诸多日常庭训,带着他们蠖屈未伸的希冀与渴望,笔者从沉冤激发出的倔强中,坚信青岛解放前夕,中共高级干部对父亲导示的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政策,尽管“城头变换大王旗”后,有关部门对他强加过政治嫌疑罪名,但在确认和定性上,显悖中共中央时年公布的入城政策,确有错误。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为恳请地方当局认真兑现中共中央关于复查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及1980年1月5日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所签发的[1983]79号文件和中办发[1984]32号文件等系列政策,消除政治牵连和影响,笔者依据国家法律及中共政策规定,开始了持续不懈的错案申诉及信访努力,直至最高人民法院。

      世事成功,来之不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1985年10月18日颁布实施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笔者不服原判,代父上诉请示报告的答复中,已将该案当作典型案例的程序实施范例,收集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库》首页及《两高司法解释库》内,联网供查。人们每当点击笔者名讳时,此说可由人民网、新华网相关资料在档解读佐证。该项司法批复背后的在档事实,则是相关案件在实体上,已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5)刑二再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再审确认先父“解放前夕能将掌管的人事档案予以保护,解放后完整无损的移交政府,确有立功表现,故原以政治嫌疑论罪科刑不当,应予改判。判决称,1、撤销青岛市人民法院(50)刑字第1270号刑事判决;2、对芮麟宣告无罪”。至此,先父长逝已恰二十周年。他雪夜渡断桥时蒙受的政治嫌疑冤案,经高层级人民法院启动程序首肯,实体昭雪,平反终结。

      父亲上世纪前半叶有过二十余本已刊著作和巨量未刊文稿,五十年代是高中语文教师,晚年应邀为各级政协撰写过抗战时期的文史资料,参与祖统联谊。他有幸在二十世纪这一特殊年代,以绵薄之力报效祖国,其人品及作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已足堪无愧祖国和中华民族。但在“咫尺天涯,别是乾坤”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家父抉择民主进步的丹心,仍被长期蒙贴上所谓的营垒性标签,这意味着台面上的冤案昭雪,与真正消除思想政治歧视的文学出版审查,毫不等同。他几十年来,成为夹挤在海峡两岸政治板块隙缝中的冰海浮沉者,文学作品的出版持续被殃及,遭到不公正的另眼相待,他只有以曾经沧海的心态,濯足洞庭,梦断琴岗。由于当时社会上歧见犹存的根深蒂固,使家父生前对山水游记集腋成裘、合集出版的夙愿,仍受苛求而左右。即使笔者文革后为防不再沦于再被散佚,而再行努力搜集编纂他的几批次山水风情录书稿,而面对这种思维定势,依然备受侧目,别生枝节,这寻梦之旅被再三搁置延宕,象缘木求鱼般,即使从冤案平反后,又继续渐行跨越了令人期盼的二十年。

       这种两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政治变幻中,对文学作品出版寻寻觅觅的追梦跋涉,尚难成就的个中苦涩,以及强烈期待,无可释怀,痛心至极,非亲历者,实难体晓。基于家父在中国现代文官考试中曾位居榜首、抗战获勋和现代文学某些领域的写作成就,包括他厌弃官场、追求民主进步、冤案平反等人生亮点,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凝情于笔间,勤将山水化诗媒,在中国现代文坛以表现人生的代表作《神州游记》、《莽苍苍行》豹死留皮,这些或有可能成为深入研究、探索、撰写有关文学作品的点滴素材。

      他1936年-1937年期刊合集的《青岛游记》,由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0年已在台湾再版,并在互联网上对该书作出“将有山有海的青岛,温良的人性和醇厚的友情表现于字里行间”之评价,这表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未被文革横扫湮灭的文化兴盛,促使了传统文化信仰回归与价值认同。在此25年后的2005年,家父早年为看山、听水、观瀑、赏月、探幽、寻诗不辞远,好入名山月夜游,所积淀下的六个游记单行本,是时空变幻和岁月带不走的一笔社会财富,终于由上海古籍社慧眼识珠,汇集出版,成为他对中国山水文学拓创性耕耘的终极标志和最后的倾诉。

