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新闻人，在别人面前，他总是显出一幅很骄傲的样子。
他写了数十年的新闻，获得过数不过来的新闻奖项，让很多同行羡慕；他的职称在同行中最高，因而拿的工资也最高；他在单位上也有很高的职务，可以在年轻人面前指手画脚。
是啊，他有满满的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足以让他睨视他人。
其实，他一辈子写的不过是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东西，在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价值。
他不是看不到人间的苦难，不是听不到痛苦的呼声，但他对这些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为这些事实，在他眼睛里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他总能揣摩到领导们的心意，知道什么东西才有新闻价值，什么东西才有可能获奖。
他写了一辈子新闻，只不过是撒谎而已。
他把自己发表过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获奖的东西都精心保存，也许还想流芳百世，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垃圾。
这样的人其实不是少数。我有一个媒体同行群，这几天，我把看到的种种让人痛心的消息发到群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消息就像投入死水的石块一样，悄无声息。别看他们插科打诨十分活跃，可是对这些人间的疼痛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有太多人一辈子也不想说一句真话，只要能让自己舒适地活着，他们就是说一辈子假话也在所不惜。
除了这些新闻人以外，还有不少以作家、诗人自居的人。他们以写时尚的东西为荣。
当某个地方举行什么活动，这些作家诗人就蜂拥而聚，纷纷晾晒华丽的语言，写出一些让领导开心的作品。不过，我想，很少有领导在意那些作品。在他们眼里，那些作品不过是烘托气氛的装饰品而已，当活动过后，它们就像散落在地上的彩带或拉花一样，被扫到某个角落里丢掉。
说真话的人很少受到领导们的欢迎，但对任何一个时代来说，说假话的人无足轻重，说真话的人却不能缺少。
提到说真话的人，我总是会想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在那个乌托邦帝国，说真话的人被视为病毒。索尔仁尼琴就因为在通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在劳改营里被关了8年。在这里，他看到太多无辜的人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但索尔仁尼琴幸运地活下来，而且没有被暴力所屈服。
苏联时期的劳改营
他认为上帝让自己活下来，是赋予了一个使命，让他为蒙冤而死的人开口发声。当他走出劳改营后，尽管知道用手中的笔歌功颂德可以捞到种种好处，但他却坚持写出自己看到的真相。
当索尔仁尼琴第一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以后，当期的杂志被哄抢一空。有的读者连《新世界》杂志的名称都说不出，只能拿着钱对报刊亭售货员说：“就要那本，写着真话的那一本。”
随后，索尔仁尼琴更是冒着再一次坐牢的危险，写出全面揭露劳改营罪恶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等作品。他担心这些作品被查抄，写出来后就制成胶装藏起来。他期待有一天要说出更多真相，让自己的喉咙发出最重要的一声怒吼。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索尔仁尼琴牢牢记住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终其一生，他把说真话当成自己的使命，他要用真话挑战那个谎言的帝国。
而今，那个乌托邦帝国早已土崩瓦解，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却依然在世界文坛上焕发光彩。而与他同一个时代，那些靠说谎过着滋润生活的作家呢？他们的作品又在哪里呢？
据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协，取消一切财政拨款。8000多名体制内作家发起抗议活动，声称可以为新政府服务。叶利钦则对此回应说：“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吹捧。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谎言能使人生活在虚假中，使人的灵魂越来越麻木，使社会迷失方向；真话则能唤醒沉睡的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脚步。若想改变人类糟糕的境遇，只能依靠真话的力量。
我相信历史是诚实的。那些一辈子不敢说真话的人，即使拥有再多的奖项，再高的职称，再优越的地位，在历史的考量面前也不值一提。
昨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前两天他遇到某家报社退休的总编辑。提到疫情时，这位总编辑说，千万不能放开，你看国外死了那么多人。这位总编辑我也认识，他一辈子骗别人，一辈子被别人骗，他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诚实的嘴唇永远坚立， 说谎的舌头只存片时。那些一辈子活在谎言里的人，本身就如黄粱一梦，除了虚幻，又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呢？
作者：诗意恩典1
