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马在任期间同样遣返了大量非法移民，甚至因为遣返规模过大，被拉美裔民权团体称为“驱逐总司令”。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年的遣返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如此广泛、持续的社会反弹？
如果只看遣返数量，很难解释这种差异。真正的区别，更多来自政府采取的执法逻辑本身。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2009–2012）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遣返力度。根据数据，约有约1.6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被遣返。这是按照官方统计的“移除/遣返”来算的，平均每天遣返数高于以往很多总统时期。整个奥巴马两届任期（2009–2016），包括遣返和“返回”（很多是在边境被抓到后直接送回国的情况），总数大约超过300万，如果把所有边境返回也算上则可能接近500万。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未普遍感受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这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欧巴马时期，执法是有明确“优先级”，制度化的。政策明确要求 ICE 优先抓捕重罪犯、黑帮成员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对于没有犯罪记录、在美国有家庭、交税且表现良好的普通非法移民，执法官被授予“自由裁量权”，所以，对遵纪守法的公民来说，就不会感受到威胁。
而现行的逻辑不再强调犯罪记录作为前提，更让人有“全员皆是目标”的不确定性。政府取消了犯罪分子的优先级限制，只要你是无证状态，无论是暴力罪犯还是在美生活 20 年的厨师，在 ICE 眼中是一样的。如此，对民众来说，规则变得不可预测，任何人只要走在街上都有可能成为被捕的对象。
在执法方式上，两者差异也十分明显。
奥巴马时期： 执法更倾向于行政效率，尽量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通常针对特定个人进行低调逮捕。
现政/2025-2026 执法： 现任政府将“大规模遣返”作为核心政治承诺，执法往往带有某种“表演”与“震慑”的目的。使用军事化装备、便衣在高速拦截、甚至在全美范围进行高调的“扫荡”行动。其目的是展示强硬，而不是在解释规则。当规则模糊时，不仅是针对非法移民，也让合法移民甚至美国公民感到了法律体系的“不可控”。
以往政府： 即便遣返，通常也走相对完整的法律流程。让人感受到“是法律制度在运转，而不是情绪在运转。
现政： 频繁使用“快速遣返”，甚至试图动用《敌对外国人法案》等极端法律手段来绕过法官。
奥巴马时代的遣返更像是一台“精准的手术”，而现在的执法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风暴”。当法律的边界从“针对坏人”模糊到“针对所有人”时，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奥巴马时代的争议集中在“政策是否太狠”，其针对的是个人，而现在的恐惧集中在“规则是否还存在”，针对的是整个群体，让民众感到法律在给政治表演让路。
当规则的存在被怀疑，不可预测性急剧增高，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就会急剧下降。这种做法虽然在数字上可能达成某种“成功”，但它留下的社会创伤，通过牺牲“制度的确定性”换取的“全民不安的成功数字”，向整个社会征收一种“恐惧税”，而这种隐形的“恐惧税”会逐步转变为社会运行的“隐形成本”，从而推高每一个人所需生活的经济成本。 同时，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恐惧和对法律体系的不再信任，可能是几代人都难以弥合的。而文明社会运行的资本（信任、互助、合作）是维持社会低成本运行的润滑剂。当“润滑剂”减弱，摩擦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也会连带地增加，进而推高每一个人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
当规则不再可预期，谁在支付“恐惧税”？
calm01 (2026-01-28 11:53:45) 评论 (16)
欧巴马在任期间同样遣返了大量非法移民，甚至因为遣返规模过大，被拉美裔民权团体称为“驱逐总司令”。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年的遣返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如此广泛、持续的社会反弹？
如果只看遣返数量，很难解释这种差异。真正的区别，更多来自政府采取的执法逻辑本身。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2009–2012）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遣返力度。根据数据，约有约1.6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被遣返。这是按照官方统计的“移除/遣返”来算的，平均每天遣返数高于以往很多总统时期。整个奥巴马两届任期（2009–2016），包括遣返和“返回”（很多是在边境被抓到后直接送回国的情况），总数大约超过300万，如果把所有边境返回也算上则可能接近500万。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未普遍感受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这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欧巴马时期，执法是有明确“优先级”，制度化的。政策明确要求 ICE 优先抓捕重罪犯、黑帮成员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对于没有犯罪记录、在美国有家庭、交税且表现良好的普通非法移民，执法官被授予“自由裁量权”，所以，对遵纪守法的公民来说，就不会感受到威胁。