      家父的一些旧作,虽经一个多甲子后,能从个人命运的复杂回漩中,破土拂尘,旧梦重圆,新版后再吻大地,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逝川重现,并非时代的权宜安抚与冲动,而属某种思维大江东去的溢洪开启,及向朝气蓬勃中兴气象的迈进,是中国时代进步的必然。这一苔迹印痕,历经漫长的社会净化淘洗和风雨剥蚀,铅华洗尽,从传承与弘扬祖国的全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上讲,已被认可为物有所值。当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对九一八至新中国建国前现代文学史料的筛选重视与史海钩沉,亦难能可贵。

       笔者一生,德业未竞,年华虚度,为完成先人遗愿,洗清家父时代冤案,完成编纂《神州游记(1925-1937)》且成书,我在向权力、功利趋之若鹜成为当代的时尚思潮中,并非一事业成功者,且始终认为:清醒做人,处世定位,以螺丝钉姿态,为史留迹,当思父母,理得心安,是一种适志体会,而胡适先生上世纪,从中华民族发扬光大角度,鼓励人人写自传“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新路”倡导的指向,则永不为过,值得继往开来,尽管当今这一理念,确被人忘却,已被不以为然。

      举一反三的沉思下,笔者近日看到网传一则对林豆豆晚年在北京独自凄凉生活的报道,颇有感触,认为:这当年也曾“粪土万户侯”的公主,若能当下在“自责悔恨”中,不像网传般整日消沉地呆坐,痴望窗外,她完全可以凭己有之力,提笔留文,哪怕未能见诸于世,对当年所受“蒙蔽”后的根源与重新认识的转变升华,透露点滴现实感受,亦比被这样的报道,对社会会来得更有价值,对世人也会有所交代。

      可见自古以来,任一自称优越进步的社会,还从未有过统治者真正能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即使在替利益集团牟利同时,抑或还能替广大民众,哪怕讲一些公道的心里话,作点实事,最终或能将他们执领时政形成的时代魔戒,予以开锁,拨乱纠错,人民大众也不会忘记其为时代进步所做出的业绩德政,哪怕他曾是利益集团的成员,而非犬牙相伤的时代祭奠品。

       联想作为一介小民,笔者编纂《神州游记(1925-1937)》成书前后的奋力前行,及嗣后完成先父母著作的编纂出版,乃至近年学写纪实文学的留迹点滴,我认为,孔雀开屏,尚属它有展示风采的动物潜能,若当今大众,连个人抑或周边大众的所经所历,亦难完整以现代科技手段坦示,甚至还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躺平”,岂不让时代幸福或历经过的苦难,让其随风飘逸消散,后人难知真情,及纵横比对,岂不会被贻笑?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将目睹到的世事变迁与民主进步,按自身价值观、世界观,自主及未被他人随意修改地把切身经历反思,载录成文,不为成名求利,而留史比对检验,这种与世界进展相辅相成,也能放飞头脑,更会较完整勾勒出社会不同阶层人们所处的生态实貌,而绝不会像秦皇时代般,只留下一味狂喊“就是好”、”就是好”的作品孤例吧。这犹如人们观赏庐山面貌时的不同诗文表述中,惟有苏轼《题西林壁》那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画龙点睛,才更具哲理,或有点滴启示。

       由此,联想到家父早年文坛留有“屐探岩壑幽深处,句觅林泉啸傲间”等句,笔者确无他那“句觅”之能,倒还可用一己之力,将望九之年所涉之域的诸多“屐探”之见,在博文或纪实报告文学里,运用父母之情洒人间、人生贵适志、不容青史尽成灰等刻骨铭心的泪别教诲,以档案实证,揭示历经方面的所见真相,倒尚有可能,是笔者人生未枉之行的心志。从《神州游记》面世,拉杂至今谈到的方方面面,闲聊胜于无,亦符本博题旨。望博友万勿见笑亦长寿,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