一辈子说假话的人有多可悲！
sandstone2 (2026-01-31 08:28:08) 评论 (5)我认识一个新闻人，在别人面前，他总是显出一幅很骄傲的样子。
他写了数十年的新闻，获得过数不过来的新闻奖项，让很多同行羡慕；他的职称在同行中最高，因而拿的工资也最高；他在单位上也有很高的职务，可以在年轻人面前指手画脚。
是啊，他有满满的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足以让他睨视他人。
其实，他一辈子写的不过是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东西，在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价值。
他不是看不到人间的苦难，不是听不到痛苦的呼声，但他对这些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为这些事实，在他眼睛里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他总能揣摩到领导们的心意，知道什么东西才有新闻价值，什么东西才有可能获奖。
他写了一辈子新闻，只不过是撒谎而已。
他把自己发表过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获奖的东西都精心保存，也许还想流芳百世，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垃圾。
这样的人其实不是少数。我有一个媒体同行群，这几天，我把看到的种种让人痛心的消息发到群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消息就像投入死水的石块一样，悄无声息。别看他们插科打诨十分活跃，可是对这些人间的疼痛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有太多人一辈子也不想说一句真话，只要能让自己舒适地活着，他们就是说一辈子假话也在所不惜。
除了这些新闻人以外，还有不少以作家、诗人自居的人。他们以写时尚的东西为荣。
当某个地方举行什么活动，这些作家诗人就蜂拥而聚，纷纷晾晒华丽的语言，写出一些让领导开心的作品。不过，我想，很少有领导在意那些作品。在他们眼里，那些作品不过是烘托气氛的装饰品而已，当活动过后，它们就像散落在地上的彩带或拉花一样，被扫到某个角落里丢掉。
说真话的人很少受到领导们的欢迎，但对任何一个时代来说，说假话的人无足轻重，说真话的人却不能缺少。
提到说真话的人，我总是会想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在那个乌托邦帝国，说真话的人被视为病毒。索尔仁尼琴就因为在通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在劳改营里被关了8年。在这里，他看到太多无辜的人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但索尔仁尼琴幸运地活下来，而且没有被暴力所屈服。
苏联时期的劳改营
他认为上帝让自己活下来，是赋予了一个使命，让他为蒙冤而死的人开口发声。当他走出劳改营后，尽管知道用手中的笔歌功颂德可以捞到种种好处，但他却坚持写出自己看到的真相。
当索尔仁尼琴第一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以后，当期的杂志被哄抢一空。有的读者连《新世界》杂志的名称都说不出，只能拿着钱对报刊亭售货员说：“就要那本，写着真话的那一本。”
随后，索尔仁尼琴更是冒着再一次坐牢的危险，写出全面揭露劳改营罪恶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等作品。他担心这些作品被查抄，写出来后就制成胶装藏起来。他期待有一天要说出更多真相，让自己的喉咙发出最重要的一声怒吼。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索尔仁尼琴牢牢记住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终其一生，他把说真话当成自己的使命，他要用真话挑战那个谎言的帝国。
而今，那个乌托邦帝国早已土崩瓦解，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却依然在世界文坛上焕发光彩。而与他同一个时代，那些靠说谎过着滋润生活的作家呢？他们的作品又在哪里呢？
据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协，取消一切财政拨款。8000多名体制内作家发起抗议活动，声称可以为新政府服务。叶利钦则对此回应说：“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吹捧。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谎言能使人生活在虚假中，使人的灵魂越来越麻木，使社会迷失方向；真话则能唤醒沉睡的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脚步。若想改变人类糟糕的境遇，只能依靠真话的力量。
我相信历史是诚实的。那些一辈子不敢说真话的人，即使拥有再多的奖项，再高的职称，再优越的地位，在历史的考量面前也不值一提。
昨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前两天他遇到某家报社退休的总编辑。提到疫情时，这位总编辑说，千万不能放开，你看国外死了那么多人。这位总编辑我也认识，他一辈子骗别人，一辈子被别人骗，他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诚实的嘴唇永远坚立， 说谎的舌头只存片时。那些一辈子活在谎言里的人，本身就如黄粱一梦，除了虚幻，又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呢？
作者：诗意恩典1