而现行的逻辑不再强调犯罪记录作为前提，更让人有“全员皆是目标”的不确定性。政府取消了犯罪分子的优先级限制，只要你是无证状态，无论是暴力罪犯还是在美生活 20 年的厨师，在 ICE 眼中是一样的。如此，对民众来说，规则变得不可预测，任何人只要走在街上都有可能成为被捕的对象。
在执法方式上，两者差异也十分明显。
奥巴马时期： 执法更倾向于行政效率，尽量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通常针对特定个人进行低调逮捕。
现政/2025-2026 执法： 现任政府将“大规模遣返”作为核心政治承诺，执法往往带有某种“表演”与“震慑”的目的。使用军事化装备、便衣在高速拦截、甚至在全美范围进行高调的“扫荡”行动。其目的是展示强硬，而不是在解释规则。当规则模糊时，不仅是针对非法移民，也让合法移民甚至美国公民感到了法律体系的“不可控”。
以往政府： 即便遣返，通常也走相对完整的法律流程。让人感受到“是法律制度在运转，而不是情绪在运转。
现政： 频繁使用“快速遣返”，甚至试图动用《敌对外国人法案》等极端法律手段来绕过法官。
奥巴马时代的遣返更像是一台“精准的手术”，而现在的执法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风暴”。当法律的边界从“针对坏人”模糊到“针对所有人”时，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奥巴马时代的争议集中在“政策是否太狠”，其针对的是个人，而现在的恐惧集中在“规则是否还存在”，针对的是整个群体，让民众感到法律在给政治表演让路。
当规则的存在被怀疑，不可预测性急剧增高，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就会急剧下降。这种做法虽然在数字上可能达成某种“成功”，但它留下的社会创伤，通过牺牲“制度的确定性”换取的“全民不安的成功数字”，向整个社会征收一种“恐惧税”，而这种隐形的“恐惧税”会逐步转变为社会运行的“隐形成本”，从而推高每一个人所需生活的经济成本。 同时，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恐惧和对法律体系的不再信任，可能是几代人都难以弥合的。而文明社会运行的资本（信任、互助、合作）是维持社会低成本运行的润滑剂。当“润滑剂”减弱，摩擦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也会连带地增加，进而推高每一个人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
如果只看遣返数量，很难解释这种差异。真正的区别，更多来自政府采取的执法逻辑本身。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2009–2012）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遣返力度。根据数据，约有约1.6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被遣返。这是按照官方统计的“移除/遣返”来算的，平均每天遣返数高于以往很多总统时期。整个奥巴马两届任期（2009–2016），包括遣返和“返回”（很多是在边境被抓到后直接送回国的情况），总数大约超过300万，如果把所有边境返回也算上则可能接近500万。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未普遍感受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这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欧巴马时期，执法是有明确“优先级”，制度化的。政策明确要求 ICE 优先抓捕重罪犯、黑帮成员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对于没有犯罪记录、在美国有家庭、交税且表现良好的普通非法移民，执法官被授予“自由裁量权”，所以，对遵纪守法的公民来说，就不会感受到威胁。
而现行的逻辑不再强调犯罪记录作为前提，更让人有“全员皆是目标”的不确定性。政府取消了犯罪分子的优先级限制，只要你是无证状态，无论是暴力罪犯还是在美生活 20 年的厨师，在 ICE 眼中是一样的。如此，对民众来说，规则变得不可预测，任何人只要走在街上都有可能成为被捕的对象。
在执法方式上，两者差异也十分明显。
奥巴马时期： 执法更倾向于行政效率，尽量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通常针对特定个人进行低调逮捕。
现政/2025-2026 执法： 现任政府将“大规模遣返”作为核心政治承诺，执法往往带有某种“表演”与“震慑”的目的。使用军事化装备、便衣在高速拦截、甚至在全美范围进行高调的“扫荡”行动。其目的是展示强硬，而不是在解释规则。当规则模糊时，不仅是针对非法移民，也让合法移民甚至美国公民感到了法律体系的“不可控”。
以往政府： 即便遣返，通常也走相对完整的法律流程。让人感受到“是法律制度在运转，而不是情绪在运转。
现政： 频繁使用“快速遣返”，甚至试图动用《敌对外国人法案》等极端法律手段来绕过法官。
奥巴马时代的遣返更像是一台“精准的手术”，而现在的执法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风暴”。当法律的边界从“针对坏人”模糊到“针对所有人”时，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奥巴马时代的争议集中在“政策是否太狠”，其针对的是个人，而现在的恐惧集中在“规则是否还存在”，针对的是整个群体，让民众感到法律在给政治表演让路。
当规则的存在被怀疑，不可预测性急剧增高，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就会急剧下降。这种做法虽然在数字上可能达成某种“成功”，但它留下的社会创伤，通过牺牲“制度的确定性”换取的“全民不安的成功数字”，向整个社会征收一种“恐惧税”，而这种隐形的“恐惧税”会逐步转变为社会运行的“隐形成本”，从而推高每一个人所需生活的经济成本。 同时，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恐惧和对法律体系的不再信任，可能是几代人都难以弥合的。而文明社会运行的资本（信任、互助、合作）是维持社会低成本运行的润滑剂。当“润滑剂”减弱，摩擦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也会连带地增加，进而推高每一个